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互联网时代下的网络社群冲突

陈 昕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00)

在新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社群文化的发展催生了众多规模特性不一的网络社群，但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局限性、网络交流的表达不完整与用户匿名等特质，网络社群之间的交流较现实社交而言更加激烈、不理性且冲突林立。网络社群的内部组成也在多元性上有所损失，变得更加单一化、社群主义化与部落主义化。

互联网社交平台就像现实社会的公园广场一样，为上亿的网络用户提供了一块可以充分表达自我观点的场地。虚拟社会的一切都变得符号化，成员身份也是符号标识，而符号标识不一定对应现实社会中的实际身份，具有匿名性。因此在网络表达的形式之中，这两个媒介性要素使得网络表达与网络交流区别于现实中的公共讨论。

网络的匿名性。与必须以现实身份参与并担负真实社会角色责任的现实讨论不同，网络讨论与网络表达的一大重要元素便是网络发言的匿名性质。匿名性意味着网络表达的三大特性由此而生：边界更加广阔的语用范围、表达内容的极大扩展与整体的无社会责任性。可以说，“匿名制并不是为庇护网络菜鸟而生的现代产物，而是提供一个手段，让大众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坦诚相待，无需顾忌身份。”(1)杰米·巴特利特著，刘丹丹译：《暗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

网络交流的符号化。网络平台上的交流在形式上为文本交流，网络用户之间交换的信息以文字段落为主要内容，现实交流中的语气、语调、肢体动作与神情等非语言表达模式在网络交流中不在场、以语音交流为主的群组往往公共性不足；
同时，网络社群的表达与交流是即时的，在短时间内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并跟上讨论节奏是社群交流的首要任务。因此，表情符号、表情包与“社群黑话”等高效的符号表达载体成为了网络讨论的重要内容。

(一) 匿名上网：无社会身份负担的交流

事实上，除了少数网民认为实名制必须得到全面推广外，绝大多数网民对匿名制的现状都保持着较为复杂的看法：一方面，网民们认为匿名上网是网络交流环境混乱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网民们又认为匿名制虽然糟糕，但对于网络表达的自由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网民普遍认为，支持实名制上网推行的前提是实名制有一个可以保障个人隐私且足够成熟的实施体系。而对于实名制的担忧，在于实名制的过度行政化，一刀切与对表达自由的高度限制，导致了“网民与实名制打游击战”的对立局势正在形成。

在网络讨论中，我们无法看到也无法了解对方是谁，双方的交流是即时性的，表面上毫无规则，也无需担负责任。网络就像一个新的现实世界，人们会做出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的举动。(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在匿名与实名之争的社会表征上，更多呈现的是表达权利与社会主体责任的媒介性矛盾，是对于行政体系的不完全信任与官方过度干涉担忧的态度体现。对网络匿名的交流意见上，网民也普遍认为匿名制导致的社会责任缺位是引起网络恶意发言、导致网络骂战和网络社群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表情包与亚文化流行语：网络社群的符号

在网络交流中，表情包得到广泛使用与传播，“表面上看涂鸦表情包形态各样，实质上都是用肤浅的视觉影像代替了深层次的叙事”。(3)蒋建国，李颖：《网络涂鸦表情包：审丑狂欢抑或娱乐的大麻》，《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表情包与文本的差别在于表情包比起文字要多出视觉上的向度，而图像本身会给信息接收主体带来更加直观的感官感受。比起具体的文字叙事，表情包图片的信息传递量是有限的，它在即时的网络交流中更多起到表达态度的作用，例如“熊猫人”表情包，“龙玉涛杀母”系列表情包等。而这类表情包比起传统的颜表情和emoji表情符号更具嘲讽性，多在网络斗图骂战中登场。高态度信息，低交流信息的表情包交流方式反作用于网民的网络交流习惯，使得当代网络交流更加激进，不论是在社群内还是社群之间。

而亚文化流行语在网络社群分隔中的表现则更加直观。纵观网络社群现状，可以发现，不同网络社群拥有不同的特定流行语体系，在较为时髦的用词之中，这一流行语传播被称为“玩xx的梗”，在一个社群中广泛传播的流行语，对于另一个网络社群的成员来讲可能根本不知所云。网络社群流行语的背后是一种群体符号，一种族群认同的交流模式，是能够让人联想到“上帝让不同的人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这一神话话语的社群行为。对于一个在篮球社群的人来说，他可能不能理解“奥利给”，“有画面了”这些流行语的具体含义，而对于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网络流行语，绝大多数时间还需要中间人的转译和介绍。这种语言上的分割也成为了网络社群的一种认同与文化需要。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无怪乎到今天为止，会说某种暗言或党语，仍可用来表示我们属于某个次文化团体，因为这些别人不懂得暗言党语，正可区辨‘我们’这个小团体和‘他们’那个大社群的不同。”(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全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互联网的部落化可以理解为在互联网背景下全球规模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互联网仍不发达的时候，人类的社交圈子是以地理距离的远近，划出一圈圈的同心圆，距离近的人们才有可能频繁交往。但是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后，我们可以跳出地理距离的限制，在理论上可以与地球上任意一个有条件上网的人联系。“六度分割”理论形象地描绘了一个“地球村”的景象，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也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

在本世纪初，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处于从起步到加速的中间阶段，彼时网络社群的交流形式还较为原始，即使是规模较大的兴趣论坛版块，其成员数量和信息流量也较为有限，专业信息的源头往往掌握在各个社群的专家与社群管理层手中，稳固的知识结构和较少的人数也鼓励社群成员去吸纳新的成员。(5)徐冠群，王汉威：《社交媒体时代的部落化传播》，《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然而网络平台与网络社群的发展并没有遵循这条路径，网络平台的社交表现进一步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网络表达也呈现出更多态度和情绪上的负面特性。网络技术强化了个人的传播权力，加上上述心态，网民都渴望能左右网络舆论。(6)陈龙：《当代传媒中的民粹主义问题研究》，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版。彼时钓鱼岛、黄岩岛等时事信息与网络媒介相结合，催生出了一次波浪式的网络民族主义大潮。在5G技术得到进一步应用的今天，网络平台能容纳的信息量激增。可以说，网络社群冲突日益极化，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网民行为，已然成为了一种网络发言的政治正确。

(一) 贴吧时代与网络群组的小型化

与现实社会的“符号暴力”所不同的是，网络中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理会比较敏感。当他们遇到与自身遭遇、处境相似的境况或社会突发事件时，群体情绪往往瞬间就会被点燃。百度贴吧正式上线于2003年，是我国早期吸引到大量网络用户的社群平台。随着时代的发展，百度贴吧的分类逐渐细化，但不变的是百度贴吧的类BBS架构，这让它的属性更加贴近于旧式的网络论坛，而非网络提速之后的App平台和文化群组。2008—2012年，李毅吧依托巨大的成员数量，联合同样人数众多的足球类贴吧来“惩戒”破坏贴吧生态的其他小型贴吧，通过“爆吧”来确定网络发言平台的暴力话语权。“爆吧”总涉及人数从几千至几十万不等，每一次都呈现出了极高的群体协作性，并确立了一种集中命令模式，这种命令—行动机制延续到了之后关于韩国萨德问题等的“帝吧出征”行动之中。旧式贴吧社群冲突呈现出了一种单一平台，高数量级的冲突模式，即通过成员人数上的优势，在对等平台上破坏对立社群的交流环境，剥夺其内部与外部的话语权。这类冲突有着明显的胜败界限，即需要失败的一方发布道歉和类似的投降声明，冲突才宣告正式中止。在贴吧论坛时期，由于网络平台的发展较不完善，网络用户的共同体规模更加巨大，分类更为模糊，贴吧社群的界限便呈现出明显的民族特性与国境线特征。

笔者在针对另一部分群体(主要包括年龄和网龄较小的网络用户与女性网络用户)的调查中发现，他们所经历的网络社群冲突更多的凸显了“圈”这个概念。“圈”与贴吧不同，贴吧社群具有成员数量与活动范围相对固定的特点，而“圈”的概念与范围则更加模糊。“圈”的成员数量不固定，他们同时活跃于多个平台，并且没有“社群国境线”的鲜明特点。(7)蒋建国：《制造同意：随意点赞、惰性消费与社群文化的消解》，《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圈”的所指可以被理解为“围绕某一人/文化产品/网络行为的用户/粉丝群体”，而这类社群在组织架构上是去中心化的。圈子成员的活动范围多为QQ群，微信群，知乎群组，豆瓣群组，外网社交App等，体现出了明显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的特点。如果说旧式贴吧社群冲突是主体与主体之战的话，那么圈子冲突因其模糊特质而引发的异化与对立的圈子形象是被筛选且不明晰的，这是主体与他者之战。网络社群冲突中的敌人概念，出现了从主体到他者的转变。

(二) 社群歧视与分割：“我们”与“他们”

在网络场域中，具有共同兴趣爱好与价值取向的网民聚集在了一起，相比于现实社会的“心理群体”而言，网络群体由于技术的连接，网民更容易获得与自己持相同观点的信息，并在信息接收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己的价值评判，进而产生强大的群体认同。当网络群体形成之后，群体成员在发表意见时便会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态度倾向，并将自己的观点与群体的价值评判相比较。当发现自身观点和群体观点不一致时，为了不被群体抛弃，他们便会主动使自身认知朝大多数人认同的方向偏移。网民普遍认为圈子作为一种自发的网络社群组织形式，其存在本身是技术中立的，问题在于圈子的组成有二元善恶之分。(8)庞正，周恒：《场域抑或主体：网络社群的理论定位》，《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2期。也有网民指出由于媒介限制与组成上的问题，网络社群圈子本身已经发展到了背离初衷的境地。可以发现，对于网络社群的看法，网民的观点是淡化网络社交平台整体的，而更倾向于“一些人和另一些人”，“一个共同体和另外一个共同体”的语境。

经过长期观察，可以在大意上对批判语境中的饭圈这进行如下概括：饭圈代表着一个特定的低龄女性网民群体，她们为了追星这类目标而做出大量不理性行为，危害网络的公序良俗；
她们认知能力低下，文化水平低，蛮不讲理，愚蠢暴力，是“我们所有普通网络用户”的敌人。此外，男性网民对饭圈的批判和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性别对立和文化优越感、道德优越感的色彩。他们普遍认为对方是“可以交流的异性网友”，是以个体身份出现而非社群。在整体语境中，诸如“饭圈”“粉圈”这类群体更加符合“点赞党”这一他者身份叙述，而非主体组织的名称，在这一分割逻辑的根源上，是网络文化社群的部落主义、虚拟民族主义和经典的敌我之分。

在对一部分自媒体平台的评论区骂战进行考察后，可以认为在网络社群冲突中经常被提起的“扣帽子”这一行为便是用划分他者的方式“制造”网络圈子的流行概念。在网络社群骂战中，网络发言个体互相指责对方处于某一圈子中，是某一圈子的成员，其实际语义可理解为“因为你是那个圈子的人，那个圈子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你是不可理喻的”这一三段论的逻辑。在当前网络社群的划分与冲突中，划分网络不同社群本身也是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遵循“先划分圈子，再进行骂战”这一行动模式，新时代网络冲突的划分敌我与冲突本身的爆发在一定网络语境中是并行的。

现代性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论述的社会学概念，而现代性的三种动力机制在网络平台上有着较为深刻的体现。现代性动力机制分别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制度化反身性。时空分离为“使得跨越广阔时空领域的社会关系发生联结之条件”。在网络环境中，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体现在网络媒介本身的超空间性中，网络信息流并不随着具体的地理空间而产生传播上的差异，而是遵循网络中大大小小信息源本身的发布节奏，自有一套信息传播的时间顺序与区块分布；
脱域机制由象征标识与专家体系组成，专家体系构成了现代社会个体接纳知识体系的方法结构，对信息源头的的信任与信息极大影响着知识本身的价值。在网络社群的组成上，一个网络社群的权威阶层必然是这一社群领域的知识专家，对社群话题知识的掌握量成为了评判新人与老手的标准；
制度化反身性是一种“定期把知识应用于社会生活之情境中，并成为社会生活组成和转型的建构性要素”。反身性带来了一种持续的信息敏感与怀疑态度，同时也是现代人构筑自我认同与自我叙事的重要属性。在网络社群环境中，对信息来源的怀疑，筛选与树立个人“人设”是当代网民的普遍行为模式，而建立在信息不对等之上的评论式论战与失败一方“人设”的崩塌则成为了新互联网时代网络冲突去中心化的清晰体现。

(一) 网络环境下的个体冲突原理

在网络发言中，大多数人都会理性的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表达个体。在熟人网络中，独立表达是因为自身的网络身份与现实社会存在共通，网络表达要承担现实表达的社会责任；
而在陌生人兴趣社群中，独立表达是为了彰显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独特性与捍卫表达自由，同时由于在网络陌生人社群中不需要承担真实的社会责任，运营“人设”。强调自身的网络身份便成为了网络用户的基本任务，是独立于现实社交之外的另一条社交路径。(9)周宗奎,王群超：《网络社交行为会增加孤独感吗》，《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3期。

而在网络冲突中，这一现象有着怎样的地位？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人肉搜索这一行为的概念。人肉搜索指的是将一个人的个人信息与家庭住址公布到网络上，这代表着彻底摧毁一个网络个体的网络存在，强行实现个人的实名制，将网络个体的所有社群发言都附加社会责任属性，使得个体在网络社群中被祛魅。(10)贺金波，陈昌润，贺司琪：《网络社交存在较低的焦虑水平吗？》，《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22期。无怪乎人肉搜索与公权力打击是当前网络冲突的两大利器，对网络个体身份的抹杀与付诸政府强制力的审判，实质上是对一个人在网络上存在的彻底抹杀。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海德格尔的经典句段来概括这种网络话语权战争的境况，“存在之战便是泰坦之战”。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了网络表达的建构性与自我叙事特征。吉登斯曾对自我身份认同做出如下论述：“作为连贯的现象，自我身份认同固定存在一种叙事，这种有关自我的叙事是直言不讳的，要想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感，最好的办法便是记日记和写自传”。一个个体在网络上的存在与表达是历程性的，具有自传特征，可以类比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而网络社群冲突中的双方，都致力于把每次冲突纳入个人网络历程的“大事记”中，且视群体性网络冲突为一种宏大叙事。这种叙事性自我认同与网络社群冲突的神话特性，或许也是网络社群冲突接连不断的原因之一。

(二) 消极与战争预言：网络社群冲突为人们带来了什么

在对现代性危机和个体焦虑的论述中，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本身在许多方面都易于制造危机。他提到晚期现代性易于制造危机，并且会产生两方面后果：其一，晚期现代性会加重一种普遍的不确定氛围；
其二，它不可避免地把每个人暴露在或轻或重的多元危机情形之中，而这些危机情形会威胁到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在网络社群冲突对现实环境的复现中，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知及其附加的个体焦虑表现的更为明显，正如当前青少年对自身未来发展和世界走向的迷茫情绪与不确定一样，曾经理想主义的网络社群交流对现实的复刻也催生了这种悲观情绪的产生。(11)毛向樱，康书豪：《自媒体网络暴力的传播形态及应对策略》，《新闻战线》2018年第2期。进一步讲，对于未来网络秩序的悲观认知同时也是一种对虚无主义产生的恐惧的内化，无论是对无政府交流环境下信息无价值的预测，还是对警察国家在网络社群中复现的恐惧，其中都蕴含着一种当代社会个体在面对体制性不确定前景时的深刻焦虑，这种焦虑反作用于网络社群，也助长了网络不信任感的蔓延和交流勇气的丧失，对未知的恐惧让人们各自为战。

从身份认同危机和社会焦虑出发，我们必须注意，网络社群与网络社交环境走到了今天，不仅不像一些人提出的“奶头乐”理论一样遮蔽了现代个体的存在性危机与面临的困境，反而因其媒介特殊性而放大了这种危机的传播广度。如果说现实社会是唉声叹气的，那么网络社会必然是哀鸿遍野。情绪极化的网络社群交流影响一个人的现实行为习惯，如今不仅是在线上还是线下，真诚而宽容的交流都变得更具挑战性。

通过参考网络现象研究文献与现代社会学理论，可以从网络社群交流模式、网络社群组成模式与网络社群主体三个角度入手分析网络社群冲突的形成模式。

在网络社群交流模式方面，网络匿名制无疑是极端网络表达与社群话语战争的催化剂。一方面，网络用户的回答显示了网络匿名制的无政府特性，体现出了表达内容与方式的高度自由化，但这种表达自由不仅影响具体表达内容，同样也影响表达态度，即维持现实交流的礼貌措辞系统在匿名制表达的情境中缺位；
另一方面，网络社群表达的符号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大量表情包对交流语词的替代与网络流行语对表达内容的压缩简化成为了当前网络社群交流的重要特征。这种符号化的表达模式不仅割裂原本的语词表意，导致网络交流中误会与曲解频出，而且形成一种秘密结社式的暗语系统，形成了一种话语权力——知识权力体系，自觉或不自觉的被网络个体用于构筑自己的亚文化舒适圈，从而隔绝文化意义上的他者。

在网络社群组成模式方面，国内的网络社群生态经历了一个从主权化社群到去中心化文化社群的转变。国内旧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群冲突比起当前时代更具宏大叙事特性，万人级别的网络社群在内部组织上呈现出了类文化民族特征和国境线特征，参与社群冲突需要足够的前期准备、组织规划与人员激励，冲突过程中社群管理层需要对零散成员的统一把控。可以说，成型的科层组织形式在旧网络社群中是可以被观察到的。而在新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群中，由于社群组织的小型化，去文化民族化与无政府化，社群冲突由于指向目标不明确而扩大了自身战线，对社群内建构出来的他者形象的攻击成为了当前网络社群冲突的范式，对立社群的持续存在要优于“我们”对“他们”的压制。因为对立社群是概念化的存在，所以社群冲突中的每个社群内部都在渲染着“我们永远胜利，他们永远失败”的神话叙事。

在网络社群主体方面，可以总结出当前网络个体的表达形态与普遍认知。单独的网络社群个体认为，在网络上代表社群发言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一个负责任的网络个体应该仅代表自己发言，承担言论责任；
但同时，网民又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基于匿名制的网络身份与现实存在的分离是必不可少的，网络发言责任仅由网络身份负责，而曝光现实身份的人肉搜索无疑是对互联网交流规则的整体破坏。网民对网络未来的悲观预期则是经验性的，网龄越长的网民越认为网络的未来不会乐观；
作为对现实社会形态的复刻，网络社群环境也继承了晚期现代性特征，公共危机与不确定性危机在网络社群中同样存在，并且由于信息流的繁杂，网络环境中的焦虑对个体的影响并不亚于现实焦虑，这种悲观预期又反作用于网络交流，引导网络个体认为网络良善交流的是不可行的，默认了网络社群冲突的合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