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精神家园的省思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意蕴

丁立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标志。现代化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语词。面对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引致的现代性困境，作为后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睿智地回应人类性、时代性的现代化问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人类普遍处于生存焦虑的现代性困境中，把精神家园“归还给”人，引导中国人建构现代化的精神家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之时代诉求与价值旨归。

当我们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时，需要理论维度与历史维度的前提性学理分析。就理论维度的前提性学理分析而言，我们需要回答精神家园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说清楚精神家园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存在意义。在本质层面，人的精神家园不是现代化的专属产物，而是人从万事万物中超拔出来成为自然界最为特殊的一类生命存在的产物。从传统到现代，精神家园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且葆有深厚生命意蕴的“安身立命之本”。

马克思曾透辟地揭示了人的精神家园的生命意蕴。在他看来，人是自然界中一类特殊的生命存在。一方面，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1]105，其生命活动必须遵守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意义是生成为“人”，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1]107，其生命活动需符合人类的价值理想。在此，合规律性的生存法则与合目的性的价值理想表征了人的生命中无法脱离的双重生命之维。人之所以能够拥有双重特质，根源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57“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决定了人不能只以遵守自然界生存法则作为生命存在的价值归宿。人无法承受无意义的现实生活，人亦无法忍受自己是无意义的生命存在。人总要追寻与确证生命的意义，为自己确立生活的家园。人需要拥有按照自己意志改造的世界作为生活家园，而决定于人的双重生命特质，人的生活家园亦具有双重特质。人的生活家园的一重属性在于，它能够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重属性在于，它能够为修养与安顿人的精神与信念提供合理的价值归宿。也就是说，精神家园是人的生活家园的一重组成部分，是人依赖自己特殊的生命活动建构起的“人之为人”的价值标签。

人需要并能够建构精神家园的事实表明，人是自然界中一类需要生命关怀的特殊存在。这种生命关怀应葆有人的生命特质的关怀，是人对尊严、价值、意义的追寻、确立和维护，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憧憬和塑造。在不同历史时代，基于人的生命活动方式的时代特殊性，人的生命关怀亦葆有不同的理念及实践方式。人的生命关怀不是现代化的专属产物，而是真实地存在于人们寻求与确立精神家园的全部历史之中，并在这种历史中形成了与精神家园内在循环的生命关系。此种内在循坏的生命关系具有“本然性”的内在涵义与“实然性”的外在表达。就“本然性”的内在涵义而言，生命关怀是人需要并能够拥有精神家园的实现方式，它承载着精神家园建构的全部责任；
精神家园是生命关怀得以确证的价值旨归，它表征着生命关怀实践的现实意义。就“实然性”的外在表达而言，精神家园的建构取决于生命关怀的理念及其实践方式的发展境界；
生命关怀理念及其实践方式的发展又受制于人在精神家园中的意义感受。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147人能够现实地拥有怎样的精神家园并非取决于能否自觉意识到生命关怀的重要性，而在于生命关怀的历史发展境界。也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代，由于生产生活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人所自觉的生命关怀的理念及其实践方式存在差异，以致人的精神家园必定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人，不能超出自己时代的界限，不能超出自己时代生命关怀的发展境界，寻求与确立精神家园的生命精神与生命内涵，但这又实际地与人的生命特质相矛盾。人是一类“自由自觉”追求价值理想的目的性生命存在。人不可能满足自身的精神家园受制于时代的限制，他总是希冀赋予精神家园更多的理想性内涵。特别是当人们在现实的精神家园中感受到生命意义的匮乏时，更要力图改变精神家园的“意义困境”。精神家园不是抽象的观念存在物，它不以人的自觉意识的随意改变而发生变化，它实际地存在并实现于生命关怀的理念及其实践方式之中。进言之，人的精神家园与人的生命关怀是内在一体的。如果要赋予人的精神家园更多的理想性内涵，则必须改变生命关怀的理念及其实践方式。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曾在把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变革人的生命关怀理念及其实践方式中发挥了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与生俱来”的制度缺陷，无法给予现代化的人以真正的生命关怀，亦无法引领现代化的人建构理想性的精神家园，而这恰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致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立足于精神家园的生命意蕴，我们在生命关怀的视域中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之理论维度的前提性学理分析，直接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需要面对与解决的发展问题，亦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历史维度的前提性学理分析。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需要面对与解决的绝非只是中国人自己的发展问题，而是时代性、世界性的“现代化”问题。进言之，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已然将人类带入了现代化的时代，但这种现代化及其形成的现代性失却了生命关怀，造成精神家园的失落境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需要直面解决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引致的精神家园失落的现代性困境。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3]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对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的文学描述，揭示了现代化的人之精神家园的失落境遇。与狄更斯的文学描述不同，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现代化的核心特质为资本“对人的完全统治”。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现代化以来的人类世界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本质而言，市场经济是人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马克思将其特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以来市场经济中人的生存的“独立性”与“对物的依赖性”之间的内在矛盾。适应时代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人需要确立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但人又不得不陷入空前的“对物的依赖”的生存境遇之中。尽管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市场经济扬弃了宗教对人的抽象统治，改变了人的精神家园被宗教生活禁锢的历史，但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中资本对人的统治，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生命困境。

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家园，却无法为人确立与之相对称的精神家园。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无法摆脱的历史悖论。具体而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界失去了所有的“丰富色彩”，只成为资本实现增殖的物质基础，并由此造成全球性的能源与生态危机；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们不再看重生活交往对于精神依托的满足，而只注重以浅薄的“有用性”作为交往的前提，并由此使人际关系陷入冷漠与紧张；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也开始遗忘自己的生活意义，只是片面地把自己当做资本增殖的工具，并由此造成人的本质的“单向度”发展。人们追求“宠物式”的生活方式，醉心于“宣泄性”的娱乐活动，传播“低俗性”的文化信息，并从中获取“一过性”的“满足”与“舒适”。生活在此种时代境遇中的人，逐渐生发了耻言理想、缺失信仰、拒斥传统、蔑视道德的精神异化问题。

如果说，在中世纪西方人的精神家园皈依到宗教之中，还尚能保持人对道德、伦理、意义、理想等某种异化式追求，人的精神似乎还有所依靠。一当西方人开始以“对物的依赖”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时，人的精神家园必定陷入失落的困境。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形成的“以资本为中心”的“进步强制”[5]，引发了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人的生命存在的“无根性”，人的生存意义的“迷失性”，人的信念信仰的“缺失性”，并最终导致人的精神家园的失落。由于人的现实生活被资本所统治，人的生命关怀必定失却存在的根基，致使精神生活陷入一种无法安顿、宁静、安逸的困境之中。

面对生命关怀的缺失与精神家园的失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没有选择顺从，而是选择变革。这其中的关键之点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把“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变革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6]“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在对西方现代化以来跌宕起伏、灾难重重历史的深刻省察之后，在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刻觉解之后，凸显时代性的生命关怀，引领中国人重建失落的精神家园，找到“在家”的“自由自在”意义感受的一个重大转向。在此，人的生命关怀从被西方资本主义遗忘的角落重新得以彰显。根据“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重建人的精神家园，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又一次变革，此种变革意味着现代化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时代发展。进言之，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所实现的是人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诉求实现的是人类现代化的“第二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诉求实现的人类现代化“第二阶段”，意味着我们在不放弃“对物的依赖”的基础上，从单一的“物的尺度”与“物的依赖”中走向“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内在平衡。也就是说，从“物”对“精神”的外在统治中走向“物”与“精神”的内在统一。一直以来，造成现代人的生命关怀缺失与精神家园失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资本为中心”市场经济中人与“物”的对立。“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把资本增殖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对“物”的过度依赖给人带来了主体“独立性”的异化，使“物的尺度”成为人的全部生活标准。本应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与“物的尺度”相对存在的“人的尺度”被遮蔽，导致现代人陷入“物”对“精神”的外在统治。人的精神被“物化”，则必然失却生命意义的关怀，远离精神家园。“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旨在根本改变人与“物”之间的外在对立，使中国人能够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彰显现实生活之“人的尺度”，进而使中国人能够拥有现代化的生命关怀与精神家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诉求实现的人类现代化“第二阶段”，就是在奠定坚实物质基础的同时，引领中国人建构与拥有现代化的精神家园，并依此探索人类视域中精神家园回归的理念与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寻，并非单纯经济维度的现代化振兴，而是包含民族文化与精神家园建构等诸多方面在内的全面复兴。由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引领中国人建构现代化的精神家园，需要培育精神家园充盈的文化自觉意识。

在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实现的现代化“第一阶段”，文化不再是含有神圣性特点的思想活动与思想产物，它已然从高高在上的圣坛走入了寻常人的生活之中。“高层精英文化”转向“通俗大众文化”是现代化以来人类文化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转向意味着，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成为文化的“主体”，参与文化的发展，充盈文化的内涵。但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是“以资本为中心”，这种转向最终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真正展开。“以物的需要与满足为核心的文化追求，削弱了文化的人文精神，膨胀了文化的‘物道主义’。”[8]如若改变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在文化发展中的缺失，需要每一个中国人作为文化的“主体”自觉参与时代性的文化塑造，在逻辑展开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与文化观念中，在充盈文化的人文精神与改变文化的资本统治中，重新彰显生命意义的自我关怀并进行精神家园的现实建构。据此，我们才可能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引致的生命意识的“浮泛无根”与信念信仰的“外在浅薄”，为自己的精神找到“在家”的意义感受。我们还需注意，现代化“第一阶段”存有的文化多元化与文化冲突，对于中国人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并非只是消极影响。具有多元性与个性化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文化能够不断走向丰富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儒家、道家、佛家文化的内在融合缔造了中华传统文化曾经的辉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葆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核心理念与根本价值的多元化文化的内在融合，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应然方式。在这其中，不能忘记“我们自己是谁”，中国式的文化自觉必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根本意识。

中国式的文化自觉要求我们以中国式的思想主体、思想立场、思想方式建构现代化的精神家园。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当今时代，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构现代化的精神家园，以中国式的思想主体承当“复归”精神家园的责任。此种“复归”不是简单地复返与回归，而是在时代性、多元性文化融合根基上的发展性“复归”。作为发展性“复归”，我们应当赋予精神家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涵，而中国式的思想立场与思想方式是我们赋予精神家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内涵的根本立足点。固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法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中精神家园的全部建构责任，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立场与思想方式却是我们应当葆有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7]27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思想关系。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必须坚守的理论信仰，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存续发展的精神家园。如果不能处理好二者之间的思想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恰切发挥真理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转化。

其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培育精神家园建构的文化自觉，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但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不是机械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7]46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必须前提性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这是我们对建党101年历史的深刻认知。这其中实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观念：一方面是无论进行何种文化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和坚守都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传统文化创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引领能够保证传统文化创新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内在一体的思想发展关系，不能分裂或对立二者之间的创新关系。在同一整体内实现两者的共同创新，我们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思想成果的精髓，并以此来引领传统文化的创新活动。进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实现传统文化创新的思想纲领，同时，传统文化的创新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之义”。

其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培育精神家园建构的文化自觉，需要明确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源性”根基，但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局限则要求我们具有自觉反思的主体意识。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9]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必须能够理性面对与自觉反思中华传统文化的优长与局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源性”根基，我们需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扎在传统文化的思想土壤之中。但受限于传统社会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民族人口等因素，传统文化在文化立场、思维方式、文化理念、文化诉求中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适应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思想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创造。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不是表面化地挑选传统文化中“优秀”与“落后”的词句，而需要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历史演变中把握与甄别“精华”与“糟粕”的容涵，并依此探索传统文化创新的方式与路径。

其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培育精神家园建构的文化自觉，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的内在融合点，即两者都是根植于人民之中的文化样态。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人民的内心，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的跨国度、跨时代的影响力也在于它“是人民的理论”[7]119。两者共同的人民属性构成了它们内在融合的思想粘合剂。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10理论只要彻底觉解“人本身”就能掌握人民群众，实现思想力量的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我们国家取得各种辉煌的发展成就，根本在于它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通过掌握群众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在从思想力量到改造世界力量转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集，必然出现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的理论需要。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7]121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发挥真理意义并非偶然，这其中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缘由。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真理意义提供了文化土壤，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属性矛盾，实现内在融合式的文化发展；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不断解蔽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之蒙，让中国人能够探索出符合自己生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建构与坚守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

统而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中消解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现代化道路引致的现代性困境，引领中国人建构现代化的精神家园与实现现代性的生命关怀，是一项艰难而又复杂的时代任务。我们相信，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体中国人民勠力同心诉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途中，这一艰难而又复杂的时代任务必将得到恰切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