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忆：演进轨迹、概念界定与议题转换

龚新琼

(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海南海口571127)

与历史关注过去[1]不同，新闻专注于现在[2]。新闻的重点是此时此刻，过去似乎超出了新闻记者在完成其工作目标方面能够和应该做的范围。[3]但是，在集体记忆的确立和维持所涉及的众多社会和文化安排中，与新闻相连的环境或许属于最不起眼的记忆媒介之列。对于塑造我们思考过去的方式而言，新闻发挥着系统性、持久的作用。[4]

在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看来，轨迹，标志着记忆的时间方面，其被定义为物体在空间中弹射或移动的路径——换句话说，用空间来定义时间。[5]轨迹侧重于对两个或多个时间点之间事物运动路径的考察。对新闻记忆演进轨迹的考察，其实质是把握从记忆到新闻记忆研究兴趣的转移与汇聚路径。

(一)从作为主体问题域的个人记忆到聚焦社会维度的集体记忆

什么是记忆？在个体层面上，记忆似乎是我们头脑中随身携带的东西。[6]常识告诉我们，记忆是一种基本的个体现象，当我们独自一人或者跟别人对话时，还有什么比记忆更加个人化的？记忆——连带着还有遗忘——看来不仅基本上是个体性的，而且根本上就是个体性的，就像疼痛一样原始和孤单。[7]

记忆兴衰的历史表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对记忆是高度评价的。[8]在古希腊，记忆拥有最高的尊重，受到最严格的训练。[9]对古希腊人而言，语言和思想产生于记忆。[10]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Mnemosyne)，同时也是智慧女神，是艺术女神(Muses)之母，因此也是所有艺术和科学的先驱。同样的，罗马人也把记忆置于所有教育、学习和思想的核心。[11]至12世纪，书写仍然只被视作是记忆的附庸，[12]被赋予权威的是记忆，而不是书写。[13]自文艺复兴以后，对记忆的评价急剧下降。[9](11)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人们对记忆重新产生了兴趣，并对其进行了重新评估。[14]

记忆兴衰的历史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对记忆的概念，也就是记忆究竟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问题的认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是一个记忆的内观传统，其将记忆视作是一个完全自我学模式的主体性问题域。[15]在此视域下，记忆是彻底私人性的：我的记忆不是你们的记忆，一个人的记忆也不可能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对于主体的所有亲历体验来说，记忆，作为“我的”，是属我性、私有财产的一个典型。[15](121)

巴特利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关注记忆的社会维度的现代心理学家，其认为群体动力学在个体记忆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16]第一个明确使用“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术语的是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施塔尔，其提到了“在我们体内神秘祖先的构筑力量和层层累积的集体记忆”[17]，此时的“集体记忆”一词还只是一种诗性的暗示，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记忆理论的种子。

集体记忆这个术语在当代的使用，主要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正是哈布瓦赫开启了记忆研究的外观传统[15](152-153)，其将记忆研究的焦点从个体记忆的心理学转向集体记忆的社会学，认为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根据群体当前的需要和关切来重建过去。[19]继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这一奠基性著作出版之后，集体记忆的研究领域发展迅速。尽管不同的集体记忆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案例来理解这个概念，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主张：任何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本质性的构成部分就是通过构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来巩固其身份。通过这些叙事，群体可以形成共同体，因为其成员是那些接受过去的事件和过程的解释边界的人。[20]

(二)从强调社会整体面向的集体记忆到凸显中介、表达因素的媒介记忆

集体记忆不存在于抽象中，其存在和影响只能通过它们的持续使用来识别。没有公开的表达就不可能有集体记忆，因此许多记忆研究集中于各种公开的表达形式，如仪式、典礼、大众媒介文本等。所以，从本质上来看，集体记忆是一种中介(mediated)的现象。[21]

“中介”(mediation)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关键词，与近代大众媒介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报业等大众化媒介的制度化，中介通常被用来与“直接”、真实进行对照。[22]另一种对中介的认识则强调了中介作为介于不同种类的行动或意识直接且必要的行动的必然性。[23]汤普森在《媒介与现代性》一书中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理解现代社会“中介的社会性”(mediated sociality)的一个无法忽视的建制。[24]

事实上，当我们从字面上考察集体记忆的矛盾本质时，媒介在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会变得异常突出：个人可以处理和储存记忆，但是社会没有大脑，因此，“记忆”和“记住”的生理和心理能力在集体层面是陌生的。“集体记忆”的概念借用并隐喻性地用来指代“一个社会所同意的过去的版本：社会及其制度以一种个体和社会对事件的解释相一致的方式，形成和改变共同体成员关于过去的共同叙事”，因此，当这些叙事在公共舞台上通过中介的过程形成时，就变成了集体的。[20]媒介，成为研究中介和社会建构问题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因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与无所不在，[25]以及它们在塑造当前集体记忆中的决定性作用[26]。

随着集体记忆领域的研究愈益清晰地意识到集体记忆对媒介的高度依赖性，有关媒介的记忆，特别是媒介与记忆之间关系的议题才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有研究将记忆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只有在第三个阶段上，媒介与记忆之间才开始获得崭新和紧迫的连接。[27]

有关媒介记忆(media memory)的研究，主要是从媒介作为技术[28]、形式[6](11)、机构[27](51)和实践[29]这四个维度来进行把握和理解。对媒介不同维度的解析，展示了媒介是复杂、动态的系统，而不是离散、稳定的技术组合的新认识[30]，其与记忆研究的重心由“场”(sites)向“动态”(dynamics)，由产品(products)向过程(processes)的转向是并行的。[31]

(三)从侧重机构、制度属性的媒体记忆到关切现在与过去关系的新闻记忆

与媒介概念着力凸显技术、中介特征不同，媒体概念更多强调其机构、制度属性。[32]由此就形成对“media memory”两种不同的理解角度：侧重于记忆的技术、形式特征的媒介记忆，和侧重于记忆的制度、机构属性的媒体记忆。此处之所以特别凸显媒体记忆，意在强调其记忆生产的机构、制度色彩。新闻的采集、生产、流通与接受都具有鲜明的制度性、机构性特征，新闻与记忆的关联也只可能在此种制度化、机构化的背景下展开。

新闻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公开的、传播最广泛且最易获取的记忆的薄膜。[33]虽然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尚未充分认识到新闻作为记忆的记录机构的中心地位，但记忆却常常在新闻中蔓延，以至于新闻的记忆工作既广泛又多面，从而使新闻成为记忆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代理人，即使媒体和记者都不愿意承认这是他们所做事情的一部分,即使记忆学者也并没有给新闻在记忆研究中应有的地位。[34]但是，正如新闻需要记忆工作来将公共事件的叙述定位于其语境中一样,记忆也需要新闻来提供有关过去的最公开的草稿。[35]

对新闻与记忆关系的思考，是推动新闻记忆研究开展的基础和前提。新闻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复杂而重要，对其关系的理解亦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入与推进的过程。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新闻是关于过去的信息和对过去的共同理解的主要来源。它也是公众记忆预期的主要场域：作为历史的初稿，新闻也是记忆的初稿。[36]更重要的是，新闻本身充满了过去。[37]

新闻记忆被最清晰地标记出来的是有关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记忆研究，如对“9·11”恐怖袭击[38]、水门事件[39]、越南战争[40]、林肯[41]等的新闻记忆研究。此外，对大屠杀纪念[42]、伦敦“7·7”爆炸案纪念[43]等重要纪念活动，对名人的诞辰和逝世[44]的纪念报道，以及对媒体纪念自身的世纪纪念[37]、周年纪念[45]等的研究,也反映出新闻业事实上扮演的纪念机构角色。[46]

针对现有的记忆研究主要关注有目的的纪念活动的现象，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种研究倾向就像“醉汉在路灯下找钥匙”：我们之所以在自我意识的记忆场中寻找有效的公共记忆，并非因为那里能让我们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只是因为那里最光亮，最方便我们去找而已。在舒德森看来，非纪念性(non-commemorative)记忆才是记忆研究中的首要问题。[47]因为，并非所有的记忆都是通过明确意识到的、专门的记忆项目来进行，相反，过去总是以某种并非旨在纪念的方式纳入到现在中。或者说，所有人的行为都与记忆相关，并且通常并非以纪念为目标，组织如此，社会如此，新闻亦如此。[33]

由此可见，过去，作为新闻可用的资源，其被使用的程度及其所带来的过去在新闻报道中的可见性(visibility)程度都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作为教程的过去在日常报道中隐而不宣，作为标尺的过去在类比报道[46]中若隐若现，而作为报道焦点的过去在纪念性报道中则是高度可见的。[48]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纪念性新闻与非纪念性新闻所受到的记忆研究重视程度的差别了。

新闻所宣称的新鲜性(newness)，[49]与过去以多种形式存在于新闻中，并不矛盾。正是新闻在记录现在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提及和使用过去，将新闻记忆议题以一种无法回避的方式呈现出来。

新闻的历史(history of news)，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每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新闻业的历史(history of journalism)，则是一个短得多、定义更明确的历史，[50]其区别显然在“news”和“journalism”上。虽然“news”和“journalism”可以依循习惯笼统地译作“新闻”，但是必须明确的是，“news”和“journalism”在概念内涵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对新闻记忆概念的界定，首先就需要对作为“news”的“新闻”和作为“journalism”的“新闻”进行区别和界定。

(一)新闻：“news”与“journalism”的区别和界定

尽管英语中的“新闻”(news)一词，其使用历史已有500年。[51]但是在新闻史学家舒德森看来，现代的“新闻”概念直至19世纪30年代才为便士报所发明。[52]很显然，这种差异源于对“新闻”概念理解的不同。用现代英语中的“news”代替古英语中的“tydings”，不仅标志着公众对时事信息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同时表明，时事信息的供应类似于食品或服装等其他商品，可以被用来在更大的供需框架内获取利润。[51](81)这种理解突出了新闻的时间性、商品性属性，反映了当时手抄新闻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新闻内容为“船只启航抵达、海盗歹徒肆虐危害、贸易商情以及政治事变”[53]等信息的社会现实。而舒德森之视现代的“新闻”概念为便士报的发明，突出强调的则是便士报较之于此前报纸在经济基础、政治立场、内容构成，以及新闻生产等方面的全面变革。[54]也可以称之为“盎格鲁美国”(Anglo-American)的“新闻业的发明”(invention of journalism)[55]。

与追溯新闻和新闻业的历史演变相比，给新闻、新闻业下一个定义要难得多。[56]因为它们是一个庞大的概念——一个“与许多通常并未明确定义的概念纠缠在一起”[57]的概念群。新闻不是对世界的客观报道，而是被建构的现实，是新闻发起者、组装者和消费者的实践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58]也可以说，新闻是一种与现在相关的、关注离散事件的、面向公众传播的知识形式[59]。由此来看，对事件(events)的报道(report)和对读者的新奇性(novelty)，构成了20世纪新闻的核心意义或指称。[60]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学者开始关注新闻(news)的定义，以期确立对新闻业(journalism)的正确认识，建立一门科学的新闻学研究学科。有研究在新闻实践的社会语境中考察了中国新闻史上有关“新闻”的三种定义后发现，作为中国第一个新闻定义，徐宝煌的定义强调“事实”(facts)，旨在建立客观中立的新闻模式；
作为中国被最广泛采用的定义，陆定一通过“报道”(report)来定义新闻，由此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报道”原则；
而范长江的定义则把“群众”(masses)放在首位，试图探索新时期党报经营的新路子。[61]由前述分析可知，虽然中外有关新闻定义的表达各异，但都强调了事实、新鲜、公开传播等新闻的核心属性。

在中文里，“journalism” 通常被译作“新闻事业”[62]或“新闻工作”[63]，但是在指称各种新出现的新闻形式，如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参与式新闻(participant journalism)时，一般又都翻译为“新闻”。

显而易见的是，“新闻业”是一个带有“新闻”或“报刊”(press)所缺乏的规范性(normative)的术语。新闻业是一种像自由主义或天主教一样的主义(ism)——一种信仰体系，因为它根据一套标准和理想来定义自己。[64]有研究者列出了理解新闻业的12种隐喻，诸如第六感、镜子、故事、职业、制度、文本、实践、从业者等，以帮助我们认识新闻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65]尽管舒德森[66]、克拉夫特和戴维斯[67]、夏皮罗[68]他们都给出了各自的新闻业定义，但在数字媒介环境下，本文倾向于采纳“新闻业是制作和传播具有社会意义的新闻和讨论的一系列信念、形式和实践”[56]的概念定义。这一定义将新闻文本(text)与创造新闻文本的工作(work)区别开来，突出了新闻业的职业性、规范性、结构性、制度性等属性，从而将作为“news”的新闻与作为“journalism”的新闻区别开来。

(二)新闻记忆的定义要素：文本、过程与实践

前述有关新闻记忆研究的历史表明，虽然新闻与记忆之间逐渐建立起紧密、清晰的联系，但是有关新闻记忆的理论思考却并没有将概念界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予以关注。究其原因，一是有关新闻记忆的研究，主要是在更大的媒体记忆的框架下进行，较之于媒体记忆研究丰富的理论来源和概念基础，划定新闻记忆研究边界的独立意识并不突出。尽管有研究早就指出了新闻记忆与媒体记忆的区别问题。[5]二是有关新闻记忆的研究尚未成为新闻学研究与记忆研究的核心议题，故暂无定义核心概念的迫切需求。

概念是理论建构的核心，因此也是学术界理论工作的核心。[69]尽管定义任何概念都伴随着内部的紧张关系，如特殊性与一般性(普遍性)、规范性与描述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是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对新闻记忆概念的界定，并非遵循逻辑学中给概念下定义的规范方法，而是在我们对文化和社会的实践、制度的最广泛讨论中我们所共享的词汇和含义的层面[22](xxvii)来理解新闻记忆概念。

借鉴《论媒体记忆》(OnMediaMemory)一书定义媒体记忆的思路——其从被(by)媒体讲述的，通过(through)媒体讲述的，以及有关(about)媒体讲述的集体的过去这三个层面来界定媒体记忆概念。[21](1)本书将新闻记忆概念定义为被新闻记忆的、通过新闻记忆的以及有关新闻记忆的文本、过程及实践。

首先，新闻记忆是一种记忆文本(text)。每当我们对事物的意义做出阐释时——一本书、一档电视节目、一部电影、一本杂志、一件T恤——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文本。文本是为我们制造意义的东西。[70]或者说，文本是意义建构实践所留下的物质痕迹(traces)——是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其他人如何理解世界的唯一经验证据(evidence)。[70](15)将文本视作意义建构实践的物质痕迹和他人理解世界的经验证据，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概念的理论适用性与实践解释力。尤其是在记忆研究的视域下，文本的痕迹性和证据性，赋予记忆以物质性与可见性。以此来关照新闻记忆会发现，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记录的新闻文本，具有显形社会记忆、经验社会世界的巨大力量。

文本作为新闻记忆的存在形态构成了新闻记忆的存在基础，而将新闻文本与其他文本区别开来的则是新闻独特的文本形式特征。在漫长的新闻发展历程中，“现代新闻范式”[71]的倒金字塔结构、事实与观点相分离、第三人称叙事等逐渐演变成标记新闻的重要文本特征。正是“现代新闻范式”将新闻与小说、戏剧、散文等区别开来，使新闻成为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文本形式。

将新闻记忆定义为一种记忆文本，主要是从新闻作为一种具有新近性、公开性的报道文本的角度，将新闻记忆理解为一种具有外部形态和形式属性的记忆的物(things)，突出的是新闻记忆的有形性和物质性(materiality)。

其次，新闻记忆是一种记忆过程(process)。从当前记忆研究的观点来看，记忆不再被视作是一个有着明确的起点和终点的有限的活动，而是一个经常演变、转化和变形的过程[72]。理解记忆过程，需要从记忆的作为——记住(remember)和回忆(recollection)，与记忆的不作为——健忘症和遗忘两个方面来理解。甚至可以说，记忆是怎样被擦除、遗忘，或自愿放弃的问题，应被视作是与记忆以什么方式被置于特定位置同等重要的问题。[72]

与记忆的过程类似，新闻也是过程性的。一方面，新闻作为一种由新闻发起者、组装者和消费者共同进行的有目的的、创造性的活动，[58]在新闻的收集、采写、编辑、发行等具体环节上体现为环环相扣的过程性；
另一方面，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同样表现出一种历史的过程性。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将传播理解为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改造的符号化过程，[73]显然是抓住了社会传播的本质。从新闻和新闻业被发明的历史来看，新闻不仅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烙刻下鲜明的历史发展印迹，其还以不断调整、变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参与、介入到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并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部分。

将新闻记忆理解为一种记忆的过程，不仅要从单篇新闻或单个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新闻记忆的过程性，还要从整个历史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通过凸显新闻的发明与变革、挑战与机遇，最终将新闻记忆定位为更广泛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过程的一部分。

最后，新闻记忆亦是一种记忆实践(practice)。实践不仅是“常规”和“做什么”，实践理论还允许对由活动(特别是日常活动)和围绕这些活动的话语所构成的社会秩序进行复杂的、批判性的解释。[74]采用一种实践理论的方法，就是把新闻理解为一种开放的、多样的、动态的实践。[75]就像集体记忆合并了各种不同的记忆实践(如回忆、回想、纪念、建模)，每一种都由不同的力量、意图、想象和资源所塑造[76]一样，新闻记忆实践亦是多样的、动态的和系统的，其不仅为集体记忆的各种实践提供了最具公共关注度的舞台，其自身亦参与到集体记忆的实践表演中，并有权决定谁可以登上舞台、表演多长时间，以及以什么样的框架对其进行记忆叙事。因此，以实践视角来关照新闻记忆活动，就需要同时注意到新闻记忆实践作为舞台、演员和导演的三重角色。[20]

将新闻记忆理解为一种记忆实践，需要将新闻业的活动置于社会实践的广阔背景中，将新闻记忆理解为选择、记忆与遗忘的结构性、系统性、动态性的集体记忆实践的一部分，以从中发现普通公民、信息来源、新闻记者、新闻机构、技术装置，以及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系统等不同角色，在具身化(embodiment)与去具身化(disembodiment)的记忆实践中，其目标、力量、资源的分配、竞争、角力与实现状态。

通过从物质性的层面将新闻记忆理解为一种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记忆文本，通过从过程性的角度将新闻记忆理解为新闻业的记忆生产过程以及更广泛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通过从实践性的角度将新闻记忆理解为不同角色在记忆实践的目标、力量、资源上的分配、竞争、角力和实现状态，从而构成选择、记忆与遗忘的结构性、系统性、动态性的集体记忆实践的重要部分，新闻记忆获得了一个具身化与去具身化相结合、表征与过程相结合、文本与实践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立体、深入、全面的理论框架基础。

(一)前期议题：以纪念新闻、记忆社群为中心

在新闻记忆的开创性研究中，最早被关注的是新闻报道运用集体记忆的类型学议题。库尔特·朗和格拉迪斯·朗(Kurt & Gladys Lang)试图理解公共事件的中介是如何塑造意义并重建受众的过去，他们的研究指出了新闻报道援引过去的四个目的：划定一个时代，提供衡量一个事件重要性的标准，得出明确的类比，或是给出简单的解释。[77]吉尔·艾迪(Jill Edy)随后提出了另一种新闻报道运用集体记忆的类型学[46]，由此开启了在新闻记忆研究中分析过去的应用类型的问题域。[78]

另一受到较多关注的议题是泽利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有关现代社会中记者作为集体记忆的代理人的角色研究，[79]一方面，新闻业的特殊地位使记者通常自视为事件的特权见证(privileged witnesses)，使其能够向那些需要知道或不知道的人传达重要事件的相关信息；
[80]另一方面，记者或媒体作为故事讲述者，总是根据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编制故事、进行叙事[81]。直到现在，记者生产的记忆与记者的记忆之间的区别和相互作用仍然是记忆与新闻研究以及更普遍的记忆与媒体研究的核心。[82]当然，新闻记忆研究最丰富的成果集中在纪念新闻、纪念报道领域，[45]纪念新闻除了报道新闻场域外的纪念仪式、纪念活动之外，还聚焦于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场域内自身的过去进行报道。[37]

新闻记忆研究兴起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这30年，是现代性所许诺的未来、进步、秩序等理想与价值遭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战争、恐怖袭击、灾难、疫情等风险、危机时刻的不断降临，将人类及其社会存在状态的脆弱性、暂时性、易受伤性直接而突兀地暴露出来。在这种后现代的“流动性”状态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又都不能充满自信与确定性地去应对。[83]而新闻业的真正力量，特别是在危机中，常常是把事件向后，而不是向前联系起来。[84]当我们需要理解危机以及正在发生的事件和问题的不确定性时，对记忆的依赖往往会激增。重写、重温旧事，进行各种纪念报道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有效的，因为它们可以在集体意义的层面为个人和社会提供稳定性和联系。[84]各种类型的纪念报道研究以及对过去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研究在这30年的激增，正是这一社会背景的集中反映。

(二)新近议题：前瞻记忆、视觉记忆与文本、时间可供性研究的兴起

最近几年的新闻记忆研究，不再局限于大屠杀纪念、媒体纪念、悼念报道、周年纪念等纪念性报道，以及记者作为记忆社群的研究等传统领域，开始突破一味注重回顾性记忆的思维定势，关注到中介的前瞻性记忆(mediated prospective memory)问题。[85]中介的前瞻记忆概念指出，新闻业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回顾性记忆)，而且提醒我们基于过去的意图、责任、承诺和创伤，未来还需要做些什么，从而强调了新闻故事作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记忆之场的独特性，以及记者作为前瞻性记忆的代理人在塑造未来将被或应该被记住的内容方面的作用。[82]

还有研究将目光投向图像记忆、视频记忆[86]等视觉记忆领域，关注标志性图像如何将事件转化为全球标志性事件——在各国产生共鸣并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87]的问题。亦有研究进入新闻文本，更深入地分析新闻中的时间频谱，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细化为刚刚的过去/未来、最近的过去、中等距离和遥远的过去、最近的未来，以及遥远/推测的未来等更精细的时间，[88]并注意到文本转化类型[89]的问题。此外，有关数字技术，如数字时间、数字文本的可供性分析，将新闻生产、传播的物质条件同技术有关的时间可能性和制约，以及媒体技术的可能性与限制同新闻叙事的时间特征等联系起来[90]。这些新的研究议题对于理解新闻业在数字信息环境下所扮演的社会集体记忆角色至关重要。

互联网、全球化、数字化的广泛普及深刻地改变了新闻业，提出了重新界定新闻、记者及新闻业的新问题。[91]在此背景下，对记者作为记忆社群的研究，对视觉记忆的研究，以及有关数字技术对过去感知的影响和建构研究就成为新闻业界与学界努力捍卫新闻职业之正当性、合法性的共同选择。

新闻记忆议题从回顾性记忆向前瞻性记忆，从文本记忆向视觉记忆，从笼统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分析向更具细粒度的文本时间分析的转换，以及对新闻业在数字信息环境下所扮演的集体记忆角色等问题的高度关注，体现了新闻业面对进步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危机，[14]以及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及新闻创新实践，努力寻求更深入、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应答的一种意识自觉。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开掘新闻记忆新议题的使命及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