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视阈中的巴尔干冲突及其世界影响

陈志强

多年前,笔者曾主持完成了一个涉及巴尔干古代史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将研究工作的最终成果正式出版。通过研究,笔者认为:一百多年来,多瑙河以南地区多次出现战争,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地区,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区,冷战后初期更是发挥了欧洲“火药桶”的作用,引起全球各界人士的关注,学界也对巴尔干半岛成为世界战争中心区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学者们力图寻找出此地演变成一个最不稳定地区的原因。显然,其答案不仅需要在现实利益冲突中寻找,更需要进入其历史中去追寻。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及所涉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难以掌握,有关东南欧地区的古代史鲜有人涉猎。就以藏书极为丰富的美国哈佛大学的相关图书看,近千种书籍中,大多探讨的是近代和现当代的巴尔干,几乎没有巴尔干古代史书。①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前言,第2-3页。难怪研究巴尔干问题的权威学者约翰·凡·安特维尔普·芬尼感叹到:“据我所知,本书是所有语言中这类作品中的第一部。”②这位美国密执甘大学教授继续指出:“许多巴尔干国家也出版了涉及他们自己国家或这些国家内部地区中世纪历史的各种书籍,很多巴尔干半岛以外的史家也出版了关于个别地区(如中世纪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史书。然而,还没有一部书把中世纪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John V.A.Fine,The Early Medieval Balkans,A Critical Survey from the Sixth to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p.VII.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巴尔干地区古代史的专门著作还比较少,我国读者对巴尔干地区各民族国家、民众多种宗教信仰和他们古代的历史变迁仍旧找不到足够的书籍,还缺乏必要的合理认知。显然,对巴尔干地区历史的深入了解,是深刻理解当下该地多种冲突问题的关键。

巴尔干冲突的原因绝非仅仅来自当今各国间的利益之争,而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成因。在这个面积大体相当于我国四川省的狭小地区,积聚了十多个实力相当的民族,它们后来发展为现代国家。各族群不同宗教信仰的传播与分布、其各自文化的出现与成熟,特别是巴尔干中古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全都深刻地影响着近现代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和长远发展。巴尔干半岛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生存环境比较特殊,其多山地的特点深刻影响了该地区多样化的生活状况,致使其内在差异性远大于同一性,特殊性大于共同性,即便在古代希腊罗马征服开发时期,其内部统一发展的动力也未能形成。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继承罗马帝国传统统治巴尔干期间,哥特人等日耳曼民族、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先后侵入半岛,不久后,古代南部斯拉夫人、游牧族群阿瓦尔人也迁徙至此,早期保加利亚王国更称霸一时,而罗斯人与匈牙利人一度入主巴尔干半岛,其他斯拉夫人古代国家相继出现,这些不断涌入的族群增加了巴尔干地区分离倾向和暴力冲突,直到拜占庭帝国于9世纪推行宗教外交扩张和文化征服政策,才促进了该地区的历史整合过程。但是,拉丁十字军骑士于1204年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迫使拜占庭朝廷流亡亚洲,这对巴尔干半岛历史整合进程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特别是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征服和灭亡拜占庭帝国,对这一进程造成了致命的打击。①笔者后来还围绕科索沃战争进行了个案研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并出版了最终成果《科索沃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我们长期研究的结论公开发表于2007年5月17日《社会科学报》,并公布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官方网站,参见《巴尔干古代史研究——〈古代巴尔干地区国家、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成果简介》,http://www.nopss.gov.cn/GB/219506/219508/219523/14640090.htm l,2011年5月15日,世界历史栏目。

事实上,早期古代人类初入该半岛的时间非常古远,考古学证据表明,可以上溯到20万年前。古人类足迹自北向南沿陆路一路南下,直至爱琴海沿岸,他们定居在半岛各地。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一地区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明,在东南欧沿海地区创造出灿烂的上古文化遗产,后人将这里视为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发源地。罗马人虽然以军事征服将巴尔干各地逐一纳入罗马的政治体制,并对半岛各族群进行残暴统治,但是,作为整体的巴尔干半岛则首次被强制整合在统一帝国治下。“罗马征服使巴尔干成为罗马帝国统治剥削的对象,资源外流,地区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但全岛整体开发开始了,这与古希腊时代半岛北部和西部地区人迹罕至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与各类资源大量集中于半岛南部文化中心区的情况也迥然不同,公路交通网的建设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②前引《巴尔干古代史》,前言和第一章,第1-4,36-41页。分散在巴尔干各地的族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的南部中心区向北转移,以适应罗马征服和政治管理的需要,南自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北至马其顿和色雷斯平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很容易理解的是,罗马帝国政治中心的罗马城急需一条自西而东的通道,即从意大利东部跨海,经巴尔干半岛西部伊庇鲁斯向东,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条通道能够使罗马军队快速进抵西亚各地,直达两河流域的“东方”边区。“随着拉丁人政治统治地位的确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宗教和文化也退居次要地位。”③我们的结论基于大量实证性研究,前引陈志强主持的《巴尔干古代史研究——〈古代巴尔干地区国家、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成果简介》。

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以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为文化基础,以古罗马帝国政治传统为政治框架,以基督教为其信仰核心的新帝国。这个帝国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逐步发展为皇帝专制主义统治的帝国,有效调动整个帝国的资源,抵抗着来自东方、北方的入侵,长达1100余年。诸如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匈奴人、各斯拉夫部落和罗斯人等游牧族群和半农耕族群都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防御体系前止步不前,其中一些得到帝国政府的允许,作为臣民、附属区或附属国,定居在半岛地区。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十分复杂,随着各自发展的快慢不同、强弱不等,与拜占庭帝国保持着亲疏不一的关系,有的还不时与帝国进行军事较量。但是,总体看来,拜占庭帝国长期维持巴尔干半岛中古的政治秩序,掌控着巴尔干地区政治生活的主导权。特别是自9世纪中期开始,拜占庭帝国推行宗教文化扩张政策,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政治、基督教信仰、以希腊语为媒介的文化、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以及军事技术等在整个地区传播,甚至超出半岛地区扩展到东欧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毫无疑问成为整个半岛地区的重要中心,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影响持续了数百年。拜占庭宗教和文化传播加快了半岛各族群文明化的进程,逐步打造出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正教世界,即所谓的拜占庭“联邦帝国”。①“拜占庭斯拉夫传统”也在13世纪初以前大体形成。陈志强:《科索沃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拜占庭“联邦帝国”一名在我国并不为众人所知,这一提法首见于D.Obolensky,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Eastern Europe 500-1453,London:Phoenix Press,1971,pp.1-3.笔者主持完成的几个相关项目得出结论认为,这个“联邦帝国”的实质是巴尔干地区的“历史整合”,而这一整合在1204年时遭到重大挫折。前引《巴尔干古代史》,第219-220页。

然而,拜占庭帝国主导的巴尔干地区“历史整合进程”未能完成,帝国统治者主导的半岛“一体化”努力遭受挫折。拜占庭帝国实力的持续衰落,使这一进程的总目标难以真正实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于1204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特别是“拉丁帝国”西欧封建主实行的西欧封建统治彻底击碎了巴尔干的“一体化”,拜占庭帝国整合巴尔干半岛的事业寿终正寝。②前引陈志强主持的《巴尔干古代史研究——〈古代巴尔干地区国家、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成果简介》。

原本是多族群共同生活、相互融合之舞台的巴尔干半岛,其趋向统一的历史整合进程被迫中断,而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征服,特别是奥土帝国取代拜占庭帝国主宰半岛的霸主地位,揭开了半岛历史新的篇章。不可否认的是,罗马——拜占庭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整合并未结出硕果。纵观世界上古中古史,完成近现代民族国家基础建设的地区都经历过旨在聚合区域共同利益之统一的“历史整合”,这一过程都经历了最初的暴力冲突和经贸文化交融,最终进入共存共荣和以和亲为主要形式的血缘融合阶段。世界各地区域“历史整合”的普遍成功塑造了今日的世界,但是巴尔干半岛没有完成这一整合过程,而是转向了强化内部对立冲突的阶段。

拜占庭帝国主导的巴尔干半岛历史整合过程的中断,意味着该地区内部多样化政局还将继续,其内在的差异性也将继续存在并发挥深刻影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增加和扩大了这种差异性,特别是当奥土帝国走向衰亡时,该地区内部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发动民族解放运动期间,他们为本民族国家建立的合法性寻求历史与文化的根据,千方百计突出相互之间的不同,以便占据法理和道德上的优势。可以说,巴尔干冲突逐步激化,这个“欧洲火药桶”成为极不稳定的地区,任何外部势力的扰动都会引爆战争。

如果从半岛开发之初为起点进行观察,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只不过占其数十万年间的短暂阶段,其对巴尔干半岛的经营只有千余年。然而,正是在此时期,特别是9世纪到13世纪初,半岛各中古国家被纳入由拜占庭人主导的东欧东正教世界,巴尔干半岛形成了多族群共存的局面,尽管它们之间尚存利益争执。在拜占庭帝国治下,拜占庭“联邦帝国”的舞台一时安定祥和,更显山水秀美、海岛多姿多彩。正是在拜占庭帝国主导的历史整合时期,世代定居于此的拜占庭人、南部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突厥人基本上能够共存共荣,和谐相处。然而,13世纪初的重大变故改变了一切。世界近代历史开始后,“巴尔干半岛如同整个欧洲其他地区一样,成为诸多实力相当的族群比肩而立的大拼盘”,“成为世界上最缺乏地区一体化内在动力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种因素复杂化的地区”。随后,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异族、异教和异质文化统治者的身份也无法推进该地区的统一。“在巴尔干半岛狭小的空间里聚集着许多利益各异、实力大小相当的民族,他们对半岛地区有限的物质资源展开了多种形式的争夺。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之前的欧洲,武力是决定民族地位的唯一方式,任何软弱和失败都意味着灭族之灾”,该地区各族群民众反对外来统治的斗争不断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性。①陈志强主持的《巴尔干古代史研究——〈古代巴尔干地区国家、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成果简介》。

巴尔干半岛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生存环境多样性非常鲜明,其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和各个族群活动特点也呈现出突出的多样性,其共性少于特性,因此该地区政治分裂难以避免。某些外来分裂力量进入这一地区,冲突自然也不可避免。巴尔干中古晚期历史留给后世的遗产是沉重的,其中古代小国间的暴力冲突将所有居民卷入其中,希腊人、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半岛中部的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等大小民族,均不自觉地陷入地区“内战”,他们之间形成了大量无法解开的民族、宗教、文化“死结”。②笔者将这些矛盾称为“死结”,就是指靠所涉族群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前引《科索沃通史》,第120-121页。拜占庭帝国对巴尔干的历史整合作为推进半岛一体化的力量,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而消退,乃至终止,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该地区的征服和统治进一步激化了巴尔干冲突。

15世纪奥土帝国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战中使用的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器,标志该征服战争属于近代热兵器历史的范畴,但这个中古性质的帝国最终败于近代新兴的欧洲列强。近代初期,巴尔干地区各弱小民族摆脱奥土帝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的运动显然加剧了巴尔干半岛内在的分裂倾向。巴尔干半岛缺乏内在统合动力、缺少共同发展内部联系的各种分裂因素进一步加强,促使该地区在奥土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变为“火药桶”。③现代国际社会曾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应该从字典中取消“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一词,其理由来自近现代因素。“The Balkans:safety in numbers,”The Economist(International Report,Sept.27th,1975,p.55),in Francis W.Carter e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alkans,p.6.目前,巴尔干半岛延续其历史惯性,内部各国保持的所谓“友好关系”极为脆弱,任何微小的刺激因素都会严重破坏地区“一体化”进程。缺乏内在共同利益和统一动力是其深层次原因,短浅的现实利益还不足以消解半岛各国之间的矛盾,也难以化解他们之间的仇恨。专家认为:“巴尔干半岛一体化的未来只能依赖外来整合力量,只能在欧洲一体化持续深化中完成。”④笔者对巴尔干“火药桶”的出现和形成提出了研究结论。前引《巴尔干古代史》,第406、445页。

显然,巴尔干半岛内部复杂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历史遗产的负面影响也将在各国博弈中被放大,巴尔干“火药桶”还将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再次被点燃。

多层面的巴尔干冲突表现在该地区的各种事务中,随时可能演化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危机,换言之,巴尔干冲突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

首先,巴尔干冲突决定性地影响着该地区的发展。事实上,任何现代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是单一族群奋斗的结果,而是不同族群融合交流合作共建的成就,需经历多族群交流互鉴、共存共荣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交流包括暴力冲突与和平共建。巴尔干地区虽然内在矛盾深刻,但和平友好的共同生活有可能缓和、化解矛盾,减少冲突。若要降低冲突,需要该地区主导力量采取正确的政策,逐渐消除造成冲突的各种因素,不断加强一体化力量,最终实现该地区的历史性整合。然而,15世纪巴尔干半岛历史整合的进程改变后,暴力冲突得到了强化,历史积怨持续积累,所有族群尤其是遭受压迫的民族反抗最激烈,他们力图通过暴力冲突的方式获得平等与自由。而奥土帝国“以夷制夷”的统治原则更加剧了不同民族间的对立和对抗,促使巴尔干半岛内在的差异性不断强化,冲突激化,其结果便是发展停滞,经济文化水平大幅度倒退。巴尔干地区长期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不能不说与巴尔干冲突加剧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冲突造成的历史恩怨,尤其是对“非我族类”的残暴屠杀,经数代人也很难化解,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拖累整个地区发展。在近现代工业文明全球扩张的大潮中,巴尔干地区虽然地处欧洲,却脱离了工业文明发展的洪流,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中央区更是成为欧洲最贫困的地区。如今,小国林立的巴尔干半岛长期陷入贫穷困境,其历史原因都与巴尔干冲突密不可分。

其次,巴尔干冲突直接影响着欧洲国际政治格局,加剧地缘政治的危机,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走向也产生不利影响。近代的欧洲在西欧率先崛起的强国引领下,工业科技和生产迅猛发展,其无限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促使工业文明大肆扩张,自西向东席卷了整个欧洲,进而推动其全球扩张运动。中欧、东欧地区先后卷入这场运动,唯独冲突不断的巴尔干半岛地区被甩出了这次欧洲现代化的大潮,成为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之世界性运动的障碍。冲突持续不断,加剧了巴尔干的长期落后,拖累欧洲整体发展,加剧了欧洲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欧洲各国严重的分化,进而加剧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南欧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地区之间发展的落差持续加大,而后出现的欧洲东、西部的发展差异更加明显,地处欧洲东南的巴尔干半岛落到全欧最贫穷的地步。这种差异的恶果直到近年来出现“新老欧洲”现象时仍可见到。西欧列强凭借日益强大的实力,全面卷入巴尔干地区各国的博弈,干涉各国事务,并以之为欧洲大国博弈的筹码。围绕巴尔干半岛,欧美和亚洲各大国展开了长期持久的复杂斗争,争夺、利诱、笼络、出卖、尔虞我诈、出尔反尔,欧洲各国外交因为巴尔干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脆弱。近代早期欧洲国际关系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巴尔干地区矛盾的扩大化,特别是巴尔干冲突恶果的外溢。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球地缘政治交锋区的巴尔干半岛,缺乏其他类似地区的自然地理屏障,因此该地区的冲突无疑加剧了国际地缘政治危机的形成,甚至引发地缘政治的武力冲突。

再次,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巴尔干冲突是逆区域化和全球化潮流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自远古到今天,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演变。“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①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3页。又见陈志强:《论吴于廑“整体世界史观”》,《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人类“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亦即从原始的各自孤立的分散状态向彼此联系密切、最终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世界,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此过程中,原始部族发展为国家,独立存在的古代国家结为更广泛的文明圈,最终在工业文明的扩张中,形成整体世界的现代体系。以部落为单位的人类群体最初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结成了以地域共同利益为纽带的族群和古代国家,进而形成了以宗教信仰为主要特征的更大范围的文明圈,这就为近现代世界人类形成相互关系密不可分的整体(共同体)打下了基础。巴尔干冲突显然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种冲突打乱了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以小族群的利益和它们相互间的冲突阻遏了世界历史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中,巴尔干冲突所形成的诸多小国现象更是欧洲区域化中的毒瘤,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这一全球化中区域化的典型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巴尔干冲突的恶果显示,巴尔干小国林立的现状是巴尔干半岛区域化的倒退,是与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的。

作者衷心希望,巴尔干人民以半岛共同长远利益为重,化解相互间的恩怨,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消除巴尔干冲突和危机,强化巴尔干半岛区域一体化努力,开创巴尔干人民共同体的美好未来,使半岛人民未来世世代代生活在幸福和平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