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岛思想与关系诗学——论格里桑的“全-世界”文学空间观

高方 黄可以

2007年3月，法国《世界报》发表了包括勒克莱齐奥在内的44名法语作家共同签署的名为《向法语世界文学挺进》(《Pour une littérature-monde française》)的宣言，宣言呼吁构建一个全新的法语文学世界，消除法语文学圈的法国中心主义，以法语为纽带串联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法语文学，让法语世界文学真正具有“世界性”。宣言标题中具有标志性的“文学-世界”(littérature-monde)表达展现出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对这一代法语作家的深刻影响。

爱德华·格里桑1928年9月21日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省，是法国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思想家、哲学家。1997年，格里桑发表了《全-世界条约》(TraitéduTout-Monde)，tout-monde 一词是格里桑根据克里奥尔法语“tout moun”仿造而来，以期在法语中体现克里奥尔语的存在，在笔语中呈现口语的回音，以这样一个独特的词语结构表达自身对世界文化构建的观点。这一建立在“群岛思想”与“关系诗学”基础之上的“全-世界”概念自问世以来引起了诸多关注与讨论，为关注多元文化关系的学者所引用与阐发，在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从格里桑诗学思想中两个关键概念“群岛思想”和“关系诗学”切入，探讨和分析其文学空间观，描述其文学空间的形态与特征，考察其“全-世界”文学空间对世界文学构建的关照和启示。

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空间转向”的呼声，这种对“空间批评”的诉求，从聚焦于文学作品的文学地理学转向具有外部研究视角的一种更为复杂、结构更为多元的文学空间学。作为20世纪重要的空间批评学者，“索亚和列斐伏尔动态开放的空间观为文学空间概念提供了最新的认识框架，他们思考空间的方式启示着文学研究以空间三元辩证法重新审视文学空间”(徐小霞，2012:125)，将传统空间观中分离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相结合，再融入“社会空间”这第三层面，从而破除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这样交叠的多重层面使文学空间更为动态也更为开放。不过，长期以来，关于文学空间的探讨大都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之内。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莫哈(Moura,2016:407)所言，“20世纪，我们的确缺少一种总体文学研究，包含作品的生成、作者的轨迹以及大西洋北与南、黑人、白人与印度人之间相互影响”，而这一点恰恰是格里桑作品呈现的文学空间与其力图构建的文学空间的一大特征。他将文学空间构建在文化关系范畴而非特定文化范畴之上，突出文学空间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叠、杂糅、联系，从而赋予文学空间独特的面貌。因此，要考察格里桑的文学空间观，首先要把握格里桑对世界文化格局的解读与构想，特别是其对文化格局的地理性思考。

格里桑对文化地理的思考有着丰富的思想来源。作为马提尼克岛的第二代作家，格里桑深受“黑人性”(négritude)运动先驱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影响，塞泽尔打破帝国中心叙事、揭露马提尼克人边缘身份、找寻身份地理根源的思考启发了格里桑始终将故乡马提尼克岛和安第列斯人这一身份作为自身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接受法国精英教育的格里桑同样受到结构主义思想的启发。格里桑在马提尼克特有的红树群落等风景中重新解读了德勒兹和伽塔利《千高原》中提出的“根茎”理论，并以此描绘安第列斯群岛克里奥人的杂糅身份。他在“根茎”理论中看到一种“人们处在彼此相邻而不具有固定特征的区域里”(Glissant, 2005:136)的世界，在这种邻里关系突出的区域观里我们已经可以窥见“群岛思想”的雏形。格里桑(Glissant, 1990a:23)坦言，“根茎思想中每个身份都在与另一身份的关系中延伸，这是我所说的‘关系诗学’(Poétique de la relation)的起源”。此外，法国20世纪作家对“异国情调”的思考，特别是谢阁兰、圣-琼·佩斯、克洛岱尔等与中国有关联的一批作家对格里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家对异域文学的思考在格里桑关系诗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地理诗学视域下，格里桑在走向现代性的法国文学中总结出三种主要路线：第一种是从中心走向边缘，即从“我”出发，关注其他文化；
第二种是从边缘走向中心，即从边缘文化的真实体验出发，将这些体验叙述给中心读者，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就是游记；
第三种则是从异域到异域的“游牧性循环路线”，摒弃了所谓的“中心”和“边缘”的对立，而其代表性人物正是法国作家谢阁兰：“谢阁兰最具决定性的思想是与他者的接触会强化想象和诗学认知……不过，我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谢阁兰并不单纯认为承认他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这已是一种普遍认识了……承认他者更是一种审美构建，是对一种真正的诗学关系的最初宣告”(Glissant, 1990b)。对于同样关注异域、追求多元的圣-琼·佩斯而言，诗学话语的出发点来源于家乡所具有的克里奥性混杂，依旧是一种从“我”出发的关照；
而谢阁兰的出发点则是“作为审美对象的与‘我’相异的中国，更是指作品中奇妙地转化成‘我’的自我精神表达的‘他者’” (黄蓓，2007:150)。谢阁兰在美学意义上提出“主体超越认知目的，把不可知的客体视为与己相异的‘他者’时，便会产生审美快感，因为美是‘异’而非‘同’的产物”(黄蓓，2007:149)，这种多异美学给予格里桑启发，对于“关系诗学”的提出和阐发起到奠基性作用。

在受到“黑人性”“根茎”“多异美学”等观念启发的同时，格里桑对当今世界发展和文化空间的特征有着深刻的观察。格里桑(1996:34)认为，尽管过往的“文学始终有着一种世界观”，但“直到今天，整体-世界才终于在现实中、在地理层面上实现”，以往具有“预言性质”的具有世界观的文学才终于有了现实基础，可以真正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整体文学。而这一地理层面上的现实基础首先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前所未有的靠近、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文化空间普遍存在的杂糅性。任何文化空间都不再是单一而“纯粹”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也不再是“从零开始”。文化交互一定是在以往交流基础上的进一步对话与互动，因此在关注“文化杂糅”这一交互过程之前首先要认识“具有杂糅性的文化”(Glissant, 1997:15)，关注文化本身已经具有的杂糅性。

为了更为具象地展现这种杂糅性文化空间，格里桑借用了“群岛”(archipel)这一安第列斯地区地理样貌作为当今世界文化格局的隐喻。群岛，作为散落在大洋之上的一连串小岛的集合，看上去星星点点、断断续续，实则彼此靠近、相互联系。“群岛”表述在20世纪作家论述中不时出现，不过这些论述的“重点在于岛屿之间的间断性”，它们强调书写碎片化，强调作者的绝对自由，“将不同空间融合从而创造出理想世界”， “以逃避整体的方式指向一种乌托邦” (Marron，2010)。格里桑的群岛思想则体现出不同的地理和文化构想，在他看来，“群岛”将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即岛与岛之间的彼此孤立和群岛之间的彼此相连。在强调群岛的模糊性、不稳固性的同时，也强调越界性和岛屿的相互关联性和多样性。这一思想“允许一种迂回的实践，既不是逃离，也不是放弃。它承认对痕迹(Trace)之想象的价值，予以认可。这是否意味着放弃自治呢？不，确切地说，这是和世上散布的群岛协商一致，是广泛存在的各种多样性，而这些多样性将岸与岸相接，让地平线与地平线相连”(Glissant, 1997:31)。格里桑对“群岛”意象的独特解读主要源自其提出“群岛思想”的初衷，即反抗传统观念中具有系统性的“大陆思想”。该思想长期以来在人类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虽然稳固、厚重，但有着极强的向心结构，大陆与大陆之间相互远离，以苍茫大海相隔。相比之下，“群岛”虽然较为脆弱，小岛之间却相互延伸、相互接触，消除了中心与边缘的地理格局，更符合当今世界文化频繁交流、相互影响的现状。

在这一“群岛思想”的关照下，格里桑提倡大陆文化“群岛化”，从而让文化身份的“漫步”(errance)得以实现。格里桑将“漫步”界定为一种存在于世的方式，“从存在的绝对性走向关系的多变性”(Glissant, 2009:61)。文化身份应当“从群岛的一个岛漫步到另一个岛，穿过美洲、欧洲、非洲，不在某一固定身份扎下根来”(Camelin, 2011:34)。我们在法国地理批评创始人贝尔唐·韦斯特法尔的“越界性”观点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达：“越界后的疆域呈现出了群岛的形态……疆域失去缰绳任意流散，固定的身份和坐标消失不见，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因而被消解……‘群岛’提供了一种诠释全球化时代世界空间的理想模型”(张蔷，2020:65)。不过，格里桑并未一味地追求漫步，就如同群岛中的每一个小岛是在“自我确立的同时让我们与别处相连”，文化身份也要在“停步与游荡之间融合”(Madou, 2011:80)。

“漫步对于关系具有构建作用”，这种固定与不定的结合被格里桑描述为“关系的自身结构”(Glissant, 2009:61)。也就是说，“文化关系”这一空间既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联系的空间，又是一种文化确立自身的内涵部分；
既强调文化的流动性和交互性，又强调交流对文化本身的自我构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关系基础上，格里桑构建了其独有的文学空间。

在“群岛思想”的关照下，“关系”是构建文学和文化空间的核心基础。文学世界的关系首先体现为语言的“群岛化”(archipélisation)。在格里桑看来，用以表达文学、承载文学的语言作为文化的象征与标志，在当下同样呈现出“群岛”的面貌。相对于传统语言观中排他、封闭的树状语言系统，“群岛”语言是一种向外延伸、寻求共鸣的块茎，一个不同语言之间关系的总和。没有一种语言能够以完全独立的方式存在于世。构成语言的语际关系可能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可能是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但是这些角力都处于世界语言格局的“第二层，甚至第三层”(Glissant，1996:41)，更重要的是这些角力主体的共同在场。同时，格里桑也呼吁语言应当进行进一步的“群岛化”，因为传统的封闭性语言观让“语言拥有绝对化和神圣化的功能，其影响力延续至今”(Glissant，1996:36)。如同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 Casanova)所构想的“世界文学共和国”中，英语、法语作为创作语言赋予本国文学作品“大文学”的地位，又作为流通语言、批评语言决定了他国文学作品是否能在世界文学共和国中得以显现。世界文学格局受到语言力量大小的左右，文学资本不断向大语言流动，而力量薄弱的语言则时刻面临着失声的风险。因此，语言的“群岛化”不应该只是地理、经济、文化全球化带来的附属影响，更应该是文学空间中每种语言、每种文学的主动选择。

格里桑在关于语言群岛化的论述中常以其本人的克里奥语写作实践为例。克里奥语作为安第列斯地区特有的语言，由法语、英语、西班牙语与西非语言混杂形成，有着独特的地方句法和口语特征。我们很难将克里奥语归于某一个源头语言，但我们可以清晰地在其中看到地方语言与西方各语言之间建立的关系，是一门典型的“群岛化语言”。没有深厚的文学传统和强大的文学传播力，克里奥语在世界文学空间中鲜受关注，但它也因此成为安第列斯地区法语作家为边缘法语文学发声的媒介。格里桑本人虽然以法语写作，但在写作中不断地融入母语克里奥语的表达方式，从而“推翻、打乱、粉碎法语” (Glissant, 1996:52)。这一语言运用和写作策略不仅仅是法语和克里奥语之间构建的一种关系，更是克里奥语面对法语、安第列斯文学面对法国文学的一种立场：“‘我以你的语言与你交流，而在我的言语中理解你’，这句话让人想起埃梅·塞泽尔在《返乡笔记》中说‘你们来适应我，我不会去适应你们’”(Fonkoua, 2014:8)。格里桑通过写作主动实现的克里奥语以及法语的“群岛化”体现出安第列斯作家对破除文学中心主义的呐喊。“法语的‘克里奥化’伴随着克里奥语的解放”(Glissant, 1996:52)，而受到压迫、束缚、限制的克里奥语因为作家的写作得以在法语文学空间中自由呼吸，在作家通过作品构建的与法语的关系中得到立足与发展。由此可见，语言“群岛化”是一种呼吁语言平等的多语言观，它力图打破“向世界开放的语言”和“被地方主义桎梏，不能传递知识”(Malela, 2011)的语言之间的二元对立，因为在“群岛化”的语言世界，多元声音中每一种声音的存亡都关乎全体声音的表达，每一种语言的消失都是人类整体文学表达中一个部分的消失。

继格里桑之后，众多安第列斯地区作家纷纷通过写作语言的“克里奥化”(créolisation)来表达去除中心、追求多元的呼吁。格里桑(1996:33)观察到，“有时，我们写出、说出或者想到的想法，会在意大利或巴西的报纸上以另一种形式呈现，由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表达出来”，这种没有实际接触和沟通却不谋而合，这一产生的文学共鸣，格里桑将其视为“共同场所”(lieux communs)，即“世界上一种思想证实另一种思想的场所”，而作家跨语言、跨语境的一致表达，格里桑称其为“言语”(langage)。“作家的言语和他的一种或多种书写语言有着一定的距离”(Pattano, 2010)，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写作语言的常规表达进行一定的“改造”，从而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当作家的母语与书写使用的自然语言不同时，言语就从一种语内关系扩展到语际关系，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化表态意味，如同上文提到的格里桑的克里奥语写作。在这一层面上，言语不再仅仅是一系列作家的独特表达，更成为作者对一种语言以及对这种语言背后文化的态度。当我们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上升到整个世界文学层面时，言语就成为有着共同体会和渴求的作家们相互理解的共鸣点，每个“安第列斯群岛”的“格里桑”们在面对各自的“法国文学”时都在用“克里奥化的法语”表达着一样的言语。“夏多布里昂、雨果和他(格里桑)说同样的语言，但是他们表达着不同的言语，而格里桑和埃梅·塞泽尔更为接近，因为他们的言语来源于同一种文化”(Malela, 2011)。又如古巴小说家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所言,“我们加勒比地区的作家用四五种不同的语言写作，但是我们有着相同的言语”(Glissant, 1996:43)。这样的言语摆脱了语言符号的约束，成为一种共同的声音、一种汇集的焦点，展现了语言之间的异质同构性，在不同文学之间建立了更为隐秘但更深层次的关系，这同样也是格里桑世界文学构想的基础和核心。

“文学图示是文学空间挑战时间传统的利器……它颠覆了地图学界的实证论传统，将科学话语和艺术真实巧妙地融为一体”(郭方云，2019：39)，在20世纪学者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想象之中，我们同样看到一种对空间式描绘的偏好。1957年，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从房子这一“关系场所”(lieu de relation)出发，“构想了一种存在与居住场所之间思想相通的诗学”(Mercier, 2012:160)，人类意识与居所这个“世界一隅”(coin du monde)紧密相连，栖居之地灵性地构建了文学表达。在格里桑的文学空间中，文学的产生同样“源于一个场所”，但文学作品不仅仅“指向这个场所，同样建立了该场所和整体-世界之间的关系”(Glissant, 1996:34)。如同热奈特“在克里斯特瓦‘文本间性’概念基础上又提出了‘跨文本性’这一新概念”，关注“使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刘晓燕，2021:66)，格里桑在关注文本与场所间关系的同时，也在关注文本与文本、文本场所与文本场所间的关系。在格里桑看来，“关于风景的任何经验都应该扎根于某个特定场所，然而，这个特定场所并不应该像唯一的根系那样‘杀死’周围的存在，而应该吸引其他的场所”(Moatamri, 2007)，通过文学写作构建场所与场所之间的关系。“关系”这一概念是格里桑哲学世界的核心，指一种理想化的接触模态，即文学与文化以根茎的方式向外延伸、寻求接触。在“关系”的基础上，格里桑进一步提出一种主体间的“关系诗学”，作为文化文学交互的首要准则，“在‘与他者共处’中‘保持自我’是一种存在所追求的核心”(Moatamri, 2007)。在格里桑构想的文学空间中，因语言和文化的“群岛化”，场所本身以及该场所产出的文学都具有多重维度、多元文化、不可定义的特征。于是，在“关系诗学”的驱动下，文学不再满足于“将自己封闭在‘世界一隅’之中”，而是向世界开放，“选择走向一种克里奥化”(Mercier, 2012:160)。“克里奥化”一词从“克里奥语”(créole)发展而来，是一种“关系诗学”关照下理想化的杂合方式。首先，“克里奥化”是一种混合，不是一种融合，“不会导致文化元素的丢失和淡化”(Glissant, 1997:25)；
其次，只有参与“克里奥化”的文学具有平等地位时‘克里奥化’才能真正实现；
再次，“克里奥化”的结果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些“克里奥化”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对多元声音的维护，这一理想的杂合模式保障文学交互中每一种文学的平等和自我权利以及新的文学关系的持续构建。克里奥化让文学摆脱了单一场所的束缚，走向多元关系的呈现。同时，克里奥化的文学也打破了世界文学空间的既定格局，让文学空间走向一种混杂、不定、无序的状态，格里桑将其称为“全-世界”。

通常，“文学地图的核心内容……是文本空间要素之间的关系和顺序” (郭方云，2019：40)，而格里桑则将“全-世界”文学空间视为一本“没有逻辑顺序也没有时间顺序”的文集，文集中“无名的和有名的、不为人知和当红的作者在其中被平等相待”(Fonkoua, 2014:14)。“没有逻辑顺序”意味着文学之间没有中心与边缘、支配与从属、正统与地方之分；
“没有时间顺序”则意味着“叙事以一种非线性、无历时顺序的方式进行”(Rosemberg, 2016:330)。空间上中心与边缘格局的打破伴随着时间上历史溯源的消除，世界文学成为没有国籍、没有身份、没有发源地的空间，是“一个不分你我的整体，构成这一整体的元素只因为他们对想象之美的回声而聚在一起”(Philippe, 2019:163)。我们可以将这种“回声”(écho)视为 “全-世界”文学中所有文学之间的共鸣，所有作家的共同言语勾勒出不同思想共同走过的文学道路，勾勒出多元书写之间的桥梁与对话。格里桑特别列举了他认为可以反映世界回声的作者，比如阿尔多、福克纳、乔伊斯、谢阁兰、圣-琼·佩斯、布拉斯维特(Kamau Brathwaite)、庞德、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格里桑提名的这些作家与英语世界“世界文学”的经典化作家有着较大差异，而开篇所提及的深受格里桑文学思想影响的法语文学世界去中心化宣言正“暗含着对经典的否定”(张蔷，2020:68)。在上述作家中，圣-琼·佩斯、布拉斯维特、沃尔科特等均出身于安第列斯群岛，他们的作品用法语或英语书写却不以欧美文化为中心，展现出多元的文化面貌和多异的美学特征。格里桑的“全-世界”构想遵循安第列斯文学的道路，但走得更远，追求一种文学作品的多语言特征，一种建立在语言与文化的杂糅关系之上的世界性特征。

格里桑以“群岛思想”和“关系诗学”为切入点，描绘了世界文化、身份、语言的格局与样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这一文学空间里，文学作品不仅勾勒文学发生地与整体文学世界的关系，更走向其他文学文化，以“克里奥化”的方式追求一种多元关系的呈现。格里桑对于多元声音的维护和对精神共鸣的追求源自其对安第列斯群岛在世界地理和文化空间中的关照，比如在《关系诗学》中的《黑沙滩》一文中，格里桑描述了马提尼克风景中一个沉默不语、只用肢体语言回应的小男孩，他的沉默象征着黑人话语在世界上的缺席。“全-世界”文学空间的理想形态正是这一安第列斯关照的延伸与拓展，这样的文学空间消解了既定的空间布局和文学与地方的单一联系，指向平等、自由、无源、无序的文学和文化关系，虽然具有一定乌托邦式色彩，但其对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维护和对交互共鸣文学关系的呼吁对我们重新思考世界文学的构建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