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21年我国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进展分析

来源:优秀文章 发布时间:2023-02-08 点击:

孙迪,宋佳媛,郭力铭,邰东梅

2011-2021年我国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进展分析

孙迪,宋佳媛,郭力铭,邰东梅

辽宁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近10年我国学界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对策和建议。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2011-2021年发表的关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主题的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5.8.R4,对发文量、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分析挖掘,并绘制相关科学知识图谱。共纳入文献521篇,年发文量呈逐年增长态势。南京中医药大学等机构在该领域学术影响力最强,机构间合作较少。“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获得“对外交流”“外宣翻译”等11个聚类。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研究进入繁荣期,相对固定的作者和学术机构已初见规模,研究主题呈多样性,研究热点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

中医药文化;
对外传播;
海外传播;
国际传播;
CiteSpace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了我国人民认识生命、健康养生、疾病防治的知识和经验,是对人类智慧的高度提炼[1]。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传播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得到异域受众的认同,收集反馈意见,形成反思,从而促进自身发展。

中医药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曾随着古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开展而传播到沿线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中医药对外交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粗到精的过程[2]。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数量呈稳步增长态势。本文通过全面梳理中医药文化传播现状,勾勒相关研究的发展全貌,以期为后续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对策和建议。

1.1 数据来源与检索策略

数据来源为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除“对外传播”外,学界还有“海外传播”和“国际传播”的表述方式,三者概念略有不同,均列入检索范围。检索式为:SU=(中医*对外传播+中医药*对外传播)OR(中医*海外传播+中医药*海外传播)OR(中医*国际传播+中医药*国际传播)。检索时间范围2011-2021年,检索日期2022年2月16日。

1.2 文献筛选标准

纳入标准:⑴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相关研究;
⑵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

排除标准:⑴与主题研究不相符的文献;
⑵综述、书评、采访等文献。

1.3 数据分析

采用CiteSpace5.8.R4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及分析。对检索到的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数据分析参数:时间范围为2011年1月-2021年12月,时间切片为1。节点类型(Node Types)分别选择Author(作者)、Institution(机构)及Keyword(关键词)进行分析,g-index设为25,其余为系统默认参数。同时采用Excel 2016对所选取文献进行综合计量分析。

共检索到539篇文献,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后,得到文献521篇。

2.1 发文数量

年度发文数量可以清晰反映中医药文化传播近年来的受关注度。521篇文献发表时间的分布情况见图1。与其他传播学研究的热点文章相比,中医药文化传播特别是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起步较晚,但整体表现为上升趋势。大致可以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1-2015年,早期发展较慢,研究规模相对较小。2014年开始,研究数量显著增长。第二阶段是2016-2021年,有关研究呈稳定增长趋势,近两年均突破100篇。

图1 2011-2021年国内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的年度分布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颁布。《中医药法》规定国家支持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应用。同年制定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指出,要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3]。2016年以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相关研究呈增长趋势。特别是202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作为国家级专项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颁布中医药国际标准、打造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品牌项目,建设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等具体目标[4]。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文献数量大幅攀升,推测与《中医药法》等法规和纲领性文件的出台有关,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不断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成为学术关注热点。

2.2 作者分布

使用CiteSpace5.8.R4软件对发文作者进行合作网络共现分析,共现图谱见图2。将阈值g-index设为25,结果共得到259个节点和121条连线,密度为0.003 6,表明作者独立研究较多,以小规模固定合作为主。湖南中医药大学何清湖、严暄暄、胡以仁、丁颖团队主要关注中医药国际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语境等研究;
陕西中医药大学张丽、张焱等主要关注不同背景下对外传播策略;
南京中医药大学周延松主要涉及“中医孔子学院”与“中医汉语”的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王银泉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医典籍英译,同时关注“中医文化对外传播体系”的构建。

注:节点代表作者,字体越大代表发文量越多;
节点间连线代表2个作者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表示关系越密切

2.3 发文机构分布

对521篇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统计,进一步将各机构的二级机构整理归并,结果表明南京中医药大学在该领域发文最多。按照发文数量进行排序,得到发文量前10位的机构,见表1。

表1 521篇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献发文量前10位的机构

从机构发文量可以看出该机构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学术积淀,通过机构间的合作强度了解机构间的学术交流程度。使用CiteSpace对发文机构进行合作网络共现分析,将阈值g-index设为25,共得到170个节点和62条连线,密度为0.004 3,共现图谱见图3。多数机构为独立节点,表明机构之间合作较少。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在该领域学术影响力最强,这两所学校之间也有部分合作[5]。南京中医药大学与成都中医药大学之间也有学者合作[6]。整体来讲,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领域的研究以机构内部合作为主,机构间的良性合作已开始逐渐形成。

图3 521篇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献机构共现图谱

2.4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反映文章主题的研究方向。521篇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文献关键词共311个,出现总频次为934次。表2为前20位关键词。通过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及关键词时区图分析。

表2 521篇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献关键词统计(前20位)

关键词共现图谱显示,节点数311个,连线607条,网络密度为0.012 6。见图4。结合表2所示,除去检索主题词及其相似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是“孔子学院”,其次是“一带一路”。

图4 521篇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聚类研究是一种对数据或对象的分析方法。CiteSpace通过从施引文章题目和摘要中抽取的名词短语产生聚类的主要类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名词短语被进一步识别为聚类标签[7]。Silhouette(S值)为衡量整个聚类成员同质性的指标,正常值为(-1,1)。S值>0.5时,一般认为聚类合理[8]。通过聚类和关键词时间线分析,得到聚类图谱及关键词时区图,如图5所示。其S值为0.8512,表明聚类质量良好。本研究共有12个聚类,时间线显示出10年来各个研究点随时间变化而演变的趋势。

图5 521篇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献关键词时区图

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和时区图分析,结合人工阅读文献和整理,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热点可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2.4.1 传播学理论相关研究 中医药文化传播学是21世纪初,在总结数千年的中医文化传播活动实践和借鉴现代传播学成果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9]。从聚类时间轴来看,中医药传播研究在2013年后发展迅速,被引文献网络规模逐渐扩大。从传播的形式与形态,到传播发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学者们开展了较为丰富的多层面研究,包括传播的内容与组织架构、传播过程与类型、传播主体的性质和特点、受传者的性质和特点等都有涉及。此外,中医药对外传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所以对其传播路径、传播方案、传播策略等都有涉及。此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消极因素也是学界探讨的焦点。

2.4.2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外交流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合作基地等作为海外传播的主体,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先后出台多个政策和指导意见,并认定17家单位作为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10],14家单位已入围第二批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中医药)名单[11]。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合作基地等作为新的传播形式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2.4.3 中医药国际教育与孔子学院 以中医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为代表的对外中医教育,通过授课、讲座、培训、展览、义诊等活动,以中医药学为特色,将中医学知识与健康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全球范围内的11家中医药特色孔子学院和2所孔子课堂,在中医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中医药教育体系与文化传播关系密切,借由教育来扩大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专业影响力,“中医药国际教育”仍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从受众角度出发,在某一具体地区,特别是在65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展的区域国别实证研究也较为丰富[13-15]。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医疗人才需求的变化,中医药国际教育事业发展也随之调整并进入新阶段。中医药国际教育整体水平仍需提升,在一些中医药教育发展基础较好的地方,进一步开展院校间合作,拓展培训合作路径,有利于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

2.4.4 中医文化与中医药标准化研究 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一种建立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传播。学者将中医药文化大致归纳为思维模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等)3个方面[16]。如何在深度解析受传者需求基础上,精选中医文化内容,以实现传播供给与需求高度契合,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有关探讨大致分为以下2个方面:第一,中医思维模式研究,如中医隐喻研究[17];
第二,行为方式研究,包括针灸、推拿等传统特色疗法在海外的传播与应用,以及太极拳、五禽戏、气功等养生保健形式的应用[18-19]。

此外,中医药标准化研究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2006年以来,我国陆续颁布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20]等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于2009年成立。截至2021年11月,该组织已正式发布76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正在制定的国际标准有31项,中医药标准在国际标准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标准化工作研究也在逐渐深入,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医药标准化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与解决对策等进行了探讨[21-22]。

2.4.5 中医典籍译介研究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语言转换与文化对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讲好中国故事”使命下,中医翻译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研究、中医典籍翻译研究、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中医翻译史研究等方面。《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等中医经典的外译研究,目前仍是本领域的研究热点。

2.5 关键词突现

CiteSpace软件可以通过从文献题目(title)、摘要(abstract)、文献描述符(descriptors)和文献标识符(identifiers)中提取检测出突变词(burst terms)以了解研究前沿情况、研究焦点的转变和最新的研究热点动态,并帮助预测该领域后续的发展趋势[23]。使用CiteSpace软件得到具有高突现值的16个突现词,见图6。

突现度排在前6位的依次是:一带一路、策略、针灸、对外交流、问题、文化认同。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进入繁荣期。传播策略研究近年来一直是学界较为关心的热门话题。此外,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24]。2017年,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卫生组织赠送了针灸铜人雕塑[25]。这些传播形式将“中医声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使中医文化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接受。

图6 521篇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献突现关键词

通过对近10年来我国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总体研究情况、研究领域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近年来,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研究进入繁荣期,研究数量呈稳步增长态势。相对固定的作者和学术机构已初见规模,但尚未形成紧密的机构间的学术合作网络,学术共识有待形成。在研究内容上,研究主题呈多样性,研究热点与“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此外,研究呈现显著的跨学科特点,涵盖传播学、中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多元化。

第二,目前学界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领域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传统媒体研究较多,缺乏新兴媒体传播方式、策略、理论依据等方面的创新。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特点下,如国际媒体合作、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中医药文化传播等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作为新的关注点。通过这些新兴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向国际社会不同群体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医药,讲好中医故事。

第三,学理探讨较多,实证研究逐渐涌现,但在深入细致调研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今后的研究应与实践紧密结合,如中医科普书籍出版发行、影视作品制作、开发中医药周边文创产品等都是未来中医药对外传播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发展领域。进一步深度挖掘新兴热点领域的理论研究,有助于加强中医药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提升中医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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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search Progress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CM Culture in China During 2011 to 2021

SUN Di, SONG Jia-yuan, GUO Li-ming, TAI Dong-mei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031,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CM culture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ten years using bibliometrics; To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subsequ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Literature about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CM culture was retrieved from CNKI from 2011 to 2021. CiteSpace5.8.R4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mine the amount of published documents, authors,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keywords, etc., and visual maps were drawn.A total of 521 articles were included, an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other institutions had the strongest academic influence in this field, but lacking the cooperation among institutions. The terms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the Belt and Road” were frequently cited in relevant literature. A total of 11 clusters were obtained, including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exter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CM culture has entered a prosperous period. The relatively fixed author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have begun to take shape, and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diversifie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CM cultur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verseas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iteSpace

R2-03

A

2095-5707(2022)05-0029-06

10.3969/j.issn.2095-5707.2022.05.005

孙迪,宋佳媛,郭力铭,等.2011-2021年我国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进展分析[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22,46(5):29-34.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L21BXW015)

孙迪,E-mail: woshisundi@163.com

(2022-02-19)

(修回日期:2022-03-21;
编辑: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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