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庄”系列到《梁庄十年》——论梁鸿乡土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的新变

⊙廖依［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自2010 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写作”栏目始，梁鸿凭借着《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优秀作品占据了非虚构创作的重要位置。2021 年，梁鸿出版了“梁庄三部曲”最后一部《梁庄十年》，以近十年来梁庄的变迁再次反映乡土中国与个体的真实命运。除了关注农民生息相关的土地问题、打工者的困境、留守儿童感情的缺失与总结性地追溯了前两部作品中曾出现的人物命运变化外，《梁庄十年》还深挖了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美貌被乡村舆论裹挟，成为女性的枷锁。这系列“梁庄”题材作品反映了现代改革下农民生存的阵痛、身体的磨损与更深层次精神的缺失，通过对其深入分析，可以揭示乡土中国农村农民的命运困境，展现梁鸿“梁庄”系列非虚构创作的新变，助推非虚构写作的艺术创作。

关注乡村，书写乡村的血与泪是中国文学史绕不开的话题。“乡土，凡有祖国的人便有一片生根的乡土。”①无论是受乡村哺育的农民之子，抑或是成长于繁华城市的市民，当他们接受了知识浸润转身视察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家乡——乡村时，留下了众多表现乡村苦痛的作品。他们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关注乡村，代替乡村述说，除却展现乡村美丽的图景外，苦难成为乡村化不开的疼痛。然而，乡村是否只剩一片哀鸣，乡村的真实图景是否已被先验眼光所禁锢，知识分子是否能表达乡村人民所思所想，这是文学史中一直争论不休的疑难之题。在现当代文学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鲁迅创作了大量的乡土小说和散文，开创了乡土文学，引领了乡土文学的文学思潮，奠定了乡土文学的各种文学样式。随后，彭家煌、王鲁彦众人沿着鲁迅开创的道路继续书写乡土的苦难。直至从乡村中走来、了解农民喜好、受农民喜闻乐见的“地摊文学家”赵树理出现，呆傻、穷苦的农民形象才被颠覆。

随着国家现代化变革、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20 世纪的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乡土文学已然不适应当下乡村现状。2010 年《人民文学》开设了“非虚构写作”栏目，刊登以人物口述为主要内容的非虚构作品《梁庄》《生死十日谈》，让作家走访民间，以人物的声音响彻于作家之前，改变了过去作家全权代替思考的样式。因而，“梁庄”系列小说充斥了大量口语化的语言，间或夹杂作者的思考话语构成了全篇。在采集原始材料时，梁鸿常围绕一个话题与村民展开闲语，收集大量村民的原始对话。读者在进入梁鸿预设的话题时，面对的是梁鸿精心编排的文字，如在《小字报》中，“张香叶拿起传单看，约有两分钟的样子，脸色突然变得煞白，身子晃了晃，有点站不住似的。她把传单揉成团，装到口袋里，眼睛垂着，扒开人群，往外走”②，这样颇具现场感的文字在文中比比皆是。文中村民口语化的语言也带着河南梁庄的地域色彩，“打你恁些年，是个啥人也会被打坏的”③，现场感的文学性文字与地域色彩浓厚的口语化语言一相结合，充满了强烈的真实性。此外，梁鸿常在事件的进程中或是文章的末尾，跳出事件，插入一段评论的文字或是总结性的话语欲将读者引入话题最后的思索，通过学理性的文字完成了梁鸿对乡村问题的批判，如在《吴桂兰》的结尾中作者写道：“我不知道吴桂兰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到惩罚。她眼神中的渴望，她所弄出来的巨大声响，她三十年如一日地在吴镇大街上跳舞，似乎在反抗，也似乎在召唤。”④

“梁庄”系列作品常以橘瓣式的叙事结构来叙述文章，梁鸿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来统摄全篇，每一个章节围绕一个话题，每个章节后分述几篇文章。“各作品的主题则像是橘子中的白茎，使来自各处的分散的声音汇聚，形成一出宏大的节奏，达到整体上的和谐，达到所谓的‘形散而神不散’效果，同时还能在整体上形成人、事展览模式，使同一主题得到多角度、多侧面的表现。”⑤如在《梁庄十年》中，分为五章，一到五章分别围绕乡村房屋、乡村女性、乡村土地、归乡之人、生死命运展开。在第二章乡村女性主题中，每小节分别描述了不同女性的命运，“丢失的女儿”“燕子：灿烂的光”“春静”“风言风语”“吴桂兰”分别述说了五奶奶、大姐、二姐、英子等人以及燕子、春静、小玉、吴桂兰等农村女性的遭际，在此编排下每个小节不同的叙事元素达到了自然转换与行文流畅的效果。此外，在具体的事件描绘中，《梁庄十年》常带有小说的笔法,在《大字报》中的开头，通过韩家媳妇看到传单设置悬念引出张香叶这一陈年旧案，共同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主题营构。

非虚构文学的创作者常常带有极强的批判性色彩，这不仅是文学史上知识分子自我良知的传统，更是身为作家的道义选择。因此，“相对于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的叙述主体常常是外显的而不是内隐的。作者，既是文本的叙述者，也是参与其中的在场者和主人公。它具有组织话语和进行价值判断的双重责任”⑥。在叙事上，梁鸿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表达了自己的愁思，梁鸿像一个忧思重重的哲学家不断地向读者介绍她眼前的乡村景象，读者被动披上道德的面纱，跟随梁鸿一起思索，将碎片化的梁庄叙事整合外化为中国的缩影。此外，文中也常包含两种群体的叙述，村民的民间群体利益诉求与官方的整体利益规划，梁鸿行走在两者之间，为二者阐释。一方面是站在全知视角从历史的角度对各方面政策与人物的选择做出审判，另一方面，“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在互相诘辩中发现彼此语义逻辑背后的观念”⑦。这两种话语的复调叙事彼此形成消解，在多元的价值争辩中寻找真相。

因而，无论是小说笔调、地域色彩的口语化语言、学理性文字的夹杂，或是橘瓣式的叙事结构，抑或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复调叙事，都是由于创作者梁鸿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主观性的批判色彩而介入“梁庄”写作。

“生存空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一种描述，它反映人与自然社会的一种妥协程度。”⑧随着中国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农村的生态环境、村民的居住环境、生存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伴随下的村民饥不果腹现象被经济开采下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脱离土地外出打工谋生的生存方式所代替，由此引发的乡村生态与生存空间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主要问题。众多作家转向乡土写作时不免把目光聚焦于此，梁鸿在写作“梁庄”系列丛书时曾设定叙事思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⑨因而，梁鸿在回望乡村阵痛时，除了关注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土地、房屋问题以及外出谋生的恶劣境遇、留守儿童的教育缺失等问题，还关怀女性的身心需求、出嫁女性家乡的消失和不可抗拒的意外死亡，试图更深层次地挖掘现代建设下乡村的流与殇。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依靠土地维持生存，农耕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经济发生巨变，原来依靠土地的生活模式被打破，年轻的村民外出打工荒废了土地，而部分继续扎根土地的村民生活难以为继。梁鸿延续了对乡村土地的书写，《梁庄十年》中不少公司看重梁庄的土地出资统一租种，却在补贴减少后公司难以运营，这样的公司走了一波又一波，只给梁庄留下了满地鸡毛。即使有心在家乡种植果园并赌上自己全部身家的中年男子，也是在艰难支撑。立志改变家乡的年轻村支书栓子遭到无数困难，一切工作改革就像拳头砸向棉花一般无力。这不仅仅是农村中情况复杂、债务艰巨的简单问题，而是在村民意识深处不自觉地将自己与梁庄分开：“一个梁庄是自己的家，还有一个梁庄是‘人家’的，公共的梁庄，一个宏观的、不可撼动的梁庄，跟‘个人’没有关系。”⑩农村发展经济的艰难、村民思想的顽固、乡村基层管理的衰微，接连的问题导致乡村改革举步维艰。

乡村无法为众多村民提供就业，无数梁庄人选择了外出打工供养自己的亲人。梁鸿曾专门根据梁庄外出打工村民的地域图撰写了《出梁庄记》，关注外出打工者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与此相关的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在《梁庄十年》中，则侧重于聚焦打工人的精神状态、父母养老、子女的关系等一系列纠葛。梁安“十四岁去北京，在北京待了十三年”⑪，在第一次接到大的装修活时，每天起早贪黑一心一意干活后反而赔了二十几万，如此大的打击导致梁安患上了抑郁症。福伯含辛茹苦地抚养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孩子长大外出打工、成家立业后患上了食道癌，在孙女逐渐长大，五奶奶开始过上幸福的生活时，却发生意外摔跤以致脊椎骨断裂，病痛的阴影不停地追随着五奶奶一家。和灵芝大奶奶信教问题斗争了一生的明太爷醉酒后意外惨死，原来充满明太爷痕迹的房屋，“那致命的水缸，连同他的修理器具、被褥衣服、满院的荒草颓败，满世界的叫骂和不满，统统都被扔掉。明太爷从这个世上彻底消失了”⑫。作者父亲梁光正的离世加剧了梁鸿对死亡的感受，“在村里，所有的死亡都是死亡，也就是再生。这时，纪念才真正开始。遗忘也真正开始。”⑬死亡背后也是新生的开始，梁鸿在整本书的最后描写了一群孩子吃饭的聚会，叽叽喳喳的孩子们充满了生的活力，从出生就带着治愈生者的阳阳“在慢慢疗愈他内心的伤口，他慢慢走过童年时代漫长、孤单的时光，走向一个温暖、阳光的所在。这是他最大的成长，也是他的幸运”⑭。梁鸿把乡村的希望寄托在新生的一代，不断走向更美好未来的一代，虽然饱含着疼痛，但又充满着希望。

身为女性，梁鸿一直关注乡村女性的生存问题，《梁庄十年》中专门探究了乡村漂亮女性从小遭受男性的骚扰与更严重的乡间舆论对女性的裹挟贬低，美丽成为枷锁，造成她们不幸。女性出嫁后主体部分的消失，终其一生，冠以夫姓丧失姓名，失去童年玩伴；
不幸婚姻对女性的戕害，丈夫暴力，女性单独承担抚养家庭的责任；
女性对女性的孤立排挤等农村女性的现实境遇。《丢失的女儿》中通过不同年龄女性的追忆探讨在成长谋生过程中丢失的童时玩伴，漂亮的燕子、春静被男生热烈的追求与村中的风言风语赔上了她们的一生，无论她们逃向何方，前路等候她们的都是一条极险极难的荆棘之路。年轻时“不正经”逾越了大家所遵守的道德的吴桂兰晚年遭到邻里孤立的惩罚。乡村更为严密的舆论对女性的外在压制，长期惯性思维观念下女性之间无意识的伤害，这些无疑是乡村女性艰难生存的关键要素。对此，梁鸿没有再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是通过几十年来几代女性真实的人生经历与简要的点评给读者留下来广阔的思索空间。

梁鸿所望乡村的种种以及她童年记忆中熟悉的乡村生活已不复存在。梁鸿从乡村土地、农民外出谋生的悲惨遭际、留守儿童的教育缺失、女性的身心需求、不可抗拒的意外死亡等乡村的现状出发强烈表达了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担忧，对中国乡土命运走向的反思。

新世纪以来，作家们一直在寻找表现中国乡土命运的新的文学样式，梁鸿以河北梁庄作为中国农村的缩影，围绕乡村生活的种种细节展开记录，展现现代化变革中乡村面临的种种问题，表现村民的生命价值和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表达了梁鸿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担忧与中国乡土命运的反思。此外，梁鸿在创作过程中对“非虚构写作”的种种尝试与创新，打破了乡土文学写作模式，让民间发声，述说生活的苦楚与生命的阵痛，以贴近泥土大地的原生态写作形式丰富了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样式。因而，梁鸿的艺术坚守与突破对当下的“非虚构写作”的艺术创作具有重大现实启示意义。

①春荣: 《新时期的乡土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③④⑩⑪⑫⑬⑭ 梁鸿：《梁庄十年》，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页，第83页，第112页，第140页，第148页，第208页，第224页，第231页。

⑤ 刘小问: 《论近十年〈人民文学〉口述类非虚构作品的形式意义》,《新纪实》2021年第6期。

⑥⑦ 徐文泰：《启蒙的反向叙事与非虚构文学的突围与困境——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为考察中心》，《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9年第4期。

⑧ 曾本祥、王勤学、封志明、石敏俊：《生存空间理论探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1年第Z1期。

⑨ 梁鸿：《中国在梁庄》，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