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质量人才培养引领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

□文│张久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1]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面对时代形势、国家需要、科技进步和人民需求，出版人才培养迫在眉睫，亟需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引领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推动出版行业繁荣发展。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出版行业正遭受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冲击。出版原有的生态格局被打破，业内人才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范畴、数字能力、技术水平和工作模式，培养战略、技术、理论、应用等复合型能力，引领出版行业变革发展，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推动出版强国建设。高等教育事关出版人才培养质量，对建设出版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立足时代之需、理论之需、行业之需，培育符合时代形势、国家需要、科技进步和人民需求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1.面向时代之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出版界责无旁贷。当下和未来，如何在国内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好中国思想与中国主张，是新时代我国出版业肩负的重要使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建强出版学科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相关领域的本科、硕士、博士专业方向相继设立招生，出版学科逐步建立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来，出版学科建设明显加速提质。与此同时，我国图书出版总量居世界第一，大型出版企业林立。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出版业面临着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推动出版走出去等重要战略问题，亟需一批懂战略、懂出版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2.面向理论之需

文化繁荣离不开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是标识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也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出版实践在发展应用中不断进步，出版理论也由实践孕育而生，理论与实践相生相长形成科学、系统的出版学科。业界实践迅速迭代，有待出版学界及时跟进，协助复盘总结凝练出“理论模型”，需要出版学界和业界双方共同合作，建立长期稳定协作机制，共同提升出版理论层次，真正指导出版实践，强化出版学科建设。

与此同时，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区块链等技术持续发展，有声阅读、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数字出版新业态异军突起，出版工作服务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所体现的价值、传播的内容以及承担的角色没有本质不同，但其理念、结构、流程、载体形态、管理模式、传播方式、服务方式等方面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此背景下，传统出版理论已不完全适用，需要与信息技术、新闻传播、媒体设计等多个领域相结合，探索构建新的学科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出版业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边界愈发模糊，这也要求理论研究追赶上产业发展的速度，为行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因此亟待建设一批专业化的出版理论研究队伍。

3.面向行业之需

2022年4月发布的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各种媒介综合阅读率持续稳定增长，数字化阅读接触率持续提升，近八成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超三成国民养成听书习惯等。[2]公众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的渠道日趋多元，全民阅读习惯已发生了改变，利用手机、平板等设备阅读成为常态，并出现碎片化阅读的特征。新业态不断涌现，在给出版业带来新活力的同时，也给传统出版业带来冲击。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3]与《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4]显示，国际出版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重大变化，2016年—2020年期间，我国出版物进出口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国际合作交流、版权贸易、展示营销等方面从线下向线上转移，出版行业正遭受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冲击。

在出版业转型升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新技术、新模式、新的国际竞争给出版业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亟需更多业务精、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需要出版学科建设形成科学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充分整合业界资源，把各类专家请进来共同培养懂技术、懂创新和懂国际市场的出版应用人才，满足新时代行业发展的需要。

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出版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境。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智力密集型行业，应时代之需、理论之需、行业之需，出版业亟需通过高质量学科建设培养一批高质量出版人才。

笔者认为，新时代高质量出版人才结构应侧重三类人才，即战略型人才、学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各有侧重，其中战略型人才侧重于管理类知识，学术型人才侧重于理论类知识，应用型人才侧重于技术类知识。但无论是战略型人才、学术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都需要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都属于典型的复合型人才。关注战略型、学术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有创新精神、有实践能力、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领军型人才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出版战略型人才是指在出版业管理机构、重点出版企业等担任核心职务，在引领出版业发展走向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才。此类人才尤其需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具备较高的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具备战略思考能力，还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着重创新思维、管理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培养，贯通政产学研用，通过企业多岗位锻炼、高校职后培训、政府人才评价遴选等方式联合培养。

新时代出版学术型人才是指在高校、研究院、智库等学术机构从事出版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人才。此类人才需要深耕出版学科前沿，对出版学科的理论知识、研究范式等有深入的研究，并具有国际视野和一定的跨学科思维能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突出出版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结构，同时掌握新兴的技术技能。在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基础上通过参与国际会议、出国访学等方式拓展国际视野，并通过重大课题、重大项目等提升学术视野、科研能力。

新时代出版应用型人才是指在各类出版企业从事一线业务工作的专业或管理人才。此类人才需要具有跨专业的知识结构，具备全媒体编辑业务能力，真正懂技术并富有创新意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着重理论基础与实践技能的统一，通过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通过深度的社会实践与业界的实操训练提高其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特别是要抓好出版学科共建的机遇，与出版企业共建实习实践平台，用好传统出版人才“传帮带”的教育方法抓好应用型人才培养。

探索新时代出版学科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除了“教学育人”，教育界将“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出版学科，更应将“用”作为培养人才的根本目标，把解决问题作为学科建设的落脚点。基于“教学育人”和“学以致用”两个维度，笔者认为，新时代出版学科人才培养路径应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建设跨界师资队伍。建强出版学科、培养新时代出版人才，首先需要一支跨界的师资队伍，这里的“跨界”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学界和业界，即整合高等学府和出版行业的优势资源分别组建学界和业界的教师群，服务人才培养，实现出版师资队伍的“领域”跨界；
其二，技术和出版，既注重引入具备出版学科背景的教师，又聚焦于引入具有技术背景的教师，形成互补、交叉和融合，实现出版师资队伍的“学科”跨界；
其三，国内与国外，师资队伍应当既有本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实现出版师资队伍的“区域”跨界。

夯实学科育人体系。定位人才培养方案、健全教学课程体系是实现“学以致用”育人目标的基础工作。依据国家发展规划和出版领域的人才需求，形成系统化的培养体系，并制定切实明确的出版学科育人目标。坚持平台课程建设与专业课程建设并重，坚持出版理论类课程与出版技术实践类课程并重，赋能科学有效、特色鲜明的课程内容建设和覆盖本、硕、博的“核心教材 + 基础教材 + 特色教材 + 数字化教材”教材体系建设。形成持续性、立体化、特色性学科育人体系，培养“懂出版、会技术、有思想、接地气”的中国特色出版人才。

推动政校企融合机制。以学科共建工作为契机，贯通政产学研用，实现高校、企业、政府的紧密合作，协同育人。高校应在新文科理念指导下健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式的交叉融合出版学科体系；
业界与高校共建实习实践基地，为在校生提供实际操作的平台，并为人才培养提供多岗位锻炼的机会；
政府部门做好出版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统筹全国出版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健全出版人才评价和遴选机制。

作为首批出版学科共建单位之一，2022年北京大学新设的出版研究院定位为全国出版综合性学术研究单位，以学术研究、学术管理、智库服务和对外学术交流作为研究院的主要功能，并以“保存、整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凝聚北京大学出版学术力量，引领行业和学科的发展，赋能我国文化强国重大战略”作为研究院的发展使命。

目前，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主要从学科发展、行业支撑、服务国家、传承文化等四个方面着手，推动出版学科建设，服务出版行业发展，支撑国家战略决策，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在研究方向上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出版、出版理论与实践、出版史、期刊出版以及如红色出版等，并将围绕“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全民阅读指数”等行业应用与行业标准，建成实训基地等形成一批学术成果。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已在许多方面开展探索，包括以“学术—业界”双导师和“融合—发展”产学研为抓手，承担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培养项目，组织全国各地出版行业优秀人才进行集中学习、培训与交流等。

基于上述出版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北京大学力求为新时代出版学科建设与出版人才培养开辟一方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