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新青年》传播社会主义的文化心理路径*

章育良，张淑芬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人是文化的缔造者，同时，文化又对人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起到塑造作用。就如李泽厚所说：“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1]213，“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人们心理的情理结构会生成特定状态，即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2]69文化会通过内化的形式，进入社会成员的“认知结构”和“情理结构”，形成一定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指社会成员在民族文化的浸染下，经过历史的过滤和积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民族性、时代性、普遍性和阶级性特征的直接、朴素的社会意识，它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表现于人的情感、意志、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行为习惯。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一时代的心理”，[3]734意识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需要以一定社会心理做支撑，由一定文化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情感意识基调，会直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意识选择。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实践，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独特的文化现象。社会主义作为由域外传入的高级意识形态，要想在中国扎根、发展，并真正被人们理解和接受，首先就需要有适宜其生长的社会情感、意志和价值倾向的依托。然而，在数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建构的过程中，中国逐渐生成了一套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和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观念价值体系。在长期的封建文化浸染下，权威主义和等级思想深深内化于广大民众的心理，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产生的依附、保守心理是近代西方先进思想传入中国的心理壁垒，社会主义作为以激进方式推翻“权威偶像”，实现民主、解放的异质文化，也同样受到了中国封建文化心理的阻碍。

正如胡绳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的青年，激起了一个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不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人们不可能进一步接受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4]354。五四时期，新文化分子发动的文学革命帮助时人解放思想，破除封建文化对人们思想心理的束缚，为社会主义在华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新青年》作为“新文化元典”[5]473刊物，又是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革命刊物，是变革社会旧的文化心理，助推社会主义传播的典型刊物。但目前学术界大多将《新青年》在文化思想史的影响研究和社会主义的传播研究“分而述之”，未深入挖掘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文化情境创设，从而忽视了《新青年》变革文化心理助推社会主义传播的内在逻辑。因此，本文将《新青年》革新社会文化心理与传播社会主义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并解析二者的互动关系，以探求社会主义早期传播的文化心理路径。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98，决定了等级社会建构过程中所孕育的文化，是为确立和维护统治权威服务的。自秦汉以来，中国在建构和完善君主专制的过程中，逐步生成了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文化思想模式，形成的等级文化以封建礼教“定上下贵贱之分”，以三纲五常为最高伦理价值准则，强调事君尊上。正如章士钊在《箴奴隶》中所言，“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而吾族人乃生而为奴隶，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只领之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奴隶之学派”后演成奴隶性，[7]23-24长期纲常伦理的教育和熏陶下，人们的个体精神束缚于社会等级伦理观念中，个体意识受到压制，并逐渐形成“奴隶”心理。邹容也认为，“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数千年来以纲常教义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文化，为“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正使“中国人之所以为奴隶也”。[8]649在“奴性”文化心理的影响下，社会成员缺乏“自治之力”和“独立之心”，[9]73习惯于依附权威，视等级压迫为理所当然，不言个体自由和独立人格，更不会想为了争取自由平等而采取强烈革命的方式，是推崇以激进的阶级斗争，实现自由解放的社会主义学说扎根中国的心理壁垒。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10]2-3自由是封建权威文化势力最反对和畏惧的，中国近代致力于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都曾将革除国民奴性意识、催发国民自由独立精神视为变革中国风俗人心的要点。麦孟华的《奴隶说》和梁启超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就多次批驳过国人的奴隶性，表示中国数千年之腐朽，祸及至今，“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11]235认为“思想自由”是“凡百自由之母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独立”，强调以培养国人自由独立精神为救国之策。[12]但对于国民心理的改造，晚清先觉者更强调团体、国家与民族的优先性，认为如民“各备其私”，则“其群将涣”，[13]对人权自由持保留态度。这种个体服务于“群”的思路，在提升国民民族意识的同时，也使得个人的平等、自由，源自个人本身价值的体认遭到曲解，以致人们依旧没能从奴性意识当中解放出来。所以，即使民国建立，国民依然醉心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4]225

1915年，袁世凯预谋立孔教为“国教”，鼓吹复辟帝制，企图以封建纲常礼教继续禁锢国民思想，让人民重回奴隶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第2卷1号起改名《新青年》)，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生观，呼吁青年“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15]

陈独秀认为，“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16]把奴性形成的原因归结于文化，认识到封建文化是扶持专制权威，影响整个社会心理的主导势力，于是强调从文化入手，以“立人”为落脚点，欲培植独立自主，追求自由的新国民。陈氏及众多新文化份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猛烈抨击封建等级文化，以其不适于今世，“然犹支配今日人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17]挑战封建礼教的权威。在《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偶像破坏论》《论吾国父母之专横》等文章中，极力批驳封建伦理文化中的纲常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直指尊卑贵贱的等级分层文化，“率天下之男女”失去独立人格，皆非赋予人主体意识的道德学说，“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揭露封建纲常伦教奴役人性的本质，并由此号召民众，“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打破封建伦理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树立独立自主之人格。[18]

与清末先觉者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不同，《新青年》在消除民众奴性心理方面，更具彻底性和革命性。在“立人”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上，《新青年》同人更凸显“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19]认为当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与个人相冲突时，“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20]倡导以人的自由解放为中心任务。由此，《新青年》主张以“个人至上”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作为激励群众摆脱奴隶心理，伸张自由、平等、解放的思想武器。在《叔本华自我意志说》《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等文章中，《新青年》撰稿群体援用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西方意志主义伦理学，推崇个体发展和精神自由，肯定了个体意志本性的绝对力量和突破强力束缚的能力，强调“意志者现象世界之无穷源泉也”[21]，呼吁人们打破钳制和软化人们意志力量的旧价值体系。同时，在《人生唯一之目的》《乐利主义与人生》《读弥尔的〈自由论〉》等文章中，刊物以边沁的乐利主义和弥尔的自由观，唤起人们对自然欲望的追求，强调“去苦而就乐”是天赋之权利，反对“仰他人以求幸福”的奴性行为，鼓励人们要有“自求幸福之能力”，对待“伪乐欺我”的行为，要勇于揭其虚伪面孔，“一鼓而破之，决不受其束缚”，要挣脱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去成为具有独立人格，有自立能力的“自由幸福之民”。[22]

但面对中国这样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新青年》并不是脱离社会急需改造的实际去空谈人性解放，而是希望以个人的解放推动社会的改造。刊物强调，革除“固有的制度的坏，实践民治主义，就是解救我们人民的根本条件”，[23]将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同改造旧的社会机体相关联，以斗争作为获得个人自由的手段。所以刊物在向民众推送自由、平等、解放等西方启蒙思想的同时，又扬起各类“民众运动”的口号。主编陈独秀开篇高举法兰西文明“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的民众运动精神，[24]又在《一九一六年》《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中，宣扬激进的以暴力和鲜血实现自由、平等的国民运动，希望国民“自应执戈而起”惩戒“君主主义”与“侵略主义”的国家，“以扶人类之正义”，求得“吾国之活路”。[25]震嬴也表示：“人生之奴隶性，牢不可破”，非要有“革命之精神以惊醒之”使其“抵抗陋习”，去除羁绊，否则“个人及社会之解放，难于实现也”。[26]想要以民众运动的革命精神击破牢不可破的奴隶性。所以，当面对俄国革命以民众运动推翻贵族专权统治时，李大钊、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将其视为“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27]，是民众为争取自由平等，自起干戈“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的代表，[25]毫不掩饰的赞美这“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认定国民革命是未来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8]高姿态的民众运动与激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并不很分明，这是《新青年》转向俄式革命道路的前提品质。

巴黎和会上列强强权主义的暴露，使人们明白资本主义时代，自由专属于上层阶级，多数人依旧没有自由平等可言。而五四爱国运动凸显的“直接行动”的精神，却彰显了“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29]1919年12月，《新青年》的第7卷1号上刊发了陈独秀的《本志宣言》，宣告刊物正式抛弃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的幻想，并表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30]立志以民众运动改造社会。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以群众运动推翻强权政治，抵抗金力主义，实现人民自由解放的成功案例，自然成了国内开展民众运动的新型范式。之后，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撰稿人纷纷把俄式革命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思想，作为动员群众开展民众斗争运动的理论依据，指引他们摆脱牛马奴隶般的生活。

顺应时人渴望得到自由、解放，摆脱等级束缚的向往，《新青年》将旧时伦理和现实政治压迫的形成归结于经济基础的不良，指明由阶级斗争推动的“经济变动的势力”将使“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失效，“中国的劳动运动”是改造经济组织，打破旧有“阶级主义的运动”，[31]是摆脱等级束缚的出路。为激起国内阶级斗争运动，实现下层阶级的自由解放，《新青年》将劳工阶级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动力，并从强者欺凌弱者的角度，从私有制下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等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层面，唤起劳工阶级反抗阶级压迫，摆脱奴隶境遇的心绪，帮助劳工阶级建立阶级对立观念。在《新青年》刊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劳工神圣与罢工》《国庆纪念底价值》《答柯庆施(劳动专政)》《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将资产阶级称为“掠夺阶级”“特权阶级”，将资本主义政治描述成为少数人谋幸福的“金力政治”，认为古代“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转变为现在的雇佣关系，现代的劳资对立的关系就是历来主奴关系的延续。[32]结合工人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切体感受，刊物将造成工人群众困苦和奴隶生活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下，一切生产机关与生产资料，“概归最小数资本阶级所私有”，而占数众多的劳工阶级却要在资产阶级的支配下，沦为“劳银的奴隶”，不得不为了生计去为“特权阶级”服务，去“做机械的奴隶”，[33]被压在资本势力底下的劳工群众，其“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34]过着牛马机器般的生活。

由此，基于对劳工群众阶级意识的启发，和自由、解放意识的激起，在《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中，李达申明“能够把‘到自由的路’指示我们的，也只有马克思一个人”，必须通过“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通往“到自由之路”。[35]围绕在《新青年》周围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将阶级斗争作为实现自由解放的根本途径，发散于众。结合历朝历代反抗封建权威的斗争经验，陈独秀向劳工阶级表明，“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与旧时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一样，终归是劳而无功，提示劳工群众“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36]所以要想推翻金权和强权的压迫，要想从“家庭的奴隶”“东家的奴隶”“国内外两重资本主义压迫下”的现实处境中解脱，“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37]通过《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社会主义与中国》《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等文章，刊物阐明社会主义运动旨在以“阶级战争的手段”变革现有的“生产和交换方法”，建立公有制经济基础，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种“使机会均等，正义，自由，民主主义，和博爱”的“社会状况”，[38]强调经济制度的革命将改变“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困苦不自由”的现状，将使“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39]由此，《新青年》呼吁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去歼灭一切实行压迫、掠夺的阶级制度，去以阶级斗争消灭资本压迫，完成人的复归，实现真正的自主解放。

中国封建专制对国民思想心理的统治不仅蕴含于社会伦理文化中，还体现于“家天下”的政治伦理文化中。古代中国集家产制与官僚制于一体，以血缘纽带维系封建等级制度，国家权力集于皇帝一人，整个国家成为君主的私有财产。为稳固“一家之治”，封建等级文化将社会伦理归于国家伦理范畴内，形成了一套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伦理文化，将权力进行明确的规定化，强调“尊尊亲亲则犹是一家之治也，其使天下各尊其尊、各亲其亲。”[40]238欲以“小家”中的人伦秩序来巩固和维持君主的“大家”，在“天子家天下，诸侯家其国，庶人家其家”[41]592的权利划分下，各个阶层各安其位，国家成为皇帝“一姓之私业也”，普通平民将国家视为“皇帝的国家”“朝廷的国家”，而作为皇帝的子民，其“身”“心”都被归置于所处的“庶人”家庭和家族中，除非通过科举取士成为皇家政权的“代言人”，否则平常百姓无从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

而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爱国论》《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章中所指：在中国数千年封建“德育”的教化下，国民“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将国民排除于公事之外，而使得“国民益不知公德为何物”。[42]661邵力子也认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是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以个人只觉对于家庭有种种义务，而忘却他对于社会的义务”[43]，表明了在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氛围下，民众民主意识的匮乏。在“家天下”文化笼罩下，普通百姓“只保家，不问国事”，[44]对国事民桑漠不关心，视国家为“君相之国”，将国政之事，“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45]认为干涉政治“非分内之事”，对国家内部“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46]132使得人们无民治思想，缺乏国家主人翁意识和民主观念。

显然，“家天下”的国家观念如不消除，国民便不会生成建设民主国家的想法与动力，而社会主义作为新型民主国家的建构方案，也自然不会为人们所接受。由此，帮助国民消除旧的虚幻共同体对心理的影响，建立追求民主的意识，以社会主义国家观念取代君主本位国家观念，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内容。

革新国民国家观念是《新青年》的一大旨趣，创刊初期便言明“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47]，并将“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居于主人地位，视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唯一根本之条件”。[45]刊物强调要将封建王朝与现代国家进行观念区分，并以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厘清国家主权所属的问题，帮助国民破除“朕即国家”的传统国家观念，树立“主权在民”的概念。在《新青年》刊发的《偶像破坏论》《答汪叔潜(政党政治)》等文章中，陈独秀论证古代的专制国家只是“骗人的偶像”，是“伪国家”“民奴国家”，披露其“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将国民视为自己的奴仆，[48]揭露了古代国家的私有性和虚伪性，并明晰近世国家是公民的共产，是“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的“乃国民总意之表征”的真国家，[49]劝导国民要顺应时代趋势，树立国家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实行国民政治。为消解人们心中的帝王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在《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国家非人生之归宿》《民约与邦本》《易卜生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中，高一涵、胡适等《新青年》同人极力消解人们以往的专制国家意识，并通过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向人们输入“主权在民”的国家理念，表示旧时的“专制国本建业于主权者独裁之上”，国家盛衰均“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而现代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50]“各级人民均有与闻政事之资格”，[51]国家的盛衰由国民决定，国民才是管理国家的主人，强调政府的权力由人民给予，政府官僚都要对人民负责。[52]刊物正告人们，旧时“人民权利，皆极端供国家之牺牲”的消极国家观念已经不合时宜，现今要“皆以谋社会公共幸福”为目的，养成共同改造和治理国家的民主心理。[53]

虽然五四运动前《新青年》支持的是共和政体，但民初时期帝制复辟的丑剧和国会腐败的现实，以及体制内暴露出的宪法问题、内阁问题、国会问题，都显露出西方民主共和国的实然同应然、理论同实践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差距，表现出今日所谓的“共和”“立宪”，“乃少数政党之主张”，依然是为少数人的利益，“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45]面对中国的政治仍然是专制的现实，《新青年》更推崇和期盼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民治的国家”。因而，对于“理想中之中华民国”，陈独秀的设想是：“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54]想要摒弃欧美民主文明的弊端，追求更加完善的民主国家。由此，五四运动前，《新青年》对未来国家的设想是不确定的，常常在国民大会与代议会制间左右摇摆，并未给出具体的制度设想，刊物更倾向于反专制、反强权，追求民主等原则性追求。

巴黎和会的失败，不仅扯下了西方民主政治最后的遮羞布，也暴露了以西方民主思想为内容的政体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不相容。而苏维埃俄国，这一排斥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并实现了以劳动阶级为主的多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逐渐成了国内舆论界的议论对象。五四运动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逐渐在中国传开，俄国愿与中国人民相“提携”的言论，顿时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欢迎，各进步报刊、团体纷纷致电回敬。1920年5月，《新青年》在《劳动节纪念号》中将宣言的译文，以及国内各组织团体对于宣言的舆论登载出来，反映国内除“官僚武人”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并为俄国宽大的民主政治所折服，欲当由此前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55]

之后，第8卷1号的封面上，《新青年》登出了从东西两半球伸出手并紧紧相握的图片，这一设计暗示中国人民与苏维埃俄国必须紧紧团结。[56]自此，《新青年》转而“以俄为师”，开始以苏俄为理想国家模式，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国家。同号开始，《新青年》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并陆续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组织》等文章，从苏维埃俄国的制度、政权建设、阶级立场和权力分配等方面，系统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与阶级主张，描绘了“苏维埃会议的宽大，体贴，和一切政策”，[57]以及工人在苏维埃俄国不受资本家限制的社会情况，展示了在“把阶级，等级，特权阶级铲除了”的“新劳农共和国”中，劳工阶级在经济、政治中的优越性。[58]不同于虚伪的资本主义政治，《新青年》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内，劳工界执行国家的势力，成为国家真正主人的景象，明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行性和真实性。

另一端，从学理方面，在发表的《谈政治》《对于时局的我见》《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文章中，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传播者们，凭借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阐释力，揭露了异化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本质，并论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文章表示，国家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59]“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具有阶级属性，以往封建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超阶级国家观念都是虚假的，劝告国民抛弃对旧的国家体制的幻想。破立并行中，《新青年》向群众讲解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表示“劳动者的国家”，“已不是真正的国家”，旨在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现底层阶级的民主，[59]在劳动者的国家中就没有奴隶制度，也不存在阶级差别，异化的国家也会“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也将得以实现。[60]刊物表示，只有通过建立“劳动专政”，根本铲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制服一切反革命的反动力”，才能真正消除资本家的特权，和专制阶级对政治的垄断，才能“实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义”，[59]达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由此，《新青年》呼吁劳工群众行动起来，将自己对于民主生活的追求化为革命的行动，去建设属于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61]，使底层人民能够真正实现当家作主。

与中国四季轮回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历代圣贤贯彻“法先王”的治国策略相联系，历史循环论普遍存在于中国文化界，并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社会运行规律的主基调。从先秦时期孔子的“一文一质”历史观，到汉代董仲舒的“三统三正”历史循环观，再到宋明时期王船山的治乱循环论，都将历史与社会内在的运行规律归结为周而复始的圈际运动，认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社会和事物的发展被置于递嬗循环中，这种圈际运动式的社会历史观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高一涵和陶履恭所分析的，由于国民“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所以不知时代递嬗递变，始终保留旧时观念，[52]人们“迷信古典”的情结，使其“更追念那太古尧、舜、禹、汤郅治之世”，[23]想要回到以往的社会状态。在信而好古的思想模式下，人们往往依附旧有的经验，从旧有的事物中去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认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
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62]412，动辄“引数千年之古人为印证”，“每受一新理新学，必附会古人”，[63]582严重影响了西方社会改造思潮的传入，也是辩证否定旧的社会形态和旨在向新的社会形态飞跃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心理阻碍。

随着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实现社会现代化转型、解决近世危机已逐渐成为时代主题，而以往的历史经验已不能承担起这一时代的任务。近代有识之士纷纷从变革历史观入手，想要消除时人迷旧守成的保守心理，如龚自珍构想的“三世进化公式”，康有为提出的“公羊三世说”，以及梁启超提出的“三世六别说”，他们将西方社会进化思想、发展史观与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批判旧有的“一治一乱、治世相循”的社会发展循环思想，论证“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推动中国循环史观向进化史观方向转变，并以此帮助国民塑造求进的社会改造观念，强调“天地以日新，万物无一瞬不新也”，而国人若依旧“不进则退，不奋不起。保守迟疑，沦亡难免”，[64]291极力倡导好新进取、奋发图强的社会改造心态。

消除国民崇古保守心理，培植社会进化观念，也是《新青年》同人的共同目标。杂志开篇便倡导“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变世精神，指斥青年的保守心态，在《古迷》中，更是将“古迷病”视为“新青年的对头”，批驳这种崇古心态使思想界沉滞腐败，使社会停滞不前，力主“排旧革新”。[65]为培养群众图强求变的社会改造品质，刊物将主张“以生存竞争为天演公理”的进化论作为“保种保群自强进化之公理”，[66]欲通过倡导进化观念，打破几千年来迷古守成的心理观念。《新青年》先后刊载了《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生物之起源》《不自然淘汰》等文章，从自然科学角度，以生物进化论解释生物的演变过程，推求物质世界的演进和事物质变的合理性，将世界的存在形式和自然界的运行规律置于由低到高的竞争过程中，表明“吾人欲求生存于现今之世界，必依现今之世界为转移”[67]，向民众灌输社会进化观念。另一方面，《新青年》将进化观运用到人文社科领域中去解释社会运行的规律，通过《生存竞争与道德》《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国语的进化》等文章，将进化论思想融入政治、道德、文学等上层建筑中，以进化论观点阐释意识形态和人类社会的变迁模式，告诉人们“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15]近世文明“将永绝一治一乱、突兴突败之局，而立不退转之文明”，[51]劝诫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不能再以“古时之社会做参考”，也不能“因袭固有的制度”和旧有的社会惯习，要消除僵化的守成心理，用“进化”的眼光去考察和实现对社会的改造。[68]

然而西方进化论在开启近代中国变革思维的同时，也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和种族压迫合理化的说辞。随着一战的爆发，战争的惨烈促使国人意识到，昔者“优胜劣败之说”，“以为汰弱存强为人类进化之公理，而以强者之怜悯弱者为奴隶道德。……此军国主义之所以盛行也”。[69]4进化论思想下，国与国之间的道德、是非、公理皆抛之脑后，强权即公理的说辞使国内对进化论开始产生怀疑，认为这种思想乃“今日之大患”。而正当人们开始质疑进化论时，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开始借助《东方杂志》《学衡》等杂志宣传复古思想，想要重回窠臼。严复、章士钊也相继发表《欧战后哲学上之疑问——进化论与循环论孰为真理》《进化与调和》等文章，表示“竖尽千古，横尽六合，所有事物，究其终极，皆为循环的，而非进化的也”，[70]对直线进化历史观提出了质疑，想要抛弃进化论，重拾保守的循环史观。保守、复古论调逐渐在舆论思想界蔓延，直接影响和动摇了人们推翻封建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决心。对此，《新青年》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唯物史观，想以一种更高级的、协和式的进化史观帮助群众重新塑造科学的社会进化观念。

《新青年》在宣介唯物史观的初期，便着重凸显其内涵的进化观念，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介绍其为“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71]但与主张强力竞争的西方进化论思想不同，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中，马克思主义者们适应时人想实现社会进化又排斥强力竞争的心理，着重凸显唯物史观消灭强力、平等互助的理论品质，将唯物史观视为一种“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动力与指导力”[71]，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进化过程，归为“这正是个人主义与(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72]将社会主义的完成，看作是“庶民的胜利”[27]，是联合世界“无产庶民”与“世界资本家”相斗争的胜利，[28]是世界主义、公理、正义的实现，从而突破了进化论激烈、残酷的自然进化定律，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人道主义进化观传播于众。

与以往的社会改良主张不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青年》同人，主张要以经济基础的变革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凭借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阐释，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彻底否定复古调和的言论、思想，表示随着“农业经济”的变动，“孔子主义”便“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并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除非打破现代世界经济关系，否则不要想回到“古代静止的生活”。[31]同时，他们以唯物史观阐明社会运行的规律和本质，从经济视角解释历史动因，重新定义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表示“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73]，“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构造”，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以“经济的构造”为转移，进而表示在变革经济基础之前，细枝末节的改造并不能真正改造社会。刊物否定了改良派的温情政策，表示那“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并不能“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提出要想抵抗国内外资本家的掠夺，解决中国劳工问题、失业贫民问题、发展实业问题等诸多社会细枝症结，必须采取最猛烈、非妥协的“直接行动”的办法，推翻现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组织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彻底变革。[33]《新青年》强调“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个人或团体都没有实行社会改造的余地，[74]现实社会上、经济上的种种弊害，都是由于“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只要“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所以必须要从改造“经济组织”入手，主张对社会的“根本改造”。[72]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异质的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与这一时期文化重构导致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嬗变有关。封建文化心理的解构和现代文化心理的建构，是社会主义扎根中国的心理基础。适应中国社会变革和国民性改造的时代主题，《新青年》编辑群体将重塑国民心性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前提和路径，通过倡导新文化运动，扫除国内封建文化基调，冲击中国原有的不合时宜的文化心理结构，帮助国民建构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的文化观念。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国人现代文化心理追求的指导理论，在传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程中，指引人们实现自由、民主、解放，完成对社会的根本改造。可见，《新青年》传播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心理相契合的一次生动展现，是《新青年》通过变革国内落后文化心理助推社会主义在华传播的有效实践。

前述表明，虽然人类的思想体系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但是这个决定过程是复杂的，在思想体系与历史主体之间要有社会心理作为重要桥梁，任何外来的文化，如果不能同本土的具体文化心理相联系，它就不可能立足并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伴随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促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更要重视社会文化心理的基础地位，关注和掌握社会文化心理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动向，正确处理社会文化心理与时代性要求的关系，要善于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引导、调整和改造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相符的社会心理，培植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融通、相契合的社会心理结构，要促使人们在优秀文化的价值指导中，增强对主流意识的情感理解和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