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社区老年人抑郁与体力活动的关系探究

李星辉， 杨婷婷， 刘晓飞， 夭怀伟， 宣国， 陈治华， 王丰， 蒋怡华，黄延焱， 杨颖华， 王颖

抑郁，国际上又常称为抑郁障碍，是指由某种原因引起的、患者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1]，其特点是长期处于悲伤或沮丧等负面状态，思维迟缓，又或是对先前感兴趣的事情或活动失去兴致。抑郁是一种常见病，其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致死率高[2-3]，全球范围内有超过2.64亿人受其影响[4]，是全球性的主要精神障碍疾病。相关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抑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公共卫生问题[5]。其中，由于老年人机体功能逐渐衰退，社会角色转变，生活压力增加，以及孤独感等，使其心理健康状况加速下滑，从而使老年人更易罹患抑郁。有资料显示，我国社区居民中约有20%的老年人患有抑郁症或伴有抑郁症状[6]。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表现较成年期不同，其焦虑、自杀观念和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均更为突出[7]。老年抑郁危害更大，已是老年人健康问题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健康中国的理念下亟待予以重视。体力活动一直是促进身心健康的有效手段，是不少疾病发病的保护因素，如心脏病、卒中等[8]。国内外亦有研究显示，体力活动对老年抑郁有较好的抑制作用[9-10]。目前国内尚缺乏较大样本的关于体力活动以及不同体力活动类型和老年抑郁关联的证据。本研究基于上海市闵行区的老年人筛查数据，探讨我国老年人体力活动及其不同类型与抑郁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对老年人群开展体力活动与抑郁流行病学调查，并分析体力活动及其不同类型与抑郁的关联，为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1 研究对象

于2019年7-8月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选社区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将莘庄镇老年人以年龄构成作为分层进行抽样，在莘庄的55个居委中首先抽取1个居委，如果居委老年人口数量构成不能满足样本需求，则继续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继续抽取下一个，最终抽取到5个居委完成调查。最终纳入2 518名老年人。

入组标准：①户籍老年人或在抽样社区居住时间≥6个月的常住老年人；
②意识清楚，沟通正常；
③能够理解并自愿完成所有问卷调查。排除标准：①调查期间因住院、外出旅游等原因不在社区内居住者或人户分离者；
②失明、失语，严重听力障碍者；
③严重或不稳定的其他内科疾病可影响脑功能或影响对认知功能评价；
④有严重感知觉障碍，不能完成认知功能测定者；
⑤处于生命终末期者或存在其他无法完成问卷的情况。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内容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由受过专业培训的调查人员面对面询问老年人，填写相应的电子问卷，研究组人员通过系统后台核对问卷信息，以保证信息完整且无逻辑错误。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退休金、独居情况、吸烟和饮酒状况、体力活动状况和抑郁状况。研究已获得复旦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所有受试者在参与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 抑郁情况的判定使用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30)评估老年人的抑郁情况。GDS-30量表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抑郁量表，该量表在中国人群中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信效度表现良好，内部信度为0.89[11]。该量表共含有30个条目，问题以“是”和“否”作答，得分范围在0～30分之间，得分越高抑郁症状越重。条目内容包括以下症状：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惹、退缩痛苦，以及对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消极评价。一般认为0～10分为无抑郁，11～30分为抑郁状态。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是0.860，大于0.8，信度较高。

1.2.3 体力活动的判定使用老年人体力活动量表(Physical Activity Scale for the Elderly，PASE)评估老年人最近一周的体力活动情况，该量表包括闲暇时间体育锻炼、家务劳动和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三部分。PASE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设计的体力活动量表，该量表在国内外均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于洪军和仇军[12]运用PASE量表测量中国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情况，认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PASE的计分方式是依据11项活动加权后计算出3种活动情况的分数，并予以加总，所得分数一般介于0～400分之间，有时会超过400分，分数越高代表身体活动量越大[13]。本研究中，将分别计算闲暇时间体育锻炼、家务劳动和与工作相关的活动的分数，并进行加总计算总分。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分析。分类变量用频数及率(%)描述，组间差异比较使用χ2检验，连续变量使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体力活动及其不同类型和抑郁的关联。本研究中使用两种模型进行分析。模型1：纳入体力活动总分，并加入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退休金、独居情况作为协变量调整；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吸烟及饮酒状况作为行为维度协变量调整。将体力活动总分依次替换为闲暇时间活动、家务劳动和与工作相关的活动分数进行分析。其中，将检出抑郁赋值为0，未检出抑郁赋值为1。检验水准α=0.05。

2.1 抑郁在老年人群的社会人口学分布特征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 518份。其中男性1 113人(44.20%)，女性1 405人(55.80%)；
年龄在60～102岁之间[(70.73±8.079)岁)]，60～69岁的老年人占大多数，共1 305名(51.8%)；
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的比例较大(38.32%)；
绝大部分老年人(92.41%)与家人同住；
大部分老年人(69.50%)退休金在2 000～5 000元之间；
只有少部分老年人吸烟(15.17%)或饮酒(15.97%)。受访人群共有337人检出抑郁，检出率为13.38%，其中，女性、年龄较高、教育程度较低、独居、退休金低、不吸烟和饮酒相较男性、年轻、教育程度高、与家人同住、退休金高、吸烟和饮酒的老年人更容易检出抑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2 518名社区老年人抑郁检出分布情况 单位：例(构成比/%)

2.2 老年人群抑郁的体力活动情况分布

样本的老年人体力活动总得分、体育锻炼得分、家务得分和工作得分分别为：(128.87±59.87)分、(21.32±22.16)分、(104.89±49.07)分和(2.65±14.92)分。其中检出抑郁的老年人总得分、体育锻炼得分、家务得分和工作得分为：(97.01±63.81)分、(12.22±14.10)分、(84.42±57.95)分和(0.37±4.34)分；
未检出抑郁的人群各维度得分则分别为：(133.79±57.70)分、(22.73±22.84)分、(108.06±46.77)分、(3.00±15.91)分。可以发现，不论是总分还是其他分维度，检出抑郁的人群的得分均比未检出抑郁的人群低，即体力活动得分更高更不容易检出抑郁，且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2 518名老年人抑郁的体力活动(PASE)得分 单位：分

2.3 抑郁和体力活动的关联分析

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进行抑郁和体力活动及其不同类型的关联分析。在调整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即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独居情况、退休金)的模型1中显示，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总分越高抑郁的检出率越低(OR=1.007，95%CI=1.005～1.010，P<0.001)，其他各分维度也是如此，分数越高越不容易检出抑郁：体育锻炼得分(OR=1.027，95%CI=1.019～1.036，P<0.001)、家务得分(OR=1.005，95%CI=1.003～1.008，P<0.001)、工作得分(OR=1.038，95%CI=1.003～1.075，P=0.032)，且各项分数的关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加入了吸烟、饮酒等行为因素的模型2中，结果依然未发生变化，统计学意义仍然存在。见表3。

表3 2 518名老年人的抑郁和体力活动的关联分析*

3.1 上海市闵行区社区老年人抑郁检出率较低

本研究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抑郁检出率为13.38%。该检出率符合Beekman等[14]开展的综述研究结果中提及的社区老年人中13%罹患老年抑郁的数据。国内关于老年抑郁检出率的数据差异较大，从1.7%～35.2%不等[7，15-16]。本研究的检出率在国内研究数据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可能与研究样本处于城市地区相关。Zhang等[17]一项关于国内老年抑郁发生率的Meta分析显示，城市地区的老年抑郁发病率低于农村地区，城市老年人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完善的医疗体系可能会降低城市老年人的抑郁发病率。

3.2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独居、经济状况是老年抑郁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女性、年龄较高、教育程度较低、独居、退休金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患上抑郁，此结果也与国内外关于老年抑郁的影响因素探究结果相似[18-21]。女性相比起男性更感性、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可能是其更容易检出抑郁的原因[19]；
年龄更高的老年人更容易发生严重的身体疾病、疼痛等问题，从而可能更容易患上抑郁症[22]；
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可能由于对生活的应变能力不足[16]，又或者是经济条件较差导致身体状况较差或对生活不满意，也可能会引起抑郁[17]；
而独居老年人由于对生活满意度偏低[23]，也可能更容易引起抑郁。其中，本研究发现，吸烟和饮酒的老年人反而更不容易检出抑郁，这可能是因为吸烟、饮酒的老年人通过该消遣方式使精神获得松弛而降低患上抑郁的风险[14]。

3.3 适当的体力活动可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的概率

本研究显示，体力活动与老年人抑郁发生呈负相关关系，此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类似[9，14]。Mammen和Faulkner[24]通过对纵向队列研究进行总结也发现，在基线阶段即有较高水平体力活动的人群，可有效预防抑郁症的发生。体力活动可能通过刺激涉及抑郁症的几种神经增生、减少炎症并增强对压力的适应力、促进自尊、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等方面减轻患上抑郁的风险[25]。可见，体力活动对保护老年人罹患抑郁有不能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本研究更发现，除了广义上体力活动或狭义上仅指体育锻炼的体力活动，其他类型的体力活动对降低老年人患上抑郁风险同样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该研究结果提示，体育锻炼不仅可促进老年人预防老年抑郁，其他类型的体力活动如家务活动或工作活动同样能预防老年抑郁，可针对该结果设计相应的干预措施。例如，未来可在预防老年抑郁的策略上有更多广泛的选择，如除常规的鼓励老年人进行体育锻炼外，也可以通过鼓励老年人从事力所能及或个人喜欢的志愿者工作、家务活动及老年大学等，从而保证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水平，达到预防抑郁、保护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其固有缺陷限制了研究确定因果关系的能力，未来可考虑进一步开展纵向队列研究，以明确体力活动与抑郁的因果关联；
另外，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来收集相关数据，因此回忆偏倚不可避免。

综上所述，体力活动能降低老年人发生抑郁的风险，而且不局限于体育锻炼，不同类型的体力活动均对老年抑郁的发生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因此，可以考虑针对老年人的日常活动方式设置促进不同形式的体力活动类型，以降低老年人发生抑郁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