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韩启云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语言文字素有“人类历史文化活化石”的美誉，留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印迹。白话文运动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由胡适、陈独秀等发起的一场文体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在较短时期内取得成功，并迅速在社会更广层面推广。①《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对“白话文运动”的具体解释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1891—1962）、陈独秀（1880—1942）、钱玄同（1887—1939）、鲁迅（1881—1936）等。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对社会带来的冲击转变中，可感知体认并在持续不断变化的一个影响，被称为五四运动“最富活力的一份遗产”。

长久以来，在五四运动史的框架下审视白话文运动，成为海内外学界的普遍共识。因是，现有白话文运动研究成果，大都散见在“五四”及其周边的相关研究中。近年来，随着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视角的引入，白话文运动研究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新进展。基于此，本文聚焦近二十年来白话文运动的研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旨趣与研究趋势作一回顾与前瞻，以裨益白话文运动研究的开展。

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发展，绝非一日之功。作为白话文运动的中坚人物，胡适在运动尚未尘埃落定之时，便已将“白话文运动入史”提上议程。成书于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是新文化当事人对这场运动的及时总结。胡适在书中开宗明义，申明自己作“白话文学史”的初衷，强调白话文出现并非横空偶然，而是由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来的。②胡适：《白话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胡适将白话文运动的由来溯源到汉唐以来的白话文学传统，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白话文纵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但过长的时间尺度，对白话文运动的骤然而发并迅速成功的解释力度极其有限。

20世纪末以来，“被压抑的晚清”逐渐“被发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③“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参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说兴起，并迅速在文史领域引起震动，为思想文化论域的诸多命题带来了新生命力。当前，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视野成为风尚，“正是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的主张已成为学界共识。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史溯源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研究热点。

文学研究领域较早关注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关系问题。夏晓虹《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一文，从语言、文学发展的角度探讨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渊源，“从晚清白话文运动接受了实用的白话与启蒙的意识，从新文体中接受了外来思想文化与新名词，从传统白话小说中接受了优美的白话与精良的写作技巧。汇合这三者的五四白话文学因此形成了一股亘大的潮流，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非晚清白话文运动与新文体可比”②夏晓虹：《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第22—41页。。文学研究领域强调，清末文学革新运动是后来五四时期白话文学的先声。

旋即晚清关于文体革新的一些思想和活动，很快引起了五四运动史研究者的关注。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997）留意到晚清语言文字变革现象，在其专著中专设一章讨论《清末民初的文学革新运动》，深度挖掘了确实存在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并具体而微地梳理了五四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史实承续关系。③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23—166页。

台湾学者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一书，以“眼光向下”的视角，搜罗许多为人不察的史实，借助清末社会白话报、阅报社、宣讲、言说、戏曲等“开民智”的主要载体形式，勾勒、重建了社会下层启蒙运动的历史现场。从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出发，溯源了清末十年民间白话渐兴发酵的迹象，肯定了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历史作用。④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书中附有《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一文，文章吸纳了新近研究成果。在肯定胡适对白话文运动贡献的同时，主张不宜过度标榜胡适个人的影响，强调白话文运动生发的历史环境同样重要。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虽未能短期内取得“丰硕可观的成果”，但“这个运动并非及身而止，在十年内就倏然消亡；
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走向民众’运动的起点和第一波”⑤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42页。。诚如李孝悌所言，如果没有晚清以来受众及接受环境的历史准备，白话文运动能否短时间突破故纸书堆的禁锢是值得商榷的。

随着“被压抑的晚清”不断地“被发现”“再发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脱胎于晚清白话文运动逐渐从学理上得到认可，“晚清言文杂糅的新文体和‘五四’言文合一的白话文体，构成了中国文学和书面语现代化演进过程中先河后海的自洽性链接”⑥胡全章、关爱和：《晚清与“五四”：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159—175页。。众多研究者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史追溯到晚清，不断发掘诸如“演说词”“欧化白话”“新体诗”等不同元素所承载的过渡转换意义，这些研究明显使得晚清与五四的链接更加顺畅。⑦相关研究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5—21页；
袁进《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123—128页；
胡全章《白话文运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32—37页。值得注意的是，重塑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同时，一些研究者提示到，尽管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不应过度夸大它的作用和意义，两者“只是时间上的衔接而不是逻辑上的衔接”⑧高玉：《论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及其历史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49—57页。。有论者强调不应忽视白话文运动的特殊性，从改革路径、逻辑思路、革命态度、政治时势背景详述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相较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独特性所在。⑨陈迪强：《再论“五四”白话文运动何以成功——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比较》，《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50—155页。

综上，白话文运动的提出、发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联结晚清与“五四”并非偏离历史的逻辑行轨，但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过高或过低评价的确有违历史真实，应当正确认识两者的联系和区别。综合理论储备、思想铺叙、试验尝试、媒介宣传、受众培养、社会启蒙等方方方面，晚清白话文运动都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型起到预热作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研究理路很好地发掘了“五四”对晚清的继承性，但也正因如此，易遮蔽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独特性。毕竟晚清白话文运动始终没有突破文言传统的藩篱，白话文运动真正“运动”起来则是在“五四”前后，这也是两者的根本区别所在。我们应当认识到，晚清社会从器物到制度虽有加速求变的趋势，但在思想层面的全面变革并未完全成熟，“白话文”破茧成蝶尚缺乏足够的成熟条件。

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当空‘掠过’而使得一切分子的组成方式发生变化”①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白话文运动的影响渗透、覆盖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实难估量。白话文运动正是把握这一巨变的多棱镜，折射出近代中国新旧交替、社会转型的变迁，透过它可以管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作为五四“最富活力的遗产”，这一官宣“白话”取代“文言”立为社会通用语言的运动，挽结了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所在，这一运动天然自带的“文白之争”话题，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研究以历史人物对白话文的实践应用问题为切入点，关注到在谈论新旧人物时很难以“非文即白”来判断“新旧之别”。汤志钧《章太炎与白话文》，考辨了《章太炎的白话文》版本真伪，同时考察了章太炎“反对白话文”形象的历史形成，指出章太炎早年革命时期，不仅赞成白话文，亦写过白话文。②汤志钧：《章太炎与白话文》，《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112—119页。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新儒家的兴起及海外“五四”研究成果的引入，交流碰撞中引发了对“五四”的批判反思。华裔学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认为五四运动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全盘性反传统主义”，造成了传统的“文化断层”，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意识危机。③林毓生著，穆善培译，苏国勋、崔之元校：《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此，众多学者提出了质疑、商榷。④一众学者对林氏观点提出商榷、异议，“与林毓生先生商榷”盛及一时；
比较一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并不意味着完全抹杀孔子儒学，更非“全盘反传统”，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在不断的驳议、附议争论中，白话文运动之过引起研究者的格外注意。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对五四白话文运动否定文言文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场运动将文言文视为历史重负，以文白新旧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否定文言，掣肘了我国新诗创作的发展。⑤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第5—20页。董乐山提出对文言传统的遗弃造成了“汉语殖民地化”“汉语自我次殖民化”。⑥董乐山：《文化的误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步入21世纪，学术研究开始在“文白之争”的是非功过之外寻求突破。这一时期，现代化发展的视角被引入白话文运动研究。周新民《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以民族国家为思考维度，从文化资源、价值方向、历史现实、文字标准等诸多方面把握白话文运动与民族国家的关系。⑦周新民：《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60—63页。靳志朋学位论文较全面梳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白话文运动，认为“白话书写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具有淋漓尽致的现代气质。它是洞察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变化。……从儒家思想到政党话语、从等级森严到大众平等、从道德经验到科学理性，这是一个现代思想理念缓缓开启的过程”，行文勾勒了“白话文与中国现代性”互为表里的历史发展过程，指出白话取代文言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趋势所致。①靳志朋：《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南开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民族国家审视白话文运动，是白话文运动研究的新动向，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白之争”的纠葛，从更宏阔的视角审视历史。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研究视野开阔，串联了“五四”迄今近百年的时间跨度，并借以权力视角审视，试图将白话文运动归位，是现有研究中较为全面的集大成之作，强调白话文运动时下也在罹受着自身问题的危机，发人深思。②李春阳：《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张宝明《因“体”制宜：“文白之争”百年祭——兼说20世纪“诗词入史”问题》回顾了“文白之争”的世纪历程，指出“是回归还是超越，是顺应还是拣择，这是每一位读书人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一百年来，读书人凭借自己拥有的知识资源、思想谱系、精神信仰，将汉语的何去何从拧巴地‘死’去‘活’来”③张宝明：《因“体”制宜：“文白之争”百年祭——兼说20世纪“诗词入史”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4期，第38—48页。，正是因为文白之争的纠葛所在，历史史实的还原才显得尤为重要。作者从自己创作《“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中国现代性的两难——以新文化原点中的世界语吊诡为例》等文的思考为切入点，主张回到历史现场，从“新青年派”同人内部、《新青年》与《学衡》的对峙、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三处着眼，改变单向度的历史框架与价值判断走向，不以封闭、狭隘、排他的面目出现，文白殊途同归。张氏的思考对白话文运动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和借鉴。

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与蓬勃发展，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重要表征之一。④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第29—30页。近年来，以大众传播媒介视角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社会进行考察成为学界新的关注点。⑤相关研究参见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7—265页；
黄顺力《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14—120页；
王天根《晚清维新舆论的媒介建构与报刊命运的考量》，《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6期，第45—54页，等等。这一学术背景下，从报刊史、传播史出发的研究，正在成为白话文运动研究的新域。

首先，大众传媒在白话文运动推进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引人瞩目。有研究指出，“白话文的最终胜利并非仅仅是‘五四’胡适等文人振臂一呼的结果”，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警醒和发动大众”的过程中，大众传媒自身的特性和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是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媒介传播功不可没。⑥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文学言述样式的演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1期，第412—415页。有研究留意到大众媒介不仅仅是媒介传播作用，同时亦是权力博弈场，无论是宏观社会层面、微观媒体实操层面，大众传媒都与白话文推广传播相伴相随，对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⑦肖青峰、邵宁：《论大众传媒对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56—160页。有研究者指出“五四”白话文所具有的“近语”“浅易”“科学主义倾向”等特征契合了媒介特征，助益了白话文运动的速成。⑧黄华：《“五四”白话文的媒介特征和动员偏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 期，第198—203页。

其次，在案例实证研究方面，《新青年》《安徽俗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等与“五四”联系密切的报刊成为实证取材的重镇。首要的便是新文化运动的“金字招牌”《新青年》杂志，该杂志参与了白话文运动的发起、发展乃至胜利，一定程度上笔录了这场运动的全过程。《〈新青年〉与现代白话文运动》一文指出，《新青年》杂志“凭借自身的舆论传播力量，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在白话文运动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催生了现代白话文运动，并使之迅速扩大”“促进了白话文理论的讨论和建设”“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文作品”等方面。①张积玉、杜波：《〈新青年〉与现代白话文运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 期，第49—56页。孙杰硕士学位论文《白话报与近代白话文运动》以白话报为纵贯线，串联出晚清以来白话文运动发展脉络，概括白话报整体风貌和发展规律，以审视其在近代历史变局中的意义所在。②孙杰：《白话报与近代白话文运动》，安徽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有论者指出“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以白话文这一‘俗文体’宣传革命思想，造成了启蒙对象的局限性，逐渐偏离了原有的启蒙初衷”，白话文的传播与晚清社会的启蒙认同之间存在相悖之处。③赵林：《晚清启蒙运动的媒介镜像与认同困境——从〈杭州白话报〉到〈中国白话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第173—185页。《传媒、知识分子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晨报副刊〉为例》一文注意到《晨报副刊》在白话文运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④岳亮：《传媒、知识分子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晨报副刊〉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11期，第45—50页。《论敷演白话文的创作、意义及其限度——以〈无锡白话报〉为中心》一文选取《无锡白话报》的白话文形式“敷演”，指出“敷演白话文”具有文白过渡价值，但因其并非出自“言文一致”的语言方案，是“一种近世利俗的二元化、工具论语言观”的呈现，使其现实意义受限。⑤唐诗诗：《论敷演白话文的创作、意义及其限度——以〈无锡白话报〉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6期，第66—73页。

此外，传播技术同样是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印刷术与文、白之争——白话文运动的媒介学分析》一文极具启发性，该文分析了晚清以来机械活字印刷术的生产力效用，突出强调了技术变革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历史转变中发挥的作用。⑥汤文辉、黄斌：《印刷术与文、白之争——白话文运动的媒介学分析》，《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第89—93页。相较于以往学界较多关注的思想层面，“观念背后物质的力量”的思考让人耳目一新，从技术层面剖视媒介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这一研究新域可垦殖的地方还有许多。近年来，新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应用亦已发轫，为白话文运动研究注入新的活力。⑦韩启云：《“〈新青年〉读者”眼中的白话文运动》，曲阜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由此可见，“制度性媒介”对于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尤其是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白话文运动的出版传媒审视，已有剥离五四运动史的覆盖，重新定位白话文运动的趋势。这一研究进路，不但从文化使命方面揭示大众媒介与白话文运动的相互关系，更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宏观脉络上观照了两者的历史地位。展望未来研究，该视域研究仍具勃勃生机。

综上所述，展阅当前学界对于白话文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且涉及较深，既有内涵外延范围的拓展，也有纵深维度的刻画，其中不乏见解深刻、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为后人进一步展开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然现有研究存在几点明显不足。

第一，文学研究为重，历史学考察偏少。现有研究大都将“白话文运动”置于文学史范畴研究，运动的文体、理论等诸多表征关注较多，在研究深度上，表现为理论层面的研究远远高于事实层面的观照。与现有“五四”研究同憾，宏观研究明显多于微观研究。相比较而言，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仍须加强，尤其是历史语境勾连与知识考古学方法的考察尚不多见。

第二，“倒放电影”式研究固化。⑧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103—105页。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仅限于粗线条的考察或大而化之的判断，而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长此以往容易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窠臼。作为历史事件的白话文运动结束以来，历史再难复其全貌，它逐渐演变成一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神话”。因史观立场的不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评价褒贬不一，甚至时至今日，世人在这场运动是非与否问题上仍笔战不休。白话文运动相当程度上与文化激进主义、“五四”启蒙的政治化、文言传统的丧失相联系，尤其是在“文白之争”论争上，百年来，对于这一场运动的是非功过，争论不止。诸多现有研究倾向于价值判断，疏于史实考证。

第三，研究视野局限。以往的研究多注重白话文运动原因、背景及关键人物等方面，以致社会影响互动方面的研究受到忽视甚至遗漏。学界对白话文运动的社会反响、受众及社会互动方面研究尚不充分，对阅读史、心态史的发掘不足，甚至还很薄弱。

有鉴于此，白话文运动的即时性“社会反响”考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甚至可望成为白话文运动历时性争议归位的关键所在。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等文都有涉论五四文学革命影响的限度问题，留意到白话文运动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认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强调了他们的影响，白话文本身同时又为日后的标语口号演说等政治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换言之，身担白话文运动受众与参与者的近代边缘知识分子群体，同时反受益于白话文，并借此谋取政治出路，成为其日后政治参与的阶梯。正是因为边缘知识分子群体在白话文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具有中介双重性，“在知识精英面前，边缘知识分子代大众而为一种想象的听众，有时也将其所接收的再传布给大众；
在大众面前，他们又代精英施行士的传统的社会领导作用”，这就使得他们在弥合双方沟壑的同时也容易臆造出“虚幻的接近感”。故而新文化人建立在这一“虚幻感觉”上的历史叙事与实际社会反响是有一定距离的。①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53页。针对“文学革命”评价偏高的反思，《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专文进行了较细致的全面探讨。该文结合社会学研究方法，把对“白话文运动”的焦距从“立说者”拉长到“接收者”，检讨白话文运动的实际收效，“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②罗志田：《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148页。。类似这样回归历史现场的考察，跳脱了“文白之争”的层层丛栏，亦为定位白话文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坐标提供了可能。从已公开发表的成果来看，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考量，“社会互动”“社会反响”等微观社会考察明显不足。

现有白话文运动研究着力在旧题新议、宏观研究、意义评价等方面，鲜有文章涉论运动的实态，即普通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互动参与及其成效。检视白话文运动具象实态，在此基础上追索并烛照一系列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相关问题，检讨并反思历史过度阐释造成的误区，当是白话文运动研究的首要任务。民初社会，新旧认识远比后人想象的错综复杂，这是我们理解白话文运动最初的话语背景。百年间，世人热衷于对白话文运动价值评判，尤其是在白话文运动造成“文化断裂”的论断上，热衷于意义评价的现象极为明显。并非否定其间意义，但受是非交错影响的诸多争论，无助或少助于历史真实的求索。葛兆光提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强调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并在历史中真正起着作用。围绕着白话文运动阅读与接受层面的考察，仍需要作更深入的实证研究。重返历史现场，还原“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是白话文运动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