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关系研究

曾繁荣，李玲蔚，贺正楚，王志锴

(桂林理工大学 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基本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这两个概念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从广义上来讲，公共服务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对社会的管理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四种职能。从狭义上来说，公共服务就是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1]。本文所研究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就是狭义上的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2]，因此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在此期间面临着较多的挑战。其中，发展理念的转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如何体现“新型”之所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摒弃单纯追求发展速度的理念，更多的强调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发展新理念。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让城镇具备更多的功能使其成为一个系统[3]，更要增添城镇新活力、发掘新型城镇新商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因此，本文从新型城镇化发展新理念的视角，构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三个维度(简称“三维新型城镇化”)，研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从新型城镇化的内部探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联系。

我国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整体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性不断缩小[4]。但是，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上还跟不上城镇化进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很大缺口[5]。在城镇人口快速扩张时期，新增城镇人口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带来巨大压力，不少新增城镇居民以及进城务工农民面临“看病难，入学难，保障低”等系列问题。为此，要构建以发展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的基本公共服务评价体系，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并且要使其区域配置均衡，对其供给方式进行创新。这是推动城镇化进程中解决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核心问题之所在[6]。有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我国一些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与之脱节[7]。我国部分区域在2000—2012年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但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却显著降低了[8]。

促进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就是使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和稳定的发展，即能让城乡居民享受到同等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引起了政府的广泛关注。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各个地区不仅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其承载力，更要使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城镇常住和新增人口。因此，学界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发展，尤其需要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三个维度，分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研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但是现有研究大多数都在研究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性，或在研究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本文将对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为此，选取2008—2017年四川省18个城市的数据(说明：目前，四川省下辖17个地级市和1个副省级市成都市，以及3个自治州。本文的18个城市，是指绵阳市等17个地级市和成都市，不包含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3个自治州)，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得出综合发展指数，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度，再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VECM误差修正模型，对基本公共服务和三维新型城镇化进行实证检验。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以国务院“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10)为政策支撑，结合众多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三维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在选取指标的时候，结合已有的对新型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研究中被引率最高的指标[9-10]，初步确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结合专家给出的意见对指标体系进行严密的论证。

在确定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时，充分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并且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相关研究，重点突出人口的质量、经济产业结构以及城乡建设等方面，本文将新型城镇化分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三个维度，研究这三个维度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互动关系。考虑到指标的稳定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对三个维度设立13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对人口城镇化设立了4个二级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人口就业率、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率。这4个指标直接反映了城镇化的进程、劳动力数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我国劳动力城镇化的影响和劳动效率提高的状况[11]。对经济城镇化设立了4个二级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这4个指标直接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状况、经济产业结构、城镇居民生活状况以及购买力水平。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也越快。对社会城镇化设立了5个二级指标：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恩格尔系数以及科技支出水平。这5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目前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状况，以及社会生活水平和科技创造力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考虑到现有的政策支撑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本文将衡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二级指标分为5个方面[12](表2)。公共教育用来衡量该地区财政性教育支出以及高中教育的普及情况，这些指标直接反映了该地区的教育状况。公共医疗涵盖财政性医疗卫生的支出、医疗机构以及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总数，这多项指标反映了该地区的医疗卫生情况。公共文化用来反映了该地区整体的文化水平。社会保险用来反映社会保险在职工中的覆盖程度。在选取二级指标时，本应选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率，但是在早期的统计年鉴中只有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为保证前后的统一性，故要舍弃这一指标。基础设施用来衡量四川省基础设施的承载力情况，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的地方，基础设施承载力也会相应地提高。

上述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08—2017年《四川统计年鉴》，包含四川省下辖的18个城市的统计数据(不含四川省下辖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3个自治州的统计数据)。

表1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表2 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二)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

关于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有熵值法、粒子群投影寻踪法、层次分析法等。与其他方法相比，熵值法较为客观且可操作性强，能够根据数据本身的特性确定权重，能够减少由于评价者的主观臆断而带来的偏向性。在运用熵值法时，首先要对全部数据标准化，根据每一项指标对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区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再采用不同方法对正负指标进行无量纲化[13]，再根据后续的步骤计算每一项指标的权重，最后将权重与之相对应无量纲化后的数值相乘并求和，即可得到四川省18个城市2008—2017年间的三维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分别为U11、U12、U13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发展指数U2。选取2008年、2013年以及2017年的数据，制作成图1、图2、图3和图4。

从整体上来看，三维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指数逐年增长势头非常明显，从2008—2017年，社会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一直领先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这反映了四川省18个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都有较好的财政支持、稳定的固定资产投入和消费市场，这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这三个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涨幅明显，平均年涨幅分别为7.4%、22.71%、14.6%。其中，经济城镇化的增长势头最为强劲，归因于四川省独特的战略地位(四川省位居“三线建设”这一经济建设战略的核心位置)、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了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将产业发展重心放在第二、第三产业)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成都市作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省会城市，以其快速发展的经济、不断革新的高新技术以及不断优化的生活设施，对周围的城市以及周边的省份有较强的“虹吸作用”，吸纳优秀的人才以及资金，这就加快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攀枝花市有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重工业园区，重工业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以及提供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等方面有非常重大的贡献。人口城镇的涨幅逐年放缓，这在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城镇化人口的急剧扩张所带来的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量的增长与现有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困扰着每一个省份，人口城镇化现有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固然会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限制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人口城镇化的放缓会给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带来一定的利好。

图1 2008年三维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图2 2013年三维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图3 2017年三维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图4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发展指数

(一)耦合协调度计算

为了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两两耦合协调关系，基于上述计算得到的综合发展指数，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耦合协调度[14]。

(1)

T=αUi+βUj

(2)

(3)

式(1)中，C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C越大，说明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两者之间耦合协调关系之间趋于有序，系统越稳定。在式(2)中，T为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分别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两者之间没有孰轻孰重，两者同等重要，于是分别取α=β=0.5。在式(3)中，D为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D越大，这说明两者耦合协调程度越高，两者趋向于均衡发展。将耦合协调度分为7个等级[15]，用A-G七个字母表示耦合类型，A为“优质协调发展”，依次降级，G为“严重协调衰退”，如表3所示。

表3 耦合度等级表

(二)耦合协调度分析

按照上述的方法可以得出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为D12、D22、D32，根据各耦合协调度的得分对2008年、2013年、2017年各个市区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总体来看，四川省的各个市区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逐渐趋于“优质协调发展”状况。在2008年，四川省除少数地区经济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度稍稍落后于人口城镇化以及社会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外，大部分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以及社会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相同。从区域来看，成都市与攀枝花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子系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状况，大多数地区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或者是“濒临失调衰退”状况，这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处于拮抗状态，两者发展不平衡。2013年，基本公共服务与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一致，同时，三个子系统各自协调度也得到一定的提升，经济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的协调度发展极为突出，呈现出“濒临失调衰退”或者是“勉强协调发展”状况，这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在稳步提升的同时也逐渐趋于均衡、稳定的势头。截至2017年，四川省大部分市区的耦合协调度都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状况，少数地区处于“良好协调发展”状况。若再经过10年的发展，三维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度将逐渐趋于“优质发展发展”状况，耦合度等级达到高质量耦合阶段，两者就实现了均衡、稳定及可持续的发展。

表4 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

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要考虑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还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因果、协整关系。因此,使用Eviews 10.0对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而带来的数据分析误差，在协整性分析之前，先对4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再对4组变量进行因果检验。在单位根检验的过程中，首先对4组综合发展指数取对数，检验4组数据是否满足协整性检验的条件。只有满足检验条件，才能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性检验，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然后进行因果检验，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得出结论。

(一)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的目的是为了判断出原序列是否平稳，进而判断下一步是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还是协整性检验。表5的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原序列非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原序列是平稳的，这说明不能对基本公共服务和三维新型城镇化进行线性回归，而是要进行协整性分析。

注：c, t表示带有截距项、时间趋势项，n表示滞后期。

(二)协整性检验与误差修正

检验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的方法为Johansen检验。判断基本公共服务是否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则只需要找出存在一组平稳的线性组合即可，即可以通过迹检验统计量Trance和最大特征值判断是否存在这样的线性组合[16]，Johansen检验的结果，如表6所示。

通过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的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经过检验可以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其中，表7中可获得对数似然估计值最大的协整方程为：

lnU2=0.676293lnU13+1.172949lnU12-

1.176341lnU11

通过协整方程可以看出人口城镇化每增加1%，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减少1.18%；
经济城镇化每增加1%，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增加1.17%；
社会城镇化每增加1%，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加0.68%。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设施的完善以及二、三产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大量工作岗位，吸引着大量非城镇人口进入城镇工作以及定居。从20世纪以来，城镇人口的急速扩张给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增长的幅度不能与城镇人口快速扩张的幅度相协调，也给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带来巨大压力。如果仅仅只是盲目地追求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而忽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这会使得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降低，甚至会“稀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削弱城镇人口应该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18]。经济城镇化反映的是四川省整体的经济实力，经济城镇化的增长不仅是宏观水平上经济水平的增长，也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人民的纯收入以及购买能力的增加，经济城镇化的增长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城镇化的发展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近年来四川省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关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在逐年增加，对智能化、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也促使基础设施建设要不断转型和升级，从而促使传统的基本公共服务方式的加速革新，使更多的城镇常住人口享受到“智能化、数字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表6 Johansen协整检验

表7 对数似然值最大的协整关系

(三)VECM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方程只能说明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短期是否均衡则还需要进一步检验。若短期出现波动，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这种短期不均衡状态能否回归到长期均衡状态[17]，结果用方程表示，如表8。

表8 误差修正项结果

误差修正项：ecmt-1=lnU2=0.676293lnU11+1.172949lnU12-1.176341lnU1-0.730084由于研究的重点是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此着重分析ΔlnU2为被解释变量与ΔlnU11，ΔlnU12，ΔlnU13为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D(lnU2)=-0.04356ecmt-1-1.677297D(lnU2(-1))-1.192898D(lnU2(-2))-0.799102D(lnU2(-3))-0.662244D(lnU2(-4))-0.542336D(lnU2(-5))-0.440239D(lnU2(-6))+0.065661D(lnU2(-7))+0.058388D(lnU13(-1))-0.118210D(lnU13(-2))+0.182293D(lnU13(-3))+0.294260D(lnU13(-4))-0.096089D(lnU13(-5))+0.223132D(lnU13(-6))+0.258498D(lnU13(-7))+1.316196D(lnU12(-1))+1.818142D(lnU12(-2))+0.968141D(lnU12(-3))+0.179248D(lnU12(-4))+0.3409D(lnU12(-5))+0.605947D(lnU12(-6))+0.666592D(lnU12(-7))-0.302894D(lnU11(-1))-0.284364D(lnU11(-2))-0.157449D(lnU11(-3))-0.24843D(lnU11(-4))-0.250548D(lnU11(-5))-0.518365D(lnU11(-6))-0.554116D(lnU11(-7))-0.013156

通过VECM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误差修正系数为-0.04356，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它将以-0.04356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表8中的模型整体的对数似然值为753.6734，这一数字足够大；
同时，AIC和SC值分别是-7.321784和-5.052660，这些数字足够小。这就说明模型整体拟合较好、解释力强。

(四)Granger因果检验

Johansen检验和VECM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可以得到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以及当短期出现不均衡状态时，将会以-0.04356的力度调整到均衡状态。最后还需要分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见表9。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都和基本公共服务有着因果关系。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存在着因果关系，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增加吸引非城镇人口涌入城市，容易造成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降低，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城镇化的速度时，这种低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必然缺乏长期性。人口城镇化虽然不是基本公共服务的Granger原因，但是不能说明人口城镇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影响。从表9可以看出人口城镇化是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口城镇化通过影响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进而间接影响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一)结论

本文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对2008—2017年四川省的18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表9 Granger检验结果

(1)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的总体水平逐年提升，且在空间上的差异十分明显。四川省高水平发展区域为成都市、攀枝花市，低水平发展区域为资阳市、达州市。对于四川省来说，该省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普遍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18个城市的空间差异还是非常显著的，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明显领先于其他城市，主要原因是成都市的人口密集，经济较为发达，所以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较为集中，其他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待均衡发展。相对于新型城镇化而言，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最为快速，社会城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且稳步增长，这二者将会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最坚实力量。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与基本公共服务互相协调，不能因为盲目追求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而导致二者的不协调发展。

(2)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之间经历了拮抗—磨合—高质量耦合三个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从“轻度失调衰退”逐渐转向“优质协调发展”状况，且基本公共服务与三维新型城镇化两两耦合度基本达到协调一致发展。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度的发展是最为迅速的，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与物质基础。在地区分布方面，成都市与攀枝花市的耦合协调度领先于其他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而其他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进程缓慢，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并不能相适应和均衡发展。

(3)通过Johansen协整性检验以及VECM误差修正模型可得，人口城镇化对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反向影响，这说明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盲目追求城镇人口数量的变化，给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在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努力达到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稳定发展，不能为了盲目追求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而降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正向的影响，地区经济和社会基础是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动力，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要充分发挥四川省作为西南地区旅游重要省份的优势并结合“一带一路”的建设要求，吸引更多资本的流入，将四川省打造成西南地区的经济示范区，从而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促进三维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关系呈现长期协调发展的状况。

(二)建议

(1)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优质协调发展”。城镇化的进程应该以增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居民幸福感为出发点，在推动公共服务水平发展的同时，更要以“提效率、保质量”为目标，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要与不同时期城镇化的需求相适应，避免因盲目追求城镇化而造成基本公共服务的滞后供给。尊重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使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够满足不同时期新型城镇化的需要，进而让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达到基本公共服务与新型城镇化“优质协调发展”的目的。

(2)放缓人口城镇化进程，使之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适应。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得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格兰杰原因，虽然人口城镇化不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城镇化以及社会城镇化进而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并且，通过协整性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人口城镇化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具有反向影响，这说明在早期仅追求城镇化率的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人口盲目快速的扩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造成巨大压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必然是要走可持续化的道路，所以人口城镇化必须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相适应，不能因为人口的压力而降低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阻碍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因此，需找出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两者发展的平衡点，均衡协调的发展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双重需要。

(3)以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发展带动基本公共服务发展。通过Johansen协整性检验、VECM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格兰杰原因，且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有着正向作用。首先，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基础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推动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加大四川省的开放程度，增强四川省的“一带一路”建设，优化四川省的产业结构，促进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从而达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其次，大多数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都是由财政支持，但是地方财政力量毕竟有限，有限的财政投入会限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发展。因此，需要将有一定赢利能力的公共项目交给社会资本去经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进入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既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拓宽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所需资金的渠道，又能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进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