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扬州唐代罗城北城墙东段遗址发掘简报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2022年3—4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扬州唐代罗城北城墙东段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唐代罗城北城墙墙体1段、城墙坍塌堆积3处、唐代灰沟2条。依据叠压关系及土质土色，该段墙体南缘可以分为夯1—夯4，其中夯4属第一期，为初期夯筑的城墙主体部分，夯1—夯3属第二期，为墙体后期修筑的部分。在夯3内清理出一竖立的圆形柱洞，打破夯4及生土，或与夯筑城墙“永定桩”有关。灰沟G2内堆积大量螺蛳壳及贝壳，出土了中晚唐瓷器残片及“楚州六”铭文城砖，推测为第二期城墙内侧排水沟。从墙体地层堆积、出土遗物等判断，该处墙体时代应为中晚唐。

扬州唐代罗城北城墙东段遗址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竹西街道、金园街西侧、玉人路东侧、黄金苑北侧、上方寺路及官河南侧，属蜀岗南沿长江淤积地带。2021年7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邗江区竹西街道办的申请及文物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扬州唐代罗城北城墙东段遗址开展了先期考古勘探，勘探结果确认了该处城墙的具体位置及相关遗迹(图一)。2022年3—4月，对墙体及相关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在罗城北城墙处布设17×2米的探沟一个,编号2022YLBTG1（以下简称2022TG1），方向0°。在罗城北城墙内侧布设10×10米的探方4个，编号：2022YLBT1—T4(以下简称2022T1—T4），方向0°。因探方南部建有现代房屋，实际发掘面积计约300平方米，清理出扬州唐代罗城北城墙东段墙体夯土南缘及唐代灰沟两条（图二）。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图一// 扬州唐代罗城城墙处发掘位置示意图

图二// 扬州唐代罗城北城墙处探方（沟）布设位置图

分为罗城北城墙处及其内侧两部分。

（一）罗城北城墙处的地层堆积

以2022TG1东壁为例，地层堆积分为二层（图三；
彩插六：1）。

图三// 2022TG1东壁剖面图

第1层：近现代堆积。可分为二小层。

第1A层：灰杂土，土质疏松，夹杂一些近现代砖瓦残件，分布于整个探沟。厚0.1～0.25米。夯1、夯2、夯4、坍塌1、坍塌2叠压于该层下。

第1B层：灰黄土，土质疏松、混杂，夹杂少许近现代砖瓦残件，分布于探沟南侧。距现地表深0.75～1、厚0.25～0.6米。出土极少量的明清青花瓷、唐代青瓷等陶瓷器残片。坍塌1、坍塌3叠压于该层北侧。

第2层未见于2022TG1内，分布在2022T1—T4内。

第3层：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包含少量螺蛳壳，水平状分布于探沟南侧。距现地表深1.25～1.35、厚0.1～0.2米。出土极少量的砖瓦残件。时代为唐代。G2开口于该层下。

第3层下为生土（灰黄色沙土）。

（二）罗城北城墙内侧地层堆积

2022T1—T4地层堆积较为一致，现以2022T2东壁为例介绍如下（图四）。

图四// 2022T2东壁剖面图

第1层：近现代堆积。可分为四小层。

第1A层：灰杂土，土质疏松，夹杂大量砖瓦残件。厚0.3～0.5米。

第1B层：灰黄色土，土质疏松，夹杂一些砖瓦残件。距现地表深0.35～0.40、厚0.15～0.25米。出土极少量的明清青花瓷、唐宋瓷器残片。

第1C层：深灰色土，土质疏松，包含少量的螺蛳壳。距现地表深0.5～0.65、厚0.15～0.2米。出土极少量的明清青花瓷器残片及砖瓦残件。

第1D层：灰黄色土,土质疏松，包含少量螺蛳壳。距现地表深0.6～0.7、厚0.4～0.6米。出土极少量的明清青花瓷器残片及砖瓦残件。

第2层：中晚唐堆积。可分为三小层。

第2A层：深灰色土，土质疏松，夹杂少量螺蛳壳、贝壳，水平状布满整个探方。距现地表深1～1.4、厚0.2～0.55米。出土极少量的唐代长沙窑青黄釉碗壶残片，宜兴窑青釉碗、酱釉罐残片，越窑青釉碗罐残片及砖瓦残件。

第2B层：灰土夹黄沙土，土质疏松，水平状分布于探方中北部。距现地表深1.3～1.5、厚0.15～0.25米。出土少量的唐代长沙窑青黄釉、定窑白釉、宜兴窑青釉碗罐残片及几何纹青砖残件。

第2C层：深灰色土，土质疏松，夹杂较多的青砖残件，水平状分布于探方南部。距现地表深 1.25～1.75、厚 0.1～0.15米。出土少量的唐代宜兴窑青釉罐底片、越窑青釉碗口片、波斯陶绿釉罐腹片及“□州”“楚州”“□王□□”等铭文城砖残件，擂石1件。G1开口于该层下。

第3层：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含少量螺蛳壳，水平状分布于探方南北两侧。距现地表深1.5～1.8、厚 0.3～0.5 米。出土极少量青砖残件。时代为唐代。

第3层下为生土（灰黄色沙土）。

通过发掘，清理出唐代罗城北城墙东段墙体（Q1）、城墙坍塌堆积（坍塌1—坍塌3）、唐代灰沟两条（G1、G2）。

（一）唐代罗城北城墙东段墙体

编号为墙 1（Q1），依据叠压关系及土质土色的不同分为夯1—夯4，分别叙述如下（图三）。

夯1：为墙体修筑部分。分布于2022TG1南侧。南部被现代墙基毁坏，北侧及底部处于夯2、夯3之上。灰土夹黄黏土块，夯土质硬，较纯净，夯层清晰，无夯窝，残存2—3层，夯层厚度0.1～0.17米，平夯。夯土残存厚度约0.32米，残存基宽约0.8米。表面高程约7.25、底面高程约6.9米。未见遗物。

夯2：为墙体修筑部分。叠压于夯1北侧，处于夯4之上。灰土夹大量黄黏土块，夯土质硬，较为混杂，似花斑土，整体夯筑，未见分层，无夯窝，斜夯。夯土残存厚度约0.33米，基宽0.5米。表面、底面高程与夯1大致相同，基本处于同一平面。未见遗物。

夯3：为墙体修筑部分。叠压于夯1、夯2之下，处于第3层、夯4及G2之上。深灰土夹较多的黄黏土块，夯土质硬，夯层清晰，共4层，厚0.1～0.15米，总体平夯，南部略呈缓坡状夯筑。局部发现夯窝，浅圜底，直径0.05～0.06、深约0.03米。在从上向下第3夯层表面发现一竖立圆形柱洞，直径0.1、深约0.7米，洞内堆积灰沙土，打破夯1及生土层，推测为夯土墙体“永定桩”。夯土残存厚度0.45～0.5米，基宽3.25米。表面高程约6.9、底面高程6.2～6.5米。出土极少量唐代长沙窑青釉罐残片、夹砂红陶罐残片、细绳纹砖瓦残件。时代为中晚唐。

夯4：为主体城墙部分，平地起建于生土之上。叠压于夯2、夯3及G2之下。深灰土夹少量的黄黏土颗粒，夯土质硬，夯层清晰，共9层，厚0.1～0.16米，平夯。局部发现夯窝，浅圜底，夯窝直径0.05～0.06、深约0.03米。夯土残存厚度约1.5米。由于墙体北缘未进行发掘，现存基宽12.3米。表面高程与夯1、夯2大致相同，底面高程约5.75米。在夯土底部偏南处发现兽骨6块，其性质不明。

夯1—夯3为城墙修筑部分，夯土内包含有较多的黄黏土块，其中夯3出土少量的中晚唐遗物。夯4为城墙主体部分，夯土内包含少量的黄黏土颗粒。两者夯筑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夯2处于夯1与夯4之间，斜夯，土质坚硬、较为混杂，推测与墙体修补加固有关。

（二）城墙坍塌土

编号为坍塌1—坍塌3，斜坡状分布于探沟南侧，时代处于中晚唐。分别叙述如下（图三）。

坍塌1：叠压于1B层下。黄灰沙土，土质疏松，包含少许砖瓦残件。距现地表深0.25～1.2、厚0.45～0.7米。出土极少量唐代宜兴窑青釉碗罐残片、长沙窑青黄釉碗残片等。

坍塌2：叠压于坍塌1之下。灰黄沙土，土质疏松，包含少许黄黏土颗粒。距现地表深0.3～0.9、厚0.15～0.45米。未出土遗物。

坍塌3：叠压于坍塌1之下。灰土，土质致密，包含一些黄沙土颗粒，水平分布于探沟南部。距现地表深1～1.15、厚0.15～0.25米。出土少量唐代宜兴窑青瓷碗残片、青砖残件。

（三）唐代灰沟两条

编号分别为G1、G2，分别叙述如下。

G1：分布于T1—T4大部。距现地表深1.5～1.6米，开口于第2C层下，打破第3层及生土。其形制呈东西向长条形，敞口，斜弧壁，浅圜底。沟壁较为光滑，东西两端未至边界，并向外延伸。沟内堆积分6层，土质疏松，其中①层为深灰色土夹螺蛳壳，从南至北呈缓坡状分布于T2东南部。厚0.1～0.25米。未见遗物。②层为灰黑色土夹大量螺蛳壳，圜底状分布于T2及T3中部。厚0.15～0.25米。出土极少量唐代长沙窑青黄釉瓷碗残片、宜兴窑青瓷罐残片。③层为深褐色土夹大量螺蛳壳，从南至北呈斜坡状分布于T3西南部。厚0.15～0.3米。未见遗物。④层为黄褐色土夹大量螺蛳壳、贝壳。厚0.15～0.28米。从北向南呈斜坡状分布于T1—T4中北部。出土一些唐代长沙窑、宜兴窑、越窑青瓷碗罐残片，以及部分带戳印铭文砖残件。⑤层为灰褐色土夹大量螺蛳壳，圜底状分布于T1—T4中部。厚0.15～0.6米。出土一些唐代长沙窑、宜兴窑、寿州窑、洪州窑青瓷碗罐残片，定窑白瓷碗残片，以及“楚州六”铭文城砖残件与铁锥各1件。⑥层为深褐色土夹大量螺蛳壳、砂粒，斜坡状分布于T1—T4南北两侧。厚0.2～0.3米。出土少量的唐代长沙窑、宜兴窑、越窑青瓷碗罐残片，宜兴窑酱釉瓷罐残片，定窑白瓷碗残片，以及厚约3厘米素面砖残件。沟口长度不明，宽5.25～6.2、深0.75～0.9米。方向约266°（图五）。

图五// 唐代东西向灰沟（G1）平、剖面图

G2：分布于2022TG1南侧。距现地表深1.5～1.6米。开口于第3层下，打破生土。其形制呈东西向长条形，敞口，斜弧壁，圜底。沟壁较为光滑，东西两端未至边界，并向探沟外延伸。沟内堆积为青灰色土，土质疏松，包含大量螺蛳壳。出土1件灰陶罐残片。沟口长度不明，宽约2.8、深0.3～0.5米。方向约90°（图三）。

此次发掘出土遗物有陶瓷器、铜铁器、砖瓦残件等，时代以唐代为主，少量为宋至清代。现简要说明如下。

1.陶瓷器

瓷器器形为碗、罐、壶，釉色有青黄、青、酱、白，窑口有明清景德镇窑，唐代长沙窑、宜兴窑、越窑、洪州窑、寿州窑等。陶器器形仅有罐。择取部分唐代典型器物介绍如下（彩插六：2—5，以下为择取后器物统计数据）。

瓷碗 4件。均为碗底。依底部不同分为两型。

A型 3件。圈足。T2②C：5。青灰胎，胎质致密、较细腻。下腹斜收成矮圈足，内外壁施一层青黄釉，釉层剥落严重。内底粘连一圈六个不规则的支钉痕。底径8厘米。为唐代长沙窑烧造（图六：1；
彩插六：3）。T3②A：1，灰白胎，胎质致密、细腻，含杂质少。下腹斜收成矮圈足。内外壁施一层匀净的白釉。底径7.5厘米。为唐代定窑烧造（图六：2）。G1⑤：3，T2内出土。青灰胎，胎质致密、细腻。下腹斜收成圈足。内壁施满青釉，外壁施青釉不及底，釉层较薄。内底有一圈不规则的支钉痕。底径8.2厘米。为唐代越窑系烧造（图六：3）。

B型 1件。平底。G1④：3，T1内出土。青灰胎，胎质致密。下腹斜收成平底，底部微内凹。内外壁施一层酱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局部有流釉现象。内外底有一圈均匀分布的不规则支钉痕。底径6.2厘米。为唐代宜兴窑烧造（图六：4）。

图六// 出土瓷碗

瓷罐 7件。其中口腹片5件，底2件。

罐口腹片 青灰胎，胎质较细腻。为唐代长沙窑烧造。依腹部不同分为两型。

A型 3件。直腹。G1④：2，T1内出土。侈口，圆唇，微束颈，折肩。外壁施一层青黄釉，釉层局部剥落。残宽7、残高4厘米（图七：1）。T3②A：2，外壁施一层酱釉，并堆贴一蝴蝶纹系，系残，釉层剥落严重。残宽5.8、残高7厘米（图七：2）。T2②A：1，外壁施一层青釉，釉层剥落严重。肩腹部竖置半环系。残宽 3、残高 5.8厘米（图七：3）。

B型 2件。鼓腹。T4②A：1，圆唇，侈口，微卷沿，束颈，溜肩。肩部横置桥形系。外壁施一层酱黄釉，釉层剥落严重。残宽8、残高6.8厘米（图七：4）。T3②A：3，外壁施一层酱黄釉，并饰数道弦纹，肩部横置桥形系。残宽7.5、残高6.5厘米（图七：5）。

罐底 2件。下腹斜直，平底，底部外凸。G1④：1，T2内出土。青灰胎，胎质较细腻。外壁施一层青黄釉，并饰一周弦纹。内壁有数道轮痕。残宽7、残高4.2厘米。为唐代长沙窑烧造（图七：6）。T2②A：2，下腹斜弧收成平底，底部内凹。灰胎，胎质较厚粗，含气孔多。外壁施青黄釉不及底，釉层较厚，釉面见冰裂纹，局部有流釉现象。内壁有数道轮痕。残高5.2、底径7.1厘米。为唐代寿州窑烧造（图七：7）。

瓷壶流 1件。T2②A：3，流呈锥状，外壁满施青黄釉，釉层剥落严重，并饰数道细凸棱。残宽3、残高3.5厘米。为唐代长沙窑烧造（图七：8）。

图七// 出土瓷罐、壶

陶罐 2件。T2②C：4，腹片。灰白胎，胎质疏松，气孔多。胎壁较厚。外壁施一层绿釉，并饰数道弦纹。为波斯陶器（彩插六：5）。G2：1，腹底片。灰红胎，胎质较粗，含杂质较多。直腹，下腹折收成平底。外壁布满细网格纹。底径6厘米（图八）。

图八// 出土陶罐（G2：1）

2.砖瓦建筑构件

铭文砖 4件。皆残。G1⑤：2，T2内出土。端面模印铭文“楚州六”，楷书阳文。砖残长10.5、宽19、厚5厘米（图九：1）。T2②C：1，端面模印铭文“□州”，楷书阳文。砖残长10.5、宽19、厚5厘米（图九：2）。T2②C：2，端面模印铭文“楚州”，楷书阳文。砖残长5、残宽8.5、厚5厘米（图九：3）。T2②C：3，正面戳印铭文“□王□□”，楷书阳文。砖残长10、残宽9、厚6厘米（图九：4）。

纹饰砖 2件皆残。T2②B：1，正面模印几何纹图案。阳文。砖残长11.5、残宽11、厚4.8厘米（图九：5）。夯2：1，正面模印细绳纹。砖残长3.6、残宽3、厚3厘米（图九：6）。

绳纹瓦 1件。残缺。夯2：2，正面模印细绳纹。残长3、残宽2.5、厚0.8厘米（图九：9）。

3.铁器

铁锥 1件。G1⑤：1，T2内出土。严重锈蚀，方锥形，一端尖细，一端较粗。长31.5、厚0.8厘米（图九：7）。

4.石器

石构件 1件。残缺。G1②：1，T2内出土。质地灰白。正面刻划缠枝花卉纹，线条细腻、流畅。残长13.5、残宽11、残高10厘米（图九：8）。

擂石 1件。T2②C：6，扁圆形，表面粗糙，凹凸不平。长19、高15厘米（图九：10）。

图九// 出土砖瓦等器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唐代罗城墙上共发掘10条探沟，9条横剖于城墙上，1条顺城墙解剖。其中，1987—1998年，在北城墙中段（安家庄北）布设1条探沟（编号YLG4）；
东城墙北段（东风砖瓦厂南侧龙家山）布设1条探方（编号YLG2）；
西城墙布设2条，分别位于瘦西湖公园内“二十四桥”之北东岸（编号YLG7）与扬州大学农学院内（编号YLG3）；
南城墙布设3条，分别位于城南龙首关（编号YLG1）、南河下街北723所院内东侧（编号YLG5）及723所西侧（编号YLG6）。1999年7月，在南城墙西南角（邗江区双桥乡武塘村果园组南侧）布设探沟3条（99YTG1—G3）［1］（图一）。通过发掘基本认定唐代罗城城墙修建分为两期，墙体大多夯筑于早唐地层之上，部分夯筑于生土之上。城墙主体有平地起夯与挖槽夯筑两种。在墙体两侧均发现有包砖墙槽及坍塌土。此次发掘位置处于唐罗城北城墙东段，仅揭露出墙体（Q1）中南部，Q1分为夯1—夯4，夯4为城墙主体，夯1—夯3为城墙修筑部分。从出土遗物及地层堆积来看

1.M6发掘现场（南—北）

2.陶罐（M6：15）

3.陶壶（M6：17）

4.陶井（M6：23）

5.铜樽（M6：21）

6.铜锅（M6：22-4）

城墙内侧堆积较为平缓，其中唐代堆积分为两层（第2—3层）。第2层细分为2A—2C三小层，土色土质相似，均为深灰色土，局部夹杂黄沙土，出土少量中晚唐瓷器残片及城砖残件。第2C层叠压着一条东西向灰沟（G1），打破第3层及生土。G1方向与北侧城墙大致平行，两者相距约7米。沟内堆积共6层，为褐色土夹杂大量螺蛳壳、贝壳，出土少量的中晚唐瓷器残片及城砖残件。本文将第2层及G1内出土的“楚州”“楚州六”铭文城砖，与扬州唐宋城东门遗址“楚州”（YDMZ99）、扬州城南门遗址“楚州”（2007YNMT090①：12）铭文城砖［2］进行比较，发现规格、字体及书写方式较为一致，时代均为中晚唐。据此，推测第2层与第二期城墙废弃以后形成的堆积有关，G1为第二期城墙内侧排水沟，伴随城墙的毁废而被填平。

据文献记载，扬州唐代罗城有两次修城。一次为唐建中四年（783年）十一月，《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九载“淮南节度史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闻朱泚作乱，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3］。第二次修城是唐乾符六年（879年）社会动乱之际，《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二载：淮南节度史“（高）骈至淮南，缮完城垒”［4］。此次发掘结果与文献的两次修城记载相吻合。又据《扬州唐五代墓志概述》一文，唐天宝年间葬在官河以东的墓志均记“葬江阳县城东”，反之则记“江都县城西”，如《唐故裴公夫人韦氏墓》志文载：“夫人韦氏，其先京兆也。……于天宝八载六月二十五日，奄终扬州江阳县集贤里私第，……以九载十月六日，葬在城东嘉宁乡平原”［5］，以此推测天宝九载（750年）已建有罗城，比陈少游修建扬州城年代要早33 年［6］。

虽然此次发掘与扬州唐代罗城城墙历次解剖的结果较为一致，分为两期夯筑，时代大致处于中晚唐，但从扬州唐代墓葬出土墓志志文来看，唐代扬州罗城始建年代可至盛唐晚期，据此本文认为罗城城墙始建年代尚不能定。即便如此，此次发掘仍对扬州唐代罗城城墙形制结构、修建年代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科学资料。

（附记：项目负责人刘刚；
资料整理刘松林、王俊；
绘图王俊、刘松林；
摄影王俊、刘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