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迟子建《白雪乌鸦》死亡书写的双重性

尹晓琳 刘冰琪

《白雪乌鸦》[1]是迟子建①所作的一部以1910至1911年哈尔滨鼠疫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描绘傅家甸的民众在面对鼠疫灾难时，从无助到逃避、放纵再到自我拯救的故事。死亡是灾难文学不可避免的话题，灾难中的集体突发性死亡相比于日常个人死亡则更为无奈与绝望，它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极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将灾难发生地所有人的情感集结起来。这部作品除了描绘疫病灾难下人类死亡的惨状、生存的困境、人的无奈与绝望、人性的异化与扭曲之外，更将阴影下磷火般的温情人性细致描绘出来，作者用其温润的笔触生动再现灾难中的人性之光，描绘幸生者悲痛但不绝望的灾后新生活。作品中群体性死亡形态与日常性死亡形态相互碰撞，客观实在性意象与人为建构性死亡意象大量交织，体现人们对死亡的直视与反抗，凸显社会失序状态下人性的丰富内涵。

《白雪乌鸦》书写灾难，写灾难下的生与死，但并不停留于灾难所致的生命消逝，更指涉人性的复杂内涵。作品中鼠疫是死亡的代名词，但死亡有多种方式，人可以自我选择，反叛绝望。小说既描写各类人物在面对宿命般的死亡这一既定之局的不同状态，也书写鼠疫下日常生活语境的死亡，如传染病致死外的生理性死亡与自杀等。两种不同死亡形态交织形成的大幕笼罩在傅家甸上空，群体性死亡中骤现的磷光、日常语境下死亡产生的闪光都成为这大幕下尤为温情的瞬间。

(一)死亡形态的突发群体性

《白雪乌鸦》以鼠疫为背景描绘了大量的民众暴毙与传染性死亡，在此种非日常的群体性死亡表述中，作品并非单一呈现由不可抗力所导致的生命终结，更多体现出精神信仰的难以依傍，以及死亡大幕下的种种温情与新的生存策略的建立与实施。《白雪乌鸦》在描摹群体突发性死亡时绝非一笔带过，而是在无法数量的群体死亡中，择选极具代表性的群众进行重点描摹，界说现实生命的诸种存在际遇。

死亡不是简单的生命的殒落，其中包含着人性的温存。《白雪乌鸦》运用较大篇幅描写儿童喜岁的日常、染病与去世，以儿童视角避免了沾满血泪的悲愤与哀怜，冲淡了群体性死亡所带来的压抑沉闷之气[2]。在描述人品卑劣的纪永和时，小说写道，将死之际他仍惦念自家的粮食与他的典妻，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着他人。“他不像其他的死者，走的时候手是撒来着的，纪永和的手呈半握状。他似乎还想在最后一刻，抓住点什么。”[1]180他的死本应大快人心，但作品字里行间呈现出的仍是一股忧伤之感、平实之态、悲悯之情。天真小儿喜岁、卑劣的纪永和、绝望的迈尼斯等都在死亡大幕下绽放绚丽复杂的人性。他们的死亡无疑是群体性死亡中点缀出的点点磷光，一定程度上消散了灾难的灰暗与阴霾。

死亡书写不仅仅书写死亡这一结果，《白雪乌鸦》借鼠疫这一灾难的发生，还原那个时代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他们面对突发灾难的态度和遭受灾难时的复杂人性，让读者在有距离的静观中找寻更多永恒的意义，用众人各异的死亡所触发的温情拨开了累累白骨。

(二)死亡形态的个别日常性

在群体性死亡的大背景下，《白雪乌鸦》使用了更多的篇幅去描绘在鼠疫下非群体突发性的死亡，通过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来还原真实灾难中的死亡情境。

人类纯真的感情如白雪般点缀在这黑幕笼罩下的灾难小城，群体性死亡不是死亡的唯一方式，死亡也绝不仅仅是绝望与虚无。灾难似乎没有打破陈雪卿的惯常生活状态，但丈夫的猝然离世，使她突然失去了生的希望。她以决绝的方式自我凋零，是为了爱而超越死亡的更深层触动。秦八碗的自尽则更凸显悲剧色彩，现实的困境使他失去了让母亲亡归故里的可能性。愿望无法达成，死亡便成为人物走出其困境的途径，成为其尽孝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由陈雪卿为爱而死、秦八碗为孝而死这两种个人日常性的死亡方式可以看出，死亡对于傅家甸的群体而言虽说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威胁，但人们仍可以站起来反抗绝望，选择死亡。死亡后生命仍可延续，温暖与爱仍然存在。也正是透过这种在疫情下的“特殊”死亡，使得《白雪乌鸦》的死亡书写意蕴更为深厚，显现出道德理想超越灾难的强大力量。

迟子建将死亡书写看作是生命关怀的一种方式，让人们体会到自然与生命之间的和谐关系，作品在运用客观实在性死亡意象营造氛围的同时，更多的采用人为建构性死亡意象凸显乡人的生存策略与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撑，在双重性死亡意象的建构中凸显向死而生的生存态度。

(一)客观实在性意象的对立与联系

“白雪”“乌鸦”一黑一白两个意象构筑了傅家甸的生死两界，体现着生死间的对立，傅家甸民众新的生存秩序的建立。寿衣这一针对死亡而产生的意象在文本中则更大程度地体现着人们对死亡态度的转变、生存的向往。

1.白雪与乌鸦：生与死之间的对立

在《白雪乌鸦》中，雪既成为死亡的前奏同时也是死亡的终曲，雪的意象始终弥散着浓郁的悲情气质，与肃杀之气融为一体。作品从霜降开始，在雪落之时，死亡同时降临在傅家甸。死亡和雪一同盘旋在傅家甸的上空，降落在乡民身上，带走人生的气息。

乌鸦在中国文化中常代表着不幸与狡诈，但在《白雪乌鸦》中乌鸦的意象则更多的是体现生存的希望与坚强的品性。乌鸦在候鸟飞走的冬季仍然盘旋在城市之中，不惧寒冷，在空中俯视着人的死亡，在火化时亦作为守墓人屹立在白雪之中。乌鸦是鼠疫的见证者，也是死亡的幸存者，是这座城市冬天的生命力的象征。作者多次描写充满生命力且有活力的乌鸦，“它那粗哑的叫声，带着满腔的幽怨，有人间的色彩。”“乌鸦有记性，它们被端掉窝后，不再来筑巢，可是那两棵榆树，它们还是恋的，依旧一早一晚地光顾。”[1]14鼠疫过后，于晴秀生下孩子、喝下乌鸦汤后奶水充足滋润起来，乌鸦的生命力便由此移植到了灾后第一个生命之中。

乌鸦见证死亡，同时也意味着新生。久不消散的积雪与盘旋低飞的乌鸦相对照，黑与白的对比、生与死的对立构成生命新的轮回的开始。死亡过后总有新生，傅家甸得以回春，生命又终于继续。

2.寿衣：生与死之间的联系

寿衣与寿材不仅仅是生者对于已死之人的缅怀，更是人们将非常态的灾难死亡进行常态化的渠道与手段。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几近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的日常社会，如对于随葬品、寿衣的重视等。傅家甸的人们也是如此，在面对突然的大量死亡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医治，而是自身的寿衣与寿材如何置办。面对不知何时就将会到来的死亡时，人们率先踏破的是棺材店与寿衣店，日常生活讨论中也添加了对于自身死亡时穿着服饰的炫耀。这使得鼠疫下的死亡仍呈现出日常死亡的部分特征，即对于死后想象的重视，迫使灾害死亡褪去了一丝恐怖色彩。“人们似乎看透了，既然鼠疫防不胜防，随时可能赴死，索性如常过日子，轻松一点。”[1]109

灾难中透出的生机，正如“白雪”与“乌鸦”一般，强调生与死的对立与联系。白雪与乌鸦见证生命消逝，同时催促着新生命的降临与生长。寿材这一指涉死亡的客观实在意象又与人们生的希望相联系，消散死亡的恐惧。白雪、乌鸦、寿衣在生与死的对立中搭建起希望的桥梁，构成生命的轮回。

(二)人为建构性意象的生成与失效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精神的终结。生者在服丧期间与死者的关系是动态的，并且不变地持续地与死者构建新的关系。可以说，举办亡者的文化地域性的仪式，是生者重新站起来的一个重要支撑。对于死亡仪式的重视也是幸存者对于死亡的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和消散死亡恐惧的方式。死亡仪礼这一人为建构的死亡意象推进着生与死源源不断的联系。对于死亡仪礼这一人为建构意象的表述与反复，进行死亡之后的想象与描述，阐释仪礼的生成与失效，更使得这部作品呈现出“哀而不伤”“悲痛而不绝望”的氛围。

1.仪礼的被迫失效

地域社会自身仪式的继承，意味着回避草率地集团埋葬与焚化，因为其妨碍了死者的身份确认，而且在举行葬礼时无法向遗属提供必要的遗体。但由于灾难本身的突发性、死亡的不可预知性、传染性等多种特质，鼠疫灾区生活的仪礼势必会遭到破坏。但作为无可奈何的选择，生者只能自感哀痛，整理自己的情绪。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火化并不是人们所能够普遍接受的死亡仪式，更何况是集团焚化。政府官员伍连德运用焚化尸体来控制传染性疾病是有效且可行的防疫措施，但在民众眼中此举甚为荒谬。伍连德便成为鼠疫的“替罪羊”，成为仪礼失效的罪魁祸首，成为他们逝去的家人无法再次回到生者身边的理由。虽然此种看法带有相当程度的愚昧，但这种情感的替代品会在一定程度上将生者对死者的哀痛转换为对伍连德的仇视，消弭生者对于灾难的绝望态度，个体生命的死亡苦痛被客观地弱化，死亡下的活力由此彰显。

2.仪礼的生成与强化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于鼠疫的恐惧不仅仅来自死亡，也是来自于死后魂魄无所归处的恐惧。所以在突发性死亡的威胁下，在无法回避的死亡到来之际，人们首先强调的是如何确认自身的死亡仪礼，幸存者如何强化死者的仪礼，即强化追忆秩序。

追忆的秩序是通过故事讲述，唤起曾经的共同体成员或与共同体存在某种关系的死者之灵魂并进行重编，再生产共同体秩序。如于晴秀灾祸后再生一子，起名为喜岁，以姓名延续的方式悼念已逝去的小儿喜岁。人们在喝酒时，总要先淋一点酒到门槛上，祭奠那些不能再喝酒的人，加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精神互动。死亡不能剥夺死者与社会集团之间的情绪关系，相反，死亡使得人们的生存策略发生伦理转变，弥合了彼此间的恩怨间隙。

由于火化带来的生者与死者“面对面关系”的不充分，人们在特定时间与地点怀念死者，这既是仪式的延长，也是生者补充与死者的精神关联的渠道。“由于焚尸，死去的人没有自己的坟，这样的死者就会给人一种失踪的感觉，好像他们一不留神，又会蹦出。所以大家围聚在一起烧纸时，微风拂动衣襟，额头被纸灰擦着了，火燎到了手指，都被认作死者来认亲人的举动。”[1]109

如果说生者对于寿衣、寿材的重视是在给自己一个向死而生的理由，那么生者对于死者追忆秩序的加强就是傅家甸的幸存者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对于因集体焚烧尸体导致的死者无法亡归故里的“冤魂”的慰藉。灾难与死亡无疑给人们带来撕心裂肺的悲痛，但面对至亲的逝去，面对破败的家园，更需要的则是这样的一份假以能生效的方式。在坟场痛苦悼念的人们，搭帮结伙回城的路上，就不那么哀切了[3]。

死亡是灾难的必然衍生物，在众多灾难文学作品的死亡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异化、国民性的悲哀，灾难中鼎立的英雄人物与反抗绝望、反抗荒谬的精神传承延续。迟子建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疾病叙事、死亡叙事，她试图用死亡观照乡村生活、参与乡土想象。《白雪乌鸦》死亡书写所具有的独特双重性更加凸显了作者所要表现的向死而生的生存态度与“个体生命在生活磨难中找到出路”的生存策略。

(一)凸显向死而生的生存态度

在不知何时便会降临的死亡面前，人失去希望，失去了生命的意义，终日盯着门前那块吐了血的石砖。染疫的人死了，悄无声息的，送丧的人零零星星，且都掩着鼻子，好像死者是块腐肉。但当死亡已然成为无法避免的现实，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化，死亡就是这样，它以巨大的威力镇压人，让人俯首帖耳，静静站站地做他的俘虏，可一个俘虏受虐的时间久了，也会反抗。一段时间的死寂后，引起沉沉的傅家甸又有点还阳了[1]109。

在恐惧失效后，人们更为放纵地“享受”生活，表现出一种“接受死亡”并“积极生活”的状态，但这种“向死而生”并非是对死亡的超越，而只是对未来生命的预支和对当下生存的让渡，不但不能给人生存的力量与勇气，还剥夺了死亡面前人类应有的诗意与尊严[4]。

在群体性死亡阴影笼罩之下，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由畏惧转变到接受，从惧怕死亡到正视死亡再到接受死亡，傅家甸人努力用生的希望来平衡死的威胁，表明了人对于死亡的一种直视与反抗，凸显了社会失序状态下人性的丰富内涵。

《白雪乌鸦》中死亡传达出双重声部，人们从惧怕死亡到反抗死亡、反抗绝望，对于死亡态度的转变也体现着对于生命的态度转变，以仪礼的方式传达出生命的延续，建立起新的生命策略。写死，即是写生，生命的各个向度在作品中得以完整的呈现。

(二)建立新的生存策略

《白雪乌鸦》通过塑造丰满的人物来还原灾难中人们的境遇，通过生者对于死者的追忆仪式来展现“悲怆而不绝望”“哀而不伤”的灾后新生活。作者在描写鼠疫死亡的群体突发性的同时对个别日常性的死亡进行描述，将非常态的境况与日常化的生活联系起来，为大众深痛的苦难找寻积极的排解方法。在描述肃杀的白雪掩埋下的死亡同时，描绘着乌鸦汤滋补下生长的新生命，在生与死之间搭建桥梁，通过追忆建构新的生命策略，建构生与死源源不断的联系。

迟子建通过双声部的描述，使作品不仅仅停留于死亡的展览与哀嚎，更进一步贴近世界，群体性与日常性、客观实在与人为建构，黑与白、生与死，生命始终处于轮回之中。死亡过后总有新生，积雪消散，生命又继续在这片黑土之上蓬勃生长。

《白雪乌鸦》中迟子建用温润笔触消弭灾难下的哭嚎，用种种人各异的死亡所触发的温情拨开了累累白骨。死亡形态的突发群体性与个人日常性、客观实在性死亡意象所凸显的生命轮回、人为建构性死亡意象所加强的生者与死者间的精神互动，都更大程度上彰显着《白雪乌鸦》所独具的价值意蕴，体现出动荡中的平和之气、苦难里的人性之光。

注 释：

①迟子建：1964年2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额尔古纳河右岸》《烟火漫卷》《炖马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