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绿釉凤首陶壶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高慧荣（蔚县博物馆，河北 蔚县 075700）

唐代是我国古代制陶工艺发展的黄金时代，举世闻名的唐三彩便诞生于唐代。在唐代数量丰富的陶器中，以“口颈间饰凤首”为主要特征的凤首壶备受关注。一方面，凤首壶与唐代金银器在形制上有明显的因循关系，另一方面，凤首壶在造型、纹饰、装饰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体现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某些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唐代凤首壶大量出土，如河南汲县（今卫辉市）出土的青釉凤首龙柄壶、洛阳塔湾出土的三彩凤首壶。

1982年，河北蔚县黄梅乡榆涧村村民在盖房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随后，张家口、蔚县两级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墓葬进行了发掘。绿釉凤首陶壶是本次考古发掘的釉陶器之一，收藏于蔚州博物馆，是蔚州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绿釉凤首陶壶为细泥红陶胎质，胎体厚重，外施一层绿铅釉，分壶首、壶颈、壶腹、底座四个部分，通高70.5 cm，底径为28 cm，最大腹径为25.2 cm，口径为10 cm，胎厚为1.2 cm，总质量为13.12 kg。绿釉凤首壶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造型风格，均独具地方特色。壶首凤冠高耸、线条粗犷，壶嘴呈桃形嘴、带流，壶颈修长、腹上部至口沿有三棱柱形提梁一道，壶身无饰，壶底上部纤细，下部呈喇叭状向外延展，底座下部有两排附加堆纹，具有古朴、典雅之美。绿釉凤首壶的腹径最大处位于上部，壶与底座一次制作而成，不能分开，具有唐代前期同类随葬品的特征。因此，考古学家推断，绿釉凤首壶的年代为唐代前期偏晚一段，下限不会晚于盛唐时期[1]。

（一）精妙绝伦的制作工艺

考古出土的唐代凤首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凤首盖型，该型凤首壶为花瓣口，凤首盖，壶的执柄直接和口部连接，喇叭形底座多有竹节装饰，凤首盖面则用小圆圈以及刻画的细线来表示羽毛。唐绿釉凤首陶壶便属于第一种类型，与之相似的还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白瓷凤首壶以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釉凤首壶。第二种为凤首下移型，该型凤首壶凤首下移，凤首造型从壶盖转变为长颈上部的装饰，底座则为简单朴素的喇叭形，如洛阳关林唐墓出土的凤首壶[2]。与凤首下移型相比，凤首盖型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正如彭善国所言，颈部做出凤首似乎要比做成盖子在工艺上简单[3]。作为凤首盖型的绿釉凤首陶壶体现了非常高的工艺水平。壶腹与底座是绿釉凤首陶壶的主体部分，二者相连，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壶座相连、不可分割的凤首壶，在唐代凤首壶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源自域外的胡瓶形制

唐代胡风盛行，凤首壶的形制受到波斯萨珊金银器中胡瓶的影响。胡瓶原为胡人所用之瓶，后指从胡地传入中原的瓶。古籍中有关胡瓶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前凉录》中的记录：“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奇状，并人高，二枚。”唐代，胡瓶备受皇室及达官贵人的喜爱。唐太宗曾将胡瓶赏赐给凉州都督李大亮，并说“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唐玄宗时，安禄山也曾将“金窑细胡瓶”作为供物，上呈朝廷。不仅如此，胡瓶也是唐代常见的随葬品。中唐以后，厚葬风气愈演愈烈，随葬胡瓶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胡瓶形制与中原地区旧有器皿有一定的差异，以细颈、溜肩、鼓腹为主要特点，多为喇叭形高足，并在口沿与肩处安柄。绿釉凤首陶壶的形制与唐代胡瓶形制总体相同，颈部细长而腹部鼓起，底座则呈喇叭形。当然，它们的形制也有一定的差别。胡瓶最大腹径多在下部，而绿釉凤首陶壶的最大腹径则在上部。

（三）阳刚质朴的凤凰造型

凤凰是传说中的神兽，凤凰造型更是古代器皿的常见造型。绿釉凤首陶壶中的凤凰造型，既延续了传统凤凰造型的总体轮廓，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体现了文化融合的特点。从细部特征来看，传统凤凰造型中凤眼多包裹在眼睑内部，且眼睑形状细长，呈现出内勾外翘的形状，而绿釉凤首陶壶中的凤眼则为球体外露之形。传统凤凰造型并不注重耳部刻画，多将耳部隐于羽毛之中，绿釉凤首陶壶中的凤凰耳部漏在外侧，且垂直翘起。从宏观审美来看，传统凤凰造型中的凤凰多与龙并列出现，身姿轻盈曼妙，以阴柔之美为主。绿釉凤首陶壶中的凤凰面目线条极具张力，怒目圆瞪，以阳刚之美为主。根据李旭阳、许慧清的研究，唐代凤首壶中的凤凰造型受到了苏菲寓言中象征幸福的呼玛鸟影响，是传统凤凰造型和呼玛鸟造型融合的产物。从凤凰造型中也可看出唐代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一）图腾文化内涵

凤凰为传说中的神鸟，《山海经》中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与龙一样，凤凰同样是数个动物形象融合的产物，正如郭璞《尔雅注》中所言“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凤凰代表着祥瑞，绿釉凤首陶壶的凤凰图案和鸟图腾、鸡图腾有密切的关系。鸟纹是新石器时期最常见的纹饰。以良渚文化为例，良渚文化存在鸟崇拜，陶器中的鸟纹包括禽鸟纹、凤鸟纹等多种，其中，尤以凤鸟纹最具代表性。江苏吴县草鞋山墓葬出土的带盖贯耳壶壶面所刻的凤鸟纹已经具有曲折形的冠羽，具备了流传下来的凤鸟特征。可见，早在良渚时代，凤已经成为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唐代凤首壶盛行前，魏晋及隋代流行鸡首壶。鸡首壶是鸡崇拜的物化表现。鸡首壶以公鸡首为造型，公鸡外形威武，且具有清晨打鸣的天性，是古人崇拜的又一动物。李白曾有“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诗句。南朝任昉所著的《述异记》中也有“天鸡”的记载。凤首壶是鸡首壶在唐代的发展，“把鸡首壶稍微改造，就变为凤首壶了”。

（二）地域文化内涵

文化生态是当前文化研究的重要框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E.H.海克尔提出的生态学概念。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在E.H.海克尔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侧重从文化诞生、发展、变革的整个外部环境出发，探究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规律，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解释维度。自然环境对区域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礼记·王制》中载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的说法。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是现代社会学非常重要的学说，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拉采尔，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唐代凤首壶分布广泛，陕西、河南、河北乃至南方省份，均出土过凤首壶，不同地区凤首壶的形制、造型、纹饰有较大的差异。文化基因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C.Wissler文化特质的概念。所谓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组成分子中可界说的最小单位。绿釉凤首陶壶出土于蔚县，蔚县文化受到了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而蔚县唐墓文物中则蕴藏着丰富的蔚县文化基因。

（三）异域文化内涵

唐代是古代最为开放、包容的时代，绿釉凤首陶壶便受到了异域文化的深厚影响。早在1958年，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便指出：“唐代文化接受了很多外来影响，聪明的唐代陶瓷工匠们吸收了波斯文化，创造了很多造型优美的陶瓷器，凤头壶就是其中的一种。”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是统治者推崇的思想，而道家思想则在知识分子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佛教东传后，佛教思想广为流行，并在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宗教信仰更为多样，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拜火教)、祆教等宗教均有大批信徒，这为异域文化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朝人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特别是初唐、盛唐时人，进取精神更为强烈，同时唐代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强盛的国力使得少数民族乃至异国人士杂居长安，他们带来了颇具异域风情的文化。

（一）注重民族文化的提炼应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危机，受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古代文化的处境日益艰难，大量古代文化濒临灭绝。对此，民族文化的提炼应用有着重要的价值。古代文化主要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绿釉凤首陶壶的造型艺术属于非物质文化，其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其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播与创新均有着重要的作用。绿釉凤首陶壶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等于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开辟了一条稳定可靠的途径，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乃至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增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传播是传承的核心方式，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有助于拓展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从而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创造良好的环境。产品设计是产品开发、生产的前提工作，依附于产品。随着产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销售，依附于产品的民族文化也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二）坚持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

多元文化的客观存在是多元文化融合理论提出的基础。文化的形成、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等的内在差异性决定了文化必然具有多元性。多元文化认为各文化虽然在内涵、形式上具有差别，但地位上是平等的，具有平等对话的权利，文化的发展既和内生因素有关，也和外部交流有关。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多元文化的提出打破了某一文化在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为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和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唐代是我国封建王朝中国力最为强盛的朝代，唐太宗更有“天可汗”的称谓。强盛的国力使得唐代的文化氛围极为开放，形成了封建王朝中少见的包容气度和开放胸襟。域外文化在唐代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而绿釉凤首陶壶则是唐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因此，要坚持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外来文化，并能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长处，推动自身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现藏于河北蔚县蔚州博物馆的绿釉凤首陶壶是唐代凤首壶的代表之一，有着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此，要做好绿釉凤首陶壶艺术特征、文化内涵的开发与应用，推动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