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情感与个体觉醒：浅析片冈德雄的文艺教育社会学

贺晓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 210023）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所谓的转向带来各种思想震撼，其中语言学转向尤为突出。在这一转向影响下，一如分析语言那样去分析社会，解读文本那样去解读文化和教育现象，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治学方式。解读文本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对于文本所表达的内容一如既往地关注以外，还积极尝试从表达的形式中去挖掘深度思考的另类可能。

就教育社会学来讲，崇尚实证主义、追求自然科学般的客观性普遍性知识也曾是这个学科的一个主要特点，但这一特点在转向大潮的推动下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当下的教育社会学，不仅把聚焦点从知识转向人，而且主张关注人的情感面向，在更多元更复杂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教育问题教育现象，更为广义地尝试展开对于人之成长的多层次分析。

日本著名教育社会学者片冈德雄的研究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对于情感对于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乃至对于形式的强调。片冈的研究可以清晰地分出前后期。前期主要从事班级社会学研究，后期则倡导和尝试文艺教育社会学研究。班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学校中的班级和教学。除了教育社会学者，其他分支领域的社会学家大多不会关注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因此，这也可以说是教育社会学的一块独具特色的“自留地”。片冈在读博期间参与了导师的“教学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课题，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博士论文《教学过程中的人际关系》。而所谓的文艺教育社会学，指的是以小说、戏曲、影视、漫画、歌曲等文艺作品为分析对象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因为是教育社会学研究而非单纯的社会学研究，因此研究的焦点主要定位在了种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所内含的对于人之成长的影响力影响要素上。20世纪80年代后，片冈从班级和教学的研究转移到了日本古典戏曲，尤其是歌舞伎、净琉璃等作品的分析上，聚焦于著名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鹤屋南北、河竹默阿弥等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日本本土式的亲子观念亲子关系，并反复强调自己研究的历史取向文化取向。对于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上的这一变化，片冈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承认自己“有一些方向转换。从班级、教学中的人际关系向价值问题发生倾斜。这一点后来又进行了提升，超越了狭义的学校教育，开始了文艺作品所内含的育人力量的研究，以致后来发展到从文艺心态史角度对于古典大众艺能中亲子观念的研究”。①片岡徳雄．現代学校教育の社会学．東京：福村出版，1994：2．片冈轻描淡写地表明的“有一些方向转换”，其实变化的跨度还是很大的。班级社会学是教育社会学中的一个传统分支领域，学者众多，成果目不暇接，但文艺教育社会学不是。片冈之前，文艺教育社会学作为一个分支领域尚未确立，这个概念也鲜有学者提及，更不用说有什么值得瞩目的创见或者成果。片冈可以说是文艺教育社会学的第一个“摸着石头过河”者。但片冈的轻描淡写确实准确反映了一点：这一“方向转换”并没有表现出像语言学转向那样的翻天覆地的颠倒。“从班级、教学中的人际关系向价值问题发生倾斜”，与其说是“转换”不如说是“提升”，它“超越了狭义的学校教育”。从情感角度出发对人的强调对人际关系的强调这一点始终没变，但在一个更为广义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中来讨论分析教育问题教育现象，在戏曲等文艺作品的文本形式所呈现的亲子观念亲子关系中去探寻思考人之成长的可能性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提升”。更具体地说，片冈的文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作品文本中形式，换言之表现手法的意义，并通过对表现手法的分析来呈现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中复杂的亲子观念亲子关系，进而从情感角度深化人们对于教育问题教育现象的思考和认识。本文的目的，是就这一点展开一些初浅的论述。

片冈的班级社会学研究主要围绕中小学课堂展开。作为小群体的班级以及教学，是他的主要关心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被命名为“个体成长的班集体建设”，在学术与实践两方面开花结果，在日本教育史、教育社会学史上留下了一步鲜明的足迹。

中小学的教学与一种相对固定的小群体——班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特别在走班制并不盛行的东亚社会，教学活动主要是在班级中展开的。也正因此，班级社会学研究借鉴了许多小群体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如帕森斯（T．Parsons）、霍曼斯（G．C．Homans）、勒温（Kurt Lewin）等，都曾在这一领域有过贡献。他们对于小群体的结构、功能、过程机制等方面的论述和分析，带给了班级社会学研究以丰富的启发。片冈也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把耶鲁大学教授西奥多．米尔斯（T．M．Mills）广有影响的《小群体社会学》一书译介进了日本。

虽然把美国的小群体社会学成果译介进日本是一大建树，但片冈的班级社会学并非从翻译起步的。在此书翻译之前，片冈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学问题、班级问题的学术著作与论文，已经享有了一定的声誉。1963 到71年间，他先后在黎明书房、明治图书等著名出版社出版了《教学的人际关系》《集体学习入门》《学习集体建设》等学术专著，并撰写、发表了“论教学的集体过程”等论文。这些研究，一方面尝试将美国社会学家的小群体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学校教育分析，另一方面也展开了自己更接地气的、日本本土式的思考。在“论教学的集体过程”一文中，片冈指出了构成教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学习内容、学习主体、人际关系，认为“（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的）学习内容与主体、与人际关系之间的相互关联，是教学的最为基本的架构”；
“教学过程既是学习主体的心理（主观）过程，同时也是人际关系的互动过程”；
“从根本上说若要将学习与教育看作是社会现象，这一‘人际关系’就是要点所在”。①片岡徳雄．授業の集団過程．大河内等，編．教育学全集4 教授と学習．東京：小学館，1968：163，165，164．应该说，对于人际关系的强调，在当时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很有特色，含义丰富。人际关系必然是一种文化、社会现象，也正因此，才能在研究中更关注到日本本土要素，提出本土式的分析路径和解决方策。在片冈的班级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乃至实践的思想意识中，很早就内含了这样的扎根于本土问题意识。

对人际关系的强调也必然引导出对于情感面向的关注，这也是片冈班级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小群体社会学，一如米尔斯所代表的，通常将情感摒弃在研究视线之外。《小群体社会学》的最后一章是“情动关系与群体的成长”，米尔斯多少就情感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但内容上篇幅上都较单薄。整本书的内容构成，主要围绕小群体的研究方法、群体结构、力动过程展开。这些也是小群体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关心所在。而片冈则更看重群体中的人，尤其是人之情感面向的探讨。“教师和学习主体是教学的输入部分，在分析他们的行为时，我们会注意到与显在活动（activity）和潜在心情（sentiment）相关的各种不同性格。此处所讲的每个学习主体，绝非教师所经常认为的那样，是‘只以学习为特点’的人”。②同上：169－170．片冈意识到，小群体从概念的角度讲本身内含了初级群体之意，有着强调情感，尤其是家族式亲密关系的天然特性，但在美国社会学家嘴里颠来倒去谈论的却是它的次级群体面向。片冈刻意把初级群体之亲密关系的一面凸显出来并将之带入班级研究当中，指出情感结构（比如凝聚力如何）“与其是学习主体之间相互喜欢讨厌的关系问题，不如说应该理解为班级集体氛围问题的。”他把有利于班级学习的集体氛围称作支持性氛围，不利于班级学习的称为防御性氛围，支持性氛围饱含群体的凝聚力。因此，“凝聚力高的班级，会在提升人际关系温度上花更大的力气”。③同①：184，174．

片冈用了提升温度这样的表述让人意识到在班级中是否感觉得到情感乃是一个重要问题。他指出支持性氛围的精要在于“在快乐和喜悦中展开班级建设”。④片岡徳雄．全員参加の学級づくりハンドブック．名古屋：黎明書房，1981：1．而对于支持性氛围这个重要概念，他又做过更细致的解释：“支持性氛围是指（1）作为某人的同学充满了自信和信任。比如对自己能完全融入集体充满自信，不需要在表面上装什么。即便与同学意见不合也能坦陈自己想法，充分表述情感与释放内心压力。对集体其他成员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
（2）作为一个集体，充满宽容、互助氛围。少有潜在敌意，少有争抢式竞争，分工与岗位是轮换、富有弹性的；
（3）在目标追求上体现出自发性多样性。方式上是直接、坦诚、开放的，沟通上既有上下纵向也有左右横向，多为积极的参与，每个学生都能发挥主动性创造性，评价也是多元的”。⑤片岡徳雄．学習と指導―教室の社会学．東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87：45．

班级社会学意义上的班集体建设，以支持性氛围为标志，强调在快乐、喜悦等正能量的人际关系情感中展开教学，充分关注个体发展个体。可以说，片冈是在人际关系和个体发展的情感面相上主张自己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

小群体社会学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是实验法。较长一段时间，实验法一直被看作是一种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片冈也曾把实验法当作班级社会学研究的法宝。在他早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集团主义①为了与国人熟悉倡导的主流的“集体主义”相区别，特保留日文原文，用“集团主义”一词，特指一种日本式的、崇尚权威与服从、贬损个体与个性、僵硬教条的山寨版“集体主义”。学习批判——中，支持性氛围和防御性氛围的教学效果、班集体建设效果的差异，也主要是通过实验法来分析论证的。但片冈后期开始文艺教育社会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转换为了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研究方法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在强调“本土”和“情感”这两点上，可以看到研究前后期的首尾连贯。片冈一直保持着对于何谓日本进行追问的学术姿态。20世纪70年代，“集团主义教育”在日本中小学风靡一时，片冈一眼看破这种教育并非进步的、革命的，而是一种教育病理，是一种“极端权威主义、集权的、道德说教式的集体理论”下的教育实践。片冈对这种教育风潮当头棒喝，提出了“日本人以及日本教育界如此这般无条件地拥抱集团主义的背景和传统到底为何”②片岡徳雄「教育社会学の歴史的·比較的視座―日本的なるものをめぐって」『教育社会学研究』第47 集、1990：104－105。的质疑。围绕这一质疑，他用“历史／比较的视角”一词来表明自己的研究主张。这一视角不仅仅是强调历史和比较，更是要在文化的视野中努力去尝试“‘日本独特的’问题结构的分析”。就教育研究讲，不仅去“揭示日本学校一线教学中的‘教育问题’，而且尝试更高度的提升，提升到对于日本独特的‘教育社会’的解读”。③同上。在此，教育社会学成为了“教育社会”学。

教育社会学这门学科一般被认为是一门针对教育问题教育现象展开社会学研究的学问。换言之，是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去分析教育，其学问特色与其说是在研究对象上不如说凸显在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上。然而用“教育社会”一词，片冈表达了一种新的理解：教育社会学是研究“教育社会”的一门学问，是以“教育社会”这一研究对象来界定自己标榜自己的。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一“教育社会”呢？ 这一概念容易让人联想到学历社会这一耳熟能详的词，但它并不像学历社会意指一个强调学历资格的社会那样意指一个强调学校教育的社会。片冈认为关键在于对历史、文化之独特性的追问上。换言之，就日本教育而言，它是一个追问日本独特性、本土性的概念，是在充分意识到“日本历史变迁分析以及日本以外的多种社会比较”之必要性的基础上、追问“精英、学历、教师、家庭、母亲等面向上”体现出来的教育传统、教育惯习乃至教育制度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主张，片冈展开了自己的“教育社会”学——文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尝试。他分析起了歌舞伎、净琉璃等日本传统戏曲作品所表现的家庭，尤其是其中的亲子观念亲子关系，试图从中剖析出具有“日本独特性”“日本本土式”的要素④同②。。而且重要的不是就亲子观念亲子关系谈亲子观念亲子关系，而是把亲子观念亲子关系当作是日本教育传统教育惯习的一个直接关涉到人之成长的重要面向，从中挖掘育人的影响力影响要素。

在《日本人的亲子观念——古典大众艺能的案例》一书中，片冈分析了“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期，即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约三百年间的各种艺能作品”①片岡徳雄「第11 章 マスコミと文芸」片岡徳雄編『教育社会学』東京：福村出版、1989：385。，尤其细致考察了能乐、幸若舞、说经、古净琉璃、金平净琉璃、土佐净琉璃，近松净琉璃②以上皆为日本古典戏曲。净琉璃即木偶剧。所表现的亲子观念。特别是对于近松净琉璃所展开的分析，“并非一一细查亲子所编织的故事情节发展，而是聚焦亲子所直面的悲剧困境本身”。③同①：300。“故事情节发展”指的是作品的内容，而“悲剧困境本身”，片冈意在表述悲剧的呈现形式也即戏剧高潮的表现手法。片冈特别指出“当代日本人身上发展出来的‘折中主义’‘间人主义’④所谓间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即强调行动时要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部门的立场、心情及相互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参见濱口恵俊『「日本らしさ」の再発見』一书。特性，或许在根源上，是要寻找到这种艺能的表现手法上的”。在此，片冈特别强调了表现手法的问题。他敏锐捕捉到了近松净琉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在近松那里有‘殉情故事’有‘荒诞故事’，这些故事所表现的亲子观念，……凸显了强烈的个体觉醒意识”。⑤同①：388。

那到底是怎么“强烈”的呢？ “荒诞故事”指的是以荒诞的形式来展开内容层面上的故事。对于形式上的荒诞与故事层面的“强烈的个体觉醒意识”的进一步分析，是《日本人的亲子观念》三年后出版的另一部专著《四谷怪谈中的女性——杀子的谱系》的主题。这次分析的对象是鹤屋南北的歌舞伎作品。此书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是一个以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鬼怪传说《四谷怪谈》为素材的案例研究。片冈首先指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诞现象：不为人所逼不为人所迫，母亲出于自己的意志杀自己的孩子。通过对这怎么可能的追问，片冈对鹤屋南北歌舞伎中的亲子观念做了抽丝剥茧的分析。他注意到了荒诞中的颠倒技法，并由此引导读者去关注身为母亲的女性那超乎寻常的个体觉醒意识。

杀自己孩子的行为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母性，也与特殊意义上的“日本人的母亲”形象相距甚远。也正因为太有距离感，意识到这样的荒诞素材竟然出现在古典戏曲当中时所带来的文化震撼，为学问上的好奇以及学术探究的开始提供了巨大动力。片冈的一段自述生动体现了这一点。他回忆自己着手古典戏曲研究时，一开始对鹤屋南北的作品分析是怎样抱有一种沮丧感，又是怎样克服的。鹤屋的作品：

情节复杂而奇怪，出场人物乱作一团，一点都看不出什么亲子观念。差不多快要投降放弃的时候，一九八八年三月，前进座⑥一个著名的歌舞伎剧团。来到了广岛公演《解脱衣枫累》⑦歌舞伎剧名。累是人名，为剧中的一个角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总之是去看了南北的这出戏。将近剧终，附身在累身上的亡灵阿吉，把自己与那个恶少空月所生的孩子扔到了河里。布娃娃（婴儿）忽地被水冲走了。观众忍不住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突然脑里闪过“不对劲”的感觉。“母亲竟然自己下手杀自己的孩子！”莫非正是在这一非日常的荒诞中，暗藏着南北断然想表达给你听的东西？ 感觉恰似被一道光闪过一样。自那以后，一直觉得像是那道光把我引导到了“四谷怪谈中的女性”的研究。⑧片岡徳雄「まえがき」片岡徳雄編『現代学校教育の社会学』東京：福村出版、1994：2－3。

片冈在日常生活的“非日常的荒诞”中感受到了“被光闪过一样”的体验，在“杀子”的哄笑中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揭示出了颠倒的技法以及个体，尤其是身为母亲的女性所具有的自我觉醒意识的“强烈”。

《四谷怪谈》的主人公是受丈夫伊右卫门之骗后被杀的阿岩。这是一个阿岩复仇的故事。片冈在这一复仇故事中看出了女性对于男性，也是女性对于日本男性中心的“家”①原文用片假名イエ。

因为与中国的家族制度有很大不同，故译法上不译作“家族制度”而译为“家”制度。制度表现出的个体主张与觉醒，进而提出了“日本式的亲子关系到底为何物”，“日本人写的作品中存在这样的亲子形象”是否可能等疑问。②片岡徳雄『四谷怪談の女たち―子殺しの系譜』東京：小学館、1993：296－297。后记。他把这些疑问看作是对家庭、亲子关系面向上的传统、惯习的追问。他写道：“最能引起我注意、深思的是鹤屋南北四世的歌舞伎中表现出的、只能以冷酷来形容的亲子形象。无论与哪个作家比与哪部作品比，没有比这更鲜明的‘不像日本人’了”。从作为丈夫的伊右卫门角度说，“即使是跟自己欺骗又杀害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家’不‘绝种’，就是可接受的。男人沉沦于‘家’的延续，而这一点，从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女性角度来看，正是可嘲弄的‘男性的弱点’，也是与‘在地狱走过一遭’的女性之强大之间的落差。这恰恰可以说是表征了一直处于暴力性支配地位的男性与一直屈从于暴力支配的女性之间发生的社会性颠倒（逆转）”。鹤屋南北的戏曲，其实是“把‘家’的重负完全抛弃掉了以后的女性从自己的角度完成的‘杀子’”作品。③同上：200。

木村凉子（1994）④木村涼子：《書評片岡徳雄『四谷怪談の女たち―子殺しの系譜』》《教育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6 集。在一篇相关的书评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点，很值得参考。木村指出片冈关注到了《四谷怪谈》中母亲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杀自己孩子这样的设定，片冈感到《四谷怪谈》最令人恐惧的是“阿岩吃掉了自己的孩子”，这在日本漫长的古典戏曲史上，亲子关系是不曾有过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片冈分析了杀子的谱系以及鹤屋南北戏曲在谱系中的位置以及特点，对杀子戏曲的类型进行了模式建构。近松、南北、默阿弥三位戏曲大师作品中的杀子套到这一类型模式的框架中的话，可以知道，占据主流的是父母为了对自己的主人或者所属群体表明忠义而杀子的。鹤屋南北与另外两人相比，父母出于自己的利害考量而杀子的案例更多一些。由于父母间的冲突甚至仇恨而导致孩子被杀，这样的抗争型杀子类型在南北剧中最为突出。阿岩就是这一典型。但阿岩并非自己直接动手杀子的⑤实际上是阿岩的冤魂附身到另一剧中角色身上然后杀子。，也许因为这一点，这个片段在以前不太引起关注。但阿岩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要断男方血脉而把孩子弄死这一点确凿无疑。木村总结说，片冈想表明，杀子从结论上说，都是在僵化体制崩溃期开花结果的近代自我的觉醒。

孩子本是“家”的延续却被女性当作了复仇的工具。从目的性存在被颠倒成了工具性存在，后者让人联想到“只能以冷酷来形容的亲子形象”。片冈通过对鹤屋南北“荒诞”中的颠倒技法的分析，指出了杀子乃为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可以说片冈看到了鹤屋是以杀子的冷酷形式，更加放大了“个体意识觉醒”一词所具有的强烈色彩。受骗被杀的阿岩变成恶鬼，并非受人强迫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咬死了自己的孩子，后来又以产妇形象出现，把看上去像是返魂了的婴儿递到丈夫手里，但即刻又将之变成石块。片冈引用人类学家宫田登《女孩的民俗学》一书的研究成果，指出“孕中去世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大出血死去的年轻女性之灵”通常有一股执念，坠入死亡深渊的刹那，“即使只能救孩子，也要把他／她推回到这个世界”，而鹤屋南北是把这一民俗信仰来了个颠倒，而又正因为是颠倒，才更能表现出恶鬼“特别的凶恶”，表现出“死命纠缠的攻击性”。①片岡徳雄『四谷怪談の女たち―子殺しの系譜』東京：小学館：195。片冈进而又引用著名学者服部幸雄的一段话来阐明颠倒技法的意义：“（颠倒的幽灵）身藏在更深黑暗处的这一想象，不正是‘颠倒’本身所具有的令人恐惧的攻击性吗。‘颠倒’具备了不可思议的灵力。向安稳无事的日常发出挑衅的魔鬼的激情，不正是爆发在‘颠倒’中的吗”。片冈写道：“颠倒，确确实实不仅在这种物理性质的倒置上，更是在社会性质的逆转上，体现出远为激烈的攻击性。……抱着婴儿倒着走上舞台的阿岩，可以说是与产妇信仰完全相反的、一把致命的攻击利刃”。②同上：198。

古典戏曲所反映的男女关系上的怨恨，这一怨恨又通过荒诞的颠倒表现技法被放大，突显出亲子观念中的冷酷面向以及身为母亲的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这可以说绝大颠覆了日本社会对于亲子关系的传统认知，也正因此，片冈以“社会性质的逆转”概括之。片冈所主张的“教育社会”学，就是在这样充满荒诞的亲子观念的表现手法中，挖掘出个体觉醒意识然后将其看作为教育传统教育惯习并展开人之成长的本土式思考的。在此，我们看到了对于在近现代被认作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父爱母爱的质疑。也确实，社会学家小山静子、教育社会学家广田照幸等学者也曾表明过，在日本，“近现代意义上的父爱和母爱，在明治以前很难寻找到踪迹”。③贺晓星：《“西瓜太郎”的故事：教育的发展与文化的结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第4 期。

片冈把亲子观念亲子关系当作日本教育传统、教育惯习的一个直接关涉到人之成长的重要面向，尝试从中挖掘育人的影响力影响要素。片冈从杀子的冷酷中读出女性个体的强烈觉醒然后尝试阐发文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意义。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大学戏剧博物馆馆长鸟越文藏为《四谷怪谈中的女性——杀子的谱系》写过的一篇书评，名曰“只有教育学者才可能的人物解读”，其主要观点很有启发。鸟越指出，“南北作品中出场的人物，许多都是一些只能用‘坏透了’一词来形容才比较合适、一般人绝不可仿效的，因此以前一直觉得，这不可能成为教育学关注的对象”。④片岡徳雄『四谷怪談の女たち―子殺しの系譜』東京：小学館、1993。解説：294。而片冈自己虽然也认识到“在南北的那个时代南北的戏曲总体上被看作是‘不良文化’的”，⑤同上：271。但毅然决然地要从“不良文化”中挖掘出教育传统教育惯习并在其中尝试展开人之成长的问题思考。

鸟越的这段话至少重点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不可能成为教育学关注对象”的东西竟然成为了对象，片冈有意识地去超越狭义的学校教育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尝试从古典戏曲的角度入手来挖掘所谓的教育传统教育惯习思考谈论教育的可能性，这一充满想象力的研究努力确实难能可贵。而与这一点紧紧关联在一起的是鸟越对谈论教育时片冈所使用的分析素材的震撼。这一震感表现在面对鹤屋南北这样的“不良文化”片冈所表现出的敏锐嗅觉以及执意要在“不良文化”中解读教育解读人之成长的努力，鸟越所表达的钦佩。无论南北作品中的亲子观念亲子关系是不是只是个案是不是不具普遍意义，片冈都没有把“不良文化”本身作为教育的对立面简单处理掉抛弃掉，也不是站在特定价值立场上一心去解读谈论教育时的“不良文化”的反面意义然后吸取什么经验教训，而是超越了“善恶”“美丑”这样的价值二元结构，在相对“内容”来说更为远离价值判断的“形式”层面，尝试发掘深度谈论教育谈论人之成长——比如说情感与个体觉醒——的可能性。片冈的文艺教育社会学研究，不是要从文艺作品的所谓反面素材中提取教训，而是去否定反面教材之“反面”性，在“形式”——在与“内容”相对的意义上讲多少也是对于“内容”的否定——这样的饱含“否定”张力的思想中彰显文艺教育社会学之研究意义。

除了《四谷怪谈中的女性——杀子的谱系》以外，片冈还著有《日本人的亲子观念分析》、①片岡徳雄『日本人の親子像をさぐる―「さんせう太夫」から「忠臣蔵」まで』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8。《日本人的亲子观念——古典大众艺能的案例》②片岡徳雄『日本人の親子像―古典大衆芸能にみる』東京：東洋館出版社、1989。等专著，并在晚年，带着自己的一帮弟子编写了《文艺教育社会学》一书，为自己的研究生涯做了一个总结。③片岡徳雄編『文芸の教育社会学』東京：福村出版、1994。

清矢良崇这样评价片冈德雄的文艺教育社会学：

文艺是一种拒绝人们“客观”分析的素材，里头夹杂着读者的主观感受，况且，对作为背景的时代客观地把握也很难，要进一步论证对人的成长作用就更难了。作者是充分认识到这些难点迎刃而上的。作者的问题意识里，就注意到了迄今为止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虽然关注到了制度关注到了过程，但却没有关注到“社会内容或者说价值领域”。传统的教育社会学需要这样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而迎来生机。

与人的成长之内容和价值有关的问题，不是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社会学对于内容和价值有一定的关注，但教育社会学却只是把眼光放在了制度和过程方面，至今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文艺教育社会学研究内容涉及文学、戏剧、电视、广播、音乐、美术、雕刻等文艺形式，对人的成长起到的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研究领域分成以下三类：“文艺的价值内容分析”“文艺是如何有意识无意识地参与到人之成长的”“文艺的教育力量、感化力量”。本书具体选择了小说、儿童文学、漫画、音乐、文学、戏剧等素材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不仅是在发掘素材的有趣，而且重在客观地展示社会学的材料解读。④清矢良崇「書評片岡徳雄編『文芸の教育社会学』『現代学校教育の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研究』第57 集、1995。

清矢为理解文艺教育社会学写下了明白易懂的注脚。如果说早期的片冈是在狭义的学校教育层面上展开班级社会学的分析和论述，在后期，他则把教育这一概念放到了与人的成长之价值内容相关的“潜在影响”这一更具广度的视域中来考量了。正是在这意义上，“教育社会”学成为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取向。看到了“杀子”看到了“冷酷”指出了“颠倒”指出了作为母亲的女性强烈的“个体觉醒”然后从中去解读其中的育人力量育人因素，这一理路蕴含了不小的学术魅力。

《四谷怪谈中的女性》中的“冷酷”，也可以说是班级社会学研究中的“提升温度”“快乐”“喜悦”的一个颠倒。虽然说意思相反，却同样都是表达情感的概念。片冈在研究前期阶段展开的班集体建设，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倡导个体觉醒与成长的思想。片冈对于相关的情感问题个体问题一直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和系统的思考，而这一姿态，到了后期的文艺教育社会学研究也始终没有改变。片冈通过“形式”的追问，为那些过去绝不进入教育研究视野的对象和材料提供了丰富的分析可能性，使人们能够更视野开阔地、更为多元地去思考教育与人之成长问题。（本文成文过程中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沙龙上得到了吴康宁教授的批评指正，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