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同区域信息服务业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文／吴笛 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东佛山 528000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信息服务业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信息处理和通信的服务，属于高技术服务业。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组成，信息服务业具有技术迭代快、高附加值、多关联产业等特点[1]，并形成了技术、资本和人才的规模集聚，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布局热点和竞争焦点[2]。信息技术产业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之一，政府在市场开发、投融资、税收、贸易优惠、科研扶持、人才培育等方面都出台了激励性政策。作为我国信息服务业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城市，北京市已形成世界影响力的信息服务业中心城市。本研究以北京市为研究案例，摸索这类高新技术服务业在城市内的发展机理，有利于指导关联产业空间布局和优化。

产业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映射形成了城市产业空间，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作用于产业空间形成的最突出的特征[3]。产业空间集聚是生产要素为选择最佳区位而在城市空间上的流动、转移以及重新组合[4]。而劳动力市场的专业化、产业关联效应以及知识溢出效应引起了经济外部性，并推动了产业地方化的发展[5]。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集聚效应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促进集聚区内要素的自然更迭与升级；
但过度集聚会导致扩散效应[6]。作为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高附加值产业，信息服务业是通过供应商网络整合了全球资源，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7，8]。由于大都市土地资源稀缺，不同产业之间形成了具有高度关联性和互补性的产业群落，各类生产要素通过产业链及供应链在生产网络流动，形成以技术、信息、资本、人才等要素高效流转的产业配套系统[9]。

北京市产业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电子服务业也随着萌芽、起步、发展和腾飞。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北京市产业以工业主导，长期抑制服务业发展，信息服务业主要作为国家科研。改革开放到中国加入WTO组织间，北京市的服务业快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电信、计算机等信息服务逐步为大众所了解，这一阶段存在的问题是与国际接轨不足、竞争少。随着中国加入WTO组织，北京经历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信息服务业逐渐成为北京的优势产业。2009年以来，北京市处于信息产业腾飞阶段，信息服务业企业经历了迅速膨胀发展，尽管从2009年-2014年规模以上信息服务业的企业没有明显增加，但其资产、利润及从业人数翻倍，贸易增长近2倍。

北京市信息服务业具有向心布局规律，以西城区-中关村为中心呈现圈层式的向外扩散。信息服务业通过多重路径依赖形成城市产业空间，交通、设施路径是产业空间发展的硬优势，技术、劳动力、政策路径是产业空间的软实力，市场、产业基础等路径则作用于产业关联，这些路径互相作用、影响，并通过规模递增、自增强效应形成空间锁定，发展形成了信息服务业向心布局规律。

北京市信息服务业经历了由集聚到扩散的历程。国务院于1992年提出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随着中关村昌平园、丰台园等一区十六园的体系确立，郊区信息服务业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20世纪初，北京市信息服务业格局已基本形成，一半以上企业分布在市中心，由城市中心、城市边缘到城市外围企业数目逐渐减少。20世纪初至2008年，企业数目增长了两倍，空间分布情况基本不变，信息服务业开始向郊区扩散。2008年-2013年，信息服务业进一步向原价去扩散，2013年以来，受政策、地价、龙头企业转移等影响，信息服务业向东、向北的城市边缘区域转移，转移方向受到通州、怀柔新区的政策因素影响并与其他科技产业转移方向一致。

北京市信息服务业形成了城区大集聚与郊区小集聚、大分散的二元的空间格局。信息服务业在城区集中分布在中关村区域，集聚程度以环状向郊区逐步降低。在郊区信息服务业则分布分散，形成怀柔、密云、昌平、平谷等多个小集聚区域。空间集聚情况详见图1。

图 1 北京市信息服务业集聚情况(核密度图)

图 2 北京市信息服务业集聚体系

图 3 中关村信息服务业集聚情况

北京市信息服务业的产业空间体系趋于完善。90年代初，由于政策支持中关村地区依托临近高校、科研院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信息服务业早期集聚区。90年代末，信息服务业向周边发展，上地地区信息服务业集聚区发展迅速，团结湖地区开始初步集聚。2003年，上地地区、团结湖地区已形成具有规模的信息服务业集聚区，形成了近郊区集聚区，信息服务业进一步向北扩散，开始形成昌平集聚区。2008年，近郊区、集聚区集聚程度迅速加剧，亦庄地区、西红门地区、通州北苑地区等远郊地区开始形成新的集聚。2013年远郊区集聚区的集聚程度迅速加剧，近郊区集聚区规模扩张、逐渐聚拢。北京市形成了四级中心的信息服务业产业空间体系，中关村是北京市信息服务业的一级中心，集聚区形成时间早、涉及区域大、产业规模大、对区域的影响广。上地地区、团结湖地区形成了二级中心，集聚区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亦庄地区、昌平、西红门、通州北苑等近郊区形成三级中心，而顺义、怀柔、平谷则形成四级中心。信息服务业集聚体系演变情况详见图2。

中关村集聚区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东南区域，北京市信息服务业从这里孕育和形成，在所有北京市的信息服务业集聚区中，中关村集聚区开发最早、规模最大、发育阶段最完善、影响力范围最广。其从早期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发展成现今白石桥路-海淀路-中关村路的F型信息企业集聚区。经过产业升级转型，随着产业集群地转移、新产业集群的出现和整合，中关村产业集聚区在功能分区上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最终形成了泛中关村区域。中关村集聚区集聚情况详见图3。

中关村集聚区依托周边技术优势显著的高校以及科研院所，有利于信息服务业从事的科研成果转化的基础。区域交通相对边界，城市快速路可向北联系上地、西北旺、昌平等其他信息服务业集聚区域，实现集群间的要素转移、组合的配置与再配置过程；
地铁等区域可快速到大西城区、望京等办公集聚区域，实现不同行业间，尤其是关联行业间的交互。生活设施便捷，快速路、地铁直达天通苑等居住区，餐饮、娱乐、休闲设施完善。此外，区域内还有大量非正式交流空间，例如，共享式办公、咖啡店、奶茶店、书屋、租赁式会议室，对于信息服务业灵感交互、关系形成等提供了便捷的服务。

中关村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是多重路径依赖形成的产物。中关村最为突出的路径是政策路径、技术路径和产业基础路径。80年代陈春先等科技研究者建成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并随着90年代中关村的政策身份确定，形成了孕育集聚的政策环境。技术路径对该信息服务业的空间形成作用突出，其明显作用于劳动力路径中的技术人才。技术路径是受区域的技术协会联盟、人际关系等形成[10]，与市场路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信息服务业布局在科研机构、金融中心等空间周边，而信息服务业的集聚也进一步作用在这些科研、金融等关联产业上加剧集聚效应。产业基础路径通过累积因果作用于新企业、相关企业的选址布局，使其可以与关联的产业和客户距离更近，因此企业具有更多发展机遇[11]。随着信息服务业产业日益成熟，主导城市产业空间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以中关村集聚区这种成熟集聚区，其主导路径由市场、技术向产业基础转变。

亦庄集聚区位于亦庄街道及台湖街道，沿京沪高速在羊坊桥以南，马驹桥以北形成了信息服务业集聚区。亦庄集聚区是离城区最近的郊区集聚区，是北京南部规模最大、集聚效应最突出的信息服务业集聚中心。

信息服务业企业在亦庄集聚区中主要沿南五环、京沪高速等公路分布。中国电子商务中心-永昌工业园周边的企业集聚程度最突出、集聚规模最大。亦庄集聚区内呈现着沿京沪高速方向及沿南六环路方向这2个发展方向，其中，集聚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沿京沪高速向东南方向发展。

在空间结构上，呈现了由点→线→面的发展历程。亦庄集聚区主导发展的因素是交通路径，通过影响企业的扩张从而作用于空间集聚的过程。二十世纪初，羊坊桥区域仅零散分布了几家信息服务业。2005年形成初步集聚，企业沿南五环路、京沪高速逐渐增加，形成T字形模式。2010年集聚区初具规模，T字形结构沿京沪高速向东南延伸至凉水边。2015年在京沪高速公路的东西两侧出现了新的集聚点，沿着科创五街分别形成了德上科技园集聚区、荣京东街集聚区，形成了干字形的空间结构。2019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入驻经海路地铁站周边办公大楼，在凉水河岸形成王字形结构。亦庄集聚区空间结构演变详见图4。

图 4 亦庄信息服务业集聚区空间结构演变历程

信息服务业产业空间是随着产业城市、城市空间格局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服务业受不同的主导路径作用下在城区和郊区形成了差异的空间特征，技术路径和产业基础路径作用于城区，形成了大集聚空间格局，而交通、关联产业等路径作用于郊区，则形成了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在北京市信息服务业发展形成了四级的信息服务业集聚体系，分别为中关村一级中心、上地、团结湖二级中心以及近郊三级中心、远郊四级中心。这些信息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历程具有相似性，在其发展阶段受到不同驱动因素的支配。布局在城区的集聚区，具有交通便捷、设施齐全、市场管控、信息及时等优势，但也存在地租等成本不断上涨、类似企业竞争大、技术人员职住分离等问题。布局在郊区的集聚区，则具有地租低廉、对外交通便利、开发空间充足等优势，但也存在区域设施单一、周边市场尚未打开、信息交流过少等问题。作为政府高度扶持的新兴产业，政策支持对信息服务业集聚区的早期形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地方禀赋性影响了集聚区后续的发展潜力，与行业密切相关的地方禀赋影响更为突出，例如行业需求、客户和地租等。在发展中期，集聚区出现自我迭代升级，科技、市场因素驱动作用更加显著；
到了后期，产业基础带来的集聚效应、自增强效应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