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导向下中国收入分配的理论演进与优化路径

杨忠林 王永凤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4）

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也是扎实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着力点。2021年6月1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从五个维度详细论述了收入分配制度，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走向。同年的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要论述，在其表述中着重强调要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2021年11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社会建设”层面鲜明指出收入分配体系的建设方向，“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纵览中国共产党百年跋涉的奋斗历程，明晰收入分配的理论脉络，致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对赓续共同富裕的百年目标意义重大。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植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不断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进行探索，着力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收入分配问题，经历了在减租减息中局部探索共同富裕、在按劳分配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创新发展共同富裕、在共享发展中决胜实现共同富裕四个阶段。回顾中国收入分配的演变史，有助于发挥收入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使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减租减息中局部探索共同富裕

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收入分配问题已有论述，陈独秀提倡的民治主义中核心观点是反对两极分化，“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①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250．，主张人人吃饱穿暖，深刻批判富者腐朽的酒肉生活。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经典著作中均有关于分配问题的重要论述。他在《庶民的胜利》中提倡人人劳动、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倡导人人平均，“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②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73．这些先进思想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实行什么样的分配政策予以深刻启迪。梳理这一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难发现，促进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主线已贯彻其中，从党的一大主张废除苛捐杂税到党的七大减租减息，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是其一直的追求。党的一大之后，捐厘、丁漕等不法纳税行为退场，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1922年7月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不得设置特殊标准，面向全体劳动者实行同工同钱。同年8月的《劳动法案大纲》对劳动者最低工资作出规定。减租减息发端于土地革命时期，其持续时间较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27年5月党的五大提出土地改良的主张，次月颁布的《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指出农民斗争的主题就是减租减息。随着中国抗战时局的变化，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为巩固好抗战后方，实行特殊的分配政策，农民缴纳地租，但土地所有权仍归属于地主。1946年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对新旧解放区实行不同的政策，新解放区以清算为主，老解放区以查减为主，因地施策。紧接着《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为中国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场域不同，收入分配政策不同，为满足抗战的需要，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提出了计件累进工资制，这样激发了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产量。当时面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平均供给制，免费保障其生活必需品的供应。1948年颁布的《中央关于工资问题的指示》《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均指出要设置工人最低工资，此外还主张实行补贴等多种形式保障工人权益。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按劳分配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

这一时期全国人民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政治地位提高，但是面对刚成立的新中国，经济问题困扰全国人民。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共同富裕”的观点，倡导发展生产，人人过上好日子，“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36．。但是这种观点也被“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分子扭曲、抹黑。1955年合作社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集体经营取代个体经营，同年颁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也取缔了农产品的自由贸易。次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着重强调“按劳取酬”的分配观点，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先在高级社中推行，其具体推行政策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思想。面向社员分配时依据不同的分配标准分配不同的粮食，先按照社员家庭的人口数量分配基本口粮，以满足社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其次按照社员劳动量分配公分粮，这样既保障社员生活又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1955年颁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提倡实行工资制，紧接着1956年《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又对其作出具体指示，建议行政机关分等级分配工资，同年颁布的《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又对其改善，几年后，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指出各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生产率的高低实行具体的分配政策。回看这一时期工资的变化历程，不难发现，按劳分配思想暗含其中，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优化，调整。

此外，人民公社在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中发挥的作用也举足轻重。人民公社的分配也是两条线同时进行，一条线实行供给制，另一条线实行工分制，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供给制在分配中占主要地位。反观两种制度，供给制推行过甚就导致平均主义，工分制推行过甚就导致个人主义，出现这两种错误苗头都不利于中国建设的开展。究其实质，平均主义致使工人劳动积极性降低、效率减退、旷工偷懒，个人主义会拉大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毛泽东与邓子恢就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发生争论，分别讨论其优点和缺点。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人民公社的正确性。1978年邓小平指导撰写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鲜明摆正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促使中国共产党稳步奔向共同富裕。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生产要素中创新发展共同富裕

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转变，谋求发展的愿望日益强烈，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随之变动。安徽凤阳小岗村首先带动了农村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包产到户充分激发了农民的生产潜力，这时不再是平均享受生产成果，而是根据自身的劳动成果享受相应的生产成果。1984年党中央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根据实际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此时已经出现个体经济等新兴经济形态，但此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仍明确指出要严格贯彻按劳分配。党的十三大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对收入分配政策作出新表述，把按生产要素分配纳入其中。1988年5月邓小平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中指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全体人民富起来，他着重强调富起来不是小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富起来，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初心。“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4-265．。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党的十五大明确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也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法性基础。但是这一分配标准也是有范围，按生产要素分配要在私营、外资经济中实行，国营、事业单位实行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主要是根据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不同于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这一新的分配标准也是对社会主要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在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无实行的先例，无经验可借鉴。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针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也做出相应表述，指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侧重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成为富裕群体先后的时间问题，邓小平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要承认其中出现的差距，但是为了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我们要适时作出牺牲。此外，江泽民也表示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出现这种局面，其实质是合理的，“实行这一政策，能力和贡献不同的人的收入会拉开差距，在致富的路上会有先有后，这是公平的”①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8．。收入分配公平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收入过于悬殊，另一方面要防止收入过于平均，前者主要出现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企业中，后者主要出现在按劳分配的单位中，因此，要分情况妥善处理本单位的收入分配问题，防止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共享发展中决胜实现共同富裕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党中央的努力方向有所调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我党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宏大的时代背景，党中央多措并举，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②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98．从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2021年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赢得脱贫攻坚的胜利、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党中央决策围绕的重点，从最初的生活救济到精准扶贫，党中央一步步摸索，挖出困难群众的“贫根”，提供具体的脱贫办法，“打好脱贫攻坚战，成败在于精准”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55．，到如今脱贫攻坚的圆满完成。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到建立共同富裕的示范区，也侧面反映我党建立的伟业。党的十八大围绕收入分配问题作出重要论述，其不仅针对不同的收入群体要求不同，而且对初次分配、再分配作出详细表述，提出要提高“两个比重”，实现“两个同步”。此外，对民生领域极为关注。之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又强调说明。2013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结合时局对就业问题和劳动者的素质问题作出详细论述。2016年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对生产要素的实现形式及其分配作出重要表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共享发展内在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共享发展的深刻意涵对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念引导。2020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先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其针对收入分配领域，从坚持基本分配制度、完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发挥再分配等角度进行论述，给中国收入分配领域指明实践方向。

透过百年的时间单元，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日趋完善，在实现共同富裕大逻辑的引导下，人民至上贯穿于各个历史阶段，普惠人民成就凸显。但是受制于彼时彼地的现实语境，不可避免仍存在一些问题，厘清问题所在，才能解决向何处去的问题。

（一）基本分配制度弱化，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动摇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浓墨重彩地论述按劳分配思想，给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设计、实行等一系列逻辑架构以深刻启示。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具有长远的历史穿透力，这一理论主要对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分配范围作出界定，根据这两种分配方式的特征明确其运行边界。他认为按劳分配主要在公有制经济中实施，按生产要素分配主要在私有制经济中实施，因这两种分配制度的运行范围不同，从而使其劳动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可以享受部分自己的剩余价值，而在私有制经济中，劳动者只能获取雇主所给予的工资，但是工资并不是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报酬。按劳分配的实行要具备相应的实现条件，只有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两者都满足的情况下，按劳分配才能很好地运行，基于此，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足于当下的社会实践场域实行按劳分配，促进国家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但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组织的不断演变优化，新的分配方式成为人民的首要选择即按生产要素分配，党中央也迅速作出调整，中国的基本分配制度就是有力佐证。按生产要素分配虽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中国实施按生产要素分配仍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鉴于此，中国实施按生产要素分配也要做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紧密耦合，否则容易出现问题，违背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初衷。以90年代为时间分界点，之前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相应地按劳分配地位稳固；
之后私有制经济因其吸纳就业、发展迅速等特点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此外，在市场经济的加持下，劳动力价值决定了劳动者的收入，又因资本天然的宰制逻辑，在运行过程中侵害了劳动者的部分权益。企业主奉行资本优先，漠视劳动者的权益，以致出现私营企业主不按时、不按量支付劳动者应得报酬的粗鄙境况。

（二）分配结构失衡加剧，初次分配再次分配混乱

躬逢中国建立完善的工业供给体系，又综合考量中国的现实国情，人口众多给中国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但是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却难以令人恭维。究其实质，主要是分配环节出现问题，阻塞居民收入的提升要道。观照现实情况，中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被压缩，这种势头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强化，其与中国GDP发展相互脱节。初次分配中主要参与主体是企业，因此在逐利的导向下，效率成为企业主考虑的首要因素，任由市场调节。企业主为获取财富，压低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比较低。在初次分配中，政府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措施主要是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和进行就业培训，但这些措施又受制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变相又拉大了行业差距。从收入构成来讲，居民收入主要分为劳动收入和资产收入，据目前形势来看，资产收入占比逐步提高，这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中低收入群体主要靠劳动收入，高收入群体依托自身财产，又衍生出更多收益，居民收入呈现“金字塔型”，使分配结构失衡加剧。建基于人的智力、禀赋差异，国家实施再分配，但是因制度规范有待完善，其实行效果不尽如人意。除此之外，因为税收转嫁的出现，又把税收的最终承担者归根到居民，使居民收入降低。从消费视角下看，高收入群体虽拥有大量财富但边际消费倾向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无支付能力，这样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因此要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三）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区域行业城乡畸形发展

收入差距的出现并不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在短期内其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挖掘生产潜力，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但是收入差距日益拉大，持续时间过长，便不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物质层面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2021年5月2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在“战略定位”部分明确指出要使其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在表述中突出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纵览中国发展全局，“东高西低”的局面一直存在，正因为长期困囿于这种局面，区域差距不断拉大。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生产力水平、资源富足程度、人才水平等等因素共同推动的必然局面，导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水平较高，这也使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战略重塑，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此外，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势头迅猛已经远超过第一、第二产业。而此时的中西部地区，第一、第二产业仍占主要位置。①罗明忠，邱海兰．收入分配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思路与路径选择[J]．求索，2021（02）．东部的发展迅速吸纳了来自全国的劳动人口，致使东部地区的房价居高不下，因此，东部地区居民凭借自己的固定资产获取了大量的财产净收入，丰富了收入来源。②汪恭礼．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困境及高质量发展路径[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社会现实条件发生变化，人们的生存性活动也相应演变，金融和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成为高收入产业，而农业成为低收入产业，产业差距明显。当然这也不乏劳动者个人因素作用的结果，是显性人力资本和知识经济外溢的现实表现。城乡二元结构分割二者发展，城市的资源更加集中，教育水平更高，居民的收入结构多样，相较于农民的单一劳动收入，城市居民还有财产性收入，这些现实条件使城乡发展的差异空间不断扩大。

直面现实挑战，宏观规划实现共同富裕的蓝图，立足于既成的存在，辨明现阶段所处于的历史方位，微观入手解决当前出现的具体问题，勾勒出科学合理的实践图谱，采取扎实有力的措施，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不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为实现共同富裕赋能。

（一）协调完善三次分配，畅通收入分配领域堵点

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所处的历史方位不同，也决定了其走向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现实效力，助力共同富裕。初次分配相较于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其市场化、竞争性比较显著，各种要素的独特作用更能鲜明地体现出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要精准识别要素的分配形态，充分打通各种要素的流通范围，发挥市场对要素的调节作用，兼顾理性经济人的利益，也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和人均GDP的同步增长，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再次分配主要是由政府调节，主要手段是税收，这也决定了再次分配具有强制的特性。要对财税制度不断调整与完善，尽最大可能缩小居民个人所负担的税收，这就要求要扩大财产税、所得税等直接税的占比，结合具体实际对税制、税基和税率进行调整。财政是再次分配的主要物质支持力量，在其发挥效力的过程中要提高精准度，充分发挥财政的作用。同时财政的指向要侧重民生领域，着力改善农村居民的基础设施，提高其生活条件，切实保障居民生活水平。这样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二元资源互通的良好局面，促进城乡融合。第三次分配主要参与群体是高收入企业主，他们基于乐善好施的主观基础，自发均衡社会财富，纾困扶弱。要借助税收优惠、表彰荣誉等具体形式充分激励自主参与第三次分配的高收入企业主们。对于第三次分配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建立相应的慈善行为规范，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为第三次分配提高法律支撑。此外，要依托价值观引导、互联网平台宣传等多种举措号召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参与进来，同时培育专业公益慈善组织实施专业化运行。

（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是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这足以证明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实现社会保障，要厘清供给和享受两端的主体，在供给端提供物质资料时要提高其生产品质，确保享受端可以享受到优质的供给。③张天姣．共享发展理念下深化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政策建议[J]．当代财经，2021（10）．享受端要注意的是享受主体和范围即广大人民群众。在供给时要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问题，划分各自职责，合力提供基本服务。2003年中国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又提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从制度层面为居民的医疗和养老提供保障，切实保障了人民权益，为广大群众带来福利。但是社会保障实施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社会保障不全面，统摄范围较小等等，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首先，要缩小对不同地区的支出差距，并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向其倾斜。建立较为完善的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障涵盖范围更广、涉及受众更多。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要逐渐提高补助标准，加大补助力度。其次，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制度的建立更有助于规范社会保障的运行程序，也为其提供制度依据。再次，加大社会保障的宣传。社会保障政策的颁布要及时传达给群众，利用多渠道，使大多数群众了解政策解读，这样能够使受众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要倾听民意，认真对待群众意见，不仅要做到上传下达，还要做到下意上听，做到及时沟通。最后，健全社会保障的动态监测机制，对社会保障信息做好统计和上报，这样能更好地作出决策，及时调整社会保障的具体政策。

（三）因类制宜综合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关涉各个群体的切身利益，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应采取适合其发展的具体政策，均衡社会财富。①岳希明，范小海．共同富裕：不同的收入分配目标需要不同施策[J]．国际税收，2022（01）．低收入群体是全社会重点关注的急需保障人群，针对不同的低收入群体应采取不同的政策。低收入群体又分为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两大类，针对老幼病残等这些无劳动能力人群应加强社会保障力度，实施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针对有劳动能力的人群应发挥自主的能动性，通过参加职业培训等专业化技能训练，提升其技能，满足社会需要，顺利就业。此外，政府针对这些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可以适当增加公益岗位帮助其就业，以提高生活水平。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障力度要适当，不能过度，过犹不及，防止出现福利养懒汉的不良现象。高收入群体占据社会的巨额财富，对其进行合理调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皮凯蒂曾指出利用税收对高收入群体进行调节，自然有助于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化。对高收入群体实行税收调节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英等国家已经实施，当时由于社会发展，超级职业经理人进入社会最高收入1%的行列，通过最高边际税率调节其发展。对高收入群体要有针对性的课税，鉴于处于高收入群体有较强的避税意愿，要逐步完善税收体系。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对社会发展举足轻重，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充分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基于社会进步的大潮，中等收入群体虽有不断扩大的走向但总体占比还有待提高。中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工薪阶层，就业对其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要稳定其就业，提高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是教育，因此要提升其教育水平，使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主要来源渠道是就业，政府可适当降低企业的企业名义费率，使企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此外，因其抗风险能力较弱，政府要适当采取一些社会保障措施，提升其抵御风险能力。

（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鼓励民众勤劳创新致富

税收在收入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要充分利用税收的调节作用，均衡收入分配结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破坏力显著，实体经济发展受限，因此要为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激活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发展。②代志新，高宏宇，程鹏．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制度与政策研究[J]．财政科学，2022（01）．实体经济在整个社会宏观经济大盘中作用显著，也要重视后疫情时代实体经济的恢复、发展。国家为拉动经济发展，实施减税降费，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推动作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有部分弊端。因大力推行减税降费，税收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出现收支问题，鉴于此，减税降费要提升其实施的精准度，提高效率。高新科技产业作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可以实施加计扣除政策；
小微企业作为就业吸纳量较大的企业，要继续实施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发挥其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服务业作为当前对经济总量贡献较大的产业，要精准减税；
对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企业要提升允许扣除的应纳所得税额。在实施税收优惠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在追求政绩的驱使下，漠视一些企业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任其逃税避税，因此要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规范。从法律层面对地方政府实施税收优惠作出明确规定，合理设置地方政府税收优惠范围及权限。从监督层面对税收优惠实施过程加强监督，对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问责，2021年3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对此也作出明确表述。共同富裕不是靠等来的，不是靠国家实现的，需要全体人民主动参与。大家要从就业问题上为自身发展提供原动力，从根源上保证自己的长远发展。同时在致富的劳动过程，参与主体也会体悟到获得感、幸福感，升华个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