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献检索课的缘起

□肖自力

1965年底，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政治课的刘老师找到我，他们接到一项任务：要批判西方技术主义思潮，但是对它还一无所知，想要查找外文资料。我是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却不会英语，面对这样的问题一筹莫展，自觉非常尴尬。于是陪他一起去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梁思庄副馆长。她根据“技术”的英文词根，用《英汉词典》就查到了技术主义的英文，再用西文的社科文献检索工具，很快就查到大批的英法德文相关资料，刘老师特别佩服，我也是大开眼界。由此联想到图书馆每年用大量经费购买西文检索刊物，还用很多人力整理装订上架，放在参考阅览室，却很少有人来看。给领导汇报后两位老馆长很重视，1966年四、五月间一个夜晚，他们请张维教授(副校长)在参考阅览室给部分青年教师(通过系里个别通知)讲如何查找西文资料，两位馆长一直陪着张教授等到近八点钟，还是没有人来。正准备放弃的时候，我请张教授做个示范。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工程索引》(EI)，说他也不系统了解，只是他常用EI，他按照自己常用的结构力学的英文字顺一查，就见到大批文献，还要再查下位标题……我感慨很深，事情并不是特别复杂，但需要懂西文(英法德文等)，还必须培训学生学会检索和利用文献的能力。但很快就是长期的政治运动，此事无从谈起，却成了我一个越来越深的心结。图书馆购买的供检索用的穿孔卡片一直无人问津；
青年教师带学生开门办学，搞一些小的技术革新，不知道问题所在，也想不到查文献；
稍有点儿进步就总结“三无”(一无经验，二无资料，三无图纸)，以自己从头摸索、艰苦奋斗为自豪，其实是无知与无奈；
每看到这样的现象，听到这类消息，都会加深加紧我的心结。

进入20世纪80年代，迎来改革开放和新技术革命的高潮。科学家们也指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缺失。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何泽慧说情报工作是科学研究的前期劳动，不可或缺。杨振宁(当时还是美籍科学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话，他估计我国当时的技术革新至少有40%是重复劳动。我认识到这不是个人或某一学校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缺少情报意识和搜集利用情报的技能。其原因很多，高校图书馆失职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其实，学校并没有授予图书馆该项职能，也没有给予相应的条件，更没有追究图书馆的责任)。在起草1981年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文件，讨论高校图书馆定位定性定职能时，我们曾多次谈到这些事例。

教育部周琳部长的报告在论及图书馆职能时，说图书馆有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
在说到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时，列举了思想、专业、综合、书目四类，其中书目教育取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含义，包括资料搜集、辨析、整理、利用等，比单纯文献检索还要宽泛一些。1981年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后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也有相关的内容。可以算作是文献检索课比较权威的思想舆论准备吧！

1982年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图工委)秘书处的任务很重，联系和促进各地落实1981年会议精神，成立省市级图工委和秘书处；
研究如何选留本校毕业生到图书馆工作，并组织对他们进行培训；
准备年底召开委员馆会议；
庄守经馆长还要接手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的责任，这时秘书处实际只有三个人。我们却又提出要让图书馆面对社会急需，推出文献检索课(开始还没有确定名称)，在业务方面有所突破。清晰记得李晓明说了一句“我们214热情高涨，一点火就着”。实际准备是1983年，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高校发现一批有情报意识和技能的人才，比如从北京大学调到武汉大学、从目录学改教科技文献检索、高校系统编写第一本《科技文献检索》教材的陈光祚老师；
从《人民日报》一篇呼吁教大学生学中文工具书的文章，发现了苏州大学的潘树广老师；
从他们图书馆内阅览室一面墙的中文专业文献索引卡片柜(坚持10年以上)，发现具有情报意识的南京医学院的吴观国和吉林农业大学的江乃武；
从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发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的葛冠雄；
在西安研讨班上结识刚从美国回来比较熟悉文献检索的西安交通大学的谢天吉；
……二是试办师资培训班，先后在西安交通大学办了工科班、西北农学院办了农科班、南京医学院办了医学班、苏州大学办了文科班等；
三是对这门课程或讲座做一些初步设想，立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靶子。主要设想了：1、现状和需要；
2、目标，提高学生的情报意识和情报技能；
3、分学科，以学科文献检索为重点，不让学生负担过重；
4、重实践，不讲检索语言、检索理论的知识；
5、主要内容；
6、课程或讲座的名称。关于内容和名称想得较多，内容包括情报时代和情报意识；
文献情报的搜集、检索；
情报的比较、鉴别和选择；
情报的整理和组织；
情报的分析和逻辑推理；
情报的实际应用(解决实际问题、技术创新、理论创新、猜想、假设等)。联系了传统目录学的“提要钩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
联系了《实践论》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论思想。课程名称取决于内容，如果完备一些，可用“实用情报学”；
如果利用方面做不到，可以名为“文献检索与利用”课。考虑到这些想法尚未经过调研和实践，就没有形成文字资料，只在研讨会上稍微说了说，作为开场白。

1983年冬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到会约十人左右。因为第一次就这个题目开会，大家非常热情而兴奋。会议目的就是研究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这项工作(那时说法很多，书目教育、用户教育、情报教育、文献检索等)，我作了简短开场白后，进行了开放性的讨论，谈必要性，谈经验，谈内容，谈方法，谈建议，等等。比较集中议论的是内容和名称，综合大家的意见：“情报”一词当时特别热，各行各业各部门都讲情报，有时让人糊涂，不知情报为何物，倒是“文献”一词，在图书馆是具体实际的。关于利用的内容很好，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教材师资都无从准备。最后决定用“文献检索与利用”的课程名称，觉得利用部分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即使一时不讲也无妨，保留它可以为课程的后续发展留有余地。

研讨会建议图工委报告教育部，请发文省市教委和高校图工委，推动这门课的发展。同时建议查找和翻译国外相关资料作为参考，后来印出了两本用户培训译文集；
建议参会同志回去就着手编写本学科的《文献检索与利用》教材，在本单位试讲；
为以后给其他学校培训师资做准备。

会后向教育部汇报，教育部高教司让我直接找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彭佩云，彭佩云认可研讨会的建议，认为是落实1981年会议的一项业务工作，教育部可以发文。我起草了文件稿，她亲自修改，删掉了一多半，这就是关于文献检索课1984年的文件，批发的很快。文件下发的速度和各地行动的积极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教材和师资成了紧急又严重的问题。头一年研讨会参会人员的一些准备救了部分急，但师资和教材的水平参差不齐，害怕“第一炮”打砸了，有的地方专业课教师也抢着要开这门课。我们把头一年研讨会的人稍加扩充，改称专家委员会，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大家觉得发展形势很好，师资和教材都是在讲课实践中成长完善的。专业课教师来讲课是大好事，要欢迎并为他们服务，向他们学习。文献检索课教学的中心必然也应该在图书馆，因为实习所需的文献就在图书馆。必须把实习(写论文、查文献)放到重要的地位，真实地学会查文献。要研究组织编写系列教材，好像是1986年就把专家委员会改为教材编审委员会。这些大约就是教育部1985年关于改善文献检索课教学文件的主要内容。

关于1980-1990年代文献检索课的发展情况，李晓明同志1997年和2004年的文章已有详细记录。她很细心，遇事都留有记录。1989年以后，她为继续推动文献检索课的发展与规范作出了积极贡献。据她到1997年的记录，全国有700多所高校开设了这门课或讲座，共培训师资2000多人，编写教材400多种(教材编审委员会只计划编写24种，其他为各学校自己主动编写)，受过培训的大学生200多万人，研究论文有14000多篇，还有文集、专著、工具书，有的公共图书馆也自编系列教材，对用户举办讲座或开课，有的中专学校也模仿给中专学生开课。这说明文献检索课在纸媒介质为主的时代，弥补了我国一段时间的缺失，适应了学校和社会的需要，受到了广泛欢迎。大约1987年在青岛举办了文献检索课师资培训班，请了三四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委)和部级科技情报所的专家，为我们的教师讲他们如何用文献情报为科研和技术革新服务。几位专家对高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评价很高，积极推荐到科委参加科技情报进步奖评奖，我们原来不知道科委有这件事，更不知道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可以参评。后来由李晓明整理相关资料，送科委评了一个科技情报进步三等奖。这可能是高校图书馆第一次与科委的联系与交流。特别说到评奖的事，是想提醒图工委和研究型的大学图书馆要加强与科委、社科院、科学院等系统的联系，包括参与一些活动，可以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开展资源共享，还可以申请他们的研究基金，参与成果评奖。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献检索课逐渐式微，被国外传来的信息素养教育包括或取代。这是因为信息时代大规模的网络数据库和高速度的检索技术已使单纯的文献检索成为简单容易的事，单纯的文献检索没有了用武之地。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宽泛，你可把它当一门课来研究，可以当一个讲座来做，也可以做成一个简单的App,甚至一张表，由学生自己去学习和体悟。如果认真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结合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知识，扩展文献阅读、研究和利用范围，完全有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或“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

(40年前往事，仅和李晓明通过电话，全凭个人记忆，如有错谬，当由个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