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课堂语境下主体间性何以可能？——大学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重塑研究

张耀天 郑 洁

（1.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 湖北 黄石 435002；
2. 武汉晴川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4 ）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终端智能手机的升级和网络文化的全面渗透，大数据技术迅速融入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领域，技术已经内化为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结构。十年前，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就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大学的舞台，由此开启了大学思政课教学的新时代。2013年起，中美等国纷纷启动“大数据时代”国家战略，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带来新的契机。国家《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高校的教学要与技术进行深度的创新融合，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由此依托于大数据技术的智慧课堂教学形式应运而生。不少大学纷纷采用O2O混合教学、翻转课堂、线上教学等方式，借助雨课堂、蓝墨云、学习通及优慕课等技术实现方式，不断推动着大学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进程[1]99。

不可否认，智慧课堂的教学形式在增强师生互动、拓展信息视野、提升课堂体验等方面，改善了传统大学思政课堂的教学方式，并以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力量重塑着师生关系。以智慧课堂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主客体关系明确：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教师是传授主体，学生是被传授的客体；
在学生求知的过程中，学生是求知主体，教师是求知客体[2]53。但智慧课堂的教学形式到来之后，这种泾渭分明的、主客二分式的师生关系逐渐消解[3]93，大数据时代的教师知识权威形象被不断侵蚀，技术以强势僭越的形式介入到师生交往的过程中[4]81，这意味着要重新审视智慧课堂语境下的师生关系，并从相关理论中探索和反思师生交往的新方式。

在传统大学思政课的教学环境中，课堂教学往往是一种知识传递型的教学形态，教师是知识权威的象征，也自然地承担着知识传递的职责。鉴于知识垄断所形成的信息壁垒，教师在传统大学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最大程度地掌控着课堂的话语权，学生则处于相对被动的教学客体地位。这种“主体-客体”的教学模式，也主导着师生关系的构建，传统教学环境下的师生关系在课堂上呈现着明显的主客二分结构。大数据技术下智慧课堂的出现，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知识传授和信息传播的路径，给大学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以知识的话语权来明确的传统师生交往方式被技术颠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师权威的消解

传统的大学思政课教学过于强调授课内容的理论性、意识形态的说教性和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加之传统思政教师多是文科出生，重于说理说教的学科范式强化了教师的教学权力，因此始终未能激发新生代大学生对思政课的兴趣。智慧课堂给大学思政课教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它弥补了教师知识面狭窄、信息渠道单一、授课方式枯燥等弊端，通过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让学生迅速了解时政动态和热点讯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了教学效率。但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技术话语的介入削弱了教师的话语主体能力，学生通过智慧课堂的相关软件就能了解丰富的信息，学生可更加自由地获取信息，不再受到课堂环境和课程设计的束缚，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了最大的解放，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一问题已成为很多教育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数据技术的介入

在传统思政课教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或教育部提供的文本和教材是实现教师权威和知识传授的主要文本，但智慧课堂统合了新媒体技术、互联网信息和热传播方式等崭新的教学手段，重塑了传统大学思政课教学的生态。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于，智慧课堂以数据权力的形式改变着思政课堂的主客体关系，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教学信息的符号化和数据化。数据成为一种媒介权力的新表现，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于人如影随形，似乎无所不在，凡是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东西，都可称作媒介。”[5]5数据成为新的媒介权力，人人都置身于数据编织的网络之中。教学信息的符号化意味着一个脱离于现实空间的虚拟空间正在构成，大学思政教师如不能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就无法在智慧课堂的虚拟空间中寻找自我定位。其次，隐藏在智慧课堂背后的技术力量和资本的力量重新定义着思政课堂。商业信息和消费信息以匿名的方式介入到象牙塔的教学氛围中，网络的权力以全景控制的方式筑建着新的权力空间。在现实生活中，数据权力已经开始强势地控制着人的选择自主权，通过大数据的算法逻辑执行社会整体性的控制方案，“算法则展现出巨大而高效的选择、判断和决策的力量，各种算法会对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和取舍”[6]96D，进而影响现实生活。智慧课堂的使用者也无形中被数据技术的力量所左右，智慧课堂不再甘从于教学手段或教学技术的命运，它以僭越者的身份出现，进入到传统思政课教学的主客体权力空间。

（三）学生主体的觉悟

在传统思政课教学环境内，师生两代人具有明显的知识代沟，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权威，学生是求知、受业、生惑的教育客体，师生两代人教育环境、成长经历不尽相同，但差异更在于教师的术业专攻和生命经验。在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内，学生对互联网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往往明显高于教师群体，继而产生数据鸿沟、数据代沟现象：教师不再是信息权威的象征，也丧失了技术优势，不少教师更愿意向新生代的大学生求助互联网技术。数据鸿沟、数据代沟，是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必然，“人们创造数据并被数据所包围，囿于人的视野及精力，人们在面向数据做出选择时必然会出现差异。”[7]35同时，智慧课堂的大数据技术分担着教师的教学任务，教师不再是学生求知的唯一来源，师生关系也不再单纯地局限于课堂知识的交流，而是倾向于真正意义的师生互动和教学相长。在传统师生关系变革的背景下，学生开始逐渐实现了自我主体的觉悟。

由此可见，智慧课堂介入到传统思政课教学的场景之后，不断重构着传统师生交往的方式，并以技术权力渗透的方式颠覆着智慧课堂师生的主客体关系。智慧课堂依托于大数据技术与大学思政课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它不仅倒逼着传统大学思政课教学实践的改革，也重塑着智慧课堂语境下崭新的师生交往方式。从技术表层看，智慧课堂对大学思政老师在信息化教学、新媒体掌控、大数据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能力要求，激发着教师的问题意识和开放意识。但更为深刻的是，这种崭新的技术教学方式颠覆着传统教学的主客体关系。一方面教师依靠信息资源的占有控制而获得的主导身份在智慧课堂语境中被技术力量不断地逼退；
另一方面学生则凭借自己对网络技术的娴熟运用得以在智慧课堂中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权与主导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被赋予更多的“主角”色彩，教师由此呈现出“去主角化”，传统教学的主客体关系被重置。智慧课堂的背后是智慧课堂语境下有关人的主体价值和存在方式的思考，这不仅是教育科学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也是学界要正视的哲学命题[8]70。

在哲学层面，异化一词是指人或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把内化于自我的力量转化为否定自我、排斥自我的力量。异化往往与技术捆绑，原因在于人类生活的境遇内，只有技术的实践才能把人类创造出来的对象物，转化为和自己相对立的力量。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科学技术，科技不仅是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也被塑造为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9]4。技术异化的力量成为新的、更为隐秘的、规训的权力。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传统管理哲学梦寐以求的管理效果，通过用户的数据行为，能精准地跟踪每个人的浏览记录、消费记录、个人兴趣，真正意义地实现全方位的规训。在这种规训氛围下，权力实现着更为精微的、渗透性的控制。正如福柯所言：“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泻般得到具体而微妙的控制，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10]158

智慧课堂在走进大学思政课教学之初，不少教师惊讶于智慧课堂所带来的教学便利，通过技术呈现的方式，它能够帮助大学老师实现梦寐以求的课堂管理效率，但问题在于，强势的技术力量摧毁了传统教学环境下主体客体的平衡关系，在解决需求、实现价值的同时，也在重塑着新的价值。异化产生于新的技术场景，主体客体的教学交往方式被技术交往、虚拟交往和更为深层次的数据交往所替代，教学理性中所包含的自由与解放、思辨与否定、存在与虚无等理性的思考逐渐萎缩，智慧课堂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不断地扩张和膨胀，在大数据技术的背景下演化成为一种崭新的技术权力，并构建出新的交往方式。

（一）技术交往

传统的大学思政课教学场景中，师生之间的交流是人文的、理性的，甚至是一种富有神秘感的体验式交流。较之于其他学科的教师，大学思政老师更符合韩愈笔下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定位：他不仅象征着知识与经验的权威，而且也辅助于青年人群价值世界的构建。不可否认，智慧课堂的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大学思政课堂的信息来源，以绚烂多彩的教学形式整体地改变着传统思政课教学场景内枯燥与严肃的氛围。

问题在于，科学技术本身就有“祛魅”的价值功能，它以自己独特的理性方式提供解释终极世界的方案。但是涉及到价值观的交流，往往技术的理念无法解决，诸如人的牺牲、奉献、无私等非利己主义的行为，恰好是技术理性无法解释的。智慧课堂提供的技术交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把大数据的技术便捷带入到教学实践中，师生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教师的课堂管理，不再是个性化、智慧化的、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魅力之举，而是被技术逻辑所束缚和羁绊的、无法实现自主意识的技术交往方式。技术被高扬到被崇拜的地位，人文教育中被推崇的经验教育的方式、体验教育的精髓被大数据技术所隔离，价值、真理、信仰等范畴被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所消解。韦伯把技术强势对价值理性的侵蚀称之为“祛魅”，即技术影响着人的理解方式，却消解了人的理解意义。

（二）虚拟交往

大数据时代的虚拟化生存是新生代大学生生活的主流方式，现实世界中的诸多交往方式都可以以虚拟化的方式来实现。智能手机的出现，深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随时上网成为现实，虚拟化生存拓展了现实世界的交往方式，也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数据技术的虚拟交往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生存价值，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虚拟交往成为一种崭新的交往方式，但也否定着传统哲学中的人类主体论。虚拟交往的场景，是发生在互联网的剧本环境中，相关行为尽管不受现实社会的束缚，却要接受网络秩序的制约。当剧本环境和现实环境保持高度一致时，虚拟交往能够实现拓宽人际交往方式的功能；
当剧本环境和现实环境高度背离时，特别是剧本环境宣扬暴力、色情、欺诈等反人性价值观时，则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用户的道德伦理观念，挑战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

在教学实践中，智慧课堂实现了师生之间的虚拟交往，这种技术化的人格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自我，而是内涵了技术力量的崭新个体，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表现为技术环境下依据数据特征所构建的、以技术中介为桥梁的新型关系。师生的交流不再遵循传统的人际交往规则，而是有明确的虚拟交往规则——这也意味着常态化的师生交往被虚拟交往所替代。虚拟交往的课堂交流方式尽管生动活泼，但却因游离于现实社会的伦理生活和司法生活而呈现出一定的娱乐化倾向，在对待严肃的政治性议题时，虚拟交往往往沦为情绪型的宣泄或虚假的交流。

（三）数据交往

智慧课堂语境下师生交往的实质，是在大数据算法逻辑的基础上展开的符号性交往。这种交往方式和现实交往不同，现实交往强调主体认知的权力和主体行动的自由，行动者个人要通过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做出准确、理性的判断，并通过现实实践，把外在世界和自己的经验世界融为一体，为自己意向性的主观行动负责。

在智慧课堂环境下，师生交往的方式被量化为数据符号，无论是教师或是学生都可以通过数据技术实现自己经验和讯息的交流。如前文所言，师生可以在智慧课堂的环境下构建自我的虚拟性存在，并被背后的大数据所引导。人的主体性由此被撕裂为二：一是现实的主体性，即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人的真实存在；
二是数据的主体性，即通过数据技术实现的、智慧课堂环境内跳跃的数据符号。在这种交往下，智慧课堂的数据逻辑被植入到师生的主体意识中，规训着师生交往的方式，人的主体意识被数据塑造的网格所遮蔽，主体存在的维度不再是单纯的生命存在，而是人机协同的数据存在。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师生主体对世界的认知是处于数据结构下、被数据理性所控制和支配的成果，数据的尺度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新维度，思政课教学所明确的自由与解放的价值诉求被数据技术彻底击溃。

强势技术力量的介入促使师生之间的教学交往方式由传统的“人-人”交往嬗变为“人-机”交往，被技术规训和控制的人不再是天然的交往主体，而逐渐成为技术的“附庸品”，由此，师生间的教学交往被解构在“冰冷的机器”之间并通过抽象的数字符号呈现。马尔库塞对于新技术的观点更为审慎，他强调人对技术的控制权力，并明确提出：“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11]106唯有明确一种新兴的交往方式、实现多元主体的互动，才能在智慧课堂的新环境下做到真正意义的教学相长。

主体间性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强势技术的妥协，以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思想为例，他明确地认识到理性尽管推动了人类的理性思考，但技术的飞跃进步却极易把理性蜕变为异化人的工具理性。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展开了批判，针对20世纪中叶哲学家所遗留的克服技术异化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以交往理性来克服工具理性的异化——强调交往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摒除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法的弊端。交往理性之所以被视为工具理性救赎的灵丹妙药，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哈贝马斯明确了交往模式是建构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肯定技术为中介的新交往方式。正如智慧课堂之所以能够迅速融入大学思政课教学，其基本原因在于大数据的技术力量已经演化为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当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相互进行沟通时，他们就具备了主体间性关系。”[12]375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技术力量演化成为新型的社会控制力量这个趋势业已成为无法抗拒的事实。哈贝马斯把技术力量的侵蚀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种技术殖民的态势在智慧课堂环境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智慧课堂促成了新的数据学习共同体：通过智慧课堂的技术力量，依托互联网技术，师生借助网络会议、虚拟讨论和技术学习等方式完成传统学习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这种数据技术介入的崭新交往方式已经无法再用单纯的异化理论展开批判，原因在于技术的力量演化为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全面地控制着教学行为。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新审视和反思数据力量在教学实践中的作用，既是明智之举，也是无奈的妥协。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日益增长的技术的支配权；
另一个因素是制度框架对目的理性活动的扩大了的系统的不同程度的被动适应。”[9]73

（一）技术权力的彰显

在智慧课堂的语境下，数据权力以无孔不入的形式介入到师生交往的实践中，技术权力以隐身的方式规训着整个智慧课堂的全景。从表面上看，数据权力的出现，使得课堂不再是教师一个人的舞台，每一个学生都被主动或被动的赋权，教学权力呈现出急速分散的态势。但同时技术权力巧妙地避开了师生的关注，以一种崭新的权力实现方式培养着师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技术强烈地塑造着课堂的生态，逼迫师生潜移默化地尊崇数据的技术规范和基本要求。数据权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编织网，师生交往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于这个庞大的网络之中，人人都被数据化、编程化，传统的教学过程被精细地纳入到数据权力的治理结构之中。师生在享受到现代技术的同时，也丧失了个体判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数据业已成为一种凌驾于传统实践关系中主客体之上的新型权力。如果仅以主客二分的观点去思考技术权力的问题，既无助于摆脱主体陨落的痛苦，也无法以同情的立场客观审视技术力量带来的进步与革新。

（二）学生权利的觉悟

智慧课堂的环境下，借助于数据权力的明确，对教师和学生的赋权实现了此消彼长。在互联网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的历史背景下，教师的课堂权力被不断地剥夺，学生因为娴熟于互联网技术，亲和于互联网思潮，反而更易于掌控数据技术，更能适应于智慧课的教学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权利地位被不断提升，如能够更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中意的课程，或者通过智能搜索引擎，便利地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师生的权力关系被重新配置，原本处于劣势地位的学生其主体权力第一次借助技术的力量被高高抬起。

（三）多元主体互动

智慧课堂对传统的教学格局和教学模式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数据权力介入到师生主体的关联性交往之中的背景下，在数据权力开始支配教学实践的新定位下，教师不再是传统的教学主体，也不再是课堂主持人的角色。传统课堂环境内师生主体博弈的局面，被更加多元的主体所替代，如互联网专家、智慧课堂软件的知识产权所有者、高校的教学监管部门及开放课堂的热心网友等。在这种多元主体互动的课堂环境下，增加了大学思政课的教学难度。传统课堂凝固的信息、单向度的教学模式被庞大的互联网信息流和线上线下的混合式互动所替代，教师更应该适应这种数据技术环境下的教学实践，敢于充当“报幕员”和“把关人”的身份：所谓的“报幕员”，即是借助智慧课堂把相关信息引流到教学实践中；
所谓的“把关人”，即是要做好互联网信息的甄别工作，明确网络信息的价值立场，筑牢智慧课堂的防火墙。新型师生关系接受技术力量改造的现实，实现工具性与价值型的统一，才能实现真诚的对话和交流，进而构建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交往实践。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交往理论是诞生于当代技术渗透理性生活的历史背景下，它调适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冲突紧张的关系，在肯定技术价值的前提下，寻找一种崭新的交往方式。哈贝马斯认为要明确一种合理化交流的方案，“确切地讲，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9]95从这个角度出发，信息透明、课堂开放、多方参与的智慧课堂教学技术，是对传统大学思政课教学的一次结构性改革。传统课堂环境下教师主体支配学生服从教学的基本模式，通过技术权力的介入，实现着师生高频互动、多方参与的崭新课堂教学形式。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教学实践中主客对立的结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学生和教师之间平等对话、沟通协商的民主式教学。大数据技术以强势的数据权力的面貌出现在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原本掌控于教师手中的教鞭，开始反客为主地以数据权力的形式鞭策教师的教学，倒逼着教学实践的改革。数据权力在互联网时代以隐身匿名的形式牢牢掌控着包括教学实践在内的人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传统权力结构中不平等的主客体地位，也在悄然地重塑着大学思政课堂的师生关系。

在智慧课堂教学环境中，尽管数据权力以某种形式消解着传统的、确定的师生关系，但开放的学习资源和海量的数据信息却突破了传统教学知识体系的束缚，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传统课堂梦寐以求的教学效果。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际，无论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抑或是传统的教学实践，都面临着新的冲击。对于师生而言，必须坦然面对来势汹汹的大数据的冲击，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展开反思和批判。教师更重要的职责在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及对信息的统合能力——他业已失去知识垄断的权威地位，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持鞭者。正因为如此，教师要主动地拥抱新技术的到来，积极与新技术融合，在明确个体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与学生的平等交往；
学生也要适应更高的要求，在开放、敞亮的网络环境中，既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求知心态，也要明确信息甄别和价值正确的选择立场；
既要对网络的大众文化保持警惕，体现当代大学生的理性思辨能力，也要反思在强势的数据权力语境下如何实现自己的主体价值。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反思了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主体异化，强调交往的目的和价值，对于研究智慧课堂语境下新型师生交往关系，提供了具有指导性的重要理论。大学思政课教学兼具人文教学和意识形态教学的双重特征，对智慧课堂的技术介入更为敏感，一方面，若麻木于技术理性，则人文课堂的意涵会被逐渐消解；
另一方面，若麻痹于隐藏在智慧课堂背后的数据权力，则不利于大学意识形态教学阵线的巩固。当前，以主体间性理论反思智慧课堂环境内师生关系的构建，对于摆脱强势数据技术异化、走向现实性的和谐交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