识解理论视域下唐诗宋词的转喻分析

魏一鸣

（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古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其中最为突出和流传最广的当属唐诗和宋词。许多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古诗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关于古诗中的隐喻研究尤为突出，一方面是因为诗人常常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隐晦地表达自身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者对隐喻情有独钟。然而，转喻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方式之一，在诗人构建古诗的过程中也极为重要，但是相关研究却并不如隐喻火热。研究识解理论视角下的转喻，可以借助识解理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人是如何构建诗中的转喻并进行创作，因为识解即人们在观察理解某一情景时所使用的不同方式或角度，这与转喻的构建方式存在联系。由此不仅可以通过多角度来研究古诗的创作，还可以探寻诗词创作的多角度所带来的不同效果，也可以促进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的实践和本土化应用。

（一）识解理论

人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表达了自身对世界的认识，无论主观还是客观，都掺杂了自身的理解和观点。每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都不尽相同，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影响决定的，社会环境、知识、经验等都会导致不同的认知，这其实就是识解。同样，任何一个物体都有它存在的空间位置，人们或仰视或俯视亦或平视[1]，这也会影响人们的识解方式。识解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解释人类主观性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方案[2]。

识解本是心理学的概念，由Langacker引入认知语言学中，最初被称为“意象”（image），后来为了进行区分，遂将其改为“识解”（Construal）。Langacker认为“识解”主要包括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和突显五个方面的内容[3]。简单概括，详略度即对事物描写的详细程度，辖域是指被激活概念内容的配置，背景是人们在认识不同事物时所拥有的知识背景，视角指观察事物时不同的角度，突显是概念中所突出的部分，本文所使用的识解理论即Langacker的理论。

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纬度对识解理论进行了划分，主要有Talmy将识解理论分为构型系统、视角系统、注意力系统和力动态系统四个方面[3]。Lee认为识解理论主要包括视角、前景化、隐喻和背景四个基本要素[3]。在这里，Lee直接将隐喻当做了识解理论的内容之一，而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方式类似，由此可见识解理论和转喻也同样具有巨大的联系，因此研究识解理论视角下的转喻有助于更好的结合两种理论进行语言学的研究。

（二）转喻

不同于隐喻，在传统研究中，转喻通常被看作是一种修辞手段，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便是如此。但是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转喻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即用另一种相关的事物来替换某一种事物，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种认知工具。转喻在意义扩展或缩小、语法关系确立、语用推理、语篇连贯等认知过程中起到思维“桥梁”作用[4]。可以发现，转喻在语言研究中非常重要。Langacker提出了认知参照点模式，他把转喻现象视为一种认知参照点现象，以中心和高度突显的概念来转喻相对不那么突显的项目。某一概念实体（或参照点，即喻体）为理解另一概念实体搭起了一座心里桥梁[5]。这种说法就涉及了识解理论中的突显和视角。转喻使人们聚焦所指称事物的某个侧面，此处的“侧面”其实就体现出一种识解的观点[6]。如：那个长头发的贝斯手长得还挺帅的。这句话中由于观察者视角集中于贝斯手的头发和脸，因此他用这两个特征来转指了这位贝斯手。这些情况为在识解理论视角下研究唐诗宋词的转喻提供了灵感和可能。

（一）详略度（Specificity）

详略度即在描写的过程中对事物或者情景描写的详细程度。情景描写的详略度（具体程度）是指说话人用不同的细节对同一情景进行描写[7]。有时候，在诗词创作的过程中，诗人会着重描写某一心理状态或者某一情景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通过对这一部分的详细描写达到突出某种情感的效果。在转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部分代指整体，举例说明：

1）好个今年生日，满堂儿孙团栾。歌声不似笑声暄，满捧金杯争劝。富贵功名任运，佳辰乐事随缘。白头相守愿年年，只恁尊前长健。（《西江月·为细君寿》管鉴）

在例子1）中，作者管鉴为了庆祝友人大寿所以整首词都在描述对友人的美好祝愿，并通过选择不同详略度并且是关于美好祝愿的词语来表达自己对友人的祝福之情。词的上阙，“儿孙团栾”“金杯争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转喻，其中“儿孙”代指所有参与宴会的友人后代，即部分代整体。而“金杯”则用来指宴会上饮用的美酒，为容器代内容物。作者用这样的表达来详细描写宴会中具体的乐事，而粗略的一笔带过甚至不描写其他较为次要的内容，如宴会中的美食等，由此可以更生动的呈现给读者“儿孙满堂”和“酒”两个概念之于古人定义幸福和体现喜悦的重要性。词的下阙，“富贵功名”和“佳辰乐事”都是作者对友人人生的愿景祝福，详略度低，给了读者很大的识解空间，读者既可以认为诗人是希望友人有个富足的未来生活，也可以认为是希望友人可以开心顺遂就好，这种低详略度的描写会让读者联想到许多可能出现的美好未来。“白头相守”则是具体对友人感情的祝愿，详略度很高，读者几乎没有多余的识解空间，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这就只代表着白头偕老，祝愿有情人长久。其中白头代指夫妻二人，即部分代整体的转喻。这种较小的识解空间可以很明显地突出作者对友人的美好祝愿。整首词中的转喻既有详略度较高的词语，也有详略度较低的词语，通过这些转喻读者可以很清晰的理解管鉴所表达对于友人某方面的美好祝福，进而更好地共情。

（二）辖域（Scope）

通过语言来表达一个事物时，都会涉及与之相关的认知域，基本的认知域如下：时间、空间、颜色等，理解对象不同时被激活的认知域不尽相同[8]。比如“打篮球”涉及空间域、运动域，有可能还涉及游戏域，辖域就是被激活的认知域中有关概念内容的配置。这也就意味着辖域有界限，辖域的大小不同，在概念理解时的应用也就不尽相同。最大辖域是概念的整个范围，而直接辖域则是与指定目标直接关联部分的范围。比如在身体各部分的表述中，最大辖域是人体的躯干，而各部分所激活的直接辖域是不一样的。如finger的直接辖域是hand，hand的直接辖域是arm。辖域本质上反应的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注意力进行投射的方式以及范围。同样也体现了大脑在处理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心智活动的组织与结构化的过程与方式。在古诗词中，诗人多在描写壮阔风景和抒发浓烈情怀时会涉及相关概念，如：

2）深掩柴荆谢世纷，南山时看起孤云。残年所幸身犹健，闲事惟求耳不闻。（《独坐闲咏》陆游）

例子2）中的“耳不闻”是以“耳”指代陆游，即部分指代整体，对陆游的认知和他发出如此感慨的认知为读者理解整首诗的含义提供了背景，这突出了作者想要抒发的情感。为什么陆游会想要“耳不闻”呢？这是因为世上纷争太多，已经让陆游身心俱疲，这里历史域作为直接辖域激发了读者与之相关的认知。因为“耳”指代的是陆游，加之前一句的“残年”，在激活历史域的同时还使得作为“陆游”这个最大辖域中直接辖域的“耳”的概念被激活，让读者在想到陆游一生赤胆忠心，心中怀着满腔的爱国情怀却在年老之时依然因为不被重用只能通过诗词来明志的悲凉，但即便如此，陆游依然“身犹健”，表明他还是有能力为国报效。这种巨大的落差可以让读者在读完诗的那一刻就能感同身受，有助于理解诗词中所蕴含的情感。在这里，通过转喻来用“耳”指代陆游的身体，这个直接辖域对于激活读者的特定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背景（Background）

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描述背景知识的段落，通过这些文字可以为读者提供阅读过程中关于阅读内容的背景知识。在语言中，帮助人们进行在线理解的背景知识可以被称为背景。而除了语言，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同这个现实世界进行互动，在这些互动的基础上会逐渐积累知识，形成自身对世界的认识。由于每个人的社会经历和知识体系都不尽相同，这些互动所带来的背景知识也会根据个体差异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会导致识解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因而也会导致不同的识解结果，究其原因都是源于背景的影响。那么既然有背景，就会涉及前景，在背景中突出描写的部分即为前景。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非常多见，如论文写作时纸张作为背景，那么不断书写的文字即为前景。

3）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杜甫）

这首诗是诗人在江南遇到了李龟年，回想起开元年间和李龟年的相遇，有感而发所作的诗。两人相遇时正是公元770年，即唐代宗大历五年。诗的前两句中，诗人运用地方代事件的转喻，以岐王宅和崔九堂来转指发生在那里的宴会。诗的前两句整体上即是我们理解其意义的背景，交代了两人曾经在宴会上结识之事，而在句首位置的内容通常处于前景位置，即本诗中的岐王宅和崔九堂。以这两个转喻作为前景，是因为岐王即唐玄宗备受信任和宠爱的弟弟李范，而崔九则是另一位受唐玄宗器重的殿中监崔涤，能参加这两人所组织的宴会，代表着成功与荣耀。读者看到位于句首的这两个前景，可以最快速的在头脑中优先构建起与此有关的认知域，并在阅读完前两句诗之后，认识到诗人和李龟年多年前的风光。由于认知域影响着人们对于一个文本或者概念意义的理解，并且每个人所拥有的百科知识是不尽相同的，百科知识在读者去试图理解诗句背景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前景化部分的内容，因此前两句诗中所使用的转喻对调动读者的百科知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整首诗而言，诗人并不是要叙述两人的风光，因此当对整首诗继续进行分析的时候，前两句诗整体又转为了背景，可以帮助读者构建关于这首诗整体意义的认知域，后两句才是诗人在整首诗中所要重点突出的前景部分。诗人在这里使用的是部分代整体的转喻，以落花转喻秋天，落花在汉语诗词中，多用于表达伤感、失意等意象。公元770年已经是唐朝后期，唐朝由盛转衰，首都长安尚且经济日益凋敝，江南地区的情况无疑更糟糕。诗人以这仅有的好风景和落花时节作为前景，通过转喻突出描写，引导读者构建起与落魄、悲伤相关的认知域，在读者以两人曾经风光为背景的认知中，能够更加凸显前景内容所蕴含的悲凉。诗人以三个词语通过两种不同的转喻来引导读者构建认知域，深化背景知识并突出前景内容，语言运用的非常巧妙恰当。

（四）突显（Salience）

言语结构复杂多样，而其中存在的不对称性都可以和突显相联系。在同一情境下，如果某一成分获得了更多的重视，那么该成分的地位就会更加突出。突显的认知基础是我们有确定注意力方向和焦点的认知能力[9]。许多情况下，由于需要描述的内容过于繁杂，不可能完全完整的进行描述，需要通过突显确立主旨意义，达到理解的目的。转喻中存在很多突显，通过突显可以更好地理解转喻的构成机制。而在古诗词中，诗人为了突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某种情感，也会用到大量的突显，如：

4）西羌延国讨，白起佐军威。剑决浮云气，弓辉明月弯。（《送白利从金吾董将军西征》李白）

诗人在作诗之前，会在心中构思整首诗所表达的整体内容和思想感情，然后通过具体的概念对象以一个确定的表达方式进行表达。这类似于之前提到的直接辖域，因为如果我们把整首诗的内容当成一个认知域，那么用到的具体概念对象就是其直接辖域。更准确的说，这种突显方式叫做勾勒（profiling）。通过图例进行说明更为直观：

图1中加粗的部分就表示勾勒，在理解这个图形的时候，激活了我们关于梯形的整个概念，而突显的部分很明显是加粗的地方，即勾勒的是梯形的非平行边。同样，在例子4）中，诗人李白赋诗是为了为白利将军送行，祝颂友人西征顺利。此时诗人描述的整体情景是西征征讨羌人的场景，其中包含了战争、谋略、兵器、后勤等多个认知域，诗人为了表达祝友人奋勇杀敌，报效国家这一祝福，通过转喻以“剑”和“弓”指代使用这些兵器奋勇杀敌的将士们，以此突显在西征中最为重要的是杀敌取胜。读者看到诗的题目时，会先构建关于西征的整个认知域，接着从头开始阅读诗句，当看到诗的第三、四句，可以通过兵器域这一直接辖域联想到战争中的争斗过程，突显士兵用刀剑弓戟进行惨烈的厮杀，勾勒出兵器的无情和重要性，从而更好地体会诗中诗人所表达的情感。

图1

（五）视角（Perspective）

“视角”这一概念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提出的“立足点”异曲同工：都在强调说话人所处的位置和立场[10]。对于一件同样的事，选择不同的视角，也就可能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在语言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会以不同的视角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研究者或者说观察者的重要作用，因为不同的研究视角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我国幅员辽阔，有许多壮美的自然风景和绝伦的人文建筑，诗人在游览一处相同的风景时，不免会由于自身的喜好和各种因素导致游览过程中关注了某一特定的景色或部分，因而所作的诗词也描绘了同一风景的不同样貌，这也和转喻中部分代整体的转喻类型不谋而合。例：

5）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杨柳八首·其三》温庭筠）

6）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

例5）和例6）都描写了和“朱门”相关的内容，例5）中温庭筠以朱门代指名妓紧闭大门的家，而例6）中杜甫则用朱门代指上流名门贵族。古代王侯贵族为了体现身份和地位，通常会把府邸的门漆成红色，以示尊贵。两首诗中的“朱门”均是部分代整体的转喻，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视角的主观性，导致两位诗人的介入程度不同，由此而来，描述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也不同。由于人类的视觉能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身体能力的制约，导致对客体只能在某一时间点，从某一角度进行观察，这便是观察的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特征。观察者无法像观察一个客体一样观察自身，这也就意味着观察主体S与观察客体O之间的布局会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如图2所示，如果一个主体集中注意力观察客体，此时主客体是分离的，主体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而集中于客体，在这个单向性图示中主体是完全主观的，客体是完全客观的，Langacker将其命名为最佳观察排列（optimal viewing arrangement）。另一种观察模式是图3中的自我中心观察排列（egocentric viewing arrangement），此时主体的注意力有一部分转移到自身，导致观察客体的范围被扩大，因此观察者具有了双重性，既是观察的主体又是被观察的客体，这时主体的主观性降低了，而客体的主观性则因为主体的部分参与而增加了[7]。不难看出，语义的主观性是指言者对相关事件或言者自己的认识、思想和情感的识解或感知的维度在语言中的投影[11]。据此，根据位于识解情景中的不同位置，对于同一表达式的观察视角也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会不同。当表达式处于中心位置时，观察者在非中心的观察区域，意识不到自己在观察它，由此进行的识解最为客观。反之，如果观察者在识解过程中参照了自己，该识解就具有了较大的主观性。在这两首诗中对“朱门”这个语项的视角一个是根据最佳观察排列，一个是根据自我中心观察排列。温庭筠的诗是借咏柳来表达对名妓的欣赏之情，其中用朱门转指苏小小的家，这首诗并不是主要描写朱门的，作者只是用朱门转指名妓的家，并未把这个概念放在注意力的中心。而杜甫的诗中朱门转指贵族，这是一个复杂转喻，它的生成则涉及源域到目标域间的多次映射，朱门映射到达官显贵的家，属于部分代整体。达官显贵的家映射到居住在其中的这些权贵，属于使用品代使用者，是第二次映射。这正是杜甫作诗所要批判的对象，也就是注意力的中心。因为杜甫也曾为官，深知这些权贵的奢靡给百姓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因此才会以这种视角来描述“朱门”的样子。这两种不同的观察方式，最后导致诗人通过不同的方式以转喻构建了古诗。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视角会在诗人创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影响诗词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同样也会影响诗人使用转喻来表达情感的方式。

图2

图3

可以看出，在古诗的创作过程中，如果诗人使用了转喻，会涉及识解理论中的详略度、辖域、背景、突显和视角五个纬度的内容，优秀古诗的创作需要诗人拥有深厚的知识和独特的观点，那么识解理论和转喻的应用就必不可少。本文在识解理论的视角下研究唐诗宋词中的转喻，可以更好地揭示诗人是如何构建古诗的语句和结构，拓展了与之相关的本土化研究。同样，也有利于通过识解理论去研究其他相关认知语言学的内容。但是由于本文的研究仅局限于识解理论和转喻，并且只涉及了唐诗宋词中的部分情况，还有其他朝代的优秀古诗词未能进行分析，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更多相关领域可以进行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