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电影“青春态”美学的多向度探索

杨 佩

“新主流电影”这个名词最早由评论家马宁于1999年在《当代电影》杂志上发表的《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中提出。这一时期的“新主流电影”主要是由一群年轻导演为改变电影当时的创作状况，为发现中国电影生机而提出的概念。这种主要从创作主体出发，针对当时电影发展提出的一种“变革”和“升级”的思考，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趋势和不断宽容的文化语境。①2016年，电影《湄公河行动》以11.85亿元的票房小热一把后，使得“新主流电影”这一名词再次受到关注并被重新赋予新含义。新主流电影并没有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其是对电影“三分法”所提出的三种电影界限的模糊化和抹平。②当下，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新主流电影就是一种电影大众化的体现。近些年，国内电影市场出现了很多优质的新主流电影，如《长津湖》《1921》《攀登者》以及“我和我的”三部曲等。这些新主流作品纷纷采用了类型化的叙事手法，塑造了细腻丰富而真实的人物形象，把真挚的情感充分地抒发出来，使得观众产生共鸣。同时，新主流电影用光影艺术给年轻人打造了一片精神高地，引发大众观影热潮。

2021年，新主流电影《长津湖》以57.6亿元的累计票房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灯塔”App显示，在“想看”这一栏的数据中，新主流电影《长津湖》的关注人群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观众占总体人数的49.2%；
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父辈》的青年和青少年观众占总人数的61.8%；
建党百年献礼片《1921》的30岁以下关注人群占总体人数的72.2%；
扶贫脱贫题材电影《一点就到家》的年轻观众占75.6%。无疑，以上数据反映出在当下的观影群体中，年轻观众是主要的构成部分，成为主流观众。新主流电影之所以拔得头筹，赢得青年观众的喜爱和追随，原因首先在于创作团队在创作观念和思维上保持开放的态度，其次在于其尊重了青年观众的观赏趣味以及对于影片的接受特点。以往市场上出现了很多革命历史战争题材、英模典型题材影片，这类影片多具有同质化、脸谱化的特征。这就形成了观众对于主流电影所产生的期待视野。在观看影片过程中，如果观众看到影片中的内容和自己的期待视野一样时，便会对影片感到失望，认为其缺乏新意、索然无味。与之相反，若影片超出了观众的期待视野，给观众一种青春态的新的体验，就能丰富和拓展观众的期待视野。那么，如何拓展期待视野，如何使得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再次呈现在银幕上，让观众耳目一新呢？新主流电影以一种“青春态”的审美在影像创新中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期待视野。

关于建党故事的讲述，广泛存在于不同年代、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当中。就主旋律影片创作而言，就有1991年拍摄的对建党故事进行直接线性讲述的《开天辟地》、2011年对建党故事进行编年体式叙述的《建党伟业》。这类影片更强调编年史的叙事，人物塑造相对较弱。而2021年上映的建党献礼片《1921》则回归了故事化的叙事。③中共一大在1921年7月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13位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最小的是19岁的刘仁静。因此，这场会议本身就是一次青年人的会议，是一群青年人的励志爱国故事。第一代共产党人汇集了五四新青年，他们一改中国积贫积弱的形象，洋溢着青春、自信、笃定、勇猛的特质。这场会议距今虽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但它是国家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时刻，个体的青春历程和国家的命运转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的艺术表达既有个人层面，也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层面。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代青年再次通过观看影片驻足回首时，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离不开物质，因“贫”而致困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质稀缺。电影《一点就到家》是农村题材电影的“再升级”，是国家乡村振兴政策主题的影像化表达。影片塑造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形象：农村青年李绍群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执着于自己所爱；
城市青年魏晋北是一个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有能力、有抱负，但对自己的未来十分迷茫；
归乡青年彭秀兵代表了一部分去大城市奋斗打拼后仍回归建设家乡的年轻人。这三个年轻人团聚在一起，带动了农村的观念变革和脱贫致富。同类题材电影还有“我和我的”三部曲中的《我和我的家乡》。影片主题不仅从大的国家具体到小的家乡，而且强化了一种“青春态”的叙事表达，使得以往拥有宏大叙事的新主流影片转向了普通而平凡的寻常百姓，转向了新时代新青年的创业成长故事。这类影片打破了观众对农村题材电影的刻板印象，无论是乡村生活，还是创业不易，影片都没有体现传统刻板印象中的劳苦。即便农村生活中还是充满了种种的闭塞困境，即便创业过程中人物屡屡受挫，这些影片的艺术外观依然是新鲜的、亮丽的、轻快的。

新主流电影较之前有了新的美学趋向、新的创作理念，但是仍然面临着新的考验，就是要思考如何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喜爱和追随。类型的多元化是电影工业语境中一种重要的叙事范式。新主流电影通过一些类型化手段的介入提升观众的观影体验，使得戏剧张力得以增加，突破了之前主流电影宏大、刻板的叙事表达范式的桎梏，通过青春化、喜剧化的影像书写，实现美学赓续。

（一）青春类型元素的融入，提升电影的吸引力

新主流电影加入“青春”元素，进行青春化的创新，不是一味地去迎合讨好受众。与青春化元素有关的“理想”“热血”“激情”，这些词最能让年轻观众找到情感燃点。电影《长津湖》的创作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在电影中，新兵伍万里从一位19岁野性未消的莽撞、桀骜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勇敢、合格的战士。伍万里是连长伍千里的弟弟，他跟着哥哥由连队的众人帮扶抚养。在电影的前半段中，和所有调皮活泼的男孩一样，伍万里是一个“讨人嫌”的顽劣少年，总是因为鲁莽而出错，因为擅自行动而受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连队里好兄弟们的开导、说服、现身说法的调教下，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历经锤炼迅速成长。电影将叙事重心放在了主人公的人格历练和成长，以及精神境界的启悟和升华上。一开始，伍万里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使哥哥伍千里能够高看自己；
后来，他希望哥哥伍千里能像对待大哥伍百里那样对待自己，在必要的时刻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心理变化显然能够看出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不畏牺牲的战士。这一“青春态”的成长式人物书写对整部影片的人物群像塑造有着重要作用，既凸显了英雄典型人物在战争中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敢，又重新唤起了国人的民族集体记忆，激励了一代年轻观众以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去加速自身成长，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迎难而上。④

（二）喜剧类型元素的引入，调和电影的严肃感

以往的主流电影带给观众庄重、宏大、严肃的感受，而新主流电影打破了这一类型影片长久以来形成的美学规律，在影片的叙事情节中巧妙地引入了喜剧类型元素，调和了严肃感，消解了枯燥性。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加入了喜剧元素，成为新主流大片创作的新样式。影片以个人和家庭记忆带动了集体记忆。影片共分为四个故事，《乘风》通过上阵父子兵的视角将观众带到炮火连天、生死与共的民族危亡战场上，《诗》讲述了航天人家庭在大漠上“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时刻，《鸭先知》讲述的是父亲赵平洋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风潮敢于做时代的先行者，《少年行》讲述的是一段跨时空的特殊的“父子情”。四个故事从历时性的角度，选取了四个关键时间点。因为集体记忆的作用，这些不同时代的生活得以在银幕上复活。《鸭先知》通过滑稽的语言和行为，流露着上海弄堂里普通小市民的世俗真情。故事背景设定为1979年改革开放春风初至的上海，以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参桂养荣酒”为故事原型，聚焦小人物赵平洋，以其儿子的视角讲述“鸭先知”赵平洋为了将滞销的药酒推销出去而引发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影片以儿子冬冬在教室朗诵作文《我的爸爸》为开头，将观众迅速带入一个轻松滑稽的情境中。赵平洋这个角色平日里“疯疯癫癫”，想着一些“不靠谱”的点子，为了推销药酒把自己家当仓库，拉上儿子在公交车上假装路人，现场表演推销药酒，最后被大家拆穿。徐峥导演的这部影片极具韦斯·安德森的美学风格，全片画面绚丽明亮，画面结构完美对称，多使用人物占据画面中心的构图法，通过这些视觉元素和喜剧元素的介入，将一个勇于创新的故事讲得生活化，使得观众在欢笑的同时也有感动。

与以往农村题材电影相比，《一点就到家》在叙事风格上添加了喜剧元素，打通了青年亚文化与主流电影导向的审美路径，既符合年轻观众的观影需求，也传达了主流价值观。影片讲述的是三位创业青年的电商梦、物流梦、咖啡梦，他们离开繁华的大城市，回到了偏僻的云南千年古寨，开启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之旅。影片以青年演员刘昊然饰演的主人公魏晋北为主叙事视角，代替观众来感受黄路村。整部影片遍布笑点，如他们被虫子蜇，被牛舔，被村民追打。影片还将送快递变成了年轻人喜欢的跑酷形式，让村里的老人跳街舞，将一只村里的黑猪作为团宠，从头到尾，笑点密集。影片将喜剧元素融入电影，将三位创业青年作为扎根乡村、振兴乡村的代表，彰显独特的文化内涵，以此来探寻当代农村发展的理想化道路。

新主流电影是对青年文化、主流文化、平民文化的包容，青年文化是青年理想、价值观的集中体现。⑤影视作品不仅是一种需要花费金钱的可消费的商品性质的“物”，而且是一种艺术符号系统，在被消费的过程中产生意义，通过这种消费形成年轻受众自己的意识形态，满足他们对青年文化意识形态的认同和需求。目前，影视消费主力军的年龄结构逐步下沉，影视作品不再一味地忽视、压抑年轻人的欲望和诉求，而是去倾听他们的表达。不难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演员成为新主流影视剧的主力军，如《长津湖》中的易烊千玺，《1921》中的黄轩、倪妮、王仁君，《我和我的父辈》中的吴磊、张小斐、欧豪，《峰爆》中的朱一龙，《一点就到家》中的彭昱畅、刘昊然。在电影《长津湖》的首映礼上，导演和演员们纷纷夸赞易烊千玺的敬业精神。在影片《1921》中，饰演毛泽东的青年演员王仁君在拿到剧本的同时，还接到了一系列研究毛泽东的书单。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是一位青春洋溢的热血青年。王仁君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朝气和韧劲表演出来，不断地打磨练习。由青年演员王俊凯饰演的邓恩铭在济南被捕时被绑在了老虎凳上，身上的衣服被血浸染，但他在遭受了一系列非人的折磨毒打以致痛苦到浑身抽搐后，却依旧只字不提。王俊凯以浑然天成的演技表现了革命先烈宁死不屈的精神。这些青年演员将自己沉浸在角色中，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故事，完成了从流量到演技质量的飞跃。这些年轻人从偶像转变为青年演员，体现了新主流影片青春化道路的探索，准确地刺到了粉丝文化的神经。这是“新主流”的一种“人性化”诠释策略，就文本构成和观众接受而言，完成了青春版主流电影对年轻观众的召唤。⑥新主流电影通过加入大量青年演员，满足了青年文化消费取向，促使年轻受众为之买单。一旦受众进行了消费，观影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通过同一消费对象，个体受众之间可以建立起群体关系，在后续的消费中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新的建构，并在消费中进行个体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新主流电影进行“青春态”的探索，和年轻观众达成了影像认同，在“偶像”“爱豆”的影响和感召下，将曾位于历史事件之外的粉丝融合到了主流历史当中。这一批年轻观众的追随不仅保证了影片的上座率，还间接成就了电影工业美学中新主流电影“青春态”的新的叙事手法。同时，新主流电影“青春态”是一种新的艺术发展潮流，是对新主流影片商业元素的再探索。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以“民生化”“年轻化”“内向化”的趋向，以小见大，由小的个人、家庭、家乡传达国家大的主题，满足了包括国家主流文化、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消费需求，达成文化消费的“共同体美学”趋向。当前，新主流电影类型相对丰富、多元，但实际上，电影市场中还有很多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现实资源、历史资源没有得到全面开发。如何将这些资源运用到新主流电影中，成为当前影视行业亟须思考的问题。应当把这些不可替代的资源转换成为文化影响力、市场竞争力和工业生产力，使新主流电影实现艺术和商业的耦合，既有电影美学的追求，也有市场化、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最大程度地平衡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关系，以及工业和美学的关系。追求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统一，新主流电影仍需不懈探索。

注释：

①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阐释与建构[J].艺术百家,2017,33(05):13-21+187.

②张卫,陈旭光,赵卫防,梁振华,皇甫宜川,张俊隆.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J].当代电影,2017(01):4-18.

③张斌.陌生化·类型性·年轻态——《1921》的三重创新与新主流电影的美学扩容[J].传媒观察,2021(07):13-17.

④王一川.《长津湖》：中式大片民族美学范式的定型之作[J].电影艺术,2022(01):90-93.

⑤陈旭光.当下中国“新主流影视剧”的“工业美学”建构与青年文化消费[J].电影新作,2021(03):5-11.

⑥韩思琪.明星工业美学视角下“主旋律”电影的青春化探索[J].中国文艺评论,2018(09):6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