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回顾与影像记录

全根先 张莉

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源远流长、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先民的乐舞表演、口头歌谣、工艺技能、图腾崇拜与巫术活动，是他们最初的文化创造，由此而发展至现代文明，非遗世代相传，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情感，是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社会风尚、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对于非遗的保护传统由来已久，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以及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大量非遗已经或正在消失。对此，我们要以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将她们保护好、传承好，而现代影像史学的记录手段值得借鉴和利用。

2003 年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 年6 月1 日正式实施。自2006 年至今，国务院先后公布了5 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名录，5 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另外，国务院决定自2006 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遗产日”（2017年起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自2015年起，由原文化部组织、国家财政支持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目前已完成2015—2018 年度项目评估验收，2019 年度项目评估验收正在进行中。作者全根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评估验收专家，参加了此项工作开展以来的历次评估验收以及相关文件的起草和修订工作。

非遗这一概念虽然出现不久，然而中华民族非遗保护的历史传统却源远流长。中国古代非遗保护有两条主线，即官方组织与民间自觉行动并行。

西周时期，朝廷就专门设有负责民间采风的采诗官，这是中国古代官府进行非遗保护的最早记录。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晚年整理《诗》《书》《礼》《易》《乐》《春秋》，其中凝聚了我国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礼仪文化、社会风尚。《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之一，《考工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山海经》则融上古地理知识与神话传说于一体。

汉代乐府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经官府组织采集而传诵至今。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赵晔《吴越春秋》，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间文学与民俗资料。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许慎《说文解字》对古代汉字进行了系统整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中医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抱朴子》、陶弘景《集金丹黄白方》、贾思勰《齐民要术》，都是当时科技水平的真实记录。

进入隋唐时期，魏徵《隋书·经籍志》系统整理了隋朝以前的文献。唐代音乐、舞蹈精彩纷呈，壁画与雕塑精品见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青瓷、白瓷与唐三彩以及雕版印刷术等，是唐代手工艺高度发达的一种体现。孙思邈《千金方》，则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

宋元时期，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明珠，其中吸收了大量民间文学和异域文化成分。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以及李诫《营造法式》与沈括《梦溪笔谈》，都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钟嗣成《录鬼簿》，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为戏人立传之作。元代官修《经世大典·工典》、马端临《文献通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都对元代生产与生活状况予以记载。

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被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徐光启《农政全书》，杨慎《古今谚》《古今风谚》等，对于社会风俗、民谣、谚语多有记载。宋应星《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李时珍《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医药学的集大成者。

清朝康熙年间编撰的《康熙字典》，是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
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当时流传的所有文献。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保护成果众多，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两百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家族，其“样式雷”图档保存至今，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军阀混战，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与疯狂的掠夺，出土文物河南安阳甲骨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等发现后，都难逃被洗劫和破坏的厄运。

一大批有识之士努力抢救流失的珍贵文化遗产，如杨守敬在日本抢救中国遗失古籍，编成《日本访书志》；
王国维编制《曲录》，收录古代戏曲三千余种，对传统戏曲进行了系统整理；
郑祖荫、刘天华收集并编制《俗乐谱》，国立北平图书馆派向达、王重民赴欧洲搜集流失海外敦煌文献。贺敬之、丁毅创作的歌剧《白毛女》、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等，都吸收和借鉴了民间文艺素材与创作手法。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下，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歌谣保护成就显著；
1964 年，集歌唱、舞蹈、戏剧于一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公演。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方面，世代传唱的英雄史诗，如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等，都得到了收集与保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非遗保护力度空前加强，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然而，非遗最大的特点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和精神，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进行延续，因而也是传统文化中最为脆弱的部分。随着全球化、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我国非遗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许多非遗项目已经消亡或正面临失传的危险，一些项目甚至未留下任何影像和档案资料就已消亡，其文化谱系从此断裂。

以传统戏剧为例。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我国共有367 个戏曲剧种，目前仍在演出的剧只有267 个，不少还是“天下第一团”（即仅有此团）。［1］传统舞蹈类，20 世纪80 年代进行普查时，列入山西、云南等19 个省市《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中的项目有2211 个，目前只留下1389 个。［2］传统手工技艺濒临消亡的现象尤其严重，如福建宁德木拱廊桥制作、江苏扬州传统花灯技艺、宁夏贺兰石刻技艺、四川成都银花丝制作技艺、浙江杭嘉湖地区桑蚕技艺、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等，都已面临失传的风险。［3］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一大批民间工艺美术精品为了出口创汇而流失海外。改革开放以后，工艺美术还一度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文字似乎一直是人类历史记录和文明传承主要手段。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图像始终是人们反映客观世界、记录生活最直接的方式之一。近代以来，随着照相、摄像、多媒体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概念已大为拓展，视频逐渐成为图像的一大主力。20 世纪80 年代，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影像史学正式诞生，［4］改变了传统史学的文字书写方式，通过镜头记录书写历史，使原本枯燥的史学研究变得兴味盎然。德国艺术史家、现代图像学创始人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认为，图像只是通向文化深处的中介，图像是时代文化的症状，图像与文化是通过隐秘的精神象征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象征常常不是存在于对图像显层的意义呈现起着主导作用的形式或主题中，而是存在于图像的某些特殊细节之中。［5］

在非遗保护中，影像记录具有独特的优势。非遗传承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其生命总是有限的，如果不加以记录，即便有文字记录，其技艺水平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淡忘，或者变得扑朔迷离，难以传承。现在有了影像记录，其技艺可以通过视频、图像完整地记录下来，直观、生动，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这是任何其他历史记录方式都无法比拟的。对于非遗项目进行影像记录，就记录方式而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非遗传承人进行完整记录，包括传承人的生活经历、学艺过程、技艺水平、传承教学等进行影像记录；
二是对某一类别非遗项目进行集中记录，采访同一类别不同的传承人，记录他们的技艺实践或某个作品创作。当然，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记录，一定要做到客观、准确、全面，最大限度地记录传承人的技艺实践乃至“绝活”，尽可能保存更多的历史文献。

我国对于非遗的影像记录可以追溯至清朝末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中国电影之父”之称的任庆泰在其开设的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定军山》，由京剧艺术家谭鑫培表演“请缨”“舞刀”“交锋”等戏剧场景。［6］民国时期，一大批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在边疆进行考察，有意识地进行影像记录。例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在湘西进行苗族、瑶族民族志调查，拍摄了大量苗族与瑶族服饰，以及他们的生活习俗、社会制度照片与电影资料。电影人郑君里及其摄影队拍摄了内蒙古牧民的日常生活、回族与藏族同胞的宗教仪式、土族的社会风俗，以及当地的庙会、歌舞等民俗活动，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1949 年以后，为配合全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机构，针对16 个少数民族拍摄民族志影片，即“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7］这项工作从1957 年开始至1976 年完成，这是我国民族学者与电影工作者第一次合作拍摄纪录片，对非遗相关资料进行影像记录。

改革开放以来，非遗影像记录成绩显著。自1983 年起，中央民族大学从《白裤瑶》入手，深入全国11 个省和自治区，完成了藏族、羌族、景颇族、德昂族、塔吉克族等17 个民族近40 部民族志影像记录。［8］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中国记忆”系列纪录片，包括彝族火神祭祀、佤族木鼓舞、赫哲族鱼皮制作、达斡尔族曲棍球、苗族银饰、回族武术等30 个项目，涉及传统美术、手工技艺、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多个非遗类别。香港阳光卫视的《记录中国》以非遗为主题，拍摄了《塑偶》《农民艺术》《民间工艺》《木偶》《别样编画》等系列纪录片，凤凰卫视拍摄的非遗相关纪录片《薪火》，包含了“昆曲”“古琴”“长调”“云锦”“春节”等多个非遗项目。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自2012 年正式启动以来，以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新型文献建设为核心，为国家图书馆构建富有特色的文献资源体系，开展了“中国年画”“大漆髹饰”“蚕丝织绣”“我们的文字”“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等多个非遗专题资源建设项目，抢救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以“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书写与传播”专题资源建设项目，涉及非遗各级名录中与文字相关的62 个项目，包括汉字、少数民族文字、与文字有关的民族文化，以及笔墨纸砚等。该项目共采集30 个与各民族文字相关非遗项目的影像资料，以及30 余位传承人、多位相关专家的口述史料近200 小时。以湖笔制作技艺为例，就以影像方式记录其生产工序120 余项，对湖笔生产工艺进行了系统而又完整的记录，为其工艺传承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总之，用影像手段记录非遗，让非遗传承人充分展示他们的技艺，最大限度地记录传承人的技艺实践乃至“绝活”，尽可能保存更多的历史文献，是一项相当重要而又任重道远的工作，我们要充分利用影像记录和传播手段，将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保存好、传承好，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