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总量和效率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姜扬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了脱贫，长期困扰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以彻底消除。然而，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扶贫事业的终结，贫困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脱贫人口仍面临较大的返贫致贫风险。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由客观贫困向主客观贫困共存转变，中国贫困治理的战略重点也将随之发生转变。为应对后扶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新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并将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此背景下，探究居民致贫的主要影响因素，明晰政府财政政策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效果，对进一步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提升相对贫困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中国贫困率的下降得益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居民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为贫困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也可能带来较大的收入差距，对部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经济增长反而更容易导致其陷入贫困陷阱(1)徐舒、王貂、杨汝岱：《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事实上，中国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是由于难以跟上经济增长步伐而成为贫困户的(2)王雨磊、苏杨：《中国的脱贫奇迹何以造就？——中国扶贫的精准行政模式及其国家治理体制基础》，《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因此，经济增长只是贫困问题解决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以及相关财政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才是中国贫困问题解决的关键。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解决居民贫困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生产性财政支出主要通过加强灌溉、道路、通信以及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改善贫困地区的外部环境；
民生性财政支出则主要通过完善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从社会机会和防御性保障两个方面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的可行能力(3)李晓嘉、蒋承、胡涟漪：《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我国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相比较于生产性财政支出，民生性财政支出在扶志和扶智，以及解决贫困人口“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和“三保障(保障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不同于既有文献对于居民客观贫困指标的考察，本文主要考察了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主观贫困感是个体对自身贫困状态的综合评价，与客观贫困相比，主观贫困感更能体现居民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个体需求差异，相关结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更强。第二，本文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和效率双重视角考察了政府民生财政的减贫效应。脱贫攻坚项目的建设需以财政实力为基础，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在经济增速放缓形势下，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这要求政府在实施财政扶贫政策时要结合自身实际，不能只关注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大，更要注重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第三，本文不仅考察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感的直接影响效果，还实证考察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影响居民主观贫困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政府民生财政减贫效应发挥的深层次原因。第四，本文还具体考察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感的群体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相关结论为政府制定相关减贫政策提供了细化的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

(二)理论机理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规避地区陷入贫困陷阱并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主要途径，而不充分的教育、低质量的医疗、低社会保障以及低就业机会会限制贫困人口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需要政府通过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就业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进行困境破解(19)刘明慧、侯雅楠：《财政精准减贫:内在逻辑与保障架构》，《财政研究》2017年第7期。。因此，民生性财政支出主要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影响居民的主观贫困感。

从物质资本积累角度，民生性财政支出会通过拓宽居民的增收渠道并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缩小收入差距，进而降低居民主观贫困感。第一，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最低社会保障、就业补贴、基本生活补助等财政支出直接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助于主观贫困感的降低。第二，政府在义务教育、医保和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和补贴缓冲了子女入学和突发疾病对家庭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冲击，直接减少了居民个人的相应支出和预防性储蓄，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并降低了主观贫困感。第三，政府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兼具“就业效应”和“创业效应”。民生性财政支出不仅通过就业服务资金的投入增加了居民的就业概率和劳动报酬，其兜底性和防御性特征还提高了居民的风险承担能力，承接消化了创业失败的成本与风险，进而促进了就业和创业活动的开展(20)姜扬：《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为居民脱贫增收提供了多重渠道。第四，居民的主观贫困感还受到群体间的“比较效应”影响，较大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强化低收入群体的主观贫困感。随着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民生性财政支出在缩小收入差距和提高居民公平感方面的作用逐步凸显(21)洪源、杨司键、秦玉奇：《民生财政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对居民主观贫困感的缓解作用也更为突出。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本文设定基准Probit模型如下：

Senseip=α0+α1Finanp+βiXic+γiMi+εic

(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Senseip代表p地区居民i的主观贫困感，核心解释变量Finanp代表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Xic为一组个体特征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党员身份、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户籍、社会网络、工作状况、身体健康状态、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等变量，Mi为一组家庭特征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房产数量和家庭少儿抚养比等变量。α0、α1、βi为对应的变量系数，εic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主观贫困(Sense)。主观贫困是居民对生活状态的综合感受。借鉴已有研究，采用CGSS2015问卷中受访者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作为衡量标准。CGSS2015关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问题为：“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受访者需要在“较高”“差不多”和“较低”三个选项中抉择，本文将认为自己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居民定义为处于主观贫困状态，将对应样本赋值为1，其他样本则赋值为0。

主要解释变量为政府的民生性财政支出，主要涵盖政府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三类。本文主要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和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两方面进行考察。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SFinan)用人均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对数衡量。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借鉴姜扬的做法(26)姜扬：《地方政府质量与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3期。，采用DEA方法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EFinan)进行测算。

控制变量包括：(1)年龄(age)，用受访者的实际年龄衡量。(2)性别(gender)，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3)党员身份(party)，中共党员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4)婚姻状况(marry)，有配偶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5)宗教信仰(relig)，有宗教信仰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6)户籍(censu)，非农户口赋值为1，农业户籍赋值为0。(7)社会资本(socia)，用受访者的社交频率进行衡量，根据其每周社交频率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8)工作状况(work)，从事非农工作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9)身体健康状态(health)，受访者在问卷中根据自身健康程度进行主观评价，从“非常不健康”到“非常健康”分别赋值为1-5。(10)受教育水平(edu)，用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衡量，未接受教育赋值为0，小学赋值为6，中学赋值为9，高中赋值为12，大学赋值为16，研究生赋值为18。(11)收入水平(incom)，用受访者家庭收入的对数衡量。(12)家庭房产数量(house)，用受访者拥有的房产数量衡量。(13)家庭少儿抚养比(child)，用受访者家庭18岁以下人员数量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个体调查数据主要来自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民生性财政支出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7)从数据可得性来看，目前可获得的最新数据是CGSS2017。从现实上，2015年和2017年我国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和居民主观贫困感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从理论上，本文基于的经典财政理论论述的是现实一般性问题，较少受时间影响；
从研究内容上，本文旨在探究我国民生性财政减贫效应的一般性特征，而不是阶段特殊性；
从具体结果上，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同样说明，相关结论不受时间趋势影响。综上，采用2015年的数据并不影响相关结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删除了数据缺失严重以及逻辑错误的样本后，最终有效样本数为9746份。考虑到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本文选用2014年的宏观财政数据与2015年的微观调查变量进行匹配。

(一)基准回归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故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表中的系数反映的是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对于连续变量，表中报告的是其均值处的边际效应。第(1)列汇报的是只加入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和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2)列至第(5)列是逐步加入居民的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主观贫困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主要变量除系数绝对值存在差异外，其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模型估计结果较为稳健(28)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系数检验和VIF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多重共线性。。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由第(5)列的整体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居民陷入主观贫困的概率。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解决居民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进而为其提供更多的社会机会和预防性保障，有利于缓解居民的主观贫困。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同样可以降低居民陷入主观贫困的概率。一方面，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可以缓解对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财政收入约束下，政府可以通过更多的财力支持地区经济增长，进而有效发挥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可以促使居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得以更好解决，进一步缓解了居民的主观贫困。从影响程度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减贫效果明显好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增加。

(二)稳健性检验

对于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在回归中进一步加入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变量。由表2第(1)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加入地区宏观经济变量以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和效率对居民主观贫困感的影响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对于测度误差问题。关于主观贫困的测度：首先，本文借鉴田雅娟等的研究(29)田雅娟、刘强、冯亮：《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统计研究》2019年第1期。，采用CGSS问卷中受访者对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自我评价作为主观贫困的衡量指标。由表2第(2)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更换主观贫困的衡量指标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和效率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仍显著为负，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其次，采用CGSS问卷中受访者对于自身阶层的自我评价作为主观贫困的衡量指标。由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采用阶层评价作为主观贫困的代替变量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和效率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最后，考虑到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感的长期影响，本文进一步将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和效率数据由2014年换为2010年—2014年的均值。由表2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和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仍显著为负，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关于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测度，借鉴杨野和常懿心的做法(30)杨野、常懿心：《地方政府驻地迁移与财政支出效率》，《经济评论》2021年第4期。，采用不同指标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产出进行重新衡量。同时，由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效果可能具有滞后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数据作为相关产出指标。采用以上方式对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进行重新测度后，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第(5)列所示，从中可知，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2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三)作用机制检验

表3第(1)列汇报的是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增加对居民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同样可以提高居民收入。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具有更好的居民增收效应。正如前文所述，民生性财政支出不仅可以直接为居民提供物质支持，还可以增加居民的社会发展机会，进而提高了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并降低了居民主观贫困的概率。

表3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表3第(2)列汇报的是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对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同样可以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居民受教育水平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教育是改善居民贫困的重要渠道，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可以提高贫困居民的社会机会和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了其主观贫困概率。

表3第(3)列汇报的是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健康程度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对居民健康程度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提高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居民健康程度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同样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于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具有更好的效果。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状态、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并且降低其因病致贫风险(32)李晓嘉、蒋承、胡涟漪：《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健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4期。，进而可以有效缓解居民的主观贫困。

(四)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异质性影响

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各个分项支出，即教育支出(edu)、医疗卫生支出(medic)以及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ecur)在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收入保障等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效果，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效应也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具体考察了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第(1)列汇报了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教育支出总量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教育支出总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降低居民的主观贫困的概率。政府教育支出效率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教育支出效率的提高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财政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通过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进而降低居民的主观贫困的概率。从具体影响系数来看，教育支出效率提升的减贫效应要大于教育支出总量的增加。

表4 支出分项检验结果

表4第(2)列汇报了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总量和效率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扶贫效果并未得到有效发挥。由于当前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存在支出水平较低、瞄准机制和支出效率较差、效果显现周期较长等问题(33)李晓嘉、蒋承、胡涟漪：《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健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4期。，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果并不明显。

表4第(3)列汇报了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总量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总量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居民的主观贫困概率。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效率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效率的提升同样可以有效降低居民的主观贫困概率。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效率的提升可以使居民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兜底保障和就业机会，进而有利于主观贫困概率的降低。从具体影响系数来看，相比于总量的增加，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更好的减贫效果。

(五)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群体异质性影响

由前文的基准回归分析可知，不同性别以及拥有不同社会资本的居民的主观贫困程度并不相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影响的群体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第(1)列和第(2)列汇报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影响的性别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对女性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但是对男性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对女性和男性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减贫效应较为稳定，对男性和女性居民主观贫困均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女性的减贫效应要大于男性。

表5第(3)列和第(4)列汇报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拥有不同社会资本居民的主观贫困影响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低社会资本的居民，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对其主观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于高社会资本的居民，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对其主观贫困的影响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低社会资本和高社会资本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均显著为负，从回归系数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高社会资本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效应更大。综合而言，民生性财政支出对高社会资本居民的减贫效应更大。拥有高社会资本的居民本身能够掌握更多社会信息，可以更好地将政府的资金支持与自身资源优势相结合，使得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得到更好发挥。

表5 群体异质性检验结果

(六)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区域异质性影响

由于我国当前仍存在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不同地区居民对于贫困的主观感受也会存在差异，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于不同户籍身份、不同区域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表6第(1)列和第(2)列汇报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影响的城乡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对农村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但是对城镇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对农村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同样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对城镇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同样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

表6第(3)—(5)列汇报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东部地区居民，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升对于其主观贫困的影响均不显著。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的主观贫困可能更多源于收入差距的拉大，民生性财政支出重点发挥的是兜底保障功能，对于缓解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较小，对主观贫困的作用效果也不明显；
对于中部地区居民，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对其主观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对其主观贫困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对于西部地区居民，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升均可以显著降低居民主观贫困的概率，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在西部地区更能有效发挥。

本文将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和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总量增加和效率提升均可以显著降低居民主观贫困的概率，并且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提升的减贫效应要大于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量的增加。(2)民生性财政支出主要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健康水平等机制影响居民的主观贫困。(3)民生性财政支出各分项对于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政府教育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能够显著降低居民主观贫困的概率，但是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4)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于女性居民和高社会资本居民的减贫效应要大于男性居民和低社会资本的居民。(5)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还存在区域异质性。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居民陷入主观贫困的概率，但是对于城镇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并不明显。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在西部地区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是对于东部地区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

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中国政府财政收支和居民主观贫困现状，提出建议如下：第一，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投入强度，建立民生性财政支出合理增长长效机制。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制定合理的财政支出计划，保障民生性财政支出增速保持在合理范围。第二，注重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加强对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绩效考核和监督机制建设，真正发挥民生性财政支出在扶贫开发中的积极作用。第三，应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教育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能够有效降低居民的主观贫困概率，但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应并不明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脱贫工作的最主要障碍，长期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然也会影响居民对经济状况的主观感受，应进一步提高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降低居民的医疗负担、扩展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解决贫困家庭的医疗保障的根源性问题。第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是贫困问题较为集中的区域，应加强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政策的顶层设计，引导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向农村等欠发达地区倾斜。中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更应注重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发挥民生性财政支出在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健康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