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资源利用研究——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例

由俊勇

(山东华宇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德州 253034)

蒋廷黻生命历程是复调结构：前半生学者论政，后半生从政学者。近代史学家马勇评价他“在20世纪晚期，还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失踪者’”，[1]相关研究被遮蔽(Obscured)掩盖，千禧年过后才回归历史学者的视野。许纪霖形容蒋廷黻政术及学问的人生像一头“猛牛”，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在“精细”与“笨拙”之间完成既定目标。[2]近现代中国兼具“政统”与“学统”的“通才”不乏其数，如文化双重人张謇；
[3]而《中国近代史》著者蒋廷黻史学思想注重整体把握和综合分析以及全面阐述己怀的近代化历史观、国家观与民族观，被称作“近代外交史拓荒者”。

近年来，学术界对蒋廷黻先生“内涵”与“外延”已有涉猎，“内涵”指的是历史学方面，体现在史学思想渊源与流变形成实践、史学因缘与学人交流、史学流派构建与贡献等；
“外延”是指围绕蒋廷黻政治思想、外交思想、经济现代化思想、善后救济思想、大学教育思想等；
“内涵”与“外延”方面研究较为深入，此文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蒋廷黻个人历程及所著《中国近代史》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应该有所挖掘。

蒋廷黻“近代化”史观的形成离不开生命成长历程中的教育因素。可以说，蒋廷黻的童年记忆、启蒙时期的教育及其留学经历，对于其史观的塑造至关重要。

(一)童年记忆

蒋廷黻生于1895年12月7日，即光绪21年10月21日，家住湖南宝庆府邵阳以北30里。蒋廷黻童年记忆中对祖母印象深刻，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立足点基于“长时间”史学理论，这其中包含着“大乱大治”循环论与“朝代更替”观，他称赞太平天国运动是有为的“宗教革命”和“种族革命”。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很高，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与其童年记忆相关，儿时的他对“贺某事迹”记忆犹新，并将贺当作大英雄。童年记忆对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史学观念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启蒙教育

1901年蒋廷黻入私塾读书，1905年因清政府废除科举而进入新式学堂，仅接受了四年的儒学正规教育，接受时间过短，同时也意味着其对儒学的被动放弃。蒋廷黻随之成为科举时代最后的童生，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但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这对于他的事业至关重要。可以说蒋廷黻是新旧交替时代的受益者，他熟悉四书五经以及历代重要经典，是新时代新知识人中最具有古典主义情怀的一批人。

在时代大背景下，科举废除与儒学的衰落更像是蒋廷黻个人的机遇，便于他接受西方化的学习。格外重视子侄辈教育的二伯父，原本期望他在科举路上有所收获，但朝廷废除科举考试，再上私塾和旧时学堂就毫无意义可言。相对于传统教育模式学习《三字经》和练习毛笔字而言，明德学校的科目教育更趋于多样化——以自然学科为主(国文、数学、修身、图画与自然)。在蒋廷黻认知历程中，明德学校是一所充满近代化气息的学校，与传统学堂不同，有如“老虎与猫”。[4]1906年秋，二伯让蒋廷黻兄弟转学湘潭长老教会学校即益智中学，从此奠定蒋廷黻信仰基督教的教育基础。在益智中学，蒋廷黻所学知识更加丰富，其思想也逐渐向西方化转变。在学习历史过程中，所知的只是星星点点，不能窥其全豹，所以蒋廷黻研究整个西方世界的进步情形。儒学的扬弃与西学的接受对蒋廷黻都有一定影响。

(三)留学经历

1919年蒋廷黻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海斯教授。[4]海斯教授是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新史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强调史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功用，受其影响，蒋廷黻日后的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新史学”的影子，《中国近代史》就充分彰显了史学的社会功用。蒋廷黻受海斯“族国主义”的影响更甚，从1923年他对英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到1938年他研究《中国近代史》为止，他都坚持这一思路。蒋廷黻认为帝国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却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蒋廷黻将其命名为“扩张性的民族主义”。他对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认知出自对西学的学习与认知，这与钱穆的思想有着极大的不同。

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史学危机”，中国史学界开始警醒。与其说史学危机是对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质疑和颠覆，不如说它是史学自身发展的最敏感的晴雨表，从而史学研究向社会学转轨。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兼备革命、外交及近代化三重叙事结构，体现挫折疏导教育、民族振兴情怀和个人理性启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一)革命叙事与挫折教育启示

近代史的苦难革命叙事基于中国总体性危机背景，[5]正可谓“多难兴邦”，让学生理解历史进程中的曲折，感受线性脉络中的屈辱，能够提升当代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抗挫能力，激发其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历史进程是螺旋式的上升，具有前进的曲折性，革命不是一帆风顺，历史进程启示当代大学生要正视生命历程中的挫折，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挫折教育具有实用性与现实性意义。

(二)现代化叙事与民族振兴教育

蒋廷黻对史学怀揣“贯通”的思想，认为史学工作者不“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
以至于对比西方史学思潮，希冀“可以有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由此萌生著作“通史”的想法，《中国近代史》的著写就体现“通史”观念。蒋廷黻在该书总论中阐述近代化史学观念和问题关怀，大声呐喊能否科学现代化、机械现代化、民族现代化，汲取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总结经验。在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章节中，对于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落伍的原因归纳为近代化进程未能及时启动。蒋氏还认为自强及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未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这表现出改革“不彻底性”；
除此之外，士大夫“旧的精神”与民众的迷信也是近代民族“不彻底性”的关键因素。蒋廷黻注重批评士大夫群体沽名钓誉和空谈误国的本领，认为这是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因素。民众迷信尚可通过教育和改造加以修正，但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认为名誉比国事重要，近代化路程可能尚待时日。所以，蒋廷黻呼吁人们珍惜历史时间，加快民族振兴，摈弃旧制度和旧精神，投身到近代化历程中去。

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启示大学生群体实现个人现代化，而个人现代化是语言现代化、身体现代化、思维现代化、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大学生群体只有完成个人现代化即现代性的塑造，才能夯实民族基础，实现民族振兴。

(三)外交史叙事与理性教育

蒋廷黻注重近代中国外交事务，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和《琦善与鸦片战争》章节中总结外交的历史经验，他认为外交的元素“理”和“势”非常重要，[6]“理”的内涵在于有理有据，“势”的内涵在于审时度势、知己知彼，达到权衡利害轻重效用。蒋廷黻始终是功能主义者，认为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非理性的情感主义不利于外交工作的展开。在马戈尔尼使团访华以及侵略战争的外交努力中，他认为中华民族妄自尊大的国家情感要不得，他在一定程度上企图用理性思维手段来描述近代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近代中国早期外交谈判被他认定为大部分是“错误的闹剧”，表现后果为协定关税与治外法权的丧失，其中缘由之一是近代化视域下法制建设不完善。“闹剧”发生在于中国使用民族自豪感的情感思维与西方国家使用利益至上的理性手段导致“风牛马不相及”的历史错位。

对于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生，使其深入了解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的外交史，运用科学逻辑思维和理性认知观念探究“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核；
而对于文科背景的大学生，重塑其理性、辩证、法治的分析思想，使其能全面思考历史问题。

蒋廷黻史学思想擅于总结历史经验，从历史问题中反思前人留下的教训。蒋廷黻的近代化思想是其史学思想的内核，是在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他的外交理念是史学思想的外核，注重解决现实性和迫切性需求。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蒋廷黻史学思想兼具革命、外交及近代化三重叙事结构体现挫折疏导教育、民族振兴情怀和个人理性启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蒋廷黻线性脉络里苦难书写可以提升学生振作能力，引导学生心理健康进一步发展；
蒋书理路中近代化问题意识、民族问题具体化回归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母题，“育心”与“育德”协同进行，其重视的外交理性更加有助于培育学生政治规矩。当然，我们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内容必须有所“扬弃”，需以辩证全面的视角观察问题。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挖掘书中合理有效的部分，加强学生的历史意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