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景云对《后汉书》的校勘与考订

甄西阳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详细记载了东汉历史，体系完备，史料丰富，文笔优美，广受推崇。该书在传抄、刊刻、流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后代学者广泛研究。自梁刘昭、唐李贤注解后，宋代学者开始辑录与考订，如杨侃的《两汉博闻》抄录《后汉书》精妙词语5卷多，刘攽的《东汉刊误》专于考订勘误与分析致错之故，南宋吴仁杰的《两汉刊误补遗》主要是订正与补遗。清代以来，朴学兴盛，《后汉书》辑佚、校勘、考订等成果斐然。清初，万斯同的《东汉诸王世表》《东汉外戚侯表》等补撰东汉诸表，姚之骃的《后汉书补逸》搜辑了8家散佚的《后汉书》，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收录了针对《后汉书》的考据成果。何焯校勘讹误、评阅史书，开清一代校勘考据之风，考论常为后代学者征引。此外，林茂春的《后汉书拾遗》、杭世骏的《诸史然疑》等对《后汉书》进行了校勘与考订。总体来说，清代早期关于《后汉书》的研究有所突破，然而进行整体性探究的学者相比乾嘉时期尚显不足。陈景云是整体研究“两汉书”的代表人物，其《两汉订误》对《后汉书》及其注文进行了整体性校勘与考订，成果亦多被学者认可。但长期以来，针对陈景云《后汉书》整理成果的研究，相比清代其他考据学成果，如惠栋、钱大昕、王先谦等的研究著作，相对薄弱。笔者以陈景云针对《后汉书》的整理成果为对象，具体分析其校勘与考订内容，探究其校勘方法与考订特点。

陈景云(1670—1747年)，字少章，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中，曾在京兆试，落选后，设馆教书，后以母老辞归，居家著述，去世后，门人私谥文道先生。陈景云博览群书，精于考据，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冯桂芬称他“博通经史，淹贯群籍，长于考订”[1]321。《清儒学案·果堂学案》云：“陈景云字少章，……凡经史子集、地理制度，下及稗官家，无不综览。尤深于史学。”[2]2399王峻的《清故文道先生墓志铭》、沈廷芳的《文道先生传》等载有陈景云的生平，并高度评价其学术能力。陈景云著有《读书纪闻》《两汉订误》《三国志举正》《纲目订误》《通鉴胡注举正》《纪元要略》《文选举正》《韩文点勘》《柳文点勘》《群经刊误》等，后被其子黄中编为《文道十书》。《两汉订误》收录了陈景云关于《汉书》《后汉书》的考订成果。笔者梳理发现，此书的名称、卷数在不同文献中有所不同。除了常见的四卷本《两汉订误》外，还有一些文献(1)沈廷芳的《文道先生传》、钱泰吉的《曝书杂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补正》、赵尔巽的《清史稿》皆称《两汉举正》，共5卷，冯桂芬的《(同治)苏州府志》称该书只有3卷。称为《两汉举正》，5卷或3卷。吴卓信的 《汉书地理志补注》“故曰蒲秦更名”条称《汉书举正》[3]556，相关地理考证的文字与《两汉订误》完全相同。吴卓信所称《汉书举正》实为《两汉举正》。梳理史籍和各部文献，不见陈景云有两部内容不同的考订“两汉书”的著作。由此可见，《两汉订误》《两汉举正》实为同一部书。这与陈景云的《三国志》考订之作《三国志校误》《三国志举正》情况相似。另外，《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收有《三国志辨误》，疑为陈景云之作。韩李良经过考证，认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的《三国史辨误》与《三国志辨误》实为同一书，作者是陈景云[4]。

关于《两汉订误》的卷数，现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稿本共2册4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是4卷[5]54。仔细检阅，4卷本内容完整，并无缺漏。王大隆在《两汉订误·跋》中说：“首尾完具，疑与王沈所述非有差池，但分卷偶异耳。”[6]1109《两汉订误》的卷数不同应是分卷方法不同造成的。该书问世后未有刊本，1936年，王大隆借吴兴刘氏嘉业堂藏青浦王兰泉家钞本，编入《丙子丛编》。《丛书集成续编》[7]、《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8]、《清人著述丛刊》[9]收录的影印本《两汉订误》是《丙子丛编》本。《两汉订误》尚存稿本2册，藏于上海图书馆。

2.1 文字校勘

古籍的讹文、衍文、脱文、倒文等现象影响文本的使用。陈景云校勘了《后汉书》的正文、注文。

2.1.1 讹文和脱文

讹文、脱文是古籍流传中常见错误。陈景云指出并勘正了讹文、脱文，分析了致误、致脱原因。

如《后汉书·李通传》“诏诸李随安众宗室会见”注引《谢承书》曰：“安众侯刘崇。”[10]557陈景云案：

据前书《王子侯表》，安众侯崇居摄元年(公元6年)举兵为王莽所灭，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以崇从父弟宠绍封，盖崇死于莽未篡汉之先，安得身佐中兴乎，此必传写之误，非谢书之妄也[6]1098。

陈景云据《汉书·王子侯表》[11]459认为当是刘宠，故“崇”当作“宠”，这是传写致误。沈钦韩在《后汉书疏证》中引陈景云的考论，并据《元丰九域志》《读史方舆纪要》补充说明了“安众”的方位[12]6。《后汉书集解》此条下引顾炎武、惠栋、陈景云之观点。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以下简称点校本)据《后汉书集解》改作“宠”。

如《后汉书·窦何列传》“因复博征智谋之士庞纪何颙等”条[10]2248。陈景云据《荀彧传》《袁绍传》指出异文，即“庞纪”在他处有作“逄纪”文，据《袁绍传》《刘盆子传》中“逄”皆注音为“庞”认为“庞”字误。当是音近而致讹。《集解校补》援引陈景云的观点[13]793。《校勘记》云：“《校补》引陈景云说……今据改。按：‘逄’读同‘庞’，音近而讹。”[10]2255

如《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韦彪以之失名，竟归，为奸人所害”条[10]921。陈景云认为“竟归”上脱“刑”字，又训诂语辞，“刑竟归者谓坐论罚，作之期已满而归也”。点校本作“竟归”。《后汉纪·孝桓皇帝纪》载有史弼获罪后“得减死一等，刑竟归田里”[14]425，《后汉书·史弼传》也有作“刑竟归”的用法[10]2112。鉴于各本均未变动，而这些考订未能说明“刑”字必为原文所缺，尚不能据陈景云之论断而改之，但可见陈景云校勘功底之深。

2.1.2 衍文和倒文

衍文是后来增加的文字，倒文是原文词句出现颠倒的情况，校勘中较为多见。陈景云善于通过考究文献和史实指出并勘正衍文和倒文。

如《后汉书·耿弇列传》“为京兆虎牙都尉”注引《汉官仪》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风郡。”[10]724陈景云认为此处注文应只释虎牙，不应兼及扶风，而且“扶风郡”与上下文义不合，应是“偶失删耳”。点校本作“扶风都尉”。《校勘记》云：“据《刊误》改。”[10]730《刊误》即刘攽的《东汉书刊误》。《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桓帝立河间孝王子恭为参户亭侯”[10]444条，陈景云据《河间孝王传》记载，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已经封孝王子13人为亭侯参户，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不应复立，认为“恭为”为衍文。点校本依据《东汉书刊误》《后汉书集解校补》认为此二字为衍文。

如《后汉书·循吏列传》“刘宠，兄弟齐名称”注文“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于前。’”[10]2479陈景云根据汉代习惯称州将为“明使君”，认为此处“使明君”为倒文。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引陈景云观点，点校本据陈景云说改之。

2.1.3 对提行和误入的说明

古书中难免该提行而未提行、正文误刻入注文、注文误入正文的情况，陈景云进行了指正。

如《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初太始至南州云至名闻天下”条[10]2227，陈景云据明嘉靖汪文盛刻本，认为这段文字属于注文，是误刻入正文。《校勘记》比较了汲古阁本、殿本、汪刻本、闽本，与陈景云观点一致。又如《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民用温给”注文曰“音糒糗也干饭屑”[10]1498，陈景云认为这7字应是小字，而且双行，此处误入注文。王先谦根据上下文义及考《东观汉记》，认为“音糒糗也”是小字注，混入注文[13]525，《校勘记》也认为此7字是混入注文[10]1513。又如《后汉书·班梁列传》“何熙字孟孙”[10]1593条，陈景云认为何熙是附见之人，此处不应提行。《后汉书集解》未提行，《校勘记》提行。

2.2 训诂语辞名物

清代学者重视训诂之学，这与语辞名物的发展变化有关。为深入理解文本，陈景云对《后汉书》及注文中的文字、文义、名物等进行了训诂与考订。

如《续汉志·祭祀志》“持衡拒”[10]3165条，陈景云认为“拒”即“矩”，是古字通用，曹金华考查《通典》，认为当作“持衡矩”[15]1361。又如《后汉书·班彪列传》“雨师汎漉”[10]1363条，陈景云认为“汎”应作“汛”，释为洒扫，“汎”与“泛”虽同，但此处不能通用。《后汉书集解》亦作“汛”[13]479。

又如《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论岂游侠下客之为哉”，章怀太子李贤注“下客谓毛遂冯煖之徒也”[10]555。陈景云案：“下客谓折节下士也，注非。”[6]1098此处“下客”当解为“折节下士”，该词出自《魏志·袁绍传》，形容降低身份，礼遇地位或名气低的人。此处作名词，当为名望、地位低的人。李贤注解为具体指代，不完全符合文义。《后汉书集解》引陈景云之训诂，置于其下。

陈景云对《后汉书》文本的整理不止于此。经梳理，陈景云对《后汉书》的文本刊误中，讹文159条，衍文60条，脱文53条，倒文10条，关于提行、误入的说明5条，训诂12条，共计279条，占全文近83%，充分说明他对文本校勘与训诂的重视。

陈景云考订了原文、注文，涉及职官5处、地理16处、历史人物9处、历史事件21处，另有注文出处5处，共计56处，总体占比略低，但考订详实，涉及领域较广，为《后汉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3.1 职官考订

制度研究在史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清代钱大昕、王鸣盛、李慈铭等非常重视制度考证。陈景云考订了职官制度，包括职官的渊源、官职的特征等。

《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三迁羽林中郎将”条注文引《华峤书》曰：“迁平津都尉、钩盾令。”[10]1258刘攽认为平津并非郡，不会置都尉，并推测是平准令讹误为平津都尉。陈景云考《灵帝纪》及注，认为《华峤书》之注无误，平津都尉是汉灵帝因黄巾之变特置的八关都尉官之一。《后汉书集解》考订“平津都尉”职官时引陈景云之考订成果，置于刘攽之下。又如《后汉书·杨震列传》“以问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条[10]1781，陈景云据《续汉志·百官志》记载，中常侍皆由宦官担任，又据杨赐奏疏中“乐松处常伯”，认为乐松是士人，故“中常侍”有误。曹金华据范晔《后汉书》中《酷吏传》《蔡邕传》《刘陶传》中乐松职位认同《通鉴考异》的观点，乐松绝非“中常侍”[15]701。

3.2 地理考订

陈景云非常重视地理，不仅勘正地名讹误，还考订州郡废置、地理变迁等。如《后汉书·光武帝纪》“八年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章怀太子李贤注“五郡谓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条[10]54，陈景云案：

拢西、天水二郡时皆为隗嚣所据，非河西地也。据《窦融传》，当作武威、敦煌。又注：后改为高平。按高平二字当乙，盖后代以汉平高峻于此，故特更其名也。贡父言改为高平下合有郡字亦非，检郡国志无高平郡[6]1096。

考订了注文中的“五郡”，认为“拢西”“天水”并非河西地，应是“武威”“敦煌”，《后汉书集解》所引钱大昕说与陈景云一致。“高平”县更名是后代以“汉平高峻于此”。通过考索《郡国志》指出刘攽的考订错误，校勘《灵帝纪》“原州高平县”条，据《唐志》“高平”当作“平高”[6]1098。《后汉书集解》引万承苍之考订，“高平本非郡名，盖高平县后改为平高，见《唐志》”[13]53。《校勘记》作“平高”，据殿本改。陈景云援引诸家，考订了地理区划、历史沿革、具体地名。

3.3 人物考订

史书所载人名与身份有误会影响文本的正确理解，陈景云重视人物考订。如《后汉书·张曹郑列传》“其门人东莱王基”[10]1212条。陈景云案：

《魏志·王基传》但言据持郑义，与王肃抗衡，不云尝师郑氏。计基年辈，乃萧之俦，非郗、崔匹也，似不得与二公同师。时又有乐安孙炎，亦非肃讥短郑氏。炎本受学于郑氏门人，而唐孔氏《诗疏》误以为郑氏之徒，恐范史之失类此[6]1100。

王基并非郑玄的门徒，据孙炎从学于郑氏门人而被误为直接师承郑玄一事，推测王基未直接师从康成，而是受其影响，范晔未能细审而致误。钱大昕考《魏志》与王基墓碑文，考证了王基的年龄，认为王基“私淑郑学，非亲受业者也”[16]207。王先谦将二人考订皆收于《后汉书集解》此条下。

又如《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帝常手诏问之”，注“因表用处士扶风孙瑞为鹰鹞都尉”条[10]1883。陈景云案：

处士扶风孙瑞，当作扶风士孙瑞。瑞后以卫尉死难，事详《献纪》。其为扶风人，则见于《三辅决录注》也。盖传写者不知士孙为姓而妄改耳[6]1103。

据《献帝纪》认为“孙瑞”当是“士孙瑞”，“士孙”是姓氏。又据《三辅决录注》确定其出生地为“扶风”，此处是传写致误。惠栋认为此处脱“士”字[13]658。点校本据惠栋说，补“士”字。

3.4 历史事件考订

史书所载的历史事件有时会出现因果不明、时间不清等问题，陈景云考订中注重对章怀太子李贤注中的历史事件进行说明。如《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至使议弄神器，改更社稷”，李贤注“窦宪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图为杀害”条[10]1603。陈景云案：

因得幸谋逆者，侍中郭举也，《注》误甚[6]1102。

考证此人并非窦宪而是侍中郭举。《窦宪传》云：“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10]819李慈铭提出：“窦宪无逆谋，《马光传》注引《东观汉记》可证。《后汉书·窦宪传》亦仅云举等共图为杀害，未知所图者为何人，盖亦当时文致之词也。”[17]114可见，陈景云存疑，尚缺深入考证，故称注文“误甚”。

3.5 注文出处的说明

陈景云考订《后汉书》注文的文字、音韵、史实，还比对文献，对一些注文的出处进行说明。如《后汉书·杨震列传》“极盘游之荒”，李贤注“《诗》云：‘槃于游田’”条[10]1778。陈景云案：

《毛诗》无“槃于游田”句，注别有所出[6]1103。

“槃于游田”并非出自注文中所称的《诗》中。柳从辰考订后认为此句出自《尚书·无逸》篇文，“《诗》云”当作“《书》云”[13]626。

又如《续汉志·郡国志》“司隶校尉部，郡七”，刘昭注“《魏志》曰：‘曹公分关中置汉兴郡，用游楚为太守’”条[10]3408。陈景云案：

今本《魏志》无此文，疑出《魏略》[6]1108。

《续汉志集解》引陈景云说，为点校本所采用。《校勘记》云：“游楚事见《魏志》《张既传》注，正引《魏略》，今据改。”[10]3420

作为前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后汉书》的史学价值极高，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吕思勉说：“四史差不多是后世历史的渊源，成了治史的常识和最普通的学问。”[18]93《汉书》《后汉书》要求治学者具有博古通今的学识和深度分析求证的能力，其研究成为最艰难和严苛的学问。陈景云的校勘与考订涉及领域广，还综合运用音韵、文字、职官、舆地、制度等知识，深入考证文本，追本溯源。

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五年，右部怗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条[10]2965。陈景云案：

“休著”为《乌桓传》《鲜卑传》并作“休著屠各”。又《张奂传》作“休屠各”，似“休著屠各”乃部落本名，或省“屠”字与“著”字者，塞外语言无定故也[6]1106。

该部落应为“休著屠各”，从语言特点的角度看，文中省字是因“塞外语言无定”。《后汉书集解》引钱大昕的观点。钱大昕先从音韵学角度训诂“著屠”，又据《晋书·匈奴传》认为此处当作“休屠各”[13]1044。

又如《后汉书·列女传》“后同郡郭弈丧妻，爽以采许之”[10]2798条。陈景云案：

按郭嘉卒于建安十二年，年三十八，时荀爽之没已几二十年。计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受室壮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无强夺女志事。爽、弈二字必有误[6]1098。

根据郭嘉与荀爽的年龄差，荀爽在世时，郭嘉方加冠，其子不应已成家，且妻死又娶；
又根据史书所载荀爽品德向来卓著，此处撰写夺女之志一事与前文表述不合，故有误。《后汉书集解》亦引沈钦韩之说。沈钦韩认为郭奕并非郭嘉之子，应该另有其人[13]978。曹金华援引他文，考证了郭嘉与荀爽的年龄，证明此处绝非郭嘉之子郭奕[15]1171。

陈景云校勘《后汉书》时，综合各种知识，运用多种考订方法。恰如王大隆在《两汉订误·跋》中所言：“是书考订制度，校正文字，皆极精审。”[6]1109

此外，陈景云擅于利用版本、依据上下文义、旁征博引的参互考订。

1) 版本参互考订。陈景云在校勘中常用宋本、南监本、汪文盛刻本、闽本与底本(2)关于《两汉订误》的底本问题，陈景云校勘时明确使用了宋本、南监本、汪文盛刻本、闽本，其中宋本并未言明为何本，但可以排除其他3本。《两汉订误》中有一条“子殇王石嗣注殇作炀”(徐蜀.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098)，陈景云认为“‘殇’作‘炀’为是”，肯定了注文。笔者查阅古籍发现，元大德本、王叔边本、白鹭洲书院本、黄善夫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无此3字注，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于此处作“炀”，无误。唯见汲古阁本有此3字注，故疑其底本为毛本。但笔者能力有限，难以将文献全部集齐，故仅有以上推论，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帮助。对校。如《后汉书·孝献帝纪》“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10]369条。陈景云案：

“宫”下一宋本有：“是日书晦有翟雉飞入宫，获之”，十二字诸本并无[6]1097。

唯有一宋本此处有“十二字”，并列出异文。姚之骃在《后汉书补逸》中补此阙文，认为是董卓逼帝迁都、焚宫庙所引发的灾异，范史在此处阙文[19]199。

2) 结合上下文义考订。如《后汉书·冯岑贾列传》“时天风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10]661条。陈景云案：

“天风”当从注作“东风”，下顺风正与上东风相应也。鲁奇应募先登以偏师独进，岑彭见敌势已摧乃悉军并进耳，奇船上亦不合有“彭”字[6]1099。

根据注文所引内容，结合上下文义，“天风”当为“东风”，据上文鲁奇独进，下文岑彭见势并进，指出“彭”字衍。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引陈景云说，《校勘记》据《后汉书集解》删“彭”字。曹金华考证认为此处作“时东风狂急”[15]284。

3) 旁征博引参互考订。如《后汉书·文苑列传》“台牧者之所贪”，李贤注“诸本并作‘台牧’未详其义，融集作‘掌牧’”条[10]2655。陈景云案：

“台牧”“掌牧”，史与集并误，当从《文选》作“掌技”，文义始协[6]1105。

“台牧”“掌牧”皆误，依《文选》，文义才契合。《后汉书集解》征引诸家观点，考订了孔融《孔少府集》“掌牧”二字。其中钱大昕列出异文即《文选》此处作“掌技”，周寿昌考订此处当依《文选》作“掌技”[13]926。梁章钜在《文选旁证》中认为“掌牧”为“掌伎”之误，当以“掌伎”为正，而“伎”与“技”音义并同[20]840。点校本此处注文作“掌伎”。诸家未直接判断史籍中的“台牧”，但考订了注文“掌牧”，结果与陈景云的基本一致。另外，笔者整理发现，陈景云征引诸文献中，司马彪《续汉志》16条，陈寿《三国志》13条，班固《汉书》10条，《文选》5条。引用《续汉志》是因《续汉志》《后汉书》已合刊流世，便于查验比对，而大量征引《三国志》《汉书》《文选》与陈景云著《两汉订误》《三国志举证》《文选举正》有关。

陈景云活跃于乾嘉学派兴起初期，其《两汉订误》推动了“两汉书”的研究。稍后，惠栋的《后汉书补注》问世，此后，卢文弨的《群书拾补》、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昭的《后汉书辨疑》、沈家本的《诸史琐言》、沈钦韩的《后汉书疏证》、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等在不同程度上订补与完善了《后汉书》、陈景云之《两汉订误》。

清代考据学大家钱大昕涉猎颇广，在史学领域用功颇深，其著《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对《后汉书》进行了考订。《三史拾遗》直接引用《两汉订误》，还对陈景云校勘不确和遗漏之处进行更正和补充。如“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条：“陈氏景云曰：‘倓’当作‘赕’，大昕谓：《说文》无‘赕’字当以‘倓’为正。”[16]1462此外，陈景云的《三国志举正》亦是钱大昕《诸史拾遗》的重要参考。钱大昕之弟钱大昭亦是清代治《后汉书》的大家，其考订成果主要收录于《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钱大昭精于两汉史，在《后汉书》订误中较少征引他人观点，而引陈景云之《两汉订误》37条。

沈钦韩学贯经史，精于训诂考证之学，治史以两汉见长，著有《汉书疏证》《后汉书疏证》。广引他书，以校勘“两汉书”文本、考订两汉史实，其中包括陈景云的《两汉订误》。王先谦所作《后汉书集解》是研究《后汉书》的集大成之作，史料收集广、文本校补全面、史实考订深入，其中收录陈景云的《两汉订误》56条，而其《汉书补注》引《两汉订误》23条。王峻在《汉书正误》中多采何焯与陈景云说。钱大昕在《汉书正误·序》中云：“本朝则何义门、陈少章两君于是书考证最有功，先生与少章子和叔交最善，故于二家之说多有采取。”[21]370王峻在《陈少章先生志铭》中称：“何先生殁后，先生独以名德见推，为中吴文献之重轻者几二十年。……凡经史四部书，从源及委，贯串井然，地理、制度，考据尤详。”[22]3973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亦受陈景云影响。

综上所述，陈景云对《后汉书》的研究侧重于文本校勘与史实考订，涉及文字、音韵、职官、舆地、历史事件等，考校中运用版本比较、文义理解、援引他书、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等校勘方法，研究成果全面、可信，促使乾嘉以降诸学者深入研究《后汉书》。钱大昕、钱大昭、沈钦韩、王念孙、王先谦等多采纳陈景云的观点，点校本对陈景云之考订成果多有肯定。然《两汉订误》也有考证不充分和仅列出异文而未考订之处，其中有《后汉书》及注文内容浩繁，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原因，也有研究条件受限的原因，但这并不影响此书的价值。

此外，陈景云师从何焯，相交甚深。“其最相契，如晦翁之于蔡季通呼为老友者，是为少章陈先生。”[22]3973《清儒学案·果堂学案》载陈景云“校勘古籍，一守义门之法”[2]2399。何焯的《义门读书记》考订了《后汉书》，但《两汉订误》中仅引两例。故陈景云治学思想的形成，受何焯影响几何，其校勘风格与方法对其他著作的影响，值得研究。笔者仅初步探索了陈景云关于《后汉书》的整理成果，其他相关问题留待未来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