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型治理：发达地区农村网格化管理创新实践研究

崔盼盼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武汉 430072)

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1)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2期。，乡村治理面临新的环境与挑战。尤其在发达地区农村，伴随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当地现代化进程高度压缩，社会开放度和社会分化程度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呈现“过密化”趋势。在复杂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中，社会风险和矛盾大量涌现，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社会治理的艰巨性和压力凸显。如何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治理挑战和治理困境，转型之后的基层治理向何处去，以及应该形成怎样的治理理念去引导乡村治理转型，成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和治理现代化亟需思考的重要课题。

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学术界关于网格化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网格化管理涵义与来源的研究。网格化管理是借用空间网络及计算机网格管理的思想，将管理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进而实现网格单元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2)郑士源、徐辉、王浣尘：《网格及网格化管理综述》，《系统工程》2005 年第3期。。网络技术与现代管理科学结合形成的网格化管理实现了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3)王喜、杨华、范况生：《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的关键技术及示范应用研究》，《测绘科学》2006年第4期。。二是关于网格化管理的实证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通过案例分析，归纳出一般化的治理逻辑与治理规律，主要关注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和农村社会的网格化管理。另外，学者们还从多个视角对网格化管理进行分析，包括网格化管理与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4)胡重明：《再组织化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1期。、网格化管理对条块关系及部门关系的调试与影响(5)竺乾威：《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网格化管理与村民(社区)自治的关系(6)田毅鹏、薛文龙：《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学海》2012年第3期。、网格化管理在城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功能(7)阎耀军：《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特点及启示》，《城市问题》2006年第2期。、网格化管理的技术属性与社会治理水平及权力结构的变迁(8)赵光勇、辛斯童、罗梁波：《“放管服”改革：政府承诺与技术倒逼——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考察》，《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等。三是关于网格化管理面临的实践困境研究。有研究指出，网格化管理增加了相关人力和物力的投入，面临着运行成本高的现实问题，影响网格化管理效果的持久性(9)田毅鹏：《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模式的定位及其未来》，《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同时，在具体的基层实践中，出现了网格泛化(10)刘安：《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并进一步带来形式化的问题和技术理性膨胀的问题(11)张新文、戴芬园：《权力下沉、流程再造与农村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基于浙东“全科网格”的个案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网格化管理过于依靠行政化力量和科层化治理思维，引发基层组织的行政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自治能力和治理效率(12)柴宝勇、周君玉：《农村网格化管理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政策执行系统理论的实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1期。，甚至形成权威依赖型治理，挤压社会空间(13)祁文博：《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导致社会活力不足(14)张兴宇、季中扬：《礼俗互动：农村网格化管理与新乡贤“德治”协同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网格化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治理创新，其设计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传统治理体制的不足以及突破现有治理体制的困境，与原有治理体制具有明显差异。而洞悉治理体制背后治理理念的不同，则是理解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重要切入口。基于文献梳理发现，既有研究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证维度切入，指出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了从“管制”向“服务”和“治理”的转型(15)孙建军、汪凌云、丁友良：《从“管制”到“服务”：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转型——基于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实践的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但从社会治理理念转型的角度展开对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研究还相对缺乏。网格化管理模式创新带来的政府治理理念转型有更加广阔的意涵，值得深入挖掘。

本文的理论支撑源自行政管理学在研究公共危机和灾害预防中的政府治理模式时提出的“预防性政府”概念(16)侯书和:《“预防性政府”解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预防性政府是在以公民本位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指导下，主动进行预防性管理，提供预防性服务，创新预防机制，增强预防性能力，进而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17)胡姗：《预见性政府创新公共危机治理路径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年第16期。。相关研究认为，现有以科层制为主导的治理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比如政府决策滞后于社会危机和舆论压力，侧重于“灭火”而非“防火”，使小问题演变为大危机。由此，应积极推进政府角色定位的转换，实现从反应性政府到预防性政府的转型(18)崔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角色与定位分析》，《管理现代化》2010年第1期。。“预防性政府”更为强调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型和治理理念的转变。受上述理论的启发，笔者提炼出两种政府治理模式，即“回应型治理”和“预防型治理”，并借此展开对网格化管理的研究。

本文的经验材料源于2019年7月笔者及其团队成员在佛山市南海区L镇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L镇地处珠三角地区，工业发达，当地工业化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外资企业的进入。村庄为外资企业提供土地，外资企业入驻本地开办工厂，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外来人口。工厂企业、外来人口、本地居民混居于村庄，流动人口、出租屋和厂房治理问题突出。如何有效应对上述问题成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工作。调研中，笔者及团队成员针对当地的乡村治理现状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和分析，在此欲结合当地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治理机制创新，来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迁催生出新的治理需求，并推动基层治理环境的变迁，基层政府必须寻求新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难题。网格化管理正是在基层治理面临多重困境背景下作为一种创新机制应运而生。

(一)发达地区乡村治理困境与基层治理创新需求

随着工业的发展，发达地区村庄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并进一步带来乡村社会环境和基层治理情境的变化，乡村治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呼唤新的治理模式出现。从总体上来看，发达地区乡村治理困境集中表现为基层治理体制与村庄治理需求之间的不匹配。

1.乡村社会工业发展迅速，社会环境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凸显，大量基层事务超出自治范畴，以村级组织和传统科层制为主的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笔者调研的L镇，登记在册的企业有5300家，规模以上企业有430家。全镇有工业园区128个，其中村级工业园区有122个，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G村登记在册的工厂有120家，工商企业有95户，“三小场所”有117户，村社规模、管理人口和治理事务均急剧扩张。当地工业化发展建立在村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村社集体出租土地建厂房，形成了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样态(19)贺雪峰：《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期。。由于当地的土地开发模式以村集体自行开发为主，乡村社会中存在大量碎片化的村级工业园区(20)林辉煌、陈静：《初始产业形态与土地开发模式——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企业厂房分布于村庄内部，现代工业风险进入到农民生活领域。由此导致村庄处于高风险状态，经常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以工业为主的发达地区村庄治理过程中，治理事务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比如专业技术供给、不同群体的公共服务以及劳资纠纷等，日益展现出专业性和现代化的特点，超出了村庄自治体系的应对能力。

传统科层制的运作以纵向的层级控制和横向的职能分工为重要特征，在带来治理效率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层级过多、职责分离和管理碎片化的问题(21)竺乾威：《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在具体治理过程中，部门之间常会出现推诿扯皮、运转低效等问题，尤其在面对复杂治理事务和突发事件时，政府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不足和公共服务能力低下的问题更加凸显。发达地区的治理事务具有密度高、风险大的特点，它内在地要求基层治理体系能够针对治理事务做出快速反应和积极回应，这是现有以层级化为主导逻辑的科层制体制难以做到的，导致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

2.乡村社会人口高度聚集，村庄社会结构与治理事务日益复杂化，事后被动回应治理机制失灵。发达地区人口的流动与聚集，促进了当地出租屋经济的发展。笔者调研的L镇属于外来人口聚集区，以辖区内G村为例，G村有户籍人口2187人，非户籍人口6000余人，外来务工人口远超本地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多选择租金较低且接近就业地的村庄居住，带来出租屋市场的发育与出租屋经济的发展(22)魏立华、阎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管理世界》2005年第8期。。在G村，约70%的家庭有出租房，随着外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当地出租房的数量呈明显增加趋势。截至2019年7月，G村共有出租屋2000多套，涉及近300栋楼。出租屋租金成为当地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此利益驱动下，村庄内出现大量违章建筑，密度高，布局乱，间距小。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村庄环境卫生和出租屋的消防安全等存在潜在风险，使得这些区域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区(23)周大鸣、高崇：《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50年的变迁》，《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同时，村庄不同群体社会利益分化严重，公共服务需求倍增，社会整合压力提升。

传统治理模式依托于科层体制，多以事后回应为主，政府习惯于等到问题出现后被动地做出反应(24)李金龙、武俊伟：《前瞻性政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2期。，导致治理低效。L镇流动人口与出租屋管理长期处于仓促应战和被动应付的处境，其背后反映的正是回应型治理模式的弊端。事后被动式回应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一时的治理困境，但却无法避免社会治理在“运动式治理”与“问题循环往复”之间左右摇摆，更是缺乏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长效解决机制和预防机制。事后处理的传统治理思维不仅极大增加了治理成本，还潜在地放大了社会矛盾的负面影响，无法从根本上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25)史献芝：《预防社会矛盾:理论框架与实现机制》，《理论探讨》2019年第4期。。同时，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带来基层治理事务及其性质的转变，乡村治理中出现大量管不到、管不住和管不好的问题，迫切需要治理体系做出适应性调整，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弥合其与治理体系、治理需求之间的鸿沟。

(二)网格化管理的地方实践

为促进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积极应对乡村治理困境和公共服务需求，L镇于2015年开始探索社会治理网格化，到2018年，已建立起一套基于网格化管理的预防型治理机制。该机制治理目标多元，在管理和控制的同时，不断提升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和风险预防能力。具体做法是：将村庄按照人、事、地、物等划分网格，以职能部门下沉人员为治理主体，针对出租屋、外来流动人口、工厂、市场、“三小场所”等进行日常化风险防控和基础性服务供给，内容包括出租屋登记与管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和基本公共服务、各场所的消防安全与环境卫生，以及工厂和“三小场所”的安全生产等。

在重新划分网格的基础上，各个职能部门的行政人员和基层组织人员填充到基层网格当中，充当网格员。网格员承担着搜集信息、发现问题和现场处理问题的职责。区和乡镇一级建立技术化的“社会治理网格化平台”，基层信息以及基层社会面临的治理问题经过这一通道进入到政府综合协调平台，再由平台流转反馈至各个职能部门。以出租屋治理为例，G村2000多套出租屋主要分为两个片区，每个片区下派三名网格员，其主要工作是巡查出租屋，登记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并为其办理暂住证和提供计生服务。网格员需要掌控的信息主要为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姓名、身份证号、工作地址等，并及时将这些信息录入系统，以确保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对这些信息的动态掌握和实时监控。

L镇的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在网格化管理实行一年的时间内，平台共产生巡查任务量14840条，发现问题量7702宗，问题处置率达到70%。巡查和处理问题的范围涉及到厂企、“三小场所”和出租屋的安全检查、消防、流动人口、环境卫生等方面。L镇网格化管理的实践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治理空间重组，针对治理风险易发点，在行政村之下建立新的治理模块，明确了治理目标和治理责任，提升了政府和基层组织对社会事务的治理能力。二是设置并下沉专业人员，实现对超越自治范畴事务和现代治理事务的有效治理，并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公共服务，极大减轻了基层组织的治理压力，缓解了社会治理困境。

为了回应乡村社会转型带来的治理压力，网格化管理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模式的新型治理方式。在实践中，网格化管理从治理单元重构、预防力量下沉、治理流程再造和技术治理导向四个方面，实现了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和基层社会的治理转型。

(一)治理单元重构

发达地区村庄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管理事务日趋庞杂。在以行政村为基础治理单元的模式下，村庄治理大多延续了过去的“被动治理”和“模糊治理”方式，村级组织难以掌握所有问题，也无法对业已发生以及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精确判断，村庄治理出现大量死角和盲点。基于此，在网格化管理实践中，重新通过网格划分将村庄按照场域进行治理空间重组和治理单元重构。在行政村之下，进一步划分了厂企、出租屋和“三小场所”等片格。根据场域空间重新确定治理单元，将属地管理原则、分类管理理念与村社空间结构的分布特点和居住集散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再造和重组基层社会的治理单元和服务单元。对重点区域进行重点预防和管理是治理主体能够有效开展预防型治理活动的前提。在重新划分的治理单元中，网格内部的治理事务呈现出同质性和规则性特点，其空间分布也更加立体和紧凑(26)田雄、曹锦清：《县域科层组织规则与农村网格化管理悖论——以长三角北翼江县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16年第10期。。预防型治理通过对网格内事务的分类化、具体化和规范化管理，实现了对具体空间的有序治理。

(二)预防力量下沉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行政村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自治制度可以处理大部分村庄内部事务，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和村庄性质的变化，基层社会出现了大量超越自治范畴且依靠自治力量无法解决的事务，这意味着基层治理需要更多的力量，如具有专业性的行政部门和市场主体等来化解治理困境，回应公共服务需求。另外，由于村庄处在行政体系之外，政府部门与村庄社会之间缺乏有机联结，因此，依托科层体制进行自下而上的信息沟通，在部门和条块分割的情况下，速度缓慢，治理低效。而通过网格层级的设置和职能部门人员的下沉，则使基层社会的治理资源和预防力量增加，村级组织专业性不足和治理低效的困境得以有效化解。在L镇网格化管理的实践中，职能部门中的专业人员包括流管员、城管员和安监员等，他们下沉到村庄中，针对自治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有效的“在场治理”，治理过程从“场域外被动管理”转变为“场域中主动治理”。

(三)治理流程再造

在传统回应型治理模式下，社会治理及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处于间歇性缺位状态。L镇在推进网格化管理过程中，赋予下沉到村庄的行政人员网格员身份，要求他们在所属网格中开展日常性巡逻，进行相应的监督检查和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通过人员下沉，治理主体从“间歇性缺位”转变为“全天候在场”。由此，日常化防控代替了事后处置，轮班巡查、不间断巡视取代了过去间断式被动管理的状况。同时，网格化管理还设置了一套问题解决和反馈的流程。网格员发现问题后，首先将问题上传到平台，再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对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行研判。如果是一般/简单问题，则对其进行现场处理；
如果是重大/重要问题，或者依靠网格员的力量无法解决，则通过网格平台进一步上报。在日常巡查的过程中，网格员发现，70%的问题比如私搭电线、堵塞消防通道等，能够进行现场处理，80%的问题能够在村一级处理，如此就可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大危机。在基层网格中，日常巡查机制实现了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治理闭环，有效化解了发现问题的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的发现不了问题的基层治理困境。

(四)技术治理导向

在以工商业为主要产业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治理事务除了传统的内生性治理事务之外，还包括因工业发展而带来的流动人口、出租屋和厂房安全等现代事务。这些事务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和规律性，还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一旦在治理的某一环节被忽略，就可能导致巨大的社会风险。因此，快速获取治理信息对于预防社会问题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传统层级化的治理机制和单一的直线型职能结构中，信息传递需要跨越多个层级，导致信息传递滞后和模糊失真，影响治理效率。技术化导向的信息处理机制的建立，可有效解决信息获取、信息传递和信息动态监测的难题。L镇在网格化管理实践中，建立了“社会治理网格化平台”，实现了对流动人口、出租屋等信息的获取。利用大数据技术整合功能，网格员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上报到系统，网格管理办公室会即时将具体任务下达到相关职能部门并要求限时解决。网格员在网格单元中进行实时信息采集、传输和分享，提升了治理体系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增强了政府信息获取能力、调控能力和认证能力。

基层治理因受村庄社会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均衡性(27)桂华：《论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不均衡性——村级治理的区域类型建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治理内容已发生系统性转变，治理事务不再是传统农业型地区琐碎的“小事”，而是具有高风险、高密度、高度不确定和高度专业化的现代事务。因此，治理体系相应地进行了调试，建立起一套以社会预防理念为导向的治理机制。预防型治理体系在“理念—制度—技术”三个维度上实现了社会治理的转型和重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治理转型机制的调整

网格化管理通过建立一种预防型的前馈性快速控制机制，能够持续获取最新的关于社会运转的信息，展开对社会的全时段监控和风险预测，对露出端倪的问题，及时制定纠偏措施，将其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防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于未然。网格化管理创新有效克服了现有治理体系的弊端和基层治理困境，实现了治理模式从被动管控到积极预防和主动服务的转变，形成了一种回应与防范并重的、以社会预防理念为导向的治理机制。预防型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建立一套事前预防治理机制，同时借助行政力量和村级组织等多元治理力量实现有效治理。预防型治理体制并非是对行政科层制或运动式治理的替代，而是对二者的完善、延伸和拓展。(见表1)

表1 回应型治理模式与预防型治理模式的对比

(二)乡村治理转型的价值与意义

1.理念层面。社会治理理念是国家社会治理价值取向的反映，它决定着社会治理的目标和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理念不断更新，已逐渐从过去的管制走向治理，从管理走向服务。预防型治理理念坚持以服务为导向，建立起两大机制：一是主动预防机制。主动预防意味着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进行前瞻性、主动性的监测和排查，以及对不确定因素的主动性防范和前瞻性管理。预防型治理通过主动干预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事物发展的起始阶段，从源头上探寻催生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的客观要素，防止社会矛盾的恶化和升级。在预防型治理语境下，政府持续扮演国家治理主体的角色，主动治理并发挥引领作用。此处，政府不再是国家意志的单纯执行者，更不是被动的国家治理工具，行政人员也不仅是政府的组成要素，而是国家治理的主动行动者。二是协同预防机制。协同预防意味着充分整合预防社会矛盾系统中的各种社会资源，积极吸纳公众参与，凝聚治理合力，形成预防社会矛盾的联动机制，以切实促进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转与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建立起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扩展公众参与决策渠道，实现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民众等之间的有机协同，弥补政府职能有限和职能不足的缺陷。

2.制度层面。制度是理念得以有效实践的工具，是确保社会治理过程实现规范化、连续化的载体(28)范逢春、尤佳：《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制度背后是权力体系的调适和权力结构的调整，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治理制度是实现预防型治理的基本保障。预防型治理体制需要从建立两大机制入手：一是常态化回应机制。常态化回应机制包含着常态化的主动治理机制和常态化的预防机制。在网格化管理过程中，网格员下沉到村庄，对网格内的治理事务实施日常化防控和常态化治理，展开对社会问题的全过程监管，能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问题集中爆发的风险。另外，网格员上传到网格化平台上的事件，有限定的解决时间，网格员需要对其进行积极回应和主动反馈。常态化回应机制有效克服了回应型治理模式中治理过程碎片化和随意化的困境，实现了风险关口前移和对治理过程的全方位监控，建立起社会治理的长效预防机制和联动机制。同时，常态化回应机制也有效弥补了运动式治理、专项整治等突击式治理的弊端。运动式治理具有临时性和间断性的特点，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快速实现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扭转(29)唐贤兴：《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对“运动式治理”的一个解释》，《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治理现状。常态化回应机制则更加具有持续性，是一种制度化治理机制，为预防型治理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和可持续的约束力，极大提升了治理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二是协同联动机制。网格化管理过程中的协同治理主要表现为科层制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其目标是打破科层制的碎片化和应对责任推诿问题，建立起协同联动的预防机制。如负责出租屋的网格员除了对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以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之外，还要对出租屋内的消防设施等安全问题进行巡查；
再如，在安监部门主要负责的企业和厂房片格中，需要对安全消防等治理事务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同时也要负责起这一片格的其他事务，如提醒企业新员工及时办理暂住证等。协同联动机制打破了条线部门的职能分工，通过部门之间的合作，有效破解了不同部门职能分散的问题，增强了不同部门社会治理的合力。预防型治理协同预防机制的建构，实现了跨部门整合，尤其是新机构的设置，为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3.技术层面。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发达地区的乡村治理不断面临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一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村庄社会结构变动不居，社会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程度提升，要求治理体系能够快速掌握治理信息。二是治理的社会基础发生转变，现代社会已从熟人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半熟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社会关系趋于理性化和陌生化，信息获取难度增加。在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学完善的机制设置是预防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是提升社会预防能力的关键。村庄处于国家治理体制的末端，信息的上传下达需要经由碎片化的科层体系，社会矛盾和基层治理的相关信息无法在部门之间高效率地实现共享和互通。技术手段的使用可以实现信息的实时传递和高效传输，使信息的采集服务于治理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形成立体化、常态化、综合化的信息沟通机制，打造资源互享、有机联动、彼此互通的社会预防体系，进而提升官僚体系应对社会风险的察觉和防范能力，确保治理的及时性、主动性和高效性。

基于网格化管理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实践层面对网格化管理的形成背景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指出网格化管理推动了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转向预防型治理，对推进社会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时空条件下，必须形成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提升国家治理绩效，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从治理理念转型的角度看，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创新既反映了政府治理体制的内部变革，也体现了政府应对社会结构变迁的适应性调整。网格化管理超越了传统治理体制，促进了回应型治理向预防型治理的转型，疏通了国家力量下沉的渠道，也增加了乡村治理资源。但是，当前的网格化管理实践更多展现出的是政府应对基层治理危机的应急之举，其实践的推动者和主导者仍以政府为主，难以避开治理推动力单一的问题。因此，应在现有治理架构的基础上，建立网格化管理中群众路线的实践机制，将部分治理权力下放到社会，让群众承担起相应的治理责任，以提升村庄的自治能力。比如，可以建立普通群众与公共事务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延伸网格化管理的链条，实现治理单元下沉，构建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和利益协商渠道，激发群众对利益相关公共事务关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推动乡村治理从静态的结构性制度安排转变为能动的治理机制调整，充分整合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资源，实现共建共治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