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三重阐释

戴开成，李红革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1]，对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维意识、能力本领、体制机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全球视野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地位，围绕防范化解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重大风险挑战，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为切实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我们分析这些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思维特质、当代价值，对正确认识这些论述的理论精髓与核心要义，推动重大风险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2035年远景目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风险社会思想的拓展创新，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风险管理思想的赓续发展，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批判镜鉴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时代化创新性理论成果。对其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有助于增强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理解和认识。

（一）理论原点：马克思恩格斯风险社会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虽然没有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但从唯物史观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危机”等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蕴含着系统而丰富的风险社会思想。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2](75，正确认识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需要“回到马克思”。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风险社会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资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塑造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推动现代意义上人的解放和革命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下，资本围绕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无限地循环运转，在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中生产资料分配严重失衡，资本家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而广大无产阶级则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微薄的生活资料，生活极度贫困。资本的投机性、逐利性和寄生性诱发劳动异化风险。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之下，资本风险既渗透到资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又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扩张至全球范围内。牵一发而动全身，资本区域性风险很容易演变为全球性风险。因此“资本逻辑内在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正是当代种种发展风险生成的内在机制”[3]，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社会风险的发生和扩张。其次，资本风险系统主要由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和生态风险等要素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4]，资本的工具理性激发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的还要快”[5]，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这种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爆发提供了“火苗”，加剧了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的风险。毋庸置疑，资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撕裂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面纱，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的奢靡之风，而一切诗情画意、道德追求、精神诉求、人文关怀都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也发生显著的变化，由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敬畏自然演变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征服自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恩格斯的话形象地揭示了资本异化和劳动异化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不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社会生产的活动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运转使社会风险的发生由特殊到普遍、由自然到人为、由单一到多维、由物质到非物质的嬗变。最后，彻底摒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以人本逻辑反思超越资本逻辑，以生态理性反思超越经济理性是防范化解资本主义风险的根本之道。面对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风险危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通过调整内部生产关系、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途径来缓和内部矛盾，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会使其陷入困境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割裂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构“自由人联合体”，进而推动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

习近平指出，“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74,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视角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风险危机，尤其是资本逻辑下的资本风险。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风险是一种制度风险或制度危机。单就一般意义的风险而言，风险没有国别约束，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同样会面临来自各个领域的重大风险挑战。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风险社会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内在灵魂，是马克思恩格斯风险社会思想中国化的时代成果。

（二）理论发展：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风险管理思想

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历经诸多重大风险考验，但党通过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调整等方式克服重重风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抵御风险、驾驭风险的本领，也折射出广大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同重大风险作斗争、善于同重大风险作斗争的优良作风和精神特质。

毛泽东指出：“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8]。对此，毛泽东客观地分析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力量，进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动了党的革命事业战胜一切风险考验，由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9]，毛泽东既清晰地认识到风险的客观性和长期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随时可能爆发社会动乱；
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新生的政权面临着被反动势力颠覆的危险，另一方面，党内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行为影响着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推动“三大改造”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保障和改善了民生，防范化解社会秩序动荡的风险；
沉重打击了反对势力和侵略势力，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我们党还推进“三反”“五反”运动，清除了封建社会余毒，大力惩治贪污腐败行为，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没有先例可循，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情，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0]113，风险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0]266，强调中国如果不改革，风险危机更大，要通过改革把风险降到最低。对此,邓小平主要提出以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措施：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二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促进共同富裕；
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加强军队建设管理；
四是培育“四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五是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六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七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八是坚持走群众路线，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成分更加复杂多元，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面临着贪污腐败与和平演变的风险，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环境保护压力依然不减，这些风险考验“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1]。对此江泽民主要提出以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张：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二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是防范化解经济风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防范金融风险；
四是落实“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维护人民利益，切实保障民生；
五是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加强环境保护。江泽民正是凭借着对风险的科学预判和精准防控，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推进。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深刻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时代特点和内在要求，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摆在重要位置。胡锦涛强调：“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12]。虽然风险挑战巨大，但总体而言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各个领域的风险考验，胡锦涛主要提出以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张：一是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三是发扬扩大人民民主，巩固拓展基层民主，落实依法治国目标要求，建立健全制约监督机制；
四是做好民生存量，加快民生增量，立足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领域，着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幸福指数；
五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构建“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风险管理思想为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沃土，二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预判、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的战略眼光。

（三）理论镜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风险”源于希腊文“cliff”的派生词“risi”，然后引申为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等多种语词，最终在17世纪中期出现英文“risk”。“风险”起初意指航海时所遇到的自然灾害或者触礁事件，后又拓展至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领域，“风险”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最后经由诸多社会学家以现代化视角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考察“风险”，进而形成丰富的风险社会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变得多元开放、社会结构变得相对合理、社会制度变得相对定型。经过长期发展，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裹挟着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传统性风险和非传统性风险相互交织转化，引发人们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和对现代化的省思。习近平指出：“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2]223。强调要正确认识发展过程中隐藏的风险挑战。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阈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13]，把风险视为现代化自反性的产物。而现代化自身试图将风险制度化和合法化以阻止风险扩大，但在人的行为支配下又引发新的难以控制的风险。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全世界都会卷入到风险冲突之中。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揭示了现代社会风险特征表现为由自在风险拓展至人为风险、由区域风险拓展至世界风险。对此他主张通过协商和启蒙来调节利益冲突、反思科学技术、预防风险发生。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进一步撕开了西方社会现代性的“遮羞布”，他把现代性风险图谱划分为前工业社会的“外部风险”和后工业社会的“人为风险”，前者具有客观的样态，像外在事物一样可以被人所认知、把握和控制。针对这种“认知型”风险，西方社会普遍实施社会救济，如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管理不善、滥施救济所存在的风险。后者主要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与技术的进步造成的”[14]，这种人的实践活动所导致的风险更具复杂性、扩张性和不确定性，消弭了主体与客体、特殊与普遍、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2]222，强调要以系统思维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针对现代化风险程度不断加深和扩张的客观现实，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结构化理论、积极社会福利、第三条道路以控制风险。此外，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开创了不同于批判社会学的系统社会学，从社会系统视角揭示了现代化的风险危机，但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不可知论倾向。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从市场个人主义文化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风险、从等级制度主义文化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政治风险、从社团群落边缘文化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自然风险。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批判了制度主义学派关于风险的观点，并在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风险文化展开研究。而詹姆士·肖特（James shor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等社会学家也从不同角度来阐释现代社会风险。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学家从不同视角分析现代化风险的概念、内涵、分类、成因及防控，逐渐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现代风险图谱，映照出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已经由最初的“现实关照”提升到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建构”。虽然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初衷在于帮助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现代化的发展困境，但对现代化风险问题具有很强的阐释力。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一种“历时的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压缩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以“共时性”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是必要的诠释学逻辑。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正是立足于“共时性”现代化逻辑，既是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批判超越，又是对我国社会重大风险的理性辨识和系统阐释。

思维特质展现了思想理念的丰富形态，是揭示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重要标志。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内蕴着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和法治思维等思维特质，是系统的科学的思想理论成果。

（一）整体思维：树立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任何孤立的事物从来都是不存在的。整体是由各个部分各个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秩序组成，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而部分也依赖于和服从于整体，整体思维是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和观点来认识事物、把握事物。整体思维就是一种系统思维。习近平高度重视整体思维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应用，突出强调树立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是对国家安全复杂系统的科学认识，其具备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特质。国家安全系统的价值功能不是国家安全系统之中各个要素价值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其各个要素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具备的新的整体性功能，进而保障国家的总体安全。习近平指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15]，强调了整体思维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一种思维方法。大安全理念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科技、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延展。从系统与要素的辩证关系来看，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包括政治安全、人民幸福、国家安全利益至上在内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6]突出强调了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逻辑结构上的整体性，在系统功能上的有机协同性，在方法论层面的实践统一性。系统不仅具备各个要素独立的价值功能，而且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新的系统功能，这也是国家安全系统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全过程、全要素、全周期的动态控制的科学理论。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方能抵御一切重大风险挑战。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由诸多类型国家安全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而诸多类型国家安全要素在自身的场域内同样也是有机统一整体，例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有机统一、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有机统一、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有机统一等等，这些要素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一定前提下可以相互转化，从而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因此，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中具有深刻的整体思维特质。

（二）辩证思维：全面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就其实质而言，辩证思维是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开展工作、推动实践的一种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中蕴涵着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它要求具备善于抓住关键、找到重点、洞悉规律的能力与魄力。习近平高度重视辩证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应用，突出强调牢固树立辩证思维，全面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牢固树立辩证思维既是审时度势谋划发展的现实诉求，又是统筹兼顾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还是有力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反复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正确把握形势，必须学会从全局看‘形’ ，从长远看‘势’ ”[17]，既要把握好时代主题，正确处理历史发展中各种社会矛盾的逻辑关系，又要统筹把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与“不变”二者的辩证关系，立足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是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指出，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前期重点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重点在全面推进、积厚成势，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在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2]179，突出强调要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中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各种复杂关系，增强擘画深化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前瞻性、系统性与协同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动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运用辩证思维攻坚克难的动态过程。习近平反复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8]，指出了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坚持运用辩证思维是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思维方式。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坐标，我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交织，人为风险与自然风险俱在，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叠加，一般风险与重大风险兼存，风险挑战所带来的联动效应、破窗效应、叠加效应、倒灌效应等也都不同程度存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面临的巨大考验。为此，务必要增强辩证思维能力，运用科学方法，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更好地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努力实现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目标要求。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突出强调要妥善处理好防范风险与化解风险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关系、显性风险与隐性风险的关系、日常处理与应急处置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的关系、主体推进与统筹协同的关系。因此，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包含着极其深刻的辩证思维。

（三）底线思维：努力将重大风险造成的损失最小化

底线思维是通过“守底”“保底”维护国家安全、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进而实现发展目标。底线思维要求具备忧患意识，对所面临的风险挑战能够清醒认识、高度警惕、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时刻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思想准备。习近平高度重视底线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运用，突出强调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努力将重大风险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指出，治国理政“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19]，强调从对事物的本质认识中准确把握事物的底线。任何事物都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体，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质变在一定量的阈值范围内发生，而阈值的两极则往往就是事物发展的临界点。一旦事物越过了临界点，该事物将会发生质变。因此需要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度，才能知晓事物的底线所在，才能谈得上如何运用底线思维。从系统论视角来看，万事万物在某种程度上均是以系统的样态存在，也就意味着庞大的事物空间结构中存在系统性的底线。既要牢牢坚守“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宏观性底线，又要守住政治底线、经济底线、文化底线、社会底线、生态底线等中观性底线，还要守好每个领域的具体底线。运用底线思维认识风险需要对事物的发展趋势进行精准预判。习近平指出，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20]，统筹把握影响事物发展方向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综合研判国内外的复杂形势，既要警惕“灰犀牛”事件，又要防止“黑天鹅”事件，从而准确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趋势。运用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利用主客观条件，以权衡利弊得失后的最优选择为导向而制定并实施最具现实性的行动方案，并力求取得最佳结果。因此，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体现着深刻的底线思维。

（四）法治思维：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法治体系

法治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有力支撑，法治对促进经济发展、守护民主政治、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科技创新、推进文化建设、加快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法治思维则是以法律规范为准绳和依据的一种思维范式，其蕴含着通过尊重法律、敬畏法律、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指导工作、推进实践、实现目标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现在我们“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1]，风险具有种种不确定性，为此要树立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手段，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法治体系。习近平高度重视法治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应用，突出强调牢固树立法治思维，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法治体系。

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22]。面对重大风险挑战，需要下好先手棋，打好组合拳，守好防护线，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堤坝，其中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重中之重。我国诸多领域都涉及到法治问题。习近平强调，我国重点领域现阶段存在十二种风险，都涉及法律问题。例如在经济安全风险层面主要存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经济总量大而不强的问题、高质量对外开放支撑不足的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背后要涉及到民法典、农业法、金融法、银行法、宏观经济调控法、知识产权法、国家安全法等诸多法律的实施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也需要树立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23]，筑牢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夯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法治堤坝。比如在政治层面，要完善党内各项法律法规，诸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等，通过法律规范严明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从而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2]223，对此各级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工作责任制，切实肩负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领导责任。法治思维是法治理念、法治改革和程序执行于一体的系统化思维，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基础上的改革创新。习近平提出统筹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将法治视为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堤坝的刚性约束。因此，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包含着极强的法治思维。

习近平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客观形势，形成了系统的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这一论述集科学性、思想性、理论性、系统性于一体，蕴含着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确保社会长期和谐稳定

能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风险的产生及发展，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往往会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造成重大危害，如果重视不够，应对不力，处理不好，将会影响党的执政基础，严重情况下将会危害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乱。

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视为自身的神圣使命与奋斗目标。在党百年伟大征程中，党正是凭借着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的魄力，着力防范化解任何重大风险，坚定不移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正是如此，中华民族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建立健全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战胜了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政治风波、文化渗透、生态危机、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种种风险考验。无论面对什么风险，无论风险有多大，只要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就能够战胜各种风险危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面临新冠疫情的强力冲击，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更加低迷不振、民主政治遭受危机、社会福利成本抬升，资本主义国家面临重重风险考验，而资本主义政党囿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大财团的经济政治利益，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往往罔顾事实，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资本主义矛盾冲突加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2]218。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坚持底线思维的现实诉求和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客观要求。当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时候，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效能，构筑起维护人民平安、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始终恪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受人民监督、由人民评价的四大基本原则。在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观、风险治理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战胜各种风险考验，中华民族能够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是充分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力量之源。

（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

只有敢于正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增强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的本领，才能通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中国之治，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目标要求，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然会面临来自各个领域的风险考验。是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色，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面对诸多领域的重重风险挑战，习近平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战略方向、应对思路、基本原则、方式方法、保障条件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当面对重大经济风险时，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当面对重大政治风险时，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着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当面对重大文化风险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自觉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当面对重大社会风险时，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健全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当面对重大生态风险时，自觉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同各类危害国家生态安全的行为作坚决斗争。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为全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信息技术和科技革命快速发展，各国的联系交往日益密切，但现代化风险的破坏性、渗透性和扩展性也逐渐被放大，世界依然随时随地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风险考验，“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增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24]。

在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的接续奋斗下，我国经济建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抵御了一切重大经济风险；
我国政治建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序衔接和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好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效防范化解了一切重大政治风险；
我国社会建设始终致力于维护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下大力气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各类现实问题，战胜了一切重大社会风险；
我国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文化风险；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立足于美丽中国的目标追求，着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决筑牢生态文明制度堤坝，有效防范化解了一切重大生态风险。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我国已然形成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之路，用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实现中国之治，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希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国家提供了路径选择。针对波谲云诡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作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444的重大论断，统筹把握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明确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什么样的重大风险、怎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全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进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性变革，也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实质性步伐。

风险社会是一个由内部性风险和外部性风险交织、自在性风险和人为性风险相连、单一性风险和多元性风险俱在的风险共同体。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科学回答了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系列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创新性成果。这一论述统筹把握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以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实现了中国之治。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向前发展。我们务必要认真学习、正确运用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全力应对好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切实维护我国长期和谐稳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