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与区隔：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城市想象——以基础设施为例的分析

罗小茗

科幻小说已经成为解析当代中国城市想象的重要文本类型。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城市基础设施想象的讨论，基本阙如。这或是因为基础设施总是无声地支撑起活色生香的城市生活，只在失灵时才引人注目。但实际上，一旦展开对城市的深入想象，如何构想基础设施的问题便凸显出来。这不仅因为基础设施是“定义了城市和社会，并凸显了无数细微差别的人类活动形式”的想象条件，①CJ Lim, Inhabitable Infrastructures: Science Fiction or Urban Fu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64.也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表达其欲望、幻想乃至焦虑的重要表征。②Brian Larki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3(42), pp.327-343.卡尔·阿博特则认为，当人们将一座城市写入社会科学幻想作品时，“他所能依靠的可信资源，以及所受到的抑制条件，都要比人们根据物理学规律建造一个可信的星球少”。③卡尔·阿博特：《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创新团队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7、8、14、15页。

这些都意味着，就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想象展开分析，不仅更能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对城市空间潜移默化的理解，也将充分彰显这一理解的基本特征与潜在问题。以此为目标，本文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如何想象居住、交通和能源供给系统这三个方面入手，解析这一部分的想象所蕴含的对于当代城市的基本理解，凸显此类思想实验所具有的警示意义。

现代城市被发明以来，并不总以房地产为第一要务。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政府推动的城市房地产市场，使得建造和购买住宅商品房，一跃成为最引人注目且具有决定性的城市事宜。居住空间成为21世纪以来扩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一种空间类型。如何购置个人住房、分配室内空间，如何装修这一空间并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位，不仅占据了各类广告的中心，更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焦点。于是，就城市整体空间的变迁而言，居住空间开始握有持续改造其他类型的城市空间的特权。就城市居民的心理和想象的空间而言，私有化的居住空间也开始成为观看和理解世界的出发点。①王晓明：《近视与远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2页。这种社会变动也迅速渗透到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对于城市的描写和构想之中。

就拿《三体》来说，这部小说从未把描述的重心放在城市构想之上。不过，并非重点的城市描写，恰好暴露出这样的渗透。其中，第一次颇为集中的描写，出现在大低谷时期之后。在三体文明的威胁下，人类放弃地表，转入地下居住。危机纪年第205年，面壁人罗辑从冬眠中醒来，打量这个185年后的世界，发现城市一变而为巨型森林的模样，每个人都住在一片叶子之中。街道或道路的概念由此消失，树干与树干之间的空间连绵成了广场。广告牌通过个体识别，投放定向信息。它们在第一时间告知罗辑的，便是在这个年代里，住房已经不成为问题：

我们知道，在那时，拥有一套首都的住房是每个人最华丽的梦想，现在，绿叶集团能够帮您实现它。您看到了，这个美好的时代，房子已经变成树上的叶子，绿叶集团为你提供各种叶子（图像上出现了向巨树的树枝上挂装叶子的画面，接着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悬挂型成品房间）。②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11、315页。

看来，无论地球遭遇什么样的危机，城市状况发生了什么改变，一个人重返城市社会的第一步，仍是听闻这个社会中房地产商的广告，被告知这个时代里的居住样式。样板房也依旧被视为最能阐释社会生活的典型空间。

有意思的是，尽管此时城市的外观有了巨大的改变，住房也不再稀缺，居住空间本身却并无多大的改变，而是与21世纪初中国人仍乐于想象的城市中产阶级住房相差无几。“位于这棵树的顶部，是一套很宽敞的房间，生活设施齐全舒适，有健身房，甚至还有一个带喷泉的室内花园。”③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11、315页。于是，一方面，通过开发地下世界和制造人口锐减，小说轻松地改变了城市的外观，大大扩张了人类所能占据的空间，使得住房不再“稀缺”。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改观并未同时更新室内空间，反而为保留乃至实现今天最流行的居住想象提供了条件。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人希望家里“有一个带喷泉的室内花园”，但它确实是在向西方生活方式看齐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醒目而夸张的家居符号。

何夕的《六重世界》，同样大刀阔斧地拓展了整体空间，却在处理具体空间时漫不经心。小说的设定是，当地球无力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时，科学家发明出了稳定且平行的六重世界。这相当于在今天的地球之上，再叠加上五个地球。所有的城市都处在同一时空之中，彼此交叠却不自知。能看到城市在室内空间中交叠连接并预言灾难的人，反而成了异类。①何夕：《汪洋战争》，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

而在宋钊的《世界的误算》中，城市被等同于世界，并取消了边界。此时的城市，由三类不同身份的人组合而成。一类是“新人类”，他们由人造胚胎而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妈妈，家庭和社会关系一并阙如，实现了彻底的自由。在小说中，与这种自由相配套并得到细致描摹的，首先便是他们的住房。每一个“新人类”都住在这样的空间中：

住在一间离地300米，面积120平方米的公寓里……一套名为X的智能系统管理着整栋大厦和每个房间，业主的日常生活都交由它打理……房间内常年恒温恒湿，有无限多的虚拟实境模式供业主选择，让人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天下万物。②宋钊：《世界的误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4、33页。

“新人类”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室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外出。与他人或实际事物面对面的接触，成了对“新人类”的巨大挑战。与“新人类”形成对照的，是在这个世界里坚持母体生育的传统人。他们居住在旧社区，保留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不使用智能系统，和真正的异性组织家庭、共同生活，喜欢户外活动。第三种人是“公务员”，他们的职能是监管整个X系统，发现和清除其中的异常。为此，城市安排了特殊的第三类社区，供其居住。“公务员”的社区拒绝一切虚拟的技术系统：“道理很简单：作为虚拟世界的监察者，只有置身虚拟之外，才能保持清醒客观和独立公正。”③宋钊：《世界的误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4、33页。原来，为了对世界秩序进行严格有效的管理，“公务员”在这个社会中必须保持高人一等的自信。这一自信，在小说的设定中，源于彻底真实的居住空间。

显然，在这个社会中，住房同样摆脱了“有限”的桎梏。不过，由居住空间导致的等级区隔却并未消失。只是，此时的划分标准，成了个体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在不同的居住类型中，个人被赋予的把握真实的能力与可能性，完全不同。“新人类”看起来最为自由，既没有社会关系的负累，也不存在情感上的牵绊，却也因此深陷在虚拟世界之中，与真实之间的距离最为遥远。传统人拒绝“X系统”，与虚拟世界保持距离，坚持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可以感受和掌握局部的真实。真正把控全局、监管一切的，似乎是公务员们；
是他们决定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拟，什么应该被保留，什么又应该被删除。

看起来，在文学想象中处理城市或居住空间的“有限”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无论由此而来的空间如何“无限”，令人感到逼仄压抑的空间区隔和等级化区分仍然存在，精神上的窘困无力之感，也因此越发浓重。把这种无力感表达得最为充分的，当属韩松的短篇《山顶洞委员会》。

小说中的无名城市一分为二，由“技术世界”和“叙述世界”构筑而成。一条遥遥无期的买房排号的队伍，贯穿在城市之中。在这里，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就没有开始生活的可能。主人公张良是众多年轻人中的一个。有人向他兜售“时间压缩纳米药物”，号称这种药物可以帮助他摆脱困境。既买不起房，也买不起房号，那么就买一颗这样的药丸吧。等张良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45岁的中年人，住进了开凿在高耸入云的人工玻璃墙上的洞穴之中。原来，所有服用了药丸、在一夜之间步入中年的人，都被安排住进“技术世界”里成千上万个一模一样的洞穴之中。在这里，他们既不需要工作，也不再为住房、吃饭和性欲问题操心；
只需要在“技术世界”的操控下，将自己开着豪车、拥有漂亮女孩的中年形象投射进“叙述世界”，以“影响那些糊涂而不安分的年轻人，让他们不再闹事，都来向往这面墙，争取早日成为住户”。①韩松：《山顶洞委员会》，《苦难（韩松精选集III）》，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最终，张良爬上玻璃墙头，发现它的另一面是无垠的黑色空间和一台贴着“山顶洞委员会”标签的巨型机器。

这是一个因住房而持续两极分化的世界。一边是“叙述世界”，它由年轻人的购房欲望与成功的幻象编织而成；
另一边则是“技术世界”，由为了买房而弃置人生的中年人和他们的玻璃牢笼（住房）组成。两者的联通，依赖于志得意满的中年幻象对年轻人的诱惑力。小说中最显眼的科幻设定，自然是“时间压缩纳米药物”和能把洞穴般无聊的人生投射得令人艳羡的高科技。正是在这两者的合力下，小说刻画出因住房问题而虚脱无力的人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刻画中，玻璃洞穴的供应同样也是无限的。那台名为“山顶洞委员会”的巨型机器，不仅吸取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无限量地制造出玻璃洞穴，更仰仗着这一无限供应支撑起两极分化的世界。但问题在于，只要能够无限量地剥夺与占有人类的时间，便能制造出无限供应的住房和无限扩张的城市吗？正是在这里，对住房问题的尖锐批判，与更为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城市的无限量供应，深深缠绕在了一起。

至此，无论是不经意的冷嘲热讽，还是对当代住房问题的明确抨击，在这些针对住房展开的文学构想中，颇可以归纳出一些共性。

科幻作家在重新想象城市空间时，不约而同地想要解决乃至消灭的是居住空间的“有限”。在现实生活中，导致“有限”的原因自然很多。地球上可以建造为城市的空间总归是有限的，而城市中可以划为居住空间的部分，更因其有限而价格高昂。更何况，在我们这个物理空间中，任何地点都必然是唯一的。此外，这种对于住房“有限”的意识，既是政府各项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②显然，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住房的“有限”，从来不只是居住空间大小的问题，更与教育、医疗、通货膨胀等各方面挂钩。也是市场的刻意引导和过往经验综合后的效果，以至于中国城市居民往往认为住房面积“越大越好”。③王晓明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探索与争鸣》编辑部，2016年10月。

尽管成因多样，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对此加以解决乃至克服的想象性路径，却颇为单一。无论是开发不同的时空，打通地表与地下世界，还是将整个世界都变为城市或洞穴，这些文学想象都倾向于大刀阔斧地取消“有限”，改为空间的无限量供应。

在这个看似大刀阔斧的想象过程中，有两点却是相对不变的。其一，仍习惯于从居住空间出发想象和呈现一座城市，由此铺陈个人与城市之间可能的关系，据此分配乃至定义人的行动力。其二，对于未来居住空间的具体构想，乏善可陈，甚至于颇为保守。它可能充斥着令人无聊或惊恐的智能家居，也可能暴露出洞穴的本质；
却很少有人愿意花心思去构造与今天的居住空间真正不同的样式。甚至，正是想象中无限量供应的城市空间，解除了重新想象居住空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另外，当城市空间敞开供应，而居住空间和居住方式少有变化之时，居住空间的区隔和等级化始终是一种赤裸的威胁，成为不断深描的对象。由此引发的精神上的窘困与无力，即便在文学想象之中，也难以排遣。

不难发现，无论是各级政府想尽办法提高自身所能买卖的城市土地的数量，还是城市中产阶级想方设法购买更大更多的房产，或是因房价过高而抱怨不已的青年群体，他们克服危机的技术，虽没有科幻小说中那样高级，其解决的思路倒也极为一致。那就是希望通过扩大供应的数量——土地也好，住房也罢——来解决自身的困难。然而，地球终归有限，源源不断的增量终是妄想。更何况，在现有制度下，市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之一便是假想中的稀缺性。只要市场仍然以今天这样的方式存在，那么数量便无法抹除稀缺性，区隔和等级化也势必如影随形。

至此，在针对住房这一基础设施的构想中，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所发起的以“无限”替换“有限”的努力，与其说是对住房问题的新颖解决，不如说是将当代中国社会长期积累的对于“无限”的集体幻想，对“稀缺性”的厌恶，以及在这一幻想和厌恶中下意识地回避现实——任何增长必然有它的上限——更为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因交通设施的变化而来的社会变革，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当速度这一命题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总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速度在带来兴奋之时，同样带来了危险。当“中国速度”引发世人关注之时，对于城市交通的未来设想却总是和危险、停滞乃至恐惧联系在一起。这一系列感受，成为科幻小说在畅想这一部分基础设施时的主题。

刘啸的《无距离时代日记》①刘啸：《无距离时代日记》，星河、王逢振选编：《2014中国年度科幻小说》，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描述的，是以传送门作为交通手段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此时，无论多么遥远的距离，通过传送门都可以瞬间到达。上班族都不再担心迟到的问题，因为传送门取消了通勤时间这件事；
城市道路从拥堵变为畅通，再到被各种小摊贩和简易房屋占据；
各类运输交通企业就此破产，传统能源行业大受影响；
可供选择的其他通勤手段——地铁、铁路乃至飞机，也因为传送门的普及而取消。在乡村也建好了传送门之后，城中村就此消失，住在农村的父母更是跃跃欲试，盼望着通过传送门，来大城市看望子女。

一开始，“我”拒绝使用传送门，因为怀疑一旦踏入传送门，出来时便不复是当初的“我”，而是被扫描打印后的数据副本。只是，当自己的亲人都由传送门传送到身边之后，“我”决定接受传送。因为只有被传送过，“我”才能变成他们的一份子，而不再是这个无距离时代里的“异端”。

如果说《无距离时代日记》传达的，是个人不得不为交通设施的升级换代付出高昂的代价，变为毫无个性的副本的话，那么韩松在《地铁》与《高铁》中抒发的，则是对未来中国的忧虑：

许多人在说，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化，成为世界公民，但我常常又觉得，世界仿佛是在中国之外独立地演化着的，很大程度上，中国仍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定义的车厢中，与世界并不发生关系或者关系很小……有人担心中国或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却担心它会发展出一种“封建的现代化”。这不是我们的初衷。①韩松：《高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372、373页。

这段文字，呼应着鲁迅当年的“大恐惧”——“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②鲁迅：《热风· 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3页。不过，在鲁迅的时代，中国人还有不少理由去敷衍这一恐惧——经济不够发达，技术不够高超，社会不够现代等。而现在，中国人却俨然坐在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车厢里，甚至成为迫使列车不断提速的动力源。③无论是物流、网络支付还是基建行业，由于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对于劳动者权益、工作时间和强度、个人隐私和数据信息这些方面的“毫不介意”，这些行业的发展速度和由此水涨船高的行业标准，显然为这个世界的“提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惊变》中描写的那样，人们被毫无理由地困在了一列急速行驶、永不停靠的地铁之中。④《地铁》和《高铁》由几组彼此关联而又可以独立阅读的故事组成。篇幅所限，此处仅以《地铁》中的《惊变》为例，展开初步的分析。这列诡异的地铁，打破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生活笃定比父辈要好的自信。因为他们发现：既找不到让地铁停下来的机会，也不知道除了自己所在的这列车厢之外，别的车厢里正在发生什么——每一节车厢都彻底封闭；
更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车厢里有一位擅长攀岩的年轻人，他提出可以打破车窗，爬到车头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去，车厢里的警察企图阻止他，认为这是颠覆公共秩序的行为。但攀岩者还是打破了车窗，沿着车壁攀爬起来。在他爬出车厢的那一刻：

忽然，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就是列车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前进，只是它所处的世界在飞速地倒退吧……所有的上车下车和站台切换，都是一个魔术师用声光电的手法，表演出来的障眼花招，目的是欺骗乘客，麻痹他们的精神，好趁机掏空他们的腰包，偷走他们的时间。⑤韩松：《地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在离开车厢向车头进发的过程中，攀岩者目睹了各个封闭车厢中展开的演化。在这个急速飞驶、永不停靠的过程中，没有一节车厢还能保持人类文明的基本模样，而是开始了各自的蜕变。当攀岩者回到他所在的车厢时，发现车厢中的人已经变成了一种奇怪而陌生的生物。当他这样的“异物”重回车厢时，等待他的不过是被彻底吃光的命运。

同样是“吃人”与“被吃”的文学意象，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由此揭发的，是大至中国社会，小到宗族家庭，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为了自我延续而展开的行动。承载着这一意象的，是乡村熟人社会和家庭空间。而在韩松的《惊变》中，新一轮的“吃人”与“被吃”，被安排在充斥着陌生人的封闭车厢中展开。只是，作为交通工具，车厢试图维系的又是什么呢？毕竟，传送门也好，地铁高铁也罢，一切的交通工具不过是让人抵达某处的手段，它不应也无法成为自身的目的。然而，此时的交通设施，在人们以为它们不过是消化过剩资金的经济方案或现代生活速度的代表之时，却兀自成为任意改变人类演进方向的黑箱。而这正是人们为了速度而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

丰裕充足构成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特征。在背后支撑这一丰裕的，是源源不断的能源的发明、供给与调配。对这一部分的基础设施展开文学想象，也就意味着对城市自我维系的秘密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而科幻小说越是深入探究这一城市丰裕的秘密，就越是逼近由四通八达的能源供应系统所掩藏的城市退化的真相。

刘慈欣的《圆圆的肥皂泡》①刘慈欣：《信使》，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是对城市供水系统的一次畅想。在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里，人们试图克服干旱，建造出一座新的城市“丝路”。圆圆的父母便是这样的建设者。然而，大自然是残酷的。不管是“冰弹造林”，还是庞大的引水规划，都无法成功。爸爸不愿意看到“丝路市”的消失，想要建设大型水处理工程，提高城市用水的循环利用率。在他看来，女儿圆圆热衷的发明——吹出更大的泡泡，不过是因为好玩，对于这座城市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显然，对于技术和城市、理想和兴趣之间的关系，两代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令人意外的是，当圆圆将一个坚不可摧的巨大肥皂泡送给爸爸当生日礼物时，爸爸却从中看到了为城市带来潮湿空气和雨水的希望。一项通过泡泡向大西北调水的宏大工程由此展开。由天网、海风、水汽和泡泡构成的供水系统，最终让城市克服了干旱，免于消失。

“人定胜天”是人类从来就有的狂想。两代人之间的争议与调和，也许会让圆圆的这个泡泡有一个暂时的美好结局。但由连绵数千公里的巨大泡泡们所供应和维系的“丝路市”，又何尝不是在这一狂想中吹出的一个更大的泡泡？当更多的人仰仗于这一“人定胜天”的泡泡时，问题势必变得刺目起来。

何夕的《异域》，便由类似的问题开启。小说中，人类建立了一座全封闭的“西麦农场”，通过征用未来时间，为此时此刻的世界生产粮食。人们迎来了和平而富足的年代，却也使得地球人口急速膨胀。当“西麦农场”的粮食需要喂饱越来越多的人的时候，它征用时间的速度也不得不持续加快。这种“寅吃卯粮”的供应方式自然不可逆转。当农作物和动物如此高速地生长之时，为收割和宰杀它们而配备的机器设备，也随之加速进化。危机由此爆发。高速进化的动物拥有了智能，攻击农场内的计算机系统，致其瘫痪。人类世界的粮食供应链就此断裂。这让已彻底依赖于“西麦农场”的人类措手不及。不可避免的大饥荒中，绝大多数人死去。尽管小说的结局是智能生物被人杀死，但高速进化的时空，从此威胁着高墙外的人类。于是，看起来是在两代人的生命里，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当这种解决不过是通过剥夺未来时间来供养现在的时候，人类不得不为一时的丰裕付出更为凶险和长久的代价。

刘洋在《说书人》①刘洋：《完美末日》，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中重构的电力，同样遭遇了丰裕之祸。人们发现，一种菌群在阅读人类文字的时候，激动不已、扭动身躯、抖动触角、自动发电。它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发电量最高。于是，所有的人类发电站都改为饲养菌群，向其投喂文学稿件来发电。一时之间，人类不再有能源的问题。不过，菌群对于文字的要求很高，对它们的投喂很快耗尽了文学作品的库存。此时，有人另辟蹊径，研发出让菌群失忆的阻断剂。这使得菌群重复阅读而不自知，如此一来，无需新作，就能发电。

然而，好景依旧不长。不到一年，菌群就集体罢工了。黑暗时代就此开始。不久，人们找到了菌群不再发电的原因。原来，菌群是通过信息共享系统分享阅读快感而持续发电的。在被人类投喂了带有阻断剂的文字稿件之后，共享系统遭到破坏，菌群内部演化出专门负责协调信息的菌种和展开指挥组织的中心——“文字审查部”。在集权菌群的统治下，既没有共享，也没有快感，自然也就没有了电力。

显然，刘洋属于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对这一代人而言，丰裕的来源，不止于物质性的水电煤或石油，更包括海量的信息和由此而来精神愉悦。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精神性的快感替代传统能源，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文学想象。但问题在于，即便是精神世界的产能，也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暂时的丰裕之后，前人积累下来的文学宝藏，还是和传统能源一样枯竭了。人们即便投机取巧，以阻断记忆、集权控制的方式强求丰裕，结果仍无不同。

同时，对于这一代作者而言，人类对于丰裕的抢夺也已将“技术造福或降祸于人类”这类问题改写为：当人类妄想一劳永逸的时候，丰裕之祸是否总是伴随着生产方式和分配过程中的不正义一并到来？在这样的提问中，整体的人类、整座的城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处于利益纷争中的群体和分而治之的基础设施。

鲜明地表现这一点的，莫过于陈楸帆的《荒潮》。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硅屿是一座因垃圾回收产业而迅速发达起来的岛屿。然而，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使得城市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供水系统、网络系统和垃圾处理系统反而在此过程中被日渐分治，不约而同地退化了。于是，尽管硅屿赶得上一线、二线城市的繁华，水源却被当地的垃圾回收产业彻底污染，供水系统随之崩坏，只能以人力从别处运水，供有钱的本地人——“硅屿人”——饮用。卖水人也成为维持这座城市运转必不可少的职业。只有“垃圾人”才饮用被污染的本地水。

网络的管制，倒是对“硅屿人”和“垃圾人”一视同仁。因多年前的一次数据泄露，硅屿的网速被限制在了低速区。这既构成了“硅屿人”和“垃圾人”在使用各种先进电子设备（比如增强现实感眼镜）时的限制，也成为各种势力——跨国集团、环保组织、宗族势力、地方政府和“垃圾人”——发生冲突时重要的现实条件。

最后一项是垃圾处理。此时的“垃圾回收”已成为各方势力的角力场。跨国集团企图以“绿色产业”的名义改造硅屿，获得稀有资源；
政府希望维持经济发展和自己的政绩；
宗族势力意在守护自家的产业利益；
“垃圾人”既不得不从内陆来到这里讨生活，又不断反抗着比垃圾更卑贱的个人命运。

至此，“圆圆的肥皂泡”式的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城市美梦，不复存在。在经济日益发达的同时，基础设施不再是因事关所有人的生活而被确认保障和持续改进的所在，反而成为促使一个城市持续分裂的物质条件。丰裕和枯竭的变奏，不再是人类与自然的斗智斗勇，而是成为不同群体间你争我抢的零和博弈。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遭遇的不是进步与完善，而是退化与崩坏。理应为所有人共享的基础设施，蜕变为只为一小撮人而存在的昂贵服务，以及大多数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从事的繁重劳动。在这一蜕变中，分而治之的基础设施被持续固化，城市陷入退化却不自觉的危机之中。

如果说技术“体外化”是人类文明演进时必不可少的环节，①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ume One: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Cambridge: Polity, 2014.那么，基础设施便是独属于城市文明的技术“体外化”，标示出城市文明对“公共性”的理解。它们的存在，反过来规范人们进一步想象城市和展开公共生活的能力。居所如何建造，如何分配，如何为其设定标准？人与物如何利用工具展开移动？维持日常生活的能源如何获得，如何把握其限度？所有这些，都隐含在基础设施的构想之内。对当代中国来说，基础设施的规划部署与投资建设，由中央和各级政府掌控。这又使得基础设施在发挥实际功能、记录和彰显“公共性”之外，也成为国家、社会和自然这三者关系的中介。②Michael Mann, 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site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8, 43, pp.355-365.

在这一脉络中，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想象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了。显然，作为国家对社会负责的重要举措，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在社会中收获的评价往往是相当正面的，并使人忽略掉个人和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正是这一代价，构成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展开思想实验并加以推演的起点。而后续的推演则进一步显示出经由基础设施的中介，当前社会和国家之间所能产生的互动的极限。多年来，政府投资建设了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但凝结于当代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上的“公共性”，却并未由此得到拓宽或加深。尽管人们感受到了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危机，但在对住房这一类基础设施的文学构想中，却仍然下意识地保留了对于“无限”的迷信。即便是对此更为敏锐的科幻创作者，也不例外。虽然科幻文学的想象试图引起人们对基础设施更为全面的理解，但在展开想象的过程中，无论是日益等级化的区隔，还是分而治之的基础设施，透露出的却是对于持续衰落中的“公共性”的无奈与悲观。由此而来的警醒是：一旦失去了更新“公共性”、记录城市文明这一功能，即便是在想象之中，支撑着城市空间的基础设施又该如何演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