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北归心态及其死因详考

李 博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元符三年(1100)五月，朝廷告命下，苏轼量移廉州。次月，他便辞别岛上民众，渡海北归。在《岭外归与人启》中，苏轼言道：“七年远谪，不意自全；
万里生还，适有天幸。”(1)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2312页。诚如其所言，从万里贬所海南岛北归生还，实属天幸。渡海北还以来，苏轼辗转廉州、虔州、真州多地，短短一年间，便殁于常州，此一年间的诗文创作是考察苏轼北归心态的一手资料。目前学界关于苏轼北归诗文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然就其北归心态而言，则相对较少，仍有可待完善和补充的余地。北归一载，苏轼便匆匆而逝，学界多认为是暑毒所致，而这只是造成其仙逝的原因之一，其他多重性原因仍有待探研。本文即以苏轼北归诗文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南迁惠儋两州期间的书信、谢表等文本着重考察苏轼的北归心态及其死亡原因，以期对苏学研究能够有所裨益。疏漏悖谬自知难免，尚祈方家宽容赐教。

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2)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10页。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南迁生涯，苏轼终于得以北归中原。然而造化弄人，渡海归来仅一年以后，便在常州仙逝。值得注意的是，北归一年间，苏轼常与友人谈及海南生活。回忆过往，海岛的苦难生活历历在目，但也正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才使得他规避了许多政治纷争。欲要探讨苏轼的北归心态及其死亡原因，首先要关注的便是他对人生最后贬谪地海南的评价。

(一)苦不堪言的谪迁之所

贬谪海岛的生活究竟有多艰难，从其两篇谢表中可见端倪。在《移廉州谢上表》中，苏轼言曰：“使命远临，初闻丧胆；
诏词温厚，亟返惊魂。拜望阙庭，喜溢颜面。”(3)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370页。初闻丧胆到喜溢颜面，有他对朝廷王命的敬畏，亦有得知北归消息后的欢喜。当然，从另一方面也能看出，苏轼是多么想离开海岛，北归中原，这也映衬出海南生活的艰难辛苦。又曰：“投畀遐荒，幸逃鼎镬。风波万里，顾衰病以何堪；
烟瘅五年，赖喘息之犹在。怜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轻。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凄凉百端，颠踬万状。”(4)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370页。苏轼向皇帝诉苦海南并非人所能生存之地，凄凉百端，虽然有博取皇帝同情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海南的生产生活条件确实比较恶劣。在《谢量移永州表》中，苏轼写道：“海上囚拘，分安死所；
天边涣汗，诏许生还。驻世之魂，自招合浦；
感恩之泪，欲涨溟波。”(5)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371页。苏轼对徽宗可谓是感恩戴德，若不是大赦北归，此生恐怕难以再归中原。

在苏轼北归后的一些轶事当中，也记载了他对海岛生活的相关评价。如《萍州可谈》卷二载：“东坡……元符末放还，与子过乘月自琼州渡海而北，风静波平，东坡扣舷而歌，过困不得寝，甚苦之，率尔曰：‘大人赏此不已，宁当再过一巡。’东坡矍然就寝。”(6)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86页。从苏轼与其子苏过的对话及他后面的反应来看，对于海南的贬谪生活，他并不留恋。东坡自海外归，人问其迁谪艰苦，东坡曰：“此骨相所招。小时入京师，有相者云：‘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虽当知名，然有迁徙不测之祸’今悉符其语。”(《瑞桂堂暇录》)(7)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42页。人问苏轼迁谪之辛苦，他以相者之言答之，这既是自我嘲解，也是对自己贬谪苦难命运的默认。另据《独醒杂志》记载：

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8)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第233页。

“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苏轼的贬谪遭遇，连村间老翁都知晓一二。对于朝廷中的孰是孰非、孰善孰恶，即使是布衣百姓，他们也有自己的认知与判断。“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举凡被贬谪到海岛的流人，能够生还的为数不多，故而苏轼诗中有此一问，由此也足见海岛生活之艰险。《曲洧旧闻》有载苏轼居儋时轶事一则，其文言曰：

东坡在儋耳，谓子过曰：“吾尝告汝，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索纸笔焚香曰：“果如吾言，写吾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既写毕，读之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赋墨迹，始在梁师成家，或云入禁中矣。(9)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第227页。

“我决不为海外人”“吾归无疑矣”，这些话语均是苏轼对海岛贬谪生活的有声控诉，他渴望能够北归中原，不再飘荡海上。再据苏辙《祭亡兄端明文》《再祭亡兄端明文》《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的相关文字，可对彼时海南恶劣环境做一印证：“渡岭涉海，前后七期。瘴气所烝，飓风所吹，有来中原，人鲜克还。”(10)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第1388页。“大庾之东，涨海之南。黎蜑杂居，非人所堪。瘴起袭帷，飓来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11)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第1390页。“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12)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第1421页。衣食住行，处处受限，仅有的官屋也被政敌限制居住。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遭遇了如此巨大心理落差和打击的苏轼到底是怎样生存下去的？

另外，从苏轼在海南生活时写给友人的信件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海南生活环境之恶劣。在《与程全父》中，苏轼言曰：“别遽逾年，海外穷独，人事断绝，莫由通问……某与儿子粗无病，但黎蜑杂居，无复人理，资养所给，求辄无有。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庐，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13)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997页。在写给程秀才的信中，又如是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14)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998页。《与张逢》中又曰：“海南风气，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15)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120页。在这些私人信件中，苏轼坦言了海南岛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他在海南岛所面临的窘迫生活，或许是这些友人无法想象的，何况此时的苏轼已是年过半百的老者。综合上述材料不难看出，在苏轼心目中，海南岛是一个难以生存的贬谪之所。

(二)政治斗争的避祸港湾

绍圣四年(1097)，身居海南岛的苏轼再次遭受政敌迫害，被逐出官舍，未被奸党置于死地，已是万幸。“苏轼从官屋逐出后，只好在儋州城南买地筑屋，以避风雨。尽管当局对苏轼很不好，但当地人民特别是追随苏轼的学子对他很好，帮他建屋。”(16)曾枣庄：《三苏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84页。被贬海南对于苏轼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规避了很多政治斗争，较为安稳地度过了三年海岛生活。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海南岛距离政治中心较远，同时海南岛也是宋时最为偏远、条件最为艰苦的贬谪之所，无出其右；
二是海南百姓待人友善，民风质朴，对苏轼照顾有加。他与当地百姓相处的极为融洽，有诗为证：“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一》)(17)林冠群编注：《新编东坡海外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21页。“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海南黎民表》)(18)林冠群编注：《新编东坡海外集》，第416页。“携儿过岭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欧阳晦夫遗接离、琴枕，戏作此诗答之》)(19)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147页。从上述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已与海南百姓打成一片，穿黎衣，戴藤帽，俨然一幅黎族百姓打扮。苏轼能够在海南平稳度过三年贬谪生活，无疑要感谢当地黎族百姓的照顾与帮助。据《遁斋闲览》记载：“东坡自海南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某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泣涕而去……’”(20)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第240页。苏轼渡海北归之时，当地百姓提壶携浆，洒泪相送，足见其与当地百姓情谊之深厚。《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是东坡渡海北归时所作：“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玆游奇绝冠平生。”(21)林冠群编注：《新编东坡海外集》，第428页。贬谪海南的三年苦难生活终于过去，苏轼自认为即使九死南荒，也并不遗憾。

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苏轼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22)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5573页。黄州、惠州、儋州为苏轼的三处贬谪之所，苏轼将其引为自己一身的功业之地显然是自嘲。就功业建树而言，黄州、惠州、儋州显然与登州、徐州、杭州功业无法比肩，黄惠两州暂且不言，但苏轼在儋州亦是有一番功业建树的。海南岛远离政治中心，少了朝堂的党派争论，少了城市的繁华热闹，为苏轼营造了一个安静祥和的学术环境。在儋州，苏轼完成了《书传》《东坡志林》等著作。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于儋州著书一事亦有记载：“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23)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第1421页。在如此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中，苏轼还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这种直面苦难、笑对苦难、以苦为乐的精神确实值得后人学习。总而言之，贬谪海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苏轼规避了许多政治祸患，使得他安稳地度过了三年贬谪生活。

前文已叙，苏轼的人生最后贬谪地海南岛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规避了政治纷争，是他政治斗争的避祸港湾。离开海南岛，渡海北还，便意味着要重新面对朝堂斗争的风风雨雨。七年来，接连贬谪与政敌迫害给他留下了无尽的心理创伤，以至于此次遇赦北还，苏轼还是心有余悸、步步惊心。六旬老者，一路北归，一路忐忑。彼时的朝堂环境还不甚明朗，与其一同被贬的友人早已逝去大半，加之北归漂泊、居所难定，伶仃孤苦。此时北归的苏轼形象俨然与我们心中的“苏大学士”已相去甚远。

(一)朝中形势，尚不明朗，党争迫害，犹在眼前

北宋党争之残酷激烈，可谓亘古未有。“一旦小人得志，君子落魄，得意一方肆无忌惮，必欲将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为绝后患计，又总想将敌对派一网打尽。”(24)庆振轩：《两宋党争与文学》，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4页。朝中奸党曾几度欲置苏轼于死地，却终因各种缘由而落空。贬谪黄州借陈公弼与其不合，加以迫害；
贬谪惠州，又借程苏两家不合之事迫害苏轼，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有载：“甲辰，苏轼谪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范祖禹移宾州安置，刘安世移高州安置。”(25)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5页。“章惇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帝曰：‘朕遵祖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惇志不快。”(26)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第455页。章惇欲置苏轼等流放岭南之人于死地，幸而皇帝未听信谗言，他们才得以保全，但章惇并未就此罢休：

秋七月，再窜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刘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怨范祖禹、刘安世尤深，必欲置诸死地，至是，讽蔡京并陷二人以罪。安世至贬所，惇阴令杀陈衍使者过梅，胁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27)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第456页。

章惇手段之阴险毒辣，非常人所能想象，但凡政治意见相左，便要置之于死地。甚至在章惇们的操纵下，皇帝对一些大臣的贬谪之事也不甚明了，如：“吕大防被贬舒州，卒于虔州之信丰。上闻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请归葬，即许之。一时议者谓痛贬元祐党人皆非上意也。”(28)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第456页。后来，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宋徽宗即位，太后临朝。苏轼等元祐老臣均被赦免，章惇一派则被悉数贬谪至岭南等蛮荒之地。“初，苏辙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后徙睦州，死。”(29)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713页。苏辙贬谪雷州之时，曾遭受政敌章惇迫害。后来章惇被贬，问舍于民，被民众拒绝。这一故事看似具有戏剧性，但从中也可清晰地窥见章惇手段之阴险，平民百姓也对他反感至极。

“人所受的伤害，最大莫过于心灵的伤害；
所受的摧残，最大莫过于精神的摧残；
所受的侮辱最大莫过于人格的侮辱。”(30)庆振轩：《两宋党争与文学》，第1页。残酷党争的阴霾在苏轼心中难以挥去，迫害打击的阴影早已刻在了他的脑海中。提及苏轼，我们普遍认为他超脱、旷达，但是从海岛北归而来的苏轼仍然对朝堂斗争十分敏感，唯恐自己言行失当。当前朝廷局势并不明朗，章惇一派的倒台，并非宋徽宗的圣明决断，而是曾布为巩固自己势力的排外行为。因此，作为元祐党人代表的苏轼需对自己的言行十分注意，决不能授人以柄。

苏轼虽然大赦北还，但是要面临的却是更加严峻的斗争考验，以至于在何处居住一事都令他伤透脑筋。“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31)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185页。《梁溪漫志》亦有载：“至仪真，乃闻忌之者犹欲攻击，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32)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第262页。苏轼为了避免再次遭受政治迫害，没有与其弟苏辙同住颍昌。“苏轼也再不买屋，借屋居住，最后竟死在借住的屋子里。”(33)曾枣庄：《三苏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299页。谁能料到，一代文学大儒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令人痛惜。

(二)同遭贬者，多已故去，物是人非，心灵痛击

携儿过岭已七年，这七年间，中原早已物是人非。与苏轼一同被贬谪的友人如今死去大半，其中最令苏轼伤痛的当属范祖禹与秦观。在《答苏伯固书》中，苏轼写道：“某全躯得还，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无穷已也。同贬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纯父及少游，当为天下惜之，奈何奈何！”(34)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099页。秦观先苏轼而去，闻少游离世噩耗，苏轼痛断肝肠，作《追荐秦少游疏》文一篇，部分内容如下：

首尾八年，忧惊百变。同时逐客，膺大霈而尽复中原；
唯子莫年，厄终穷而殁于瘴域。林泉夜梦，犹疑杖屦之并游；
风月扁舟，尚想江湖之共泛。追伤何补，焚诵乃功。庶仗真诠，扫除夙障。而况真源了了，素已悟与本心；
净目昭昭，无复加于妄翳。便可神游净土，岸到菩提，永依诸上善人，常住无所边地。(35)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3373页。

“同时逐客，膺大霈而尽复中原；
唯子莫年，厄终穷而殁于瘴域。”秦少游因受苏轼案牵扯被贬南方瘴气之地，少年英才，功业未竟。追想起往日师友情谊，苏轼亦无可奈何，只能连连叹息。亲朋师友大都因自己被贬，如今自己遇赦被还，同贬之人却大都已离开人世。亲友亡故，物是人非，昔日共事、吟诗作赋的日子永远变成了回忆。在《祭柳仲远文》中，苏轼写道：“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璧。云何两逝，不憗遗一。”(36)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3276页。柳仲远之妻为苏轼之堂妹，苏轼曾先后为柳氏夫妇作祭文三篇，上文为苏轼北归途中于润州所作。林语堂先生在其《苏东坡传》一书中对此事亦有相关介绍：“六月十二日，甚至在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37)林语堂：《苏东坡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307页。

对于一位花甲老人来说，亲朋好友的故去无疑是对他心灵最大的痛击，而这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受自己牵连被贬。如今自己大赦北还，他们却大都已故去，心中酸痛，又有谁能体会？即使是活下来的亲友同僚，也已不再当年。“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38)林语堂：《苏东坡传》，第304页。此次遇赦北还，且不说重返朝堂，能在朝廷新势力曾布等人手中保全性命便是万幸。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苏轼北归为何是一路不安了。

一代风流今已矣，三吴云水固悠然。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卒于常州，一代文坛星主就此陨落。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39)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第1410页。苏轼仙逝，四方震悼，弟辙及晁补之等人有祭文，李之仪、潘大临等有挽诗多篇。苏轼之死，向来被认为是常州暑热所致，但综合相关资料来看，暑毒只是导致其病逝的原因之一，关于苏轼的死亡原因当从多重角度去考量。

(一)常州酷暑，燥热难耐，加速病变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在与米芾的书信中首次提及暑热一事：“某昨日归卧，遂夜，海外久无此热，殆不堪怀。”(40)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135页。又在与孔平仲的书简中写道：“病发掩关，负暄独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41)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079页。孔凡礼先生《三苏年谱》一书在此句下注：“知病初起，然自觉无甚紧要，故泰然处之。”(42)孔凡礼：《三苏年谱》，第2990页。由此观之，五月间苏轼在真州时便已染病。之后，在与其他人的书信中，苏轼也常与友人提及自己的病情，如在与章致平的信中，他如是说：

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43)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013页。

此时，苏轼病情已然加重，整日困卧昏醉、食欲不振，甚至已经到了无法会见友朋的程度。在与陈辅之的信中，苏轼言曰：“昨日承访及，病重，不及起见，愧仰深矣。热甚，起居何如？某万里海表不死，归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耶？”(44)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087页。苏轼病重，难以会见友人，自觉天气热甚，询问友人起居何如？他感慨自己远赴海南都未尝丧命，如今北归，竟然一病不起，可谓是命运戏人。

从苏轼写与米芾的另外两篇书信中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日益严重，已然到了病不能动，口不能言的地步。“某两日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尔。承示太宗草圣及谢帖，皆不敢于病中草草题跋，谨具驰纳，俟少愈也。河水污浊不流，熏蒸成病，今日当迁过通济亭泊。虽不当远去左右，只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稍健当奉谈笑也。”(45)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135页。“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饷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谢帖既未可轻跋，欲书数句，了无意思，正坐老谬耳。眠食皆未佳。无缘遂东，当续拜简。”(46)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135页。彼时的东坡身体羸弱，口不能言，夜不能寐，难以进食，他在书信中与友人诉说着自己面对死亡的痛苦与无奈。离开真州，经润州辗转到达常州。此时正值酷暑，苏轼热毒转甚，气逆不能卧，卒于常州。常州酷暑，燥热难耐，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的病情，这当是造成苏轼病逝常州的直接原因。

(二)年老体衰，北归跋涉，劳累所致

苏轼在北归的一年里，曾先后辗转多地。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回忆这段北归历程时说：“自儋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数千，亦未出岭。终止毗陵，有田数顷。逝将归休，筑室凿井。”(47)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第1388页。虽然祭文未将苏轼北归所经州府一一罗列，但是短短几句间便可见北还路途之艰辛。苏轼在与黄师是的书信中亦言：“行计屡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复入汴出陆。又闻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已决意旦夕过毗陵矣。”(48)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100页。在与李亮工的书信中，苏轼言道：“江路滩涩，寸进而已，更半月乃可造谒。”(49)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116页。据此来看，苏轼北归路途极为艰险，时而陆上行走，时而乘船过江，加之暑热天气，对于一位花甲老人而言，确乎过于艰难。北归途中在与径山维琳的书信中，苏轼直言自己难以应对暑毒之下的奔波跋涉，他说：

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两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适睡觉，忽见刺字，惊叹久之。暑毒如此，岂耆年者出山旅次时耶？不审比来眠食何似？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50)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223页。

卧病在床五十日，苏轼病情逐渐加重，下地行走都略显艰难，扶行不过数十步，且不能久坐。在与刘器之的书信中，他写道：“志仲本以乌丝栏求某录杂诗耳，某自出意，欲与写《广成子解篇》。舟中热倦，遂忘之。然此意终在也，今岂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书，乞封此纸去。”(51)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033页。北归跋涉，舟中倦热，加之疾病缠身，答应友朋请求之事又往往难以应付。本来已是花甲之人，渡海北归，长途跋涉，加之酷暑燥热，于常州抱病而亡。年老体衰，北归跋涉，一年内辗转奔波多地。身染重病，昼夜难眠，暑毒难耐，于平常人已是难以承受，何况这位已饱受多年贬谪之苦的六旬老人。

(三)经年贬谪，精神重压，积久成疾

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以讥斥先朝之罪贬谪英州，未至贬所，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元符元年(1098)再贬儋州，七年贬谪，渡岭涉海，瘴气熏人，积久而成疾。苏辙《祭亡兄端明文》曰：“渡岭涉海，前后七期。瘴气所烝，飓风所吹，有来中原，人鲜克还。义气外强，道心内强，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龙翔，雷雨浃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数千，亦未出岭。”(52)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第1388页。诚如苏辙所言，惠州儋州瘴气弥漫，常人难以适应如此湿热的生活环境。七年贬谪，苏轼能够生还足以看出他内心的坚强与豁达。在与孙元老的信中，苏轼谈到了彼时贬谪地海南的艰苦环境，书曰：

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循、惠不得书久矣……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鲊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53)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188页。

“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苏轼戏称自己与小儿苏过如同苦行僧一般，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生活。南迁惠儋，瘴气袭人，生活条件艰苦，几乎难以维持生计。无奈政敌又步步紧逼，近乎将其逼上绝路，朝廷奸臣当道，自己一贬再贬，似永无出头之日。在与米芾的信中，他写道：“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54)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135页。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与此相关的两条信息：一是贬谪岭海，亲友为求自保，几乎不敢与苏轼有任何书信往来；
二是苏轼南迁惠儋，积年瘴毒久矣。三位妻侍故去，亲友旷绝，精神重担早已让他喘不过气来。如若受贬谪之人不是苏轼，他人断然难以接受如此艰苦之生活。蒋凡先生在《苏轼的三位妻侍及身世述论》一文中指出：“苏轼虽然遇赦渡海北归，但很快逝于常州城中。疾病当然是主要原因，此外苏轼身边命运攸关、荣辱与共的三位妻侍之死以及生活的重压也是重要原因。”(55)蒋凡：《苏轼的三位妻侍及身世述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59页。家人、亲戚、朋友的故去，给暮年苏轼的心里留下了无尽的恓惶与惋伤。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上，苏轼都被这苦难的贬谪生活煎熬着、折磨着。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经年贬谪，南迁惠儋，瘴毒袭身，积久成疾，生理、心理的双重打击是造成苏轼死亡的根本原因。

苏公归天，万里招魂。苏轼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常州暑热，加速病变，致其抱病而终；
客观原因是他年老体衰，北归长途跋涉，一年内辗转多地，舟车劳累，导致病情日益严重；
而其根本原因则必然要追溯到他去世前七年的贬谪生涯。南迁惠儋，亲友旷绝，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乃是苏文中“非人所居”之地。可以说，惠儋的贬谪生活彻底从生理、心理上击垮了他，即使苏轼超脱旷达，却也难以常年经受瘴气暑毒的侵袭，难以接受妻侍离世、亲友不敢往来的心理打击。

苏轼虽然渡海北归回到了中原，但是那个文采斐然、英姿飒爽、政绩不凡的“苏学士”却再也回不来了。经历七年贬谪生涯的苏轼，已是一位病态缠身的苍颜老者。苏轼逝世之后，李廌为其撰写疏文曰：“德尊一代，名满五朝。道大不容，才高为累。”(56)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第16册，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第113页。感慨一代文豪苏轼名满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却因其坚持己见的独特个性而为其他党派所不能容。苏公已逝，先生千古，探讨苏轼的北归心态和死亡原因是为更好地缅怀这位文化巨匠。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东坡死了，他的名字只是一段回忆，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他灵魂的欢欣和心智的乐趣，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宝藏。”(57)林语堂：《苏东坡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