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理论视域下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的哲学审视*

刘 灵，黄 杜

(湖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马克思关于物化现象的经典表述见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89-90。从马克思这一经典表述出发，卢卡奇对物化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阐发，从而使其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理论视角。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哲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研究视角限于政治哲学范畴，聚焦空间正义问题，而把现代城市空间置于一种社会“形态”的哲学讨论则有待深化。因而，本文意欲基于马克思主义物化理论，展开对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的历史生成与结构特征及身处其中的人的生存境况进行哲学的叙述、批判，进而为现代城市化发展供给一些理论探索，以抛砖引玉。

任何社会空间都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是人与自然物交互过程中共同生成的存在境域，“没有地地道道或纯正的空间，只有按照一般社会结构内某种群体发展起来的一定模式(也就是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空间”[2]652。社会生产方式的嬗变规律决定了社会空间形态的演进逻辑。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人类历史从传统村落(包含部落社会)空间形态发展到现代城市空间形态，实现社会形态的进阶与转换。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类与动物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相差无几，人的生存极度仰仗自然的恩赐与大地的哺乳。人们的生活轨迹主要追随“物”的步伐，因而自然物的丰富程度与空间格局规定了人们的劳动方式与生活秩序。最早游牧民族便是以养牛的生存对象——草料的自然时空分布而展开生产劳动的筹划与社会秩序的厘定。经过长期历史实践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人们逐渐从“随波逐流”、无垠的自然空间场域进入到 “安居乐业”、固定的社会空间场域之中，完成了人类社会从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的历史飞跃。相比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有较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能在固定的空间场域中从事生产、生活，构筑人类稳定的生存家园。但囿于前现代社会的生产力落后，无论是与原始社会时期的游牧经济对应的“流动的自然空间”，还是与封建社会时期的农业经济对应的“固定的弱人化自然空间”[3]75-79，都受自然物的宰制，具有强自然的空间特性，是一种最为素朴的“物化”空间。归结起来，传统社会空间形态具有以下结构特征：第一，特殊性。人的存在场域依附于自然物的空间结构，而自然万物气象万千，地形纷繁芜杂，空间结构参差不齐。正如世界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每一地域的自然环境都极具迥异不同的空间特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处地域空间都充满偶然性、独特性。第二，整体性。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简单、落后，无法对社会空间进行专业、严格的区隔，因而人们的生活空间、生产空间集于一体。由于社会空间区隔间距不大，因而不用频繁地进行生产场地异动或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栖息空间中来回穿梭。第三，独立性。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主要以地面横向空间生产为主，纵向高层空间生产不足，不存在高楼林立、物理空间叠加的境况。因而，无论是生产空间还是生活空间都相对独立，空间权界清晰。

相比于传统社会空间形态受制于自然物的“物化”，现代城市空间形态受制资本这一社会物的宰制，是彻底、真正的“物化”。这一历史事实由现代生产方式所规制、决定，是资本逻辑所筹划的历史产物。传统城市与乡村田园互为一体，服膺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它们呈现出中心治理——边缘生产的二元化空间结构，城市只承担了生产秩序的维护与治理，而不具有社会财富的生产功能。而现代城市诞生的历史基础是由资本筹划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从农耕生产向工业生产的迈进与转向，现代城市不再仅仅承担社会治理与生产协调的政治功能，更主要承担了社会生产的经济功能。因而，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类生存的空间形态。现代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需要集聚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与劳动工人于同一空间场域，以节约生产资料空间转移成本，提高生产工具的使用效率，减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与工人之间的结合成本，进而大力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等的仓库、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1]377。归结起来，现代城市空间形态具有以下结构特征：第一，空间同质化。现代城市空间由资本筹划，追随资本这一社会物的社会空间属性而展开。资本作为社会存在物，失去了自然物的有限性、复杂性与特殊性。基于商品交易普遍化而生成的资本，是对自然物的一种社会抽象。自然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被转化为资本这一价值形式，因而一切自然物都转化同形式、可量化、同质性的资本货币。这一社会存在物的根本特性决定了现代空间的同质化。因而，现代城市空间结构无论怎么装饰、设计，其建筑主体、空间结构大同小异，数理几何特色明显。第二，空间专业化。现代社会分工致使生活、生产空间不再一体化，社会空间逐步被细致分离、分工，居宅空间、休闲空间、生产空间……都被独立生产、全面分化。专业于不同空间流动的运载工具汽车也被独立生产出来，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空间场域之一。第三，空间立体化。囿于社会生产规模集聚、横向空间资源有限，现代社会便结合已有横向空间而展开了纵向空间建构最终形成了立体化空间结构，从而使得人的生存物理空间纵横交互、错落重叠。

具体而言，处于现代城市空间形态中，人们生产空间、居住空间与公共空间都被程式化、同质化与标准化。生产资料堆放整齐，生产机器排列有序，工人的劳动状态被锁定、约束在固定空间之内，即便是看起来具有小范围自由空间的工作岗位，其生产空间也是限制、规范与固化在一定场域之内，例如铁路上司乘员工的生产空间被严格限制在车厢与固定线路或航道之上。作为劳动对象的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被严格按现代工业要求进行结构改造、空间排序，以满足流水线的标准化、社会化生产的要求——“随着机器体系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普遍使用，工人分别被固定于生产流水线的不同位置，不断重复完成着同一个简单的机械过程”[4]139-146。由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逻辑不仅仅对人们的生产空间进行再造，更是对人的居住空间进行了重置、形塑，致使居宅空间的标准化、同质化。基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特性，人们必然走向集约化居宅状态，高楼林立，空间重叠交织、相互嵌合。居宅之间除了公有地的交融，更有居住墙体的共有，生活水电路的交叉，致使人与人之间居住空间多维重叠与深度依赖。城市公共空间同样被资本格式化、物化。“界限、道路、桥梁都是重要的社会和空间事实”[5]43-50，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主要空间场域。正是这种公共空间的整齐、规范与标准，给予了人们生活极大的便捷与舒适的生活体验感。水泥钢筋浇筑的路基整洁无尘、红绿灯以时间分配空间井然有序，现代城市空间秩序规整了所有自然物的偶然性、混沌性，让人们甩掉了泥巴小路在生活、工作与休闲中对人的身体造成的纠缠与负担。不仅如此，现代城市空间的井然有序，让一切正常活动在时间上充满了确定性，生活上充满了稳定感，一切活动都可以被“算计”“精确”，例如路基平整、红路灯的精准调配、地铁的准时始终让人们对一切活动有了心理预期，基本上是可以排除某种“自然物”偶然性导致的空间移动或交通出行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生活效率。

传统社会空间形态到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向，并非仅仅是一种自然物理空间的转换，更是一场社会存在范式的进阶与转向，“城市作为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聚集体，既是资本积累最为集中的地方，也代表了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6]227。被现代生产方式所构筑的空间形态，有其独特的社会属性，构造了人特有的存在境遇。

其一，现代城市空间抽象化剥离了作为劳动对象物的独特性，进而让现代人在劳动实践中丧失存在感。“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存在物”[7]104，是自然存在物，一切感性需求都必须置于劳动对象之中才得以感受、显现与确证。在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中，劳动对象是纯粹自然物，具有天然的、独特的空间结构特征，这决定人们每次劳动的“具体性”，能从这种特殊物中确证到个体性存在，获得存在感和成就感。传统生产中，尽管个人生产能力有限，其产品的社会价值不大，但这个产品的自我确证性却极为强大，因为产品的生产极具个人特性，与他人的生产在物理结构、产品特性上迥异，给予人个性的印证——正是这些劳动特性让人们有饱满的生活体验，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实在。而在现代城市空间形态中，一切自然物被现代生产整理、规范与抽象，自然物的丰富性、独特性被现代生产方式裁剪、过滤与简化。现代生产方式把自然物中对商品生产不利的元素剔除、排斥与弱化，而把某些有利的元素凸显、延扩与强化，这样就“消灭了它们原来的、真正的物性”[8]140，拒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切身、原始的关系。因而，现代劳动不再直接面对自然物本身，要么通过标准化的机器作为中介与纯粹自然物发生实践交往，要么作为劳动对象的物被现代生产方式所标准化规整、改造，失去了自然物本身的独特性，“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离直接的物质活动越来越远”[9]54-59。正是由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嵌入，被标准化、程式化、合理化的劳动对象的空间结构 “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8]140。人们在这种生产空间形态之下，再也不会遭遇“不可预知”物质空间结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生产工具的技术化与劳动对象空间结构的整齐划一，不会再让人从现代劳动中确证到纯粹物的特殊性与自身的“个性”，进而也感受不到劳动者自身的存在感与成就感。

其二，现代城市空间的社会化割裂了人存在空间的整体性，使现代人的生活碎片化而找不到归属感。在现代城市空间形态中，随着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社会物理空间区隔愈加细化。现代城市空间区分不再局限于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分割，而是人的一切需要都按照商品规律进行专业生产与空间分割，餐馆、休闲、工作、休息……等人的不同劳动或生活场域不断被社会区隔开来。专业化空间场域是对其不同劳动状态的专业配置，能使人在其中发挥出专业劳动或实践的最大效率，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抽象化空间如此区隔、分化，让现代人在不同的空间场域之中来回穿梭、游离，疲于奔命；
同时，现代城市空间的高度集约化，人们共处一个地域共同体，不同空间的相互嵌入、重叠交错，即便独处的居宅之中，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空间交互性、互嵌性极强，让现代人难以享受绝对的空间静谧。而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中空间场域相对独立，权界明晰，不存在过多的空间交错，人际空间关系简单。而现代城市空间的物理结构相互嵌入，注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权界的交织复杂。在面对现代空间的物理纠缠与权界交错时，个人显然会失去对自身空间总体性把握能力，不能实现“自在”或“随心所欲”。例如，在高层居宅中，我们不随意改变我们拥有所有权的房屋空间结构。不仅如此，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碎片化直接导致人生活的中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式微，即家园感的丧失。传统村落空间封闭性强，人们世代生产、生活于同一场域空间，并通过实践实现与存在空间深度交互、融合。因而，这种“地方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10]44，凝聚祖辈的勤劳，沉淀着家族的荣光，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厚重的生活感，能让人们停下操劳繁忙而进行身体休息、精神滋养，尽情地感受到物理空间独立与生活自在。“地方是运动中的停顿，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会停留在一个能满足某些生物需求的地方。停顿使一个地方有可能成为一个感受价值的中心”[10]112，这种空间场域从而成为人们操劳于世的真正家园。但在现代城市空间形态中，作为家园的居宅被商品化、标准化，与工作空间、公共空间之间的主次关系被敕平，成为空间并列关系。居宅沦为纯粹肉体休息的空间，失去了其形而上的意义维度，承担不了人生归属感体验的价值“功能”。

其三，现代城市空间的资本化规定了现代人生存空间的经济目的性，异化现代人空间境遇而致使人丧失主体性。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11]415，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于人类社会空间生产、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现代城市空间形态始于资本，忠于资本。在现代城市空间场域中，每一处空间都被资本规定，被经济效率所谋划、布置。“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8]131，“对所有应达到的结果作越来越精确的预先计算”[8]136。即便是闲散空间的留置与剩余，都被赋予了经济效应的功用目的——这种闲散的空间属于一种功能化、效率化的闲散空间。它的目的是让工人恢复生产能力而不是着眼于纯粹的、漫无目的的自然生息。因而，在这种空间形态之下，每一处空间设置与建构都赋予了经济目的，人必然被工具化，以满足空间碎片化的存在要求，沦为社会化大机器的一个工具、零件，“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裂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1]417。一切空间都被理性、效率所筹划、限定，即便休闲的空间也被资本谋划、厘定，“闲暇”因此成为资本主义运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商品化和定价[12]310。每一处空间存在都是一种功能、效率的存在，附着于资本增殖的目的。空间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获取真正的空间性自由，极大地释放人的自由本性，但现代城市空间生产却成为剥削劳动阶级的重要载体与资本增值的重要渠道。空间本身已经“作为一种资本增值的形式和载体而存在”[3]75-79，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人对空间的自然属性、使用价值的追求被资本转换成对利润的追求，一切空间生产诸如居宅、工场等均处于资本的操纵之下，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宰制着空间生产过程、空间产品形态。尤其在消费社会中，资本进一步对人们的空间需要进行了符号编码、偏好塑造与需要规制，进而资本全面物化了社会空间，异化了人的生存境遇。资本通过盘踞现代城市空间资源，制造现代物化空间消费欲求，加剧生存空间的紧张关系，全方位服膺于资本自我增殖的目的。资本成为空间生产的主体，而人沦为空间生产、资本利润增殖的工具，丧失人在历史与社会中的主体性，具体体现在现代人切身的空间体验之中如空间饥渴、空间焦虑与空间压迫等。

总之，现代城市空间的抽象化、社会化、资本化，全面规制了现代人的劳动样态、生活意义与存在目的，把人置于一个标准化、程式化的生存空间场域之中，一方面增加了人类社会空间自由，另一方面也让现代人丧失了主体性，缺乏存在感与归属感。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人们享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空间形态带来的自由福祉，也切身体验到它致使的存在困境。“何人不起故园情”“回到农村”“回到过去”，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滋生的社会臆想，更是对现代城市空间形态所导致的生存问题的回避。“乡村意识的凸现是与城市、都市存在不能区分的……在一定意义上，都市经验让乡愁自觉突出”[5]43-59。社会生产力发达的历史现实为构筑现代人田园生活的心境奠定了经济基础。对这一历史境遇必须有深刻自觉。单纯从空间上“回到农村”、从时间上回到过去的复古情怀只是一种情绪、情感表达，不能作为辩证的、历史的与科学的“共产主义”历史实践。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这种社会情感的人，一方面缺乏田园生活的现实经验，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化”的人，反身成为田园生活的主人，他将难以承受田园生活的孤独与无奈，更无力承担田园生活的物质成本。从乡村农耕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迈进、转向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环节，不可逆转。因此，只有在现代城市空间的基础上重构社会空间场域，螺旋式上升地走向现实的“田园生活”。

因此，面对现代城市空间形态带来的物化困境，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方法与视角，才能探索出现实、科学的消除路径，从而真正地复归人在现代空间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找回人们生存的归属感、存在感，实现人类的空间解放与社会自由。

其一，确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规制资本对现代城市空间的物化，复归人们在现代空间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或公共权力，以合理性原则全面精准谋划空间生产，并对社会空间全面地、标准化地生产，以期实现社会空间的效率化、功能化，“这类空间是规则化的、理性化的和条理化的符号世界，资本的膨胀和生长又有依赖于极为规则的‘理性’秩序”[9]54-59。资本所筹划的现代空间生产满足资本所规定的理性需要，而非人感性、切身的社会需要。以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所谋划的空间自由最终归属于资本家抽象个人与其阶级。空间生产成为资本家满足其个人无限利益的工具，空间生产导向、结构布局等一切皆以经济效率、资本增殖为目的，人一切的生存空间被资本钳制，“城市空间的建构与规划无不体现了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13]241。囿于资本的形而下属性，全面植入对城市空间的筹划中，一切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都要朝向资本增殖、经济效率，凡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城市空间一定要进行充分的资本化、物化。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资本宰制了现代社会的空间生产，成为历史的主体，使人成为资本的工具。因而只有废除、扬弃资产阶级私有制，坚持、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瓦解资本无限增殖、无序扩张的社会动力基础，进而从根本上、现实上阻止资本对城市空间的物化，从而把人从片面化、利益化与单向度的空间场域中解放出来。坚持、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就是要从根本制度层面隔断人的社会劳动与抽象个人所有社会财富权之间直接关联性，即社会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应该归社会所有而非抽象个人所有，从而从社会生产方式层面阻止、缓和资本无序扩张的“冲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城市空间的深度物化，复归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主体地位。

其二，构建现代共同体意识，重塑现代城市空间的精神家园，让人们找回生存的归属感。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突破了传统社会空间结构与社会存在范式，瓦解了传统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让人们陷入碎片化、抽象化的空间境遇之中。处于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的人们总是游离、穿梭在不同空间之中，但每一处空间对他们而言都是那么陌生、没有安全感。基于狭隘地缘、血缘关联而构建的局部共同体意识根本不能承担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社会价值凝聚的责任，更不能消解现代城市空间社会生活中的精神贫乏。在传统朴素、狭小的社会空间场域中，人们往往依据血缘、地缘等自然性关联而建构出来的家族(部落)意识来厘定与维护社会空间、生活秩序。面对家族、部落生存之外的地域空间，传统社会一方面没有生产能力去把握，另一方面传统共同体意识不能接受、容纳这种域外的空间性存在，因而对它们充满着不信任感与不安全感，“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而现代城市空间形态是一种规模化、集聚式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由碎片化、抽象化、同质化的空间存在，让人们处于一种深度交错、重叠互嵌的空间关系之中。作为传统共同体意识的家族(部落)意识根本无法协调、规范与统摄现代城市空间场域致使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凝聚统一与协调有序这种社会关系，不仅需要现代法律的深度介入，更需要构建现代共同体意识，为消除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物化困境供给价值依归。从传统生产方式到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向与从传统乡村的时空场域到现代城市的空间场域的转向是一体、同步的，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体两面，这一转向的实质是人从局部的共同体范式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的历史过程。现代城市空间形态正是建构在超越一切自然性关联、独立与自由个体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分化、专业与集聚的社会空间的基础之上。如何以新共同体意识来协调、凝聚与统摄碎片化的空间存在，构筑新的精神家园，给予人们生存的安全感、归属感是消除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物化困境的关键性问题。现代城市空间的强大与发达，实现了物理空间的现代化，使得城市空间整洁有序、繁华多样，但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或新的共同体意识，这样的城市“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一样”[14]2。无论何种空间状态，都需要精神、灵魂的注入才能使其有机统一并规范有序地运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都是对这种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的历史自觉。现代城市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地缘共同体意识，更是一个世界主义、人“类”共同体意识。它要求必须突破传统家(部落)共同体意识，把类意识、世界意识作为人存在的精神家园，构筑“四海为家”空间信念，去慰藉现代城市空间形态带来的存在虚无感，增强现代市民生存的归属感。

其三，推进现代城市空间的生态化发展，实现劳动空间的多样化，让人们找回生活的存在感。现代城市空间设计、规划与构筑必须贯彻生态理念、推动生态化发展，从空间谋划理念、技术改进方法上重构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关系，让现代城市空间从标准化、同质化的抽象空间范式中超越出来，形成多样化、丰富性的社会劳动空间。物化空间根源于资本增殖对空间工具化的利用、同质化的抽象，忽略了空间丰富性、任意性对社会自由与人类解放的意义。推进现代城市空间的生态化发展，必须从技术层面打破资本对空间生产的同质化、抽象化导向，还复社会空间的多样性、发展性与丰富性，增强社会空间给予人劳动的挑战性、独特性，进而让人们能在现代城市空间形态中通过劳动多样性、独特性获取成就感，从而找回生活的存在感。

总之，随着现代化的展开，人们逐步从传统乡土生存场域向城市生存场域转换、进阶，社会空间被全面更迭与系统重构，进而型塑了人们的存在方式、生活样态与伦理秩序，“资本逻辑的展开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劳动空间，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与心理空间”[13]236。生活在被概念抽象、资本算计的现代城市中，人游离在碎片化、机械化空间境遇下，无法切身感受自然本身的丰富性与人存在的整体性，进而决定、衍生出诸种“存在”困境。这种存在困境发轫于现代生产方式，蕴含于历史发展中，更要化解、消泯与扬弃于现代生产方式之中。只有坚持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全面规制空间的资本化，从根本上克服、超越现代城市的空间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