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之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鲜活互动——读商爱玲著《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

侯德仁，武夫波

（1.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2.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1120）

中国政治史的研究需要在吸收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方能获得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或长时段纵向历史脉络的理解，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虽然理论上的融合必需且必要，但研究者囿于经历、能力、精力所限，在尝试融合的过程中往往难以轻言实现。假如能够透过一个有效的切口，抽丝剥茧，逐层深入，将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运行与政治实效串联贯通，则不失为明智之举。商爱玲教授所著《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以下简称《唐代官论研究》）一书，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全书以唐代官论为中心，以小见大，把形而上的思想史与形而下的制度史相结合，从思想延伸到思想影响下的实践，构建了一个包括中国古代官论的终极依据、基础理论、思维特征、本质属性、政治实践等多个重大问题在内的官论思想研究框架，结构紧凑，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细读全书，我们深感这是一部从研究内容到理论方法和学术观点等方面多有创新之处的精心结撰之作，颇能给人启发，值得学界同道关注。①王浦劬主编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4页专门推介了该书。

该书在研究过程中主要体现出四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直以来，谈到中国政治史上的官、官员、官僚、官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官”的相关理论。有关“官”的理论，即是商爱玲教授《唐代官论研究》中所讨论的“官论”。颇有意思的是，该书第一章标题是“从‘立君为民’到‘设官为民’：官论的终极解释”，论官却先论君，这一点吸引了笔者的注意。细细读来，才发现原来这正是本书创新点之一：对官论的理论基础及其渊源的研究深入到中国古代的君主这一根本问题上来。中国古代的官因何而生，因何而立？这是研究官僚问题首先要面对和解答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官、官僚、官制本身入手，就官而言官，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撕裂开来。所以作者指出：“在中国古代，‘设官为民’思想是官论的终极依据，‘君臣道合’理论是官论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对君臣关系的基本理论指导和价值定位。”①商爱玲：《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6页。君臣道合和君臣道别成为官论解释的一体两面：君臣之道，既要合，又要别。所谓合，从宏观层面讲，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坚持王者为民，无论是西周的以德配天，还是后世儒家坚持的“立王（君）为民”，官僚被统辖在君主之下，君和官的关系犹如臂之使指，其根本仍然是一体的。汉代大儒董仲舒称，“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②（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6页。，在天生万物、天立王为民的思想指导下，王与官关系的理论解释就变得明确而清晰：天生万物，有阴有阳，阳为王，阴为官。“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③（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第五十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1页。阴阳一体合于道，就如同君臣一体，这是官论的终极根本——中国人以天/道为本的终极理据。商爱玲教授此书告诉我们，无论是从对官论的学理推演，还是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都应该将官与君（王）放在同一视野下考量。正如金观涛、刘青峰所说：“以王权为核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的支援意识，主要来自亘古不变的天道与大一统国家学说。”④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君臣道合既是中国天/道文化模式展开的结果，又是中国政治文化君主设官以牧民的结果。中国历朝历代皇权与相权的互动关系早已为大家所关注，那么，君主和官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能否从官论的角度加以解决？实际上，君臣关系的乖离既可以从前述阴阳的文化体系加以解释，又可以从政治实践的角度进行诠释。在传统理论中，阴阳的辩证关系是互动的，尽管在特定时期，阴可胜过阳，但阳仍然要在整体趋势上居于主要地位。《春秋繁露》中称：“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⑤（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第五十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1页。从理论上说，董仲舒认为阴阳之中，阳要居功，阴要尽事，这种关系延伸到君臣领域，便是人君要享其成，人臣要尽其事、担其责。这种理论诠释可以完美地解释唐代官员的政治实践，商爱玲教授在书中也指出：“‘君臣道别’不仅与‘君臣道合’不是矛盾的，还是对‘君臣道合’的进一步补充和更严密的论证，突出强调君臣的‘和而不同’。”⑥商爱玲：《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1页。

商爱玲教授该书为我们研究官论提供了一条清晰的思考路径：在中国古代，官是依附于君的，想要理解官就要先了解君，君臣之道既是同向的道合，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向的道别。宏大理论上的天/道——阴阳体系足以解释为何君臣道合，残酷的政治实践也要求身为人臣的官员在君主面前要坚持“君无为而臣有事”的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官员们，与君主争利、抢功、夺名的后果是不言而明的。

严耕望曾指出，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要“从政事看制度，不专着眼于死的规章”⑦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政治理念、制度设想和政治实践、政治实效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政治实践是复杂多变的活动，历史上不乏有至善的政治理念追求而政治实践中却事与愿违的事例。王家范说：“理念毕竟是理念，理念要变为现实，必须靠制度运作，不断地化为实践上的操作。……长期的历史进程不断警示我们：中国历史上不缺思想与文化的高度，但实践起来却不那么简单。”①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97—598页。如何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发现其钩连和逻辑，是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需要继续发掘的领域。在对官论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商爱玲教授《唐代官论研究》一书更进一步将有关官论的理论与唐代官员的政治实践加以对照，力图从政治实践中找到官论解释的真实范本。作者在书中指出：“本书注重考查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统治思想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唐代官论。”②商爱玲：《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页。作者事实上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她按照从中央到地方的顺序把唐代官员的政治实践进行了分章分节的梳理，明确了在立官为君与立官为民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想要实现官员各自的职能，就要设官分事，并将其视为唐代官僚制度的运作原理。“无论是设官的基本原则，还是选官的思想理念以及御官之道与御官之制；
无论是以孝驭官，还是依法治官等，都典型地体现了设官‘分事’的价值取向。”③商爱玲：《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1页。为此，作者从设官、选官、驭官、治官等不同角度对官员的管理和官制的设立进行了分析。

关于设官分事这一理念及具体实践，《资治通鉴》曾记载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唐太宗曾与房玄龄、萧瑀等人探讨隋文帝治国之事。“乙丑，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
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
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80页。在中国古代，君主亲操政事，一直是对君主的认同和褒奖。商爱玲教授在书中从唐太宗讨论隋文帝得失这个事例出发，指出唐代在设官、选官、任官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道理。“唐代君臣普遍认识到设官治理天下，并非郡县和官员的数量越多越好，关键在于用人得当。”⑤商爱玲：《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7页。这一认识完全可以通过李世民时期的官员数量得到验证，“例如公元627年，精明的唐太宗省并官职，偌大一个唐帝国的京都——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数量也相应减少”⑥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邓小南认为：“政治史是丰富鲜活而非干瘪抽象的。这种鲜活，集中体现在它对于政治过程中人的‘行为’的关注。在政治史研究中，事件与人物固然是行为的组合；
体现为‘过程’的制度，其形成、运作与更革，亦与‘行为’密不可分。”⑦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页。商爱玲教授《唐代官论研究》一书并未局限在对单个个体行为的研究，更试图在透视多个个体行为的基础上，梳理唐代在官僚规范理论、官僚行政理论等多个维度的现实践行与发展，真正做到了个体—行为—制度研究的结合。

唐代官论的研究，既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命题，同时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命题。作为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这类问题的研究天然地带有“争议性”，这种争议性本身也是交叉学科研究的特点。“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应该注意如何将政治学的视角与历史学的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①杨阳：《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商爱玲教授《唐代官论研究》则很好地做到了将政治学理论、观点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在解释唐代官员的进谏传统与制度的时候，作者引用了政治过程的政治学概念；
在解释中国古代官僚起源的时候，作者从政治学国家起源理论的角度做出了解读；
面对唐代官僚阶层的多重选择和位居国君和民众的中间状态，作者积极引入利益政治观。可以说，这本书既是一部历史学著作，又是一部援引政治学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政治史著作。它既是历史的，又是政治的。在作者看来，官员能忠君爱国、以道事君，能上弼圣政、下理群司，最终实现“与天子共治天下”，既是中国传统官论的理论目标，其实也事关政治学中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唐代国家的能力。

当然，商爱玲教授《唐代官论研究》对唐代官论及其实践的研究虽然抽绎出唐代政治的某些优点和特点，但并未“言过其实”，对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本质并未忽视。作者认为，设官为民和设官为君，无论是在理论的终极解释上，还是在君臣关系的维系模式上，都是可以统一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宣称的设官为民，就一定能够最终真切地实现为民的效果，“当二者发生取舍冲突时，‘为民’往往服务于‘为君’，‘道合’往往让位于‘道别’，凸显君权的尊崇性成为最高行为规范。因此，这种政治理论的本质属性是君主专制理论”②商爱玲：《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48页。。

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般只是注重阐释一些思想家或社会精英的政治思想，以经典的政治思想著作作为内容取材研究范围。这样的研究视野，具有明显的狭隘性与不足，因为这只能反映一些思想家与社会精英的政治思想，而不能准确地反映整个政治集团的政治意识。有鉴于此，商爱玲教授的《唐代官论研究》一书自觉地将研究视野从唐代的经典著作、精英思想拓展到审视唐代政治集团的政治意识，以揭示社会主流阶层的价值共识。除了唐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之外，唐代的钦定经典、皇帝著述、诏旨敕令、朝堂议政、宰辅奏疏、策问政论、群臣文集等反映政治思想的文献都纳入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从而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视野。这一点，我们可以商爱玲教授的《唐代官论研究》一书关于官吏选拔问题的相关论述为例。

众所周知，为政之要，要在得人，因而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选官用人。然而，怎样才能选拔出优秀的政治人才及其标准如何，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关于选拔人才，历代思想家不乏众多的精彩论述。孔子以“仁”作为评价人物的重要标准，例如他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③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13—214页。这个地方连用两个“如其仁”，可见“仁”在孔子评价人物时的分量。汉代主要通过“察举”的办法选拔人才，郡国要定期向朝廷举荐各种专门人才，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优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其标准基本上是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
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
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④范晔、司马彪：《后汉书·百官一》卷114注引应劭《汉官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59页。因此，德、学、法、毅是汉代选官的四个主要标准。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通过“九品中正制”评价选拔人才。隋唐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士子科举中式后还须通过吏部考试才能入仕为官，吏部则以“身、言、书、判”四项考核这些中式的士子。帝王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对于如何选拔官员和人才都有自己个人的独特见解。唐玄宗在选拔评价官员时，非常重视被考核者的孝道情况，既要在理论上测试他们对《孝经》的掌握情况，还要考察他们的孝行实践，这其实是唐玄宗的以孝驭官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唐代官论研究》一书详细论述了这一政治思想，并先后征引《唐六典》《拣择刺史诏》《唐大诏令集》《唐会要》《全唐文》等论著和文集，充分阐释了唐玄宗“力图将孝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生活和行为实践中去，利用国家的力量，内化为社会每一个人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①商爱玲：《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70页。的政治观念。而在这些征引的论著中，就有诏旨、敕令、群臣论议、政书、文集等多种形式的史料，扩充了《唐代官论研究》一书研究资料的来源。在该书中，像这样拓展资料取材的实例，俯拾皆是。这不仅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撑，还进一步拓展了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视野。

以上就是我们在仔细阅读《唐代官论研究》一书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概括而言，商爱玲教授的《唐代官论研究》一书紧紧围绕“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这两个政治思想命题展开论述，既深入考察了这两个命题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又逐层分析了它们在政治实践中的表现，最后得出结论：“立君为民”及由此衍生的“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是中国古代官论的主要理论基础，不仅直接表现为理论形态，而且贯穿于政治过程中，落实在制度安排、政策制定以及官僚施政的各个层面。②商爱玲：《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4页。这是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细致的学理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具有可信性。总的说来，商爱玲教授的《唐代官论研究》一书对唐代官论理论与政治实践的梳理研究，抓住了古代官僚思想及其现实运行中的关键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不仅深化了学界对于古代官僚政治理论问题的认识，为今人探究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思想密码提供了学术参考，也为现代政治运行提供了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