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融媒体视域下影视批评的,“变”与,“不变”

宋法刚，陈 鸣

步入新时代①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发表时间2017年10月27日。以来，我国的数字技术、通讯产业与互联网市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与思维方式。依托互联网载体，广播、影视、报纸等媒体 “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成为 ‘资源通融、内容兼容、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②庄勇：《从 “融媒体”中寻求生机的思考与探索》，《当代电视》2009年第4期，第18—19页。即 “融媒体”。在此视域下，产生了一系列在内容生产、形式样貌、传播途径等方面与传统相异的全新文艺作品，这在给我国文艺产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的同时，也使影视批评家面临着 “如何转型”的现实难题。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日臻成熟、通信设备的广泛普及与应用软件的不断出现，移动互联网已然占据了当下传播媒介的主导地位。从技术的角度看，互联网是一种计算机网络，它以数值化呈现的方式将影视转换为可供编程的文本；
从传播的角度看，借助通信设备和线路的相互连接、存储信息的不断更新与传播速率的不断提升，互联网成为人们可以即时共享与互动的平台；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因这一媒介全新技术的运用不仅衍生出了其独特的文化形态，更加速了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形成了网络文化的鲜明底色。因此，基于网络整合下的影视批评便成就了数字技术加持、多种话语交织、即时互动反馈等为特征的文化景观。相较传统媒体时代而言，置身其中的影视批评在批评阵地、批评样式、批评主体、批评内容、批评属性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一，影视批评阵地的网络化转移。纸媒体时代，影视批评家多集中在书籍、报纸、杂志等媒介平台上发表评论文章，宣传、介绍、评论时下的影视剧及其创作现象。中国早期电影人郑正秋便邀请好友顾肯夫为明星公司合办 《影戏杂志》月刊，宣传、鼓励、引导观众观看具有文学意味与艺术价值的影片。①参见郑正秋 《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载丁亚平 《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此外，民国时期的 《申报》《民报》等报纸上开设的电影专栏、《电影杂志》《电影艺术》等电影杂志因其较强的专业性与权威性，成为影视批评家引导舆论场的主要阵地。而影视批评领域纸媒体独大的情况在电视普及后发生了变化；
步入网络时代后，纸媒体的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个别经营不利的报纸、杂志甚至 “鲜有问津”。受众量的锐减使得传统媒介无法继续成为影视批评的主要阵地，与之相对的是，依托移动互联网而迅速兴起的豆瓣、猫眼、抖音、微博、微信等平台则迅速成为全新、高能的舆论场地。仅以豆瓣为例，电影 《霸王别姬》的词条下便收录了其近42万条短评信息，9000余条影评；
而猫眼、抖音、微博等平台更成为影视作品宣发的重要载体，以设定话题的方式引导评论，以回复留言的方式进行创作者与受众的良性互动。就此而言，基于网络化平台的影视批评极大地吸引了受众的关注与参与，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批评体系。

其二，影视批评样式的融媒介特质。列夫·马诺维奇认为，数字化包含采样与量化两个步骤，采样将连续性数据转化为离散的数据，并以人、页、像素等不同单位出现；
量化时则赋予其一个特定范围内的数值。②参见［俄］列夫·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因此，从技术角度来看，文字、图片、声音等均可以数值化 （如代码、像素等）的方式加以呈现，这使得报纸、影视、广播具备了相互融合的基础。事实上，一些网络平台本身即具备了多媒介的特质，如微信便是集文字、图片、视频等于一体，并因如 “Sir电影”“肉叔电影”“陀螺电影”“电影工厂”“差评”等微信公众平台的建立而产生了影视批评媒介优势的。同时，相关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纷纷在自家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对时下影视作品的批评文章，如北京看理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公众号 “看理想”便于2021年5月25日发表了一篇针对 《爱，死亡与机器人》第2季口碑滑落的分析批评推文，并收获了 “10万+”的阅读量，产生了广泛的传播效应。同时，微信公众平台、抖音、微博等平台还具备超链接的功能，读者可以从一篇评论文章直接跳转至另一篇评论文章，甚至成为影视剧播放的跳转 “入口”，而此类功能也是报纸、杂志等传统纸媒体所不具备的。

其三，影视批评主体的大众化趋势。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曾发文宣称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个 “人人都是评论家”的时代，认为“在这个时代，影视批评无疑泛化了，早已不再是 ‘权威化’的单向发声了，而是一种网络时代的 ‘众声喧哗’”③陈旭光：《互联网时代：影视批评何为》，《现代视听》2020年第9期，第87—88页。。互联网极低的准入门槛与较为便捷的 “批评入口”使得广大网民通过简单的点击与打字操作便可直接参与到影视批评中。同时，借助数量优势，网民 “每时每刻”的自发评论都在稀释着影视批评家的发声权重，这不仅打破了原有职业批评家单向发声的传播模式，更消解着文化精英的权威性。这种权威的消解标志着影视批评家的职业、阅历、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优势的权重比也在进一步下降，每一个屏幕终端的用户，不论相互之间在年龄、职业、教育、地位、区域、种族等方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甚至成为一种衡量影视作品的价值尺度。

其四，影视批评内容的多样化态势。相较于影视批评家的影视评论，以网络用户为主体的影视批评内容更为灵活多变，具体而言，则表现为 “短、快、准”以及具有多元与个性化并存的特点。传统专业影视批评家基于专业性考量与系统性表述，发表的影视批评文章往往篇幅较长，而大众的影视批评多为有感而发、即兴而作，虽然专业性与系统性不足，但表达更为自由、篇幅更为简短，这也满足了当下网民的碎片化阅读需求。内容的短小一定程度上也成就影视批评生产的“快”，学者刘强认为 “电影批评虽不必像新闻那样将时效性视为生命，但对于肩负着引导观众观影责任的影评来说，只有与电影的放映档期保持同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功能。”①刘强：《全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新特性》，《青年记者》2012年第32期，第27页。虽然快的未必是好的，但就其功效而言，影评发表的快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着电影批评存在的价值。而 “准”更倾向于大众的主观感受与情绪体验表达的 “准”，相较于一些影视批评家们的抽象化用语，网民的影视批评文字表达更为通俗易懂、简洁凝练，如 “萌”“淦”“666”等网络高频用语也多用于批评的内容书写，而且其批评陈述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表达，“视频+解说”甚至表情包都可以成为其表达意见的工具。

其五，影视批评属性的需求化满足。清华大学彭兰教授认为网络用户的需求可以分为 “关系需求、内容需求与服务需求三大方面。”②彭兰：《网络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基于互联网崛起与媒介融合而派生衍化的新型影视批评也具备了相较于传统而言更强的互动性、自由性、娱乐性、服务性等特质，因而更好地满足了受众在关系建立、内容与服务方面的需求。就关系需求而言，个人用户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影视批评文章不仅可以收获自己作为 “影视爱好者”的形象标签，还可以与网友交流、讨论与互动，满足个人自我塑造与人际交往的双重需求；
同时，每一条批评文章的获赞、获评、转发，都可以使评论者获取自我认同感与社会归属感。就内容需求而言，网络的各融媒体平台已成为用户获取外界信息、把握环境变化的一个窗口。因此，浏览平台中出现的任何一篇批评文章都可以提高用户对影片的了解程度，而有意识地检索相关讯息更可以扩充对影片的认知宽度、提升对影片的认知深度。同时，一些内容轻松幽默、形式新颖多样的影视批评还可以满足用户的娱乐需求。就服务需求而言，一些专业的学术机构、影视企业相继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影视评论，借助融媒体的技术优势，向用户提供专业解读、提问解答、深度学习、推介资源等服务，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

新时代融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影视批评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衍生出了网络大众批评、视频传播、独立影评人批评等新样貌与新形态。在此视域下，职业影视批评家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影视专家学者的权威性被稀释，影视批评的力度与有效性都被极大地削弱。照此看来，专业影视批评文章似乎在融媒体语境中反而成了一种较为边缘的东西。然而，被解构并不等于被消灭。依靠独特的权威性、专业性，影视批评家在当今的批评语境中仍占有较高的话语权重，而融媒体语境中影视批评的多元化转向似乎在召唤影视批评家们的探索与创新。

第一，搭乘全球化顺风车，立足国际视野，强化国内外的学术交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汲取养分，创新影视批评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全球化进程飞速加快的当今世界，我国的影视批评家与国外学者们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交流，有了更多面向世界的机会。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国外优秀的、前沿的影视批评理论，鼓励国外学者来中国发表相关文章，强化学术交流，实现其创造性转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面向国际，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走访世界各地，发表影视批评意见，继而促其创造性发展。

第二，活用渠道途径，扎根融媒体语境，创新影视批评的新形态与新样貌。当今时代网络融媒体发展势头强劲，占据了文化传播的主导地位。就此而言，影视批评家想要在时下的影视批评语境中扩宽批评场域、增加话语权重，亟须在新媒体平台中开拓阵地。如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便于2022年4月开设专门的微信公众平台，并以 “推文+直播”的方式持续吸引着用户的注意力，强化学术批评的影响力。同时，一些知名的影视批评学者也以个人的身份入驻自媒体平台，为影视艺术献言发声，如北京大学李洋教授便以作者与译者的身份入驻豆瓣，并通过发表与影视艺术相关的动态、影评、书评等内容赢得较高的关注度。此外，采用影视+解说、视频混剪、发起话题等契合网络传播的新形式展开影视批评亦是一条可行的创新路径。

第三，活泼表述内容，以 “接地气”的语言风格与受众真诚对话，力图与他们产生情感共鸣。随着影视批评主体的大众化，影视批评内容的表述也更为多元化、平民化，而这类批评话语也更易为广大受众所理解，一些反响较高的网民短评甚至比学者们的长篇大论更能收获较好的传播效果。究其原因，则在于部分学者的影视批评越发挤向象牙塔的尖端，手持各种 “高深”的理论工具对影视作品进行剖析，逐渐脱离了大众的接受视野，显得 “曲高和寡”。因此，影视批评的书写内容要充分考虑到广大受众的接受程度，采用接地气、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才能更好地被理解与传播。

第四，面对现实问题，学会换位思考，避免自说自话。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人生阅历、社会地位、学识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影视批评的内容往往带有鲜明的个性化倾向。尤其是在现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人与人价值观的差异也在不断地增大。因此，存异基础上的求同则成为影视批评获得广泛认可的关键。笔者认为，职业批评家受个人所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影响，往往以学理性的视野审视影视作品与现象；
而大众“评论家”往往从个人的经历感受出发，更多即兴式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就此而言，这两种视野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致使二者难以拥有有效的对话渠道。毛泽东认为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农业科学》1966年第6期，第1—19页。实事求是、从实际问题出发来进行影视评论，可以避免对其进行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同时，这也对影视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尽可能亲自接触、了解影视艺术的创作实践过程，这样才能准确地发现问题、把握问题，由此创作有共鸣的影视批评。

第五，顺应时代变化潮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使影视批评更有力度、更多维度。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当下大数据、算法文化盛行的态势，更给予文艺批评以全新的可能。一些研究学者不自觉地便借助融媒体技术展开影视批评。比如，“拉片”便是借助网络视频播放平台的快进、暂停、倍速等功能而展开，继而获取对影视文本更多掌握度的方法。通过智能识别系统可以准确地辨识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场景甚至镜头运动的变化，从而为研究者提供数据参照。批量处理数据的量化统计更是在受众研究、现象研究、传播研究等领域大放光彩，甚至成为研究文献中的有力佐证。此外，一些学者也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开展影视批评，如学者伊丰便以豆瓣的网友短评为研究对象，借助词频分析工具阐发藏族题材电影的接受效果。②参见伊丰 《内、外视角下藏族电影传播效果差异分析——一项基于豆瓣评论的词频分析研究》，《电影文学》2021年第14期。这些新研究方法的采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影视批评的生态样貌，并开辟了影视批评的更多路径。

第六，强化媒体合作，打造全媒体批评矩阵，紧抓受众的注意力。“所谓注意力，是指人们关注一个主题、一个事件、一种行为和多种信息的持久尺度。”③张雷：《注意力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言 “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媒介语境中，个人的声音时常被淹没在流量的洪流之中，难以翻起浪花。同样，关注度不高的影视批评更难以获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如此一来，既要坚持高质量，又要追求 “高曝光”度，这无疑成为当下影视批评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我们应当认识到，一篇无法召唤受众翻开、阅读的影视批评文章难以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较多这样文章的产生更不利于影视批评长远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优秀的影视批评首先要紧跟时事，持续追踪时下的影视热点问题，解决受众 “眼下”的难题；
其次，与影视出品方合作，尝试批评与宣传的协同推出，不断调试影视批评的最佳 “档期”。最后，影视批评应与制片方、报纸、杂志、互联网企业甚至服装等周边企业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集中的宣传批评，以产业间的联合产生矩阵效应，继而获取最大化的关注。

创新以守正为前提，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对于影视批评而言，守正便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当下，进入一个 “众声喧哗”时代的影视批评无疑被泛化了，置身其中，如何坚守正能量、确保主流价值观的 “高音量”，既是影视批评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5日。“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影视批评的原则，也是立场。这便要求影视批评家正确认识文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才能坚守影视批评的正确方向。首先，人民需要文艺。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还能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就影视批评而言，优秀的批评作品可以满足人民的认知需求、社交需求、文化需求、娱乐需求，增进人民对影视作品了解的广度与深度，促进影视艺术的繁荣发展。其次，文艺需要人民。一方面，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他们能够提供丰富的艺术养料，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宝藏。对于影视批评而言，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现实生活，是否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是否存在贬低、丑化人民形象的问题是评判一部影视作品的重要标尺。另一方面，文艺工作者也要虚心向人民学习，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养料。就影视批评而言，要 “接地气”，善用人民群众听得懂、读得懂的批评语言，把握人民冷暖，反映人民心声，表达人民的美好愿景。最后，文艺要热爱人民。热爱人民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到实处。就影视批评者而言，要与人民群众 “打成一片”，做到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打破与人民之间的身份隔阂，不仅要做到 “身入”，更要 “心入”与 “情入”，创造出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的影视批评。同时，要弘扬社会主旋律，坚持社会价值第一位，凝聚社会共识，反哺优秀影视艺术作品的创作。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与立场，不仅能让影视批评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还能群策群力、汇聚力量，促进影视批评生态的良性发展。笔者认为，影视批评家应立足中国影视发展的桥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进行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平衡，继而推动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效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分而论之，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业产品，一些影视作品为了 “迎合”观众，极力打造视听奇观，不断刺激受众的感官，甚至带有强烈的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倾向，不断试探社会道德与价值的底线。与此同时，影视作品又属于艺术作品，具有陶冶情操、提升审美、教育大众的重要功用。然而，过度强调其艺术价值反而又远离受众，陷入曲高和寡、无人倾听的局面。因此，偏重于商业抑或艺术任何一方都是偏颇的；
唯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平衡，才能更好地推动影视行业的发展。作为影视作品的 “纠偏人”，影视批评家一方面能够引导观众的观看行为，另一方面也能影响艺术家的创作行为。影视批评与创作者、受众三者的互动关系揭示出影视批评家的三重职责。其一，要公正客观地评价影视作品，正确把握好批评力度，继而推动创作者提升作品的质量。面对既有艺术价值又具商业效力的影视作品，要给予鼓励与推广；
面对一些存在不足的影视作品，要给予适当的修改建议，以期使其获得提升与进步；
面对艺术价值弱甚至有错误导向的影视作品，要认真严肃地批评。其二，要正确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普及性的批评可以迅速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提高性的批评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同时，往往不会迅速地被群众所接受。因此，是重普及还是重提高，还要从人民的实际接受情况上来考察。步入新时代，随着人民受教育水平的广泛提高、影视艺术的长期发展、影视批评家们的长期努力，人民群众已具备了一定的影视批评接受水平；
但是在当下多元语境的社会中，其接受水平也因认知水准、地域、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便对影视批评家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用通俗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对影视艺术作品进行阐释，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各类受众的影视批评需求；
另一方面，是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要有普及性的影视批评，也要有提高性的影视批评，这便对影视批评家提出了更为多元化的创作要求。其三，要体现社会价值，发挥美育功能。优秀的影视作品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与思想性，还能传播文化知识、陶冶观众情操、提升受众的审美能力。因此，寓教于乐是影视作品的重要功能。作为影视批评家，要充分介绍、宣传、解释这样的作品，从而推动我国美育事业的发展。这不仅是影视批评家的责任与义务，也是促进影视艺术繁荣的应有之义。

无疑，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影视批评的内容、形式、传播渠道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带给影视批评家一定的不适感。同时，在一个 “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代里，影视批评无疑进入了一个 “众声喧哗”的时代。置身其中，如何坚守正能量、确保主流价值观的 “高音量”，这既是影视批评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担当。因此，要坚守 “以人民为中心”的影视批评原则与立场，创新影视批评的内容、形态与方法，使它契合数字媒介发展的时代变化。回望历史，影视剧中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宝库等待影视批评家继续阐释、继承、弘扬；
面向未来，影视批评家应继续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创作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影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