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寄斩蛇与武松打虎*

韩 晓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李寄斩蛇》是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经典篇目，《武松打虎》是英雄传奇《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二者虽一为文言短篇，一为白话长文，究其情节类型，皆可归为“英雄搏兽”一类。与凶悍生猛的动物进行搏斗的故事情节,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并不少见，而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英雄搏兽”也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母题。在《山海经》《淮南子》记载的上古神话“后羿射日”“女娲补天”中，羿和女娲分别于射日、补天过程中诛杀各种猛禽怪兽，可以算作“英雄搏兽”母题的滥觞。这一文学母题的来由，大抵源自人类的狩猎行为。远古时代，人们靠狩猎维持生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狩猎虽不再是多数人的谋生手段，却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或社交方式，而关于“英雄搏兽”的文学书写则屡见不鲜且不断发展。《李寄斩蛇》与《武松打虎》都是典型的“英雄搏兽”故事，二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差别，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简要分析，并求教于方家。

搏兽故事得以发生，“英雄”与“兽”缺一不可。《李寄斩蛇》的主人公是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李寄，搏杀的对象是庸岭上一条“长七八丈，大十馀围”的大蛇。《武松打虎》中的“英雄”是二十五岁身强力壮的武二郎，所搏斗的猛兽则是景阳冈上的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具备了故事发生的基本条件，如何让英雄遇上猛兽展开搏斗，就看两位作家如何各显其能了，优秀的作家总是能用大致相同的素材编织出形态各异的故事。从搏兽者的搏兽动机上看，李寄是积极主动地去斩蛇，武松却是被动遭遇老虎。

为了凸显二者不同的搏兽动机，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详细叙述搏兽之前的种种故事。《李寄斩蛇》开篇就用带有几分玄幻恐怖色彩的笔调呈现出一条有法力的大蛇。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馀围，土俗常惧。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1]

大蛇凶残贪婪，尤其爱吃童女，而且还能给人托梦或通过巫师传达自己的命令，应该不是普通的大蛇，算得是修炼多年有一定法力的蛇精了。懦弱无能的当地官府对大蛇采取姑息态度，年年用大户人家的奴婢所生之女或者是罪家之女献祭，以求平安。虽然李寄也是十二三的童女，但她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并不在献祭范围之中，却主动要求父母把自己卖给官府以换取钱财。“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读此话语，不禁让人惊诧于李寄的早熟早慧，小小年纪居然就有女子不如男的深沉自卑以及对父母必须恪尽赡养之责的无比纯孝。男尊女卑的价值取向与孝敬父母的道德观念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有如此孝顺的女儿，自然也就有十分慈爱的父母。尽管并非什么世家大族，家中的经济条件也极为有限，父母也舍不得拿自己的女儿去换钱。“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读至此处，不由生出一个疑问，既然凭李寄的身手完全可以偷偷跑去斩杀大蛇，为何还先要求父母将自己卖给官府，直接一走了之岂不更便捷？比较这两种做法可以发现，卖掉自己能够换取钱财赡养父母，而自行杀蛇则父母并无所获。由此可以推知，当李寄向父母请求拿自己去祭蛇的时候，她已经决定要诛除大蛇。揣度其动机，不外两点。其一，孝顺父母。以舍身祭蛇的名义行诛蛇之事，不仅便于秘密行事而确保成功，更重要是的“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尽管李寄能力超群，但是与一条颇有法力的巨蛇搏斗，仍是危险万分。祭蛇自然要死，斗蛇也是九死一生，不担心自己生死如何，只担心父母无人赡养，愿以一己之身换养亲之资，非孝女而何？其二，为民除害。李寄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拯救他人。她若不去斩蛇，彼时就会有第十个无辜的女孩子成为祭蛇的牺牲。正因为她斩杀大蛇，免除了所有女孩子可能为蛇所食的灾难。这里的“所有女孩子”其实也包括李寄和她的姐姐们。大蛇不除，累年食人，一旦官府找不到奴婢的孩子或罪家的女儿去祭蛇，其他人家的孩子只要年纪适合，难保不会被送去喂蛇。因此，可以说，李寄斩蛇虽是为民除害，也有自救救人的意味。为了制造悬念和奇幻效果，作品一直使用限知视角，没有交待李寄的本领，在读者以及李寄父母的眼中，她不过就是个十多岁的普通女孩子。当大蛇为害，百姓恐惧，官府束手，只能听其残害女童，小小年纪的李寄却敢挺身而出为民除害，且在临行之前还希望对自己的父母做一个妥善的安排，这份胸襟胆识，这份智慧心机，确非常人所能及。

相比李寄的主动“搏兽”，武松打虎的行为却是被动发生的。因为回乡探望哥哥，武松途经景阳冈。景阳冈上有猛虎吃人，这个人尽皆知的事实却是武松的信息盲点。作者在猛虎出现之前，曾三次提及官府的“榜文”，也就是提醒过往客商提防老虎并规定过冈时间、方式的公告。第一次是武松喝了十八碗酒，半带醉意走出店外，酒家让武松回来阅看自家抄录的官府榜文，并将其内容告知武松：景阳冈上的老虎已经伤害了二十三个壮汉的性命，因此过往客商不能单独过岗，必须等人数达到一定数量以后集体行动。对于手抄版的榜文，久历江湖、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与江湖经验而警惕性高的武松认为这是酒家的赚钱伎俩，根本不予采信，甚至半真半假地揣测店家想骗他住店然后半夜谋财害命，并且说就是真有老虎也不怕。于是在酒店主人的叹息声中，气壮山河地走上景阳冈。第二次榜文是刻在一棵大树上的，看了树刻版，武松仍旧认为这是店家骗人的伎俩，由此可见武松的自信、自负与固执。第三次出现的榜文张贴在一个破庙的庙门上，这是阳谷县政府出具的布告，盖着官府大印，书中称为“印信榜文”。

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
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便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将哨棒绾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冈子来。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说道：“那得甚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2]

看到榜文，知道真有老虎，武松依旧没有下山，非是要主动搏击老虎，而是想到自己曾经撂下一句“便有大虫，我也不怕”，担心下山会被店家耻笑。武松是个自尊心极强的江湖英雄，好面子、重名誉，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所以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三次榜文的出现，一次次强调了老虎的厉害，一层层渲染了老虎的威势，加剧了读者内心的恐惧感，更衬托出武松的神勇大胆。但是老虎迟迟不出现，武松也产生了侥幸心理，准备睡觉了，恰在此时老虎出现，双方展开搏斗。所以说，武松打虎，是被动遭遇老虎时的本能自卫。

《李寄斩蛇》中的大蛇要吃童女，一个叫李寄的童女便杀死了大蛇。李寄斩蛇的动机貌似被动应战实则是主动出击为民除害，作者详细交待了这个动机的形成，使人物形象充满了道德感。《武松打虎》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武松貌似主动打虎实则是被动自卫。搏兽的动机由主动变成被动，作品在道德感与崇高性有所降低的同时加强了生活化和真实感。即便如此，为了探望哥哥才经过景阳冈，一路上亦展现了强烈的自尊心与无惧无畏的精神光彩，而打死老虎亦是为民除害，所以孝悌神勇的武二郎仍不失为英雄好汉。与此同时，《武松打虎》真实地展示了小人物的生存窘境与尴尬心态，既然骑虎难下无可逃避只能豁出去背水一战，这种心态是常人都有的，自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从作品的整体艺术风格上看，两个搏兽故事都具有一定的传奇性与真实性，但差别仍然十分明显：《李寄斩蛇》主要以洗练的笔墨勾勒出故事的基本风貌，一般不重视细节描绘，从而呈现出浪漫的写意风格。《武松打虎》则注重还原甚至超越生活真实，写景状物细腻逼真，读来如在目前，比之《李寄斩蛇》则更为写实。

《李寄斩蛇》的写意风格集中体现在两个地方。其一，斩蛇过程过于简单顺畅。关于斩蛇过程，作品这样写道：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3]

既是主动斩蛇，自然要做一番准备。但是从作品的叙述来看，李寄的准备工作显然毫无难度，宝剑、猎犬、饭团子很容易就搞到手了。到了行动阶段，大蛇很配合地去吃引诱自己的饭团，这条曾被作者渲染为形体巨大难以对付的大蛇，就这样让猎犬咬住了，接着就被李寄砍死了。作者寥寥几笔将整个斩蛇过程叙述得一马平川毫无波澜。李寄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大蛇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简直是出人意料地孱弱与愚蠢，尤其是受了伤不躲进洞穴还非要“踊出”，果然“至庭而死”。《李寄斩蛇》作为粗陈梗概的志怪小说，简明扼要的叙述意在突出少女英雄的勇武与智慧，但是对大蛇的矮化反而有削弱女主人公高大形象之嫌。

其二，作品没有交待李寄如何具备了斩杀大蛇的知识和能力。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女孩无师自通会去访求宝剑猎犬，也懂得制作诱饵吸引大蛇的注意力然后攻其不备，而且运剑砍斫大蛇招招命中并无虚发或失手。根据作者写意式的描写，这里的人物形象更像是一个侠女或猎人，而非单纯的女童。读者惊叹李寄的超凡表现，仍不免怀疑其身份，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是怎样具备了斩杀大蛇的专业知识、谋略以及体能？倘若斩蛇的胜利仅仅出于偶然，她又凭什么相信自己有取胜的可能而执意背着父母去斩蛇呢？然而作者似乎无意解释这些疑问，作为一篇文言笔记小说，写意式的描写难免有疏漏之处，读者也不必求全责备了。

与《李寄斩蛇》的写意笔法不同，《武松打虎》的作者力求让这个英雄搏兽的故事显得真实可信，尤其是着力表现了武松在打虎过程中的常人心态。武松出场时，作者给其的“人设”就是一个壮汉，曾经与当地有权势的人物相争，并一拳将其打昏，误以为自己打死人命，于是逃亡江湖一年有余。年轻、身强力壮、有江湖经验，已经初步具备打死猛虎的可能性。接下来，作者以“十八碗酒”“三次榜文”“一根哨棒”“猛虎三招”等情节细致书写了武松是如何打死猛虎的。一般人谈虎色变，而武松能够赤手空拳将猛虎打死，自然是英雄豪杰一类人物，作品从武松喝下十八碗酒而不倒，一直到最后赤手空拳与猛虎搏斗，将武松的超群绝伦展现得十分充分，这正是传奇性的体现。小说一面浓墨重彩地描绘武松超越常人的胆略、智慧和体能，一面也深入细致地展露了武松如普通人一般的七情六欲。人们往往谈虎色变，武松对老虎也有正常的恐惧。因为恐惧，武松看到官府的榜文而确信山上有虎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后悔没有听店家之言，想要马上下山去。因为恐惧，当老虎突然蹦到武松面前的时候，他大惊失色，竟吓出了一身冷汗。正因为恐惧，心慌意乱，武松用哨棒去打老虎的时候才会打偏了。还是因为恐惧，将老虎打死之后，武松十分担心山上还有其他的老虎存在，顾虑倘或又跳出一只来，自己当如何是好？他想拖着死老虎赶紧下山去，谁知根本拖不动，这充分说明他刚才打老虎是一种应激反应，剧烈的求生搏斗已经透支了体力，“使尽了气力，手脚都苏软了”。即便如此，警惕性很高的武松仍然担心冈上还有老虎，于是稍事休息后便“一步步捱下冈子来”。武松有能耐打死一只活老虎，却无力气拖动一只死老虎，这种貌似矛盾的写法，恰恰体现了传奇性和真实性的完美结合。由于写实笔法的运用，打虎英雄武松的形象才血肉丰满，更能让读者产生代入感和共鸣，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就深刻得多。

《李寄斩蛇》是短篇志怪笔记，本就要写出怪异非常之事，加之篇幅有限，常常会运用遗貌取神的写意笔法。《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白话写成的长篇英雄传奇，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真实性与传奇性的并重，即以生活化的写实笔法去展现现实社会中的平民英雄，既写出不平凡的人和事，又注意符合生活逻辑。当然，鸿篇巨制的艺术空间也为精工细刻提供了可能。“武松打虎”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实性与传奇性并重的特色，其书写风格用著名评点家金圣叹的话说，就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用时下流行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原生态、接地气”。

前文已经谈到《李寄斩蛇》与《武松打虎》在人物动机与书写风格上的差异，而两部作品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与写作意图。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晋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曾担任西晋的佐著作郎，东晋建立后，被人举荐负责国史《晋纪》的撰写。他所撰写的《搜神记》被称为“鬼之董狐”，意思是说他“以史家实录态度对待鬼神荒渺之事”[4]。无论这话是褒奖还是讥刺，都说明干宝并不是以创作小说的态度来写作《搜神记》，而主要是尽量如实记录事件的基本走向，所以不追求叙事的绘声绘色或是穷形尽相，这无意中就形成了志怪小说的写意式风格。这并不是说史传叙述就没有虚构，没有细节真实，只是作为史家，对待虚构的态度必须是十分克制和谨慎的。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魏晋六朝时期的小说观念还不成熟，“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5]。大多数志怪小说虽不追求故事的细腻委婉，但是作者借神怪奇异之事来表达某种思想观点的目的仍然十分明显。例如，南朝宋刘敬叔的志怪小说集《异苑》卷十有一个与《李寄斩蛇》同类型的“英雄搏兽”故事，名为“杨香扼虎”，篇幅极短，兹引述如下：

顺阳南乡县杨丰，与息名香于田获粟，因为虎所噬。香年十四，手无寸刃，直扼虎颈。丰遂得免。香以诚孝，至感猛兽，为之逡巡。太守平昌盂肇之赐贷之谷，旌其门闾焉。[6]

作品叙述搏兽只用了四个字“直扼虎颈”，而叙述孝道则是“香以诚孝，至感猛兽，为之逡巡。”由此显示，手无寸铁的杨香能虎口救父，靠的不是勇猛搏兽，而是诚孝感兽。故事的思想主旨十分明显，无外乎褒扬孝道。作者意在借此故事传达彼时的公序良俗，故而于情节只概述大略。

《李寄斩蛇》也有类似的特性。尽管它的篇幅更长，描写也比《杨香扼虎》更为细腻详尽，作者写作此篇，或者说收录此篇的目的，仍然侧重于思想观念的表达，而并非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说家去编织一个引人入胜的精彩故事。前文已经论述，作品突出了李寄斩蛇的主动动机，意在褒扬孝道、仁爱、勇敢等道德品质。如果意在故事，斩蛇的部分自然是高潮，须得精雕细刻；
斩蛇之后的情节仍需翻卷余波，好收余音绕梁的效果。而《李寄斩蛇》以写意式的笔法点染故事，目的在于传递某种思想倾向或人生态度。因此，作品叙述至李寄杀死大蛇之后，便立马开始道德宣讲和思想说教，“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从容淡定地“缓步而归”固然有助于表现李寄的光辉形象，但是对着无辜死去的九个与自己年纪仿佛的女孩子的尸骨，理应更多的是悲悯，一句“汝曹怯弱”，多少有些自矜其能。但是站在作者的角度，此篇正是要唱一曲勇敢者的赞歌，正是要表达一种理念：面对妖邪恶物必须勇敢抗争，且这种抗争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必须自我拯救。除此而外，仔细审视作品的字里行间，会发现处处机锋，充满了深邃的哲理与智慧的火花。例如，作品开篇将大蛇描绘得如此恐怖，而后又将斩蛇过程处理得如此简单顺畅，并在结尾处强调“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是否意在说明一切妖邪之物都是纸老虎，只要人们勇敢斗争就必定取得胜利？再如，故事开头借李寄之口说出社会上男尊女卑的风气，哀叹自己的父母生了六个女儿毫无用处，继而刻画了一个拯救苍生的女英雄的卓越形象，并在最后指出“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这是否体现了对轻视女性的世俗观念的冲击？甚至那条指明要吃女童的大蛇，连饭团子的诱惑都抵挡不住，明明李寄就在附近，它却直奔饭团子而去，结果命殒剑下，是不是也说明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人生哲理……或许，将《李寄斩蛇》看成一篇寓言故事来细细咀嚼才是阅读它的正确方式。无论如何，这篇以形象传递思想的志怪作品，作者并没有跳出来评价一切，多以人物语言及动作来传情达意，文笔简澹，含蓄蕴藉，可以说，《李寄斩蛇》的优秀之处正在于思想深邃，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常读常新。

与《李寄斩蛇》的文笔简澹形成对照，《武松打虎》则以浓墨重彩营造了曲折惊险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武松打虎》出自章回小说《水浒传》，而《水浒传》受话本小说影响甚深，特别注意耸动听闻吸引受众，换言之，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当然，讲好故事并不意味着作品没有思想意蕴，而是相对志怪小说的“缀片言于残阙”“成其微说而已”(《搜神记序》)，长篇白话小说更应呈现精彩的情节与丰满的人物。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英雄群像，正是《水浒传》的成功之处，恰如金圣叹所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武松打虎”正是武松这个上上人物在小说中的第一场“重头戏”，故事讲得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武松这个人物能否立得住，自然要花大力气精心结撰。作者深知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才会留给读者强烈的审美感受，所以做足了渲染烘托的功夫，兼之悬念的设置、突转的使用，以及细腻刻画武松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活动，真令读者设身处地，欲罢不能。打虎前的“十八碗酒”，既衬托出武松的非凡体能，又将其置于醉后上虎山的危险境地，让读者替他捏一把汗。“三次榜文”渲染了紧张气氛，也强化了武松自尊自负、好胜好强的性格。打虎过程更是精彩绝伦。“一根哨棒”作为武松唯一的防身武器，十分符合武松的草根身份，更集中体现了作者在细节上的用心。武松一路拿着哨棒，并没有因为喝酒、看榜文等就忘了棒子，可见为人精细。天色已晚，酒劲上来，武松准备在大青石上睡觉，就把哨棒倚在一边。忽然一阵狂风，一只大老虎跳了出来。作者笔下的这只老虎又会“三招”绝招，又会咆哮，行动时还狂风阵阵，比起《李寄斩蛇》中那条什么响动也没有、一出洞穴就被砍死的大蛇，的确不愧山中之王的身份。“武松见了，叫声‘阿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乍见老虎，不禁害怕，惊叫出声，翻滚在地，既可衬托老虎的威猛，也显得武松一如常人；
不过，即便害怕却没有完全乱了方寸，尚能迅速抄起哨棒准备战斗，这却是武松超越常人的地方。又饥又渴的老虎接连使出一扑、一掀、一剪，都被武松闪避过去。老虎虽然是庞然大物，但是柔韧性和灵活性相当地好，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成为攻击武器，腰部可以掀，尾巴可以剪，这老虎厉害不厉害？“老虎三招”一方面是表现老虎的凶猛，显示搏兽的凶险，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武松的反应灵敏度和行动速度俱在老虎之上，否则不可能避过三招。由此推想，武松避过三招之后抡起棒子反击，应该击中老虎才对，结果打在树上，棒子也断成两截。“此一劈，谁不以为了却大虫矣，却又变出怪事来。”出人意料的失手，其实有合理的原因解释，无论武松如何健壮勇猛，如何英武出众，面对老虎也有二分惊恐、三分慌乱，毕竟武松是血肉之躯的人，不是超越现实的神。“半日勤写哨棒，只道仗他打虎，到此忽然开除，令人瞠目噤口，不复敢读下去。”金圣叹说“不复敢读下去”，是指读者为武松的安危担心，不过作者这样设置悬念，也能令读者急于看下去：老虎与武松俱是高手，俱有失手，究竟鹿死谁手？哨棒打断了，被激怒的老虎又咆哮着扑将过来，谁想武松此时居然能四两拨千斤，索性丢了半截棒子，双手揪住老虎的顶皮拼命朝下按住，边按边踢，只待老虎无法挣扎之后又腾出一只手来打了“五七十拳”，打得老虎垂死不能动弹。“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眼见气都没了，方才丢了棒”。一根哨棒，竟能生出这许多波折，竟能写得如此花团锦簇，怎不令人佩服作者的锦心绣口？怎不令人惊叹作者是个善于编织故事的高手？

从上古神话“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开始，英雄搏兽的故事屡见不鲜，而其中专门刻画打虎英雄的故事也是层出不穷，如前文提到的“杨香扼虎”，再如《世说新语》的“周处自新”，即在《水浒传》一书中，除了“武松打虎”，尚有“李逵杀虎”。古代文学作品里斗虎杀虎的故事甚多，唯有武松打虎深入人心，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作者讲好一个故事的创作真诚不容忽视。正因为作者既不图解道德观念，也不拘泥于史家实录，只是“因文生事”“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便成就了这篇千古文章。

综上所述，《李寄斩蛇》与《武松打虎》具有相似的情节，都可以归为英雄搏兽故事，二者各有特色。《李寄斩蛇》记录一个孝亲女儿主动为民除害的经过，人物形象充满了道德感。《武松打虎》描写一个江湖好汉被动遇虎自卫的故事，在道德感与崇高性相对有所降低的同时加强了生活化和真实感。《李寄斩蛇》以写意的笔法点染故事，意在传递思想观念，文笔简澹，富有哲理，耐人寻味。《武松打虎》以写实的笔法兼顾传奇性与现实性，编织出精彩的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出色，动人心魄。作为早期的搏兽故事，《李寄斩蛇》对《武松打虎》不无影响，比如有意铺排搏兽之前的种种故事；
比如搏兽之后交待主人公身份的转变，李寄因为斩蛇被聘为王后，武松因为打虎也当上了都头，等等。如果说，志怪小说《李寄斩蛇》代表了“英雄搏兽”故事的定型，那么《武松打虎》达到了英雄搏兽类故事的巅峰，其对前代作品既有继承或借鉴，更不乏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