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凌稚隆《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伪书考

秦旭楠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凌稚隆（1535—1600），浙江乌程人，其曾入太学，后因无心举业而归乡，致力于书籍的创作和刊梓。凌氏一族是明朝中后期江浙一带有名的书香门第和刻书大家，凌稚隆的父亲凌约言曾先后在安徽、湖北等地做官，建有书林楼进行藏书和刻书活动，著有《史记评钞》《汉书评钞》等书。凌稚隆继承父学，先后著述并刻印了《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史记纂》不分卷、《汉书评林》一百卷、《五车韵瑞》一百六十卷、《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七十卷等，皆为明代经史著作之翘楚。重庆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重师”）藏有《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与《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七十卷名称相似，且署名为凌稚隆。但经考证，此书应是融合了明万历年间凌稚隆、穆文熙、李廷机三人的著作而成。此书的形成，与明代雕版印刷业的繁荣、文学评点的兴盛、科举应试的成熟息息相关。

重师图书馆藏《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内容丰富，体例严谨，体现明代经学评点本的典型特征。凌稚隆及凌家的刻书作品常为后世所重视，但此书却不见学者征引，于目录书籍中又鲜见记载。考察此书的著录情况，我们发现它不仅常与凌稚隆七十卷本的《春秋左传注评测义》相混淆，作者亦偶或被录为他人。因此，我们讨论此三十卷的版本问题十分必要。

起初，三十卷本的《春秋左传评林测义》的存在曾被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春秋左传评注测义》七十卷”一条下记载：“朱彝尊《经义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与朱彝尊所记合，知《通志》为传写误矣。”［1］此处意为凌稚隆之书只有七十卷而无三十卷。然而仅仅因为《四库全书》所收之书与《经义考》的记录吻合而否定另一书的存在实是失之武断，不足为信，这一点此前杜泽逊先生已提出过怀疑［2］。但毋庸置疑的是，凌稚隆七十卷本的《春秋左传注评测义》的确流布较广、知名度较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广东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美国图书馆藏中国法律古籍善本书志》《日本藏先秦两汉文献研究汉籍书目》以及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等书皆有收录。而关于《春秋左传评林测义》的著录则仅有三条，其中，朱彝尊《经义考》言“穆氏文熙，《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存”［3］，意此书为穆文熙所作；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作者为凌稚隆；
《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大全》仅称《春秋左传评林测义》藏于重师图书馆，并未说明其他情况。至此，对于《春秋左传评林测义》的作者已有分歧。又《中国古籍总目·经部》：“《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晋杜预撰，明穆文熙辑评，后蜀冯继先撰，明万历四年刻本，重庆师大，云南大学。”［4］但实际情况是，重师所藏《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之卷端上题虽作《春秋经传集解》，但其下题最后一条则为“吴兴后学凌稚隆测义”，表明此书为凌稚隆所作。以上种种，皆表明《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之作者不可妄断为凌稚隆。

由上述可知，我们要考证重师馆藏凌稚隆《春秋左传评林测义》的版本问题，必须要理清此书与凌稚隆、穆文熙之间的关联。穆文熙（1532—1617），大名府东明县（今山东东明县）人，官至按察副使，是与凌稚隆同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其《春秋经传集解》被《中国古籍总目》录为重师所藏而与《春秋左传评林测义》实非一书。但经比对，此书内容的确与重师所藏凌稚隆《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本相似度较高。另，穆氏还有著作《左传国语国策评苑》传世，是其《春秋左传评苑》《国语评苑》《战国策评苑》三书的合刻本，其中《春秋左传评苑》为三十卷，与其《春秋经传集解》卷数相同，内容也较为相似，亦与凌氏《春秋左传评林测义》卷数相同，内容也有部分重合之处，唯凌之七十卷与此三者差异较大。因此，笔者现将二人四部《左传》专著，即凌稚隆《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后简称“凌三十卷本”）、凌稚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七十卷（后简称“凌七十卷本”）、穆文熙《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后简称“穆集解本”）、穆文熙《春秋左传评苑》三十卷（后简称“穆评苑本”）的内容进行比对，进一步探究凌稚隆《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本的版本问题。

（一）卷首内容比较

四部书均设卷首一卷以张全书之要。从卷首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凌三十卷本卷首与两穆本不甚相似，大抵承袭凌七十卷而有所删减。

以凌七十卷本为例，卷首有《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序》《刻左传注评测义叙》《东坡指掌春秋列国图》《春秋列国东坡图说》《诸侯兴废表》《春秋左传世系谱》《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引用书目》《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姓氏》《春秋左传总评》《春秋左传名号异称便览》《春秋左传地名配古籍》《读春秋左传测言》《春秋左传注评测义目录》十三项内容。相比之下，凌三十卷本缺少《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序》《刻左传注评测义叙》《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引用书目》和《春秋左传注评测义目录》四项，又有《读春秋左传测言》于凌三十卷本中未被单独列出，但此部分自“不佞”到结尾的内容被放置于卷首开篇，似是作为自序使用。另需指出，《东坡指掌春秋列国图》《春秋列国东坡图说》四书皆有，但凌氏两本均是《东坡指掌春秋列国图》附于《春秋列国东坡图说》之后，穆氏两本则反之；
凌三十卷本比凌七十卷本多出了《诸侯兴废表》一项，此表同见于穆集解本。

虽然从卷首来看，凌三十卷本与凌七十卷本似是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但仔细阅览各部分的具体内容，凌三十卷本与凌七十卷本之差异实不可忽视。

首先是《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姓氏》（后称《姓氏》），这一部分主要是按照时代先后顺序罗列书中所引述的学者之姓名及籍贯。凌七十卷本中，这份名录止于明人陈文烛，且于名录结尾后写有“右序古今贤达，不为讳名。尊经传，亦以重诸贤达也。先君子季默讳敬倩友生填附，后学凌稚隆字以栋乌程人编次”［5］一语。而凌三十卷本却删去了这段话，并在名单上增多了穆文熙、李九我、刘怀恕、汪元臣、张九一、张卤、石星七人。

再有《读春秋左传测言》部分，在凌七十卷中由修书凡例和结尾自述组成。而在凌三十卷中，凡例部分被悉数删掉，直接截取结尾凌稚隆的自述部分并改易部分字句置于卷首，作为凌三十卷本的序言。因此处序言对凌七十卷本自述中的改动是把握两个版本的关键，现将凌三十卷之序言摘录如下：

春秋左传评林测义

明吏部考功员外穆文熙编纂 兵部左侍郎石星校阅

河南道监察御史刘怀恕参阅 江西道监察御史沈权同阅

吴兴后学凌稚隆测义

［盖］不佞么䯢，辄不自分，妄校《史》《汉》，业已竣事矣。乃壬午漫游湖海，潇然道次，偶出笈中所习《春秋左传》者数种，检阅一过，则念其章句未及节分，注释未尝统贯，而诸儒博议［散佚载］籍者，蔑从麋萃一楮而会通之，俾读者一目无留憾也。①凌三十卷本比凌七十卷本脱“盖”“散佚载”四字，兹依七十卷本补充于此。于是复不自分，役志编摹。窃义则如《测言》所拟，掇述则如《凡例》所条，悉本成说者什而二三，参酌胸臆者什而七八。稿既脱而覆录，校方遍而更研。荏苒寒暑，五更于是，题曰《春秋左传评林测义》。较昔所辑《史》《汉》，堇堇究心品骘焉者，劳瘁迳庭矣。顾不佞惭非忠臣，谬成《左》僻，岂曰：良工徒焉心苦，猥不镜机马蹄，漫尔婴情，鸡肋闳览。先生傥曰：“以蠡测海，是夫奚庸哓哓为则？”不佞不敢诡曰非知己者。

万历戊子仲夏朔日，吴兴后学凌稚隆以栋父识于水霞馆之枕石所［6］

经比较，凌三十卷本较之凌七十卷本除有四字脱简外，凌七十卷文中书名《春秋左传注评测义》被更换成《春秋左传评林测义》，落款中的时间由“丁亥仲冬”改为“戊子仲夏”，其余部分则全部相同。全文保留，而只对书名和成书时间做了改动，可见有人刻意为之之嫌。另，此序不仅文字内容与凌七十卷本原文差别不大，结尾处的印章也极为相似，由上至下分别刻有“稚隆”“以栋父”“天目逐史”三印（见图1、图2）。但我们仔细观察仍能看出凌七十卷本的中的两枚方印更加方正，凌三十卷本则更长；
且“稚隆”一印凌七十卷为阳刻，而凌三十卷则为阴刻。

图1 凌七十卷本（部分）

图2 凌三十卷本（部分）

（二）正文内容比较

尽管从版式和卷首来看，凌三十卷本都像是承袭凌七十卷本而来，然观其正文，此书实从穆集解本中攫取了不少内容。首先是卷端部分，凌七十卷本卷端上题为：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卷之一，下题为：明吴兴后学凌稚隆辑著（图3）；
穆集解本卷端上题为：春秋经传集解隐公第一，下题为：晋当阳侯杜预注，明吏部考功员外穆文熙编纂，兵部左侍郎石星校阅，河南道监察御史刘怀恕参阅，江西道监察御史沈权同阅（图4）；
凌三十卷本卷端虽上题为“春秋经传集解隐公第一，杜氏注”，然在上文提到的此本的序言之前，其下题有著书、校勘人员姓名，总体与穆集解本相同，只是在其后增加“吴兴后学凌稚隆测义”一条（图5）；
穆评苑本亦与穆集解本相同而后增“武林张文爟重校，武夷彭栋重阅，崇安李春辉同阅”三条（图6）。从下题看，凌三十卷本将凌七十卷本和穆集解本的成书人员捏合为一体，并将凌稚隆“辑”改为“测义”以贴合书名和全书体例。

图3 凌七十卷本（部分）

图4 穆集解本（部分）

图5 凌三十卷本（部分）

图6 穆评苑本（部分）

就具体内容而言，凌七十卷本和穆评苑本分别以夹批、上栏标注的形式标明干支纪年，凌三十卷和穆集解本均未标注。下栏内容，凌三十卷本与穆集解本一样，皆取杜预注《春秋左传》原文，并采用唐陆德明音释；
上栏内容，凌三十卷本悉数保留了穆集解本上栏的内容，并部分撷取了凌七十卷本的夹注、穆集解本的上栏批注，又新增了李九我对于《左传》的评语，一同构成凌三十卷本的上栏点评的整体。反观穆评苑本上栏部分只有少许点评，均来自穆集解本且较穆集解本少很多，下栏部分的夹注非取自杜注《左传》，多为穆文熙自己注解，其内容不见于凌三十卷本。另，凌三十卷本取自凌七十卷本的内容中多有脱字、错字现象，如《春秋左传卷一·隐公一年》中将“赵汸”写作“赵汾”，《春秋左传卷一·隐公六年》陆粲氏曰：“陈侯傲邻，而愎谏以取（耴）［败］，则信有罪。虽然不有强大诸侯过［恶］且什伯于此者乎，是区区者，君子奚独讥之深也？”，此句“耴”误作“取”，脱败、恶两字［6］。此种事例书中比比皆是，故不一一罗列于此。

通过凌三十卷本与凌七十卷本、穆集解本、穆评苑本的比对，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就下栏部分而言，凌三十卷本下栏部分的内容与穆集解本一致，均取自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原文。凌七十卷本注评部分融合了自己对经文的理解和历代学者对经文的解说；
穆评苑本下栏则皆是作者本人依经发挥之作。就上栏部分而言，穆评苑本部分采取了穆集解本中的内容；
凌三十卷本则摘取了部分穆集解本的上栏内容、部分凌七十卷本的夹批内容，又新增两书均没有的“李九我曰”数十处，融合此三种而成其上栏。

（三）新增李九我评点内容

除上述问题外，在比对过程中我们发现凌三十卷本的上栏中出现了其余三本皆未提及的署名为“李九我”的评点，且其解经风格也在书中独树一帜，相比于其他人从政治、思想等角度解经，来自李九我处绝大多数是文风、修辞等方面的评点，体现了强烈的解经文学化倾向。

结合前文所言卷首《姓氏》部分新增之七人，其余六人皆来自穆集解本，而独不见李九我，笔者怀疑凌三十卷本不仅撷取了凌七十卷本、穆集解本的内容，还从李九我的《左传》类著作中汲取了部分内容。李九我即明万历年间的内阁学士李廷机。经查阅相关资料可知，李廷机著有《新锲翰林李九我先生春秋左传评林选要》一书，与凌三十卷本中所出现的内容相一致。《新锲翰林李九我先生春秋左传评林选要》（后称“李九我本”）是一部《左传》文选评点作品，即从《左传》中选取部分篇章进行文学点评，汇集成书。全书共三卷，卷首一卷，与穆评苑本同为建阳郑以厚刻印，刻印时间不详，目前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内阁文库。

（一）作者非凌稚隆

通过上文的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凌三十卷本实是融合了凌七十卷本、穆集解本、李九我本而成，其作者并非凌稚隆而是托名。首先，就卷首内容而言，凌稚隆为明中叶著书、刻书大家，其作品自成体例，将《史记评林》《汉书评林》《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三书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凌稚隆作书必有书序、刻书序、引用书目、总评和凡例，且凌七十卷本“测言”后的自述部分直接提及测言、凡例两部分，而凌三十卷本却皆弃之不取，不符合凌稚隆一向的成书习惯。其次，从凌七十卷本和凌三十卷本中所言的成书时间来看，从“丁亥仲冬”到“戊子仲夏”，凌稚隆两书成书相差只有半年，则其重新收集资料并整理的时间极为有限，重新编纂甚至刊刻的可能性极小。而时间的改易似乎说明凌三十卷本是凌七十卷本由注评本变为点评本的增删补益之作，但是若按序言所说，凌稚隆于万历壬午年（1582 年）萌生作书之念，那么其在“荏苒寒暑五更”后撰成之书实应完成于万历丁亥年（1587 年），与凌七十卷相吻合，而非凌三十卷本所说的万历戊子年（1588 年）。加之凌稚隆于1582 年着手处理先前所读的《左传》类著作进行整理撰书，其著书时显然未见过成书于万历丁亥年（1587年）的穆集解本，那么凌三十卷本于卷首《姓氏》一处后增添穆文熙等人，不知何据。

凌三十卷本于《姓氏》后所添之七人，除穆文熙、李九我外无人有《春秋左传》学专著；
且此七人之点评，除穆文熙、李九我在凌三十卷本中有较多提及外，刘怀恕、石星分别出现过13 次和9 次，汪元臣、张九一、张卤则均不超过2 次，此七人在凌七十卷本中更是不见踪迹，可见不符合凌稚隆的著录标准。另外，凌三十卷本中错字、脱字现象较多，也不符合凌氏刻书的一贯作风。

（二）成书时间质疑

李国庆在编《明代刊工姓名全录》一书中，于“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一条之下提及“明万历刻本，作《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与《春秋经传集解》合刻，云南大学、重庆第一师范学校藏。未知与前书异同”［7］88。经过上述对比，可知此书所注不完全正确，凌三十卷本并没有完全取用凌七十卷本内容，不可谓合刻。但通览《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一书，全书各部分的刻印的确非完成于一时，卷首、上栏、下栏应各有其刊刻的时间。凌三十卷卷一版心底部刻有“万历丙子年刊”的字样，卷三、卷四版心刻有“丙子年刊”，经目验其前后字体一致，下栏部分刻于万历四年（1576 年）可信。上栏文字内容来自穆集解本、凌七十卷本，因此其刻印时间应晚于二者，但是否为卷首所提之万历戊子年（1588 年）不可妄言，且反观万历二十年（1592 年）出版的穆评苑本，穆文熙在此本夹批中对经文有前集传本没有出现的注解，而这些内容在凌三十卷本中均无体现，那么凌三十卷本创作时应未见穆评苑本，因此上栏与卷首的刻印时间应在万历十六年（1588 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 年）之间。

凌三十卷本虽然是一部托名于凌稚隆而融合了凌稚隆、穆文熙、李廷机三人著作的伪书，但其内容在当时不可不谓之翔实。细究三书的成书时代和学术倾向，我们可对凌三十卷本作伪之动机加以揣度。

（一）科举考试的推动

凌稚隆与三十卷本《姓氏》处后补之七人的生平事迹皆见于同时期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弇山堂别集》中，如王世贞赞叹张九一不畏奸佞“一出宰岩邑，百吏趣下风”［8］173，欣赏张卤淡泊名利“那因九折始回车，勇退功名世不如”［8］518，可见此七人皆是当世品行高洁之士。除了在官场上有着不屈不挠、清正廉洁的品质，他们还都是万历、嘉靖年间的进士，都曾于万历四年（1576 年）至万历十年（1582 年）间在江浙一带留下行迹，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以王世贞为中心的文人群体。正直清廉的为官作风和进士及第的光环，足以使这一群体在江南一带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当时当地的考生对他们的作品心向往之。反观凌稚隆本人虽然不入仕途，但是其书多由王世贞作序，作品中也引用了大量王世贞、汪道昆的内容，与王世贞亦有交往，且与此前所说的文人群体相互联系，体现出共同的学术旨趣。

自元代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四书五经体系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后，适用于科举的“时义”之作便在文人士子中流行起来①刘起釪《尚书学史》中提到“明李维桢称主蔡氏而为之说者为‘时义’，不全据蔡或异于蔡用注疏旧说者为‘古义’”。参见刘起釪的《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285 页。。评点本将名家对经文的注解讨论放置于上栏、天头或左右板框旁边的空白位置，这种体例较之以往注疏体、集传体，使注释文字与经文的关系更加直观，在方便读者阅读的同时，点评本的风潮与八股取士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中国台湾学者侯美珍在其博士论文中介绍：“《分年日程》卷一谈到儿童八岁入学之后要用‘黄勉斋、何北山、王鲁斋、张导江及诸先生所点抹四书例’读书。……可见，对于经书、文章、科举用书的‘批点抹截’，是基础学习和科举备考过程中的重要一环。”［9］由是观之，士人以八股文应试，往往需要简明的观点和流畅的写作，评点本荟萃各家精妙之语而成一书，易于士人通览前说，更适合记忆和背诵，甚至不深求经义也可以在科场上对经文侃侃而谈，因此其在明代逐渐获得读书人的青睐。穆评苑本书后牌记上便有书商郑以厚题字：“公之四方，与同志者共也。志青云者，幸其鉴诸。”［10］以见评点类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科考群体。在凌七十卷所引的同时代的经学家中，王世贞、唐顺之等人更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八股文大家，不难想见此书的评点本会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凌七十卷本和穆集解本的融合实是可以形成一本汇通古今之作，为科举士子提供解经范例。

（二）文人解经的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凌三十卷本的上栏内容中除了有经学家的“经生常谈”，还有大量从文学角度讨论《左传》的评点，如汪道昆评之“辞令议论妙品”，孙应鳌有评议“句句不诡于道，而文之精粹完美亦不可及”等。凌三十卷本引自李九我本的内容则更为典型，李廷机此书本就是一部《左传》文选类著作，将《左传》中情节性、叙述性较强的片段提取成篇，加以点评，汇集成书，体现了强烈的文学解经特征。例如，在解《春秋左传卷一·隐公一年》中郑庄公对颍考叔所说“尔有母遗，唯我独无”一句时，凌三十卷本引李九我点评曰“公语二句无限含蓄”，又如评郑庄公“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一句，李九我言“词气温柔，令人挹然”皆是对人物语言的体会和把握；
有时候其评语极为简洁，如“纯正”“铺叙浑化”“文有步骤”，分别从文风和写作方法等方面进行经文分析［6］。我们对以上学者的文学点评加以整理可以呈现一个《春秋左传》的文章学体系。

纵观《左传》全文，情节跌宕起伏，人物语言各有风格，确有不少值得文章之士借鉴之处，与凌稚隆同时的陈继儒称“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为秦汉文人之祖”［11］，可见当时对于《左传》文学性的重视程度。这个时期《左传》的文学价值被深入挖掘，许多文选类著作从《左传》中选取篇章，如唐顺之《文编》选录《左传》文章59 篇，钟惺《周文归》选录58 篇等，这些选本皆在当时颇有影响［12］。这种风气也逐渐影响到评点类解经著作。明中叶后八股文陷入僵化状态，依经作文的学者们通过文章复古的方式力图扭转现状，因而加深了对文章之学的探索，也开始注重经典自身的文学性以图相辅相成，为八股文寻找新的出路，在这种探索的影响下，以文学解《左传》的风气也日益高涨，凌三十卷本正是迎合了这一趋势的产物。

经过比对，重庆师范大学馆藏《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实是托名于凌稚隆的伪作。此书面向文人市场，作者深入揣摩读者心态，虽然是伪托之作，但是仍可裨于今日之学术研究：首先，此书合并凌稚隆、穆文熙、李廷机三人《春秋》学专著，裒辑古今众家经解，内容丰富，体例直观，有辑佚、校勘的文献学价值；
其次，此书所选用的评点，体现了当时文人对《左传》文学特性的挖掘，迎合了创作八股的需要，充实了《左传》的文学研究，为科举、八股文的研究提供新材料；
最后，书中所载的明万历年间几位学者，再现了当时万历年间江南一带的文人群体交往状况，复现了当时士人的学术风尚。另外，此书馆藏甚少，亦应从古籍保护的角度得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