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安徽省国民党游击区教育重建研究

黄 伟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教育乃立国之本，抗战时期它是唤起民众，增强力量的重要利器，无教育则民族不能团结，国家更无力量。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入侵安徽，其铁蹄所到之处是满目疮痍，教育亦遭到极大破坏。此种背景下，安徽省当局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将部分教育机构和师生内迁到大后方。与此同时，鉴于日寇在沦陷区奴化教育的盛行，安徽省政府在大别山立煌县站稳脚跟后积极重建教育行政，在此基础上大力恢复各种教育机构，以便同日寇争夺沦陷区教育的领导权。安徽省游击区教育是在敌后发展起来的，因此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战时性。总而言之，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安徽省政权在面对日寇包围时，仍积极发展教育是值得肯定的。

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对沦陷区教育的应变是基于特殊的现实环境和时代政治诉求的①。

首先，国民政府非常重视敌后游击区。著名学者罗隆基曾言：“天下事一切可以退让，生存权决不能退让。唯自甘灭亡者，方能放弃生存权。”[1]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会议，会上蒋介石正式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2]同时，会议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即“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3]。随后，根据此次会议精神，国民政府军训部于1939年编成《游击战纲要》，颁发邻近战区各级政府及学校，作为游击战之重要教材与依据。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游击区坚持抗战取得较好效果，1939年3月，张群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中曾说，“我方游击队伍（即在敌人后方作战者）近已由二十九万人激增至五十一万人”[4]。同年6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最高党政干部联席会议，主要讨论陈诚所拟《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该方案建议将现战区和预备战区划分为12个大游击区，同时在每个游击区内再建若干个小游击地，主要用来预备存储武器、设备制造或修理各种武器等。最后，大会根据讨论做出决议，即在鄂湘赣、苏浙皖、苏鲁豫、豫鄂皖等8个沦陷区先设立游击区，尚未沦陷的闽粤赣、湘粤赣等4个地区则暂缓建立游击区。安徽游击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

面对沦陷区的教育实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开始运用各种手段对抗日伪的奴化教育。如派人潜入沦陷区乡村和城市进行秘密宣传，将亡国教育之事实深刻烙印在民众脑海中，使之抵制敌伪教育，并帮助他们就近迁移到临近的游击区。在此条件下，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人士多不惧敌人威胁，不接受日寇接济，“力求中国教育之完整”。同时，又提倡不合作主义，“晓示我热血青年不参加敌伪之教育运动，不读日人所指定之书籍，不阅读汉奸之报纸刊物，实行与敌伪断绝一切文化教育之管辖”[5]。

其次，日寇在安徽沦陷区实施了各种残暴行为。日寇侵占安徽省部分地区后就肆无忌惮地实施残暴举动。一位美国传教士曾这样记录1938年安徽某城市沦陷后的状况：“1月31日，中国的旧历新年。每个中国人在这天都是欢天喜地的。可是，今年却有点异样。因为日本‘皇军’侵略中国，听说，这炮灰，已经扰及邻县了，每个人都围着这件事情而担心。”同年2月2日，该小城遭到日军的轰炸，“不久，城里的受伤者好像水一般地流进医院来了。啊，上帝。我看见了什么呢？断臂的，血流满面的。啊，我不敢看啊，院长医生和全院的男女看护，全体动员不停地工作着，落在我们院园里的小炸弹和落在城里的比较一下，那简直是一桶水的一滴。然而，只是这一滴，已经把我们吓坏了！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小市镇绝对不是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的，为什么要这样地狂轰乱炸呢？”2月3日，她决定和同事到街上去看那“可能看见的一切”。“这些‘皇军’们，挨门按户地强拿东西，而且还强迫居民，一群群地，把他们美丽的，温暖的棉被、洋毡、枕头……搬到日军的营房里去。还有一些，他们强迫居民，所拿的不是棉被、洋毡，而是肥鸡，嫩鹅，老鸭……这些食物，是老百姓为自己过年而预备的，现在，却是为‘慰劳皇军’而预备了。‘皇军’入城不过一小时，市镇上的居民已经十室九空，而且还听说，在一小时内，小市民被枪杀的已经有十多个。”3月10日，“他们强迫学校恢复旧的教育形式，读四书五经，拜孔子、孟子，开日语专修班，提倡一切旧的宗教；
开赌场、酒吧、妓院、公开地卖鸦片”[6]。

最后，日寇针对沦陷区实施愚民同化政策并建立不少伪教育机构。日寇在沦陷区破坏原有教育系统的同时，又建立了伪教育体系，以便强势推行奴化教育。1940年，就合肥县游击区外日寇占领地带学龄儿童的数量来说，日伪统治的第一区41 386人中入学者3 300人，第二区28 658人中已入学者8 020人，第五区8 297人中入学者1 500人。合肥县图书馆在抗战爆发后遭受破坏，因此日寇占领的合肥区域并没有显眼的社教机构，仅有民众教育馆1所[7]。又如，抗战爆发后1938年伪巢县自治会成立，内设教育股专门规划伪教育工作；
同年12月28日，伪县公署成立，并将日本语学校改为县立日本语专修学校。其后，沦陷区域不断扩大，伪校陆续建立。1939年3月，伪政府筹办县立模范小学1所，4月增设县立田垾初小、鸽子王初小各1所，后又连续增设县立中垾初小1所，县立炯炀初小1所，8月又将炯炀初小改为完小。1940年2月，伪巢县再增设县立河南初小1所，私立明德初小1所，并将日本语专修学校更名为夫子庙小学。此后，4月增设伪县立亚父山初小1所，5月增设鲍家圩初小1所，8月增设县立城西小学1所，县立楼子孙初小1所。社会教育方面，巢县沦陷后，1940年6月1日，日伪仅设立民众教育馆1所。由于沦陷区民众的极力抵制，日寇控制区域的学龄儿童虽有6 000余名，但入伪校的儿童仅1 502名[8]。

皖北的怀远县城于1938年沦陷，国民党政权逃避到龙亢区的褚韩湖后，怀远县城被日伪怀远县政府盘踞。当年，伪政权设立日语学校1所，并于同年秋创办维新初小。1939年，日伪政权将其统治区域调整为6个区，共413保5 394户，并恢复第六区田家庵、大通、九龙岗各初小及基督教淮西小学。同时，创设模范小学，改组日语学校为第一完小，成立民众教育馆及公共体育场。1940年春，该伪县又恢复衙前街初小、马头成初小、福德祠初小。“本县各区除四、五两区，尚被游匪及新四军盘踞外，余如一、二、三、六等区域学龄儿童，约有3 500名，现在入学者有2 233名，在私塾就学者，约有700余名，失学儿童，约有400余名，现正筹划经费，恢复附近小学，容纳失学儿童。”[9]皖南的贵池县部分区域沦陷后，沦陷区有伪小学5所，完全小学2所。其中有模范小学1所，另1所为乌沙夹的下村小学，该校1941年由乌沙夹伪维持会办理，以日军驻乌沙中队长下村正雄的姓为校名，由维持会负责人陈善夫任校长。学校主要教授日语，另设国文、地理、常识等课程。日军对学生经常以糖果诱使听课，“小学生稍有逾矩即遭毒打，有的学生被打成重伤，造成残废”[10]。

诚然，游击区外的日伪奴化教育有装扮门面的特点，但是长此以往的推行，势必对当地民众社会观念产生重大影响。日寇占领的主要是大城市，在广大农村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依然存在。于是，当局组织各方力量在敌后开展一系列的应对工作。在战时教育的政策中，国民政府教育部明确要求在日伪统治力量尚未覆盖的区域，各游击区政权应该迅速恢复和发展当地的教育，与日寇争夺教育控制权。

“敌人虽占据我若干省所属一部分土地，然未曾占我一省之全部面积”，因而各省政府仍照常在所辖境内，“行使职权，努力不懈”[11]。武汉沦陷后，新桂系的廖磊奉令转移到安徽，当时国民党要求在安徽省及苏豫鄂三省边区开展游击战，以牵制日寇的进攻。“以进步的政治力量，加强军事准备，求得经济自给自足，提高文化水准，彻底领导组织民众，使其自动自发的参加抗战工作。”廖磊认为为了更好牵制敌人，必须“增设各级学校，实施动的教育”，同时应注意学生战时生活的时间，“更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大量出版战时读物，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增强他们民族意识、国家观念”[12]。

方治出任国民政府安徽省教育厅长后，曾咨询高语罕关于战时安徽教育的问题。高语罕认为安徽的教育状况现在有三种：沦陷区的教育，“宜用非法的手段，或者用合法的组织，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与宣传工作并与军事谍报机关或反间机关发生密切联络”；
游击区的教育，“须绝对地切合当前的实际需要，尤宜注意壮丁的训练。这种教育应切实与动员会员、游击队、各种民众抗日团体切实合作”；
至于流亡后方的教育，他指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与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所担负的工作便是需要加强领导，一切教育生活完全处于战时状态，校舍及一切建造皆须因陋就简，免致浮滥，“把我们安徽流亡的青年教育整顿起来，树立本省百年大计，也就是替整个抗战建立一支生力军”[13]。此后，方治在《告省外皖籍教育界人士书》中亦指出今后本省教育设施，自当遵照“抗战建国纲领”关于教育之规定，同时“斟酌本省战时需要而改进”，尤须设法推进沦陷区域之教育，“以培养人民之民族意识及爱国思想，而扫除汉奸心理，并设法使沦陷区域之教师与学生获得教与学之机会，兼与敌人在沦陷区域争夺教育之建设”[14]。

根据上述思路，安徽省在皖南地区以常备方案推进工作，而于沦陷区则注重破坏敌人的奴化教育，并以大量的宣传材料作为教材，鼓舞民众的斗志。在距离敌人较远的江北区域，该省主要以简单的识字本作为教材开展宣传工作。安徽省针对沦陷区地域较广、教育界人士又多迁徙后方的实际情况，特别优待沦陷区教育工作者。同时，安徽省还组织游击区各校学生成立战时服务团，助推沦陷区抗战工作。由于安徽省积极恢复相对安全地带之各级学校，因而行政事务逐渐增加，教育厅除充实各科室及各处人员外，并按照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设会计室办理各种经常性费用与临时性费用之审计，同时增设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印各级学校战时课本。1942年，财政改制后教育厅取消经费管理处，1943年又奉令将特种教育并入社会教育办理，1944年教育厅增设译奖稽核委员会并恢复省有学校整理委员会[15]157。

整个抗战时期安徽省划分为9个行政督察区，共 62县及 1个市，104区，2 130乡（镇），20 096保，到抗战胜利前安徽省有效管辖52县，1 451个乡，14 471保[15]280。具体来说，安徽省教育厅内第一科分国民教育、师范教育及国教经费股，设科长1人，主任科员3人，科员9人，办事员1人 ，另设国民教育视导员16人。自安徽实施新县制后各县设教育科，主管国民教育，设科长1人，并按县的等级设督学2～3人，科员1～2人，事务员1～2人。乡镇公所设文化股，设股主任1人，干事2人，受乡镇长指挥，推动本地教育发展事宜。就中等教育来说，抗战前安徽省各县中等教育行政工作完全由省教育厅直接负责。抗战时期安徽省教育厅第二科分三股，其中第一股掌理省立中学、职业学校行政及全省中等教育之计划筹设。第二股掌理联立、县立、私立中等学校行政及全省中等教育簿籍之考核。第三股掌理全省中等教育经费之预算。与此同时，安徽省为处理皖南一切军事政治便利起见，设立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要承省政府主席之命令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为此，皖南行署设立秘书处、政务处和警保处，政务处下设四科，其中第三科办理有关教育事项。抗战相持阶段安徽游击区各县行政区域内因交通线被日寇占据，与县政府失去联络，以致政令不能通畅。1940年4月30日，安徽省政府在各县被日寇隔断地区设立县政府办事处；
同时，内设政治组及军事组，其中政治组管理民政、财政、教育和建设等事务。

以合肥县的教育行政设置为例，1939年该县境内的游击区政府设置民教科，管理地方教育。1940年该县游击区又设县教育科，其中，科长1人，督学2～3人，科员及事务员各2人。按照人事管理规定，各科长、督学均由省政府直接委派，不随县长进退；
科员或由省教育厅委任，或由县政府推荐，省教育厅核委。此外，游击区内还有“教育部合肥战区督导员”，它虽非教育行政机构，但有督导合肥地区教育之权力，“又有策反沦陷区日伪军政人员及学校师生和刺探解放区军政情况的使命，且可直接向教育部汇报工作并接受教育部的差遣，权力在合肥县教育科之上”[16]2539。总之，抗战时期合肥县有半数区域沦陷，但国民党游击区有效管辖范围仍达到全县三分之二。此后在合肥县教育行政当局的努力下，到1942年时该县有县立中学1所，私立中学2所，乡镇中心学校79所，保国民学校347所，共有男女学生33 502名，成人班、妇女班学生共3 500人。

安徽省为加强对游击区教育的领导及更好地为抗战服务，还实行教育督导制，并颁布《督学区教育集中视导暂行办法》及《各级教育视导人员主持联系办法》。全省九个督学区由省督学1人会同专员主持全区教育视导工作，并派遣视导员2～3人协助推行，各督学区内各县划分若干视导区，每区由省视导员会同县长及县视导主任，主持各县教育视导工作[15]280。彼时，为避免敌人的骚扰，安徽省督导的实施区域主要以江北为限并分区组织，视导的时间大致每期为4个月。集中视导的原则是先教育行政后教育视导，先分科视导后集中辅导，先视察城市后视察乡村，同时教育厅亦严密考察各县视导人员的实际工作。

此外，安徽省教育厅还设置专门机构主管社会教育。该厅设立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包括县行政机关人员、县教育局长及各县立完全小学校长、各区区长和地方热心教育士绅。该会主要职责包括：编订本县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计划草案、调查失学民众数目、宣传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之意义及其关系、提倡或赞助各机关团体及私人举办民众学校或民众补习班、筹划及推进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等。1940年安徽省计划设立一批民众学校，其中一等县40校、二等县30校、三等县20校，并要求各县以后每年须自行抓紧设立民众学校20校。安徽省同时要求各乡镇单独设立的民众学校须尽可能利用原有设施进行教学，各民众学校应逐年于可能范围内设法充实设备。该省还要求民众学校之教职员除聘请合格人员充任外，应充分利用以下人员：当地各小学教职员、中学高中生、已受相当训练可代用教员之私塾教师、公务员。安徽省强调各县办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经费应从各县社教补助费项以及教育经费收入项中提取。

敌后游击区政府在建立健全教育行政的同时，还设置各种教育机构。抗战爆发后日寇所到之处，学校被迫停课，直到战局渐趋稳定后才有所改观。例如1938年，东吴大学及附属中学部分教师避难到黟县，2月在该县碧阳书院复课，有高中、初中及商业补习班共5个班，6月东吴附中迁上海。同时，复旦大学校友征得复旦大学同意后，在东吴附中原址筹办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安徽分校，设高中1个班，初中4个班，招收学生156人，其中女生4人，后来该校因“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及办学成绩显著”[17]，还曾得到教育部奖金1 000元。

首先，安徽省重建初等教育。在皖西大别山的立煌县治理稳固之后，初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廖磊主政时期的安徽游击区先后恢复了岳西、临泉、休宁、歙县、旌德、太平等地的教育，至1939年8月恢复普通小学共2 295所。彼时，考虑到抗战的特殊情形，安徽省规定每乡镇设完全小学1所，每保设立保初级小学1所，截至1939年8月，普通完小改为乡小者447所，普通初小及短期小学改为保小者3 116所。此外，安徽省还增设省立临时小学38所，同时又通过《临时小学教养难童计划》，要求各省立临时小学应尽量收养难童，如校具不敷应用时“可呈准在难童经费项下酌拨设备费”[18]。1941年6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安徽省发布公告要求各省立临时小学自新学期开始一律改为乡镇中心小学，同时将所在地原乡镇中心小学并入，节约的经费充作保国民教育经费，如仍不足则在中央增补数目不确定前由地方自行解决。后来，安徽省财政厅与民政厅会商办法，除省会及皖南行署所在地之原设省立立煌、王家湾、柯家湾、张家畈、傅家湾及休宁等五区临时小学予以保留外，其余26所省立临时小学交由各校所在地办理。到1943年时，该省有中心学校1 553所，国民学校9 376所，私立小学5所，省立小学4所，共计10 938所。虽然抗战时期安徽游击区教育得到发展，但条件十分简陋。“贫苦农民的孩子还是很难进学校，入学的多半数是地主和有钱人家的孩子。当时农村中适龄的少年儿童入学的人数很少，女孩子到学校读书的更少，所以农村中的文盲特别多。”[19]

1938年合肥沦陷后，城乡小学大多停办。同年秋，局势稍定后，合肥县境内游击区开始恢复教育，其中第六区设区办完小1所、初小4所、短期小学22所，私立完小1所、初小6所。1939年小学逐渐增多，9月，省立第七临时小学在永安乡成立，有一至六年级共6个班，学生296人，11月更名为省立合肥临时小学。1940年1月，该校本部迁至汪湾乡并陆续在农兴乡、潜山乡设立分部，其后，该县游击区又陆续创办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等4所中心民众学校。2月全县有省立临时小学1所，乡镇小学15所，保办小学24所，设83个班，在校学生3 323人。1941年8月，合肥县将省立合肥临时小学改为合肥县立示范乡中心学校。至1944年，合肥游击区内有小学493所，719个班，在校学生37 016名，其中“中心学校89所，国民学校380所，未设中心学校及国民学校的小学9所，私立小学15所”[16]2572。同样，灵璧县自1938年被日军侵占后各类小学均停办，国民党灵璧县政权重建后积极推行教育。到1945年时该县有乡镇中心国民学校11所72班，学生3 572人；
保国民学校63所85个班，全县有效辖区内学龄儿童55 600人，入学率为 20.8%[20]。

其次，安徽省重建中等教育。中等教育作为国民政府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省亦十分重视。抗战爆发不久，安徽省就在立煌、舒城、宿松、至德等地设临时中学4所，以收容失学青年。1939年春，安徽省立第五临时中学在泗县黄庄成立，学生大多是从沦陷区逃过来的，一部分为泗县沦陷区学生，一部分则来自五河、盱眙、灵璧、嘉山等沦陷区，该校初设7个班，学生313人，其中初中4个班201人，高中3个班112人，到1940年初时发展到10多个班，七八百名学生，“没有集中的校舍，以黄庄为中心设立校本部，分别在周围村庄设班教学”[21]。

详细来说，安徽省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将全省中学照本省当时的行政区进行设置，并根据“省办高中，县办初中”之原则，将原有省立各中学予以调整，分区设置，除每区设1所完全中学外，并以第二区之立煌为本省战时省会所在地，特增设省立第六临时中学1所。不久，又因为第二区在本省江北地区最为安全，失学青年大都集中在此，于是在该区增设第七临时中学1所。由于第四、第九两区地处皖东北，因此安徽省在第二区增设第五临时中学，专门收容这两区的失学青年。同时，又在第七区设立徽州女子中学1所。到1942年，合计各区之省立中学共13所，学生约5 950名。此外，每区除沦陷县份外，各县多设有县立初级中学1所，其财力不充分之县份则联合设有联立中学，合计各区共有联立中学5所，学生2 350名，县立中学33所，学生 11 700名，到1942年底，全省公私立中学共75所，学生27 400名[22]。

再次，安徽省重建师范教育。全面抗战爆发后，游击区要发展教育就需要大量师资，因此，重整师范教育成为游击区各级教育恢复的重要部分。安徽省在师范教育方面分师资培养与师资训练两部分。关于师资培养方面，该省根据人口、交通、政治、军事环境与地方需要，按行政区划分为九个师范区。如，第一区的省立学校设有太湖师范学校1所，附设简易师范科，并于第二临中附设简易师范班，第八临中附设师范班。县立学校设有潜山、岳西两县联立简易师范学校1所，并于安庆六邑联立中学及桐城、望江、怀宁、庐江等县立中学各附设简易师范班。第二区省立学校设有霍山师范学校1所，附设简易师范科，并于第五、七、九、十一临时中学附设师范班及简易师范班。此外还设有霍山、立煌、合肥等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共3所，并于霍邱、舒城、六安、寿县等县立中学各附设简易师范班。第三区省立学校设有颍州师范学校及第一临时师范学校共2所，均附设简易师范科，同时在凤台、阜阳、临泉、涡阳、蒙城、太和、颍上等县立中学各附设简易师范班。第五区在全椒县立中学附设简易师范班。第六区在宣城、宁国、广德、泾县等县立中学各附设简易师范班。第七区省立学校设有徽州师范学校1所，附简易师范科，第七区还在休宁、绩溪等县的县立中学各附设简易师范班，并由徽州师范代歙县办理简易师范班。第八区省立学校设有池州师范学校1所，附设简易师范科，县立学校机构由池州师范代石埭县办理简易师范班[22]。

最后，安徽省重建高等教育。抗战时期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游击区省份可根据考大学的人数，按15%的标准保送学生入后方大学，具体名额由教育部分发各校。1939年起，安徽省教育厅为解决高中毕业生升学和培养人才之需，依照教育部《游击区各省市保送高中毕业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及《战区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登记保送分发借读办法》的规定，连续6年保送符合条件的学生到后方大学就读。同时为资助皖籍清寒优秀学生上大学，安徽省教育厅按照教育部规定还特设助学贷金，以奖励理、工、农、医等科学生。这些办法虽解决了少量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和生活等问题，但此类政策的效果毕竟有限，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仍得不到深造机会。1939年，教育部鉴于游击区肩负的使命，颁布《游击区域及接近前线各省设立临时政治学院办法》，安徽临时政治学院就是在此背景下设置的。1942年8月安徽临时政治学院停办后，面对学生的呼吁，该省决定在原有基础上成立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同年9月开始招生。1943年7月，安徽省又将该校改为省立安徽学院，原有学生除教育科外均转入新校就读。抗战胜利后安徽学院迁至合肥临河集，后因“校址偏僻”，1946年8月迁到芜湖继续办学[15]704。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安徽省在游击区重建各种教育，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战后收复区教育发展打下基础。至1946年，安徽省有省立职业学校9所，县立职业学校7所，私立职业学校17所，这些学校大多是在抗战时期成立并在战后得到扩充。如省立霍邱农业职业学校成立于1940年，原设于霍邱县李家北圩，1943年又在霍邱其他地方另建新校址，1946年改为省立霍邱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5]1055。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言，游击区教育之目的在用“教育”的手段，增加游击的力量，以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因此，决不可把正当的教育方式，“刻板的搬到游击区去”。而是要把“教育”办成“非教育”，如此才能在游击区发挥出真正的力量。他还进一步指出，“教育在游击后方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唤起百姓输送力量帮助游击队，而另一方面是把力量向整个大后方输送，增加生产，增加建设，增加全面抗战的力量”[23]。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安徽省游击区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救助沦陷区师生免受失业失学，同时也是为加强国民政府在当地的统治而开展的，因而有一定的教育效果。

首先，安徽省游击区教育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奖助体系。抗战初期由于受战争破坏，不少沦陷区的学生逃到国统区后，当局给予他们各种生活上的救助，使他们能安心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学生大量逃亡到后方，也有不少避难至邻近的游击区。由于此类学生普遍贫困，加之他们多与家庭失去联系，面临巨大经济压力。于是，游击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奖助制度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抗战时期安徽省对所有登记在册的失学学生帮助入学后，酌予减收或免收学杂费，为贫苦学生提供津贴、膳食、制服、书籍等费用，同时在各省立临时中学设立奖学金，以鼓励品学兼优者。此外，该省还在皖南屯溪等地设立招待处，供给短期膳宿，不能容纳者每人发给6元以维持生活。其时，安徽省学生津贴还随物价上涨而变动。1939年该省规定各师范学校学生除制服书籍费每人每期津贴10元外，另每人每月给膳食津贴5.5元。1940年上期膳食津贴由5.5元增至8元，下期又由8元增至10元。1941年上期由10元增至12元，下期又增至20元。

其次，安徽省游击区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得到激发。张伯苓曾这样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代，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爱国之宏愿。”[24]抗战时期游击区各级学校都是在日本侵略下求生存，因此学校在教学的同时特别重视抗战教育，以便战争突然来临时学生能够拿起武器抵抗日寇的侵略，或者是参与到民族救亡的工作中。当然，安徽省游击区各校也鼓励学生利用所学知识组织抗战宣传队，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此外，安徽省还要求各级学校的历史课注重讲授本国史以加强学生爱民族之观念，讲授社会发展史俾使学生明了社会进化之方向，讲授日寇侵略中国史增加学生的抗战认识。抗战时期安徽省游击区的教育活动，时常面临日伪的破坏，因此教育活动表现出高度的战时性和机动性。也正是因为学生在这种艰难条件下坚持学习，懂得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他们异常刻苦，希望学有所成后可以报效国家。同样，教师在特别艰苦的教学条件下，仍然认真授课。这样，安徽省游击区的教育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应对日伪奴化教育的重要桥头堡。

最后，安徽游击区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抗战时期安徽游击区学校大多在大别山区或者人迹罕至之地，这些区域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少，但这并没有影响学生的业余生活。学生在学习之余，会进行各种体育活动，或是前往集市购买生活品。由于不少学生的家在沦陷区，为消除学生的思乡之情，很多学校的学生社团每到周末会组织文艺表演活动，丰富学生生活。鉴于学校物质匮乏，安徽省游击区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将校园内的空地开辟出来种瓜种菜，作为改善师生伙食之用。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安徽省游击区的教育也存在一定问题。为加强对学生的控制，游击区严格按照国民政府的指令不断强化训育工作。1940年3月25日，安徽省训令省立中学、县立中学、联立中学、私立中学、省立各临时小学、中山民校、流动施教团等列示本期需要改进的要点，其中师生应共同注意者包括：“发扬革命精神，厉行新生活”“熟读总理遗教以坚定信念”等。学生方面则要求，“尊师重道”“砥砺学行”“学以致用”[25]。不久，蒋介石在告全国各大学、中小学校长及职员的通电中要求他们对于学生思想方面必须负责领导，“力戒脱离现实之空想，力戒侥幸获功之幻想，使之认识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数千年来民族生存意志之表现，从而对建国原则之三民主义，确立生死不渝之信仰”[26]。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中等学校是训练青年的重要机构，于1941年和1943年先后颁发《中等学校导师制纲要》《专科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要求各导师监督学生言论行动，统制青年思想，以达到反共防共之目的。当时，教育厅还在各中学派有1～2名军事教官，名义上是对学生实行军事训练，实际上他们的权力超过校长，因而经常用各种手段迫害爱国师生。

此外，由于条件的限制，安徽省游击区的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例如，安徽省开办10余所临时中学抢救失学青年，因为旨在收容，入学的尺度自然很宽。由于条件艰苦，校址多设在庙宇与私祠内，好一点的亦不过建筑一些简单的茅屋而已，连课桌亦是由学生随身携带。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教科书的缺乏，起初完全以讲义与笔记代替，后来省政府在立煌县成立了一个安徽战时印刷所，以土纸石印翻制教科书，由教育厅分配售于各中学应用，由于出产量太小，不够分配。至于师资，各学校校长时常为争聘数理化教员弄得面红耳赤，所以常出现数理化课程整个学期没有教员的情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战时的安徽教育未能达到教育部规定的一般水平。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战时教育并对沦陷区教育进行了筹划，此后通过内迁教育机构来维持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根据战争发展态势，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在敌后重建教育。此举既壮大了抗日的力量，坚定了沦陷区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也使日伪妄图奴化沦陷区同胞的阴谋未能得逞，更为战后收复区教育的复员和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安徽省来说，抗战爆发省会迁往大别山，因而这里成为了安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中心。为配合抗战和敌后游击区的社会经济建设，该省在极短时间内重建和发展教育的成效是值得赞许的。如战前安徽省的中等学校多设在城市，而抗战爆发后安徽省游击区学校多设在乡村，因此抗战胜利后在不少收复区的乡村中不难找到一些高中或初中生，与战前乡村里难觅一个中学生的情况，实有天壤之别。总之，全面抗战时期安徽省在极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秉承国民政府“教育建国”宗旨大力发展教育，此举措为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日寇在沦陷区奴化教育政策的破产，其意义不言而喻。

注 释：

①本文所指的安徽省是指“中华民国安徽省政府”，是由国民党在敌后重建起来的游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