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实践”概念辨析

张学广

(西北大学 哲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语言实践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关注研究的基本对象。他力图从这一对象中探寻哲学问题产生的根源,甚至理解人类生活的本来面目。跟西方哲学史上其他哲学家使用的“实践”概念相比,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践”概念不仅所指的对象相对特别,而且用以辨析它的方法也十分独特,从而以一个新的视角开拓了实践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要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关注和辨析语言实践的重要性,需从语言为什么成为哲学关注的首要对象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面对着怎样一种语言意义理论入手。从现代哲学的转型角度看,一方面科学技术对哲学的冲击十分巨大,在科学分门别类独立之后,哲学面临着研究对象没有着落的危险；
另一方面科学号称要解决的一些尖端问题,在哲学完全不去参与的情况下,也似乎无望加以解决。所以,哲学不是没有立足之地,而是要在科学技术的冲击面前发生转型了。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都处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并开拓出多样而又时有交叉的各种路径。

即便在科学已经分门别类独立的近代世界,黑格尔仍然企图捍卫古老的自然哲学传统,将哲学筑造为包罗一切知识的“科学之科学”。这种哲学筑造注定不能成功,因为哲学必须面对科学已经独立而强大这一基本事实,重新确立自己的对象和方法。哲学现在不仅无望揭示只有近代科学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而且也无法继续以近代认识论的方式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心灵的秘密。自然哲学的思辨和认识论的省察都不能完成说明世界运行机制的理论任务,这意味着哲学既不能再沿着形而上学传统继续以概念思辨去扩充自己解释世界的勃勃雄心,也不能再模仿实证科学的思想方式力图得到某些确切的知识。它可以也只能继承古典哲学的经验反思和概念考察的认知形态,但它的工作对象和工作方法必须发生彻底改变。

对于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的哲学转型,不同的哲学家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说法。离黑格尔哲学解体最近的恩格斯认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312。必须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当恩格斯说哲学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时,心理学的独立还没有成为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事件,因而哲学还可以在思维这一领域继续它的古典传统。这正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各种哲学中心理主义仍可以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但是,随着心理主义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弊端日益加深,以及心理学的影响日渐被哲学注意到,哲学便不得不进行更为彻底的转型。这就是为什么开创了20世纪大陆哲学传统的现象学和英美哲学传统的分析哲学,起初都将驱除心理主义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的缘由所在。正如陈嘉映所说,“科学革命之后的哲学,逐渐丧失了哲学-科学的性质,从对世界的整体解释退回到概念考察的领域”[2]353。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中,这一“退回”被称为“语言转向”,并在弗雷格那里产生第一个清晰的例子。在分析传统的哲学家看来,哲学被从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领域驱除之后,所能剩下的唯一对象就是语言,跟语言做斗争成为哲学家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都对此有过清楚的表述)。像达米特所说的,分析哲学家所一致坚信的是“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3]4。这样,分析哲学家就不用像近代哲学那样直接去进行认识论研究,而是通过对语言的研究间接地解答认识论问题(及其背后的本体论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这一转向中起过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被石里克称为“一直推进到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4]7。石里克所说的“决定性转变”可以看作“语言转向”这一更多为后人使用的表达的较早形式以及相对狭窄的理解。石里克已注意到新的逻辑方法给哲学所带来的革命,这种逻辑方法让人们真正看清逻辑自身的纯粹形式的本质,从而使哲学专注于语言表达形式,于是“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从而使认识论问题得以解决[4]8。作为《逻辑哲学论》作者的维特根斯坦正是在对逻辑本质的思考上作出重要贡献,并通过逻辑的命题学说而将哲学与科学彻底区分开来。这种区分的结果是让我们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科学的内容、灵魂和精神当然离不开它的命题的真正意义。因此哲学的授义活动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开端和归宿”[4]9。在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看来,经过逻辑冲刷之后的哲学不再追求知识,不再产生命题,从而摆脱那些使形而上学陷入梦魇的宏大问题。

《逻辑哲学论》不仅让哲学决定性地转向语言,稳固了与哲学的新地位相称的若干方法,而且重新调整了哲学与实际的关系,甚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产生了新的实践哲学。江怡认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已经向我们揭示出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整体走向,即西方哲学正在或将要走向实践哲学,或者说,西方哲学正在经历着一场‘实践的转向’”[5]89。但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他前期这一“语言的”和“实践的”双重转向还并不彻底。尽管将哲学从命题体系转变为活动过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逻辑哲学论》仍然将哲学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于日常语言本身的缺陷,因而鼓励人们建立一种超越日常语言的理想语言。这样,哲学所面对的就不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日常实践,而是理想化了的逻辑语言活动。然而如此一来,哲学会因为找错了地方和用错了方法而仍然给形而上学留下后路,各种各样的命题理论和意义理论的不断兴起就是其中的显著表现。后期维特根斯坦所不同于前期的,首先正在于是否能真正面对我们的语言实践,并从中发现产生哲学问题的真正根源。经过斯拉法(Piero Sraffa)的冲击,接受马克思的影响而形成“人类学的”转变,看到被《逻辑哲学论》所忽视的语言的社会性,成为维特根斯坦转向关注语言实践的一个极重要原因,以至于他将《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归功于这一激发”[6]2。

跟《逻辑哲学论》力图建立理想语言相反,后期维特根斯坦竭力把我们拉向我们正在使用的活生生的日常语言。在他看来,这样的语言才是实践中的语言,使用这样的语言才是语言实践,让语言真正做事才能避免它空转而滋生问题,也就是说那些哲学问题正是语言空转的结果。

将哲学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是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黑格尔之后大多数哲学家的重要任务,尽管他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路径。逐渐走出其前期影响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们经常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且不可抗拒地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它使哲学家们陷入绝境”[7]25。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方式就是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总是力图从多样的复杂现象中发现某些普遍的规律,通过建立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去说明世界的本性以及语言自身的本性。

漠视和反感日常语言的多样、多变、复杂,力图对它加以改造而建立一种理想语言,正是模仿自然科学方法的表现之一。尽管《逻辑哲学论》力图将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认为“哲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然而当它同时坚执于命题学说,认定“命题的表面的逻辑形式未必是它的真实的逻辑形式”[8]32,25,力图建立一种严格的逻辑的图像关系时,语言的本来面目便被扭曲了。在具有崇高感和神圣性的逻辑的提升下,语言高悬于空中,不能正常去做事,而这不正是犯了传统形而上学同样的毛病吗?所以,向后期转向过程中的维特根斯坦认识到“日常语言是完全恰当的”[7]38。这当然不是说,人们不可以为了一些特殊的目的而在日常语言之外构造理想语言,而是说不能用理想语言去代替日常语言,仿佛只有前者才是真正的语言似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构造理想语言,而在于看清我们日常语言的本性,并由此洞察哲学问题产生的根源。描述语言的本性和揭示哲学问题的根源是《哲学研究》中两个并进而互益的线条。越是了解我们的语言实践的本来面目,就越是看出哲学问题由以产生的根源。在对语言实践加以探究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揭示出让我们陷入哲学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名称-对象”模型,形成“语言游戏”“家族相似”等等独特的比喻和独到的概念,既使我们看到日常语言使用中的多样性、灵活性、歧义性,也让我们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切实的警戒。《哲学研究》揭示了语言实践演进和哲学问题生发交叉并进的展开历史,告诉我们哲学问题的解决和语言实践的理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语言游戏”概念对于说明语言实践来说如此别具特色和具有代表性,以至于不少学者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概括为“语言游戏论”。“语言游戏”概念想要揭示的是语言与生活(行为)密切交织这一自然的和历史的事实。代替将语词的意义看作某种固定物的意义理论(例如某种“名称-对象”模型),维特根斯坦宁愿使用“用法”而不是“意义”或“含义”,因为“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6]24。“用法”一词引导我们关注生活之流中词语的具体使用和可能理解,关注真正的语言实践,而不是脱离生活而固定不变的词典含义。关注语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促使维特根斯坦发现,我们使用语言像做游戏一样,其中不仅没有统一而不变的本质,而且语言和行为密切交织。而要理解我们语言实践的游戏特质是怎么回事,没有比描述它的自然历史过程更好的办法了。《哲学研究》完全可以看作语言游戏由简单到复杂的展开史,或者一部概念上凝缩的语言实践的人类史。当然,因为这是一种概念考察,维特根斯坦并不用实际去研究语言发生的科学史,却可以为了哲学的目的而设计各种可能的语言使用情景。

维特根斯坦设想我们的原始语言就像两个建筑工人A和B之间所用的词语:方石、柱石、板石和条石与“方石”“柱石”“板石”“条石”严格一一对应。这种简单的名称-对象关系或对应于原始的简单生活,或孩子学说话时的原始形式,或我们复杂生活的一个简单瞬间。设想和观察这种原始语言实践的重要性在于让我们看到,首先“哲学上的那种含义概念来自对语言的作用方式的一种比较原始的看法”[6]4,其次即便是在最简单的语言实践场景中,语词和活动也编织在一起而组成一个被称为“语言游戏”的整体[6]7。由于生产、生活的复杂化,上面只适应于狭窄限定范围的语言游戏一定会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扩展,比如又增加了数词以及“到哪儿”“这儿”[6]7。这些新增加的词语很难再用名称-对象关系来说明它们的含义和用法,它们就像我们所使用的工具那样各有不同的功能,但是我们从事哲学时很容易被语词整齐划一的外观所迷惑,而并不真正明白它们的实际用法[6]8。到目前为止的简单语言还并不能说它们不完备,而且一种语言是否完备在于它是否适合于一种生活形式;没有完备的理想标准,只有生活形式的实践需要。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使用了揭示语言实践本性的重要概念“生活形式”,用以说明人类生活的基础架构,而一种语言就对应于一种生活形式。

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可以再引进专有名词[6]9,并看到哲学家们如何困惑于名称问题。对于处在这种简单交流系统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并不涉及名称是怎么回事的问题,人们能够像小孩初学语言那样被训练而记住并恰当地使用就行。置身于这种简单语言实践的人,不会有意义地询问“这叫什么名字”,或者认为命名就是给事物贴上标签,因为名称的语法并不能涵盖上面的所有词汇,而且即便使用名称做事也是在名称系统已经做好了准备之后。想象命名为偶像崇拜式的活动,想用名称概括所有词汇,或者想找到分析到最后的简单对象而加以命名,像罗素那样只将“这个”当作唯一真正的名称,这些企图“产生于要把我们语言的逻辑拔高到顶点的倾向”,而这些奇思怪想的哲学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在“休假”[6]22。除了词所引起的命名问题带来一系列哲学史上的困惑之外,在这一简单交流系统中还暴露出句子层面的问题,就是哲学家们只用一个或少数几个句子类型概括所有句子。但是在语言实践中,人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句型,我们很难将词与句子区分清楚,也很难只用一种或几种句子类型概括所有的句子。人们使用的究竟是词还是句子,采用的是叙事还是命令功能,全在于他们语言实践的实际需要。对此,维特根斯坦认为,句子的种类有无数种不同的用法,而且新的生活形式会不断要求和产生新的语言游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不用对语言游戏做神秘的理解,好像语言对于人类来说是某种外加的神圣东西,而事实上“命令、询问、讲述、聊天,这些都和吃喝、走路、玩闹一样,属于我们的自然历史”[6]15。

在什么是真正的名称和什么是真正的句子形式的反复辩驳中,维特根斯坦的对话者要求维特根斯坦给出语言本质的一般结论。所有语言游戏有什么共同之处?凭什么普遍特征去概括所有语言实践?这正是《逻辑哲学论》以及以往许多哲学家颇感头痛而竭力追寻的东西:命题和语言的普遍形式。但是,维特根斯坦现在的看法是:“我们根本不是因为这些现象有一个共同点而用同一个词来称谓所有这些现象,——不过它们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具有亲缘关系。由于这一亲缘关系,或由于这些亲缘关系,我们才能把它们都称为‘语言’”[6]35。于是,另一个非常重要而恰切的比喻进入维特根斯坦的视野,形成了说明语言以及很多其他现象本性的概念——“家族相似”。在游戏活动中,我们看到不同种类之间的相似之处、亲缘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家族;各种数也构成一个家族,而语言就更是一个家族。

“家族相似”概念旨在说明用一个名称所概括的一类事项下面各个子事项之间的关系。按照传统的属加种差定义法,一个名称所概括的一类事项之所以用一个名称并属于一个类,就是因为相对于属下面的其他类来说,该类事项都有着共同的属性,也就是该名称所标志的该类事项的共同本质。但是,“家族相似”概念表明,一个名称所包含的一类事项之间并不具有共同的本质,它们之所以能被概括在同一名称之下,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相似关系。相似关系不同于同一关系的地方在于,相似关系不用在被包括的各个事项之间贯彻始终,也不会在各个事项之间保持均衡齐一。相反,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相似之处盘根错节的复杂网络——粗略精致的各种相似”,像纺线一样,“线的强度不在于任何一根纤维贯穿了整根线,而在于很多根纤维互相交缠”[6]35-36。这种相似关系更符合我们处于生活之流中的语言实践的实际情况,因而“家族相似”概念对传统哲学所追求的“同一本质”目标无疑起到重要的消解作用。

由于我们的语言实践处在生活之流中,所以一个词语与另一个词语之间、一个概念和另一个概念之间、一种活动与另一种活动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线,我们当然可以为了某种特殊目的去划一条界限。同时,我们的语言游戏既要受到规则的限定,但又并非处处被规则限定,因而在哲学中“把使用语词和具有固定规则的游戏和演算相比较”时,我们不仅过分狭窄地理解了语言实践,而且有一种认为我们的日常语言不如“理想语言”更好、更完善的危险[6]42。像S. 斯太恩拉德(Sören Stenlund)所指出的,将用于解决某些专门形式系统的演算概念不加区分地用于说明我们的整个语言,甚至上升为哲学方法论,“只是增加了概念混淆而已”[9]5。这一使我们的日常语言精致化的做法,其实不过是想让我们使用语言的规则能排除掉任何一个怀疑而已。但是,精确性、准确性、确实性、理想性依赖于我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我们的任何怀疑、误解、解释都是相对于我们语言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解决的,所以任何怀疑和解释都有到头的时候。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的语言实践处于生活之流,还有一个重要用意是要表明语言的使用是一个社会性事件,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首先,人们是社会性地而非私自地遵守语言实践中的规则。在语言实践中像在人类其他活动中一样要遵守规则,但对“遵守规则”概念的理解却有着哲学上的误解。在语言使用中遵守规则是一项历史性的、社会性的事项,是人们被训练去遵从习惯、风俗、建制的事情,因而“只有一个人只那么一次遵从一条规则是不可能的”[6]87。遵守规则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意味着一个人是否遵从规则并非自己说了算,不可能“私自”遵守规则,而要有公共的标准和成功的应用,也意味着规则并不是强硬地、一劳永逸地决定着未来的实践,遵守规则的每一实践都是对规则的一次新的应用,并存在随实践需要而进行修改、重置、完善的可能性。人们在语言实践中被训练而形成对规则的一致遵守,但“这不是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6]95。其次,语言是公共交流的系统,因而不存在私有语言。语言的学习和使用需要人们的理解和思考,但理解和思考不是某种神秘的内在的“心灵过程”。对一个词、一个数字序列、一项阅读,一个人是否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恰当的思考,合理的应用始终是一个标准。那些看上去没有外在表现的默读、心算、熟记,也都开始于出声朗读、用手(或笔)计算、反复诵读,而且读、算、记的结果是否正确仍然需要外在的标准去判定。如此一来,我们就无法认可存在着“指涉只有讲话人能够知道的东西;指涉他的直接的、私有的感觉”,而“另一个人无法理解”的那种私有语言[6]96。这种私有语言无法克服两个困难:第一是无法确定我所使用的词是否每次指的是同一种感觉,仅仅属于我的感觉在不同的时间并没有始终保持同一指称的正确标准;第二是表达我感觉的词语甚至跟我的感觉是否前后一致,跟我是否有感觉的对象没有太大关系,跟不同的人是否有相同的感觉也没有多大关系。这样,支持私有语言的人们并不理解心理概念的语法,看上去想强调我们思想感情的重要性,结果却使它们变得不再重要。

哲学家们将人类的语言做了过分狭隘的理解,将复杂多样、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语言只框在“名称-对象”的模型之下,而生发出很多难解的困惑。将这一模型用于理解我们的心理概念更是陷入灾难性的困境,因为在找不到与心理概念对应的对象的情况下,只好将心理当作某种内在私有的对象和过程而导致心理主义,或者将心理当作某种可计算的、可观测的外部行为而走向行为主义。不管对于语言总体还是对于其中的心理概念,要克服这种狭隘模型所带来的哲学困惑,只有回归生活之流中的语言实践,观察和理解它的本来面目,才能真正做到。

如何去理解我们的语言实践,并从中发掘产生哲学问题的根源,涉及对哲学研究的性质和方法的重新界定。维特根斯坦将自己对语言实践的考察定性为“语法研究”,因为他认为语言的本质乃至语言实践的实质在语法之中,“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6]126。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概念不同于语言学的“语法”概念,后者关注词典学、词源学意义上句子的结构和语词的含义,是一种“表层语法”,而前者关注语言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真正用法,是一种“深层语法”。“深层语法”之“深”表现在它力图详细描述语言与生活的紧密关联,展现人类语言的真正本性,揭露哲学问题产生的根源。

维特根斯坦的“语法研究”坚持这样三条原则:第一,以对语言用法的综观为最终目标,对人类语言实践的理解达到完全的清晰。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五节提出综观目的,认为“在某些运用语言的原始方式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综观语词的目的以及语词是怎么起作用的”[6]5。建筑师A和B之间的语言、类似的原始交流系统、儿童最初被训练使用的语言……在这些例子中语言的用法比较清晰,我们足以综观其中的用法。但是在他看来,人类语言实践后来的复杂化,我们对待语言的简单狭隘理解,对语言中逻辑和表达形式的崇高化,追求语言共同本质的思维方式,这些障碍使得我们不再能综观语言实践的全貌。而且很有可能(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的确如此)用某种狭窄的模型(比如“名称-对象”模型)或固执己见的思维(例如“追求普遍性”)框定复杂多样的语言实践,造成让人们困惑不已的哲学问题。所以,“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6]54。那种寻找共同本质的概括,那种不顾语言实际使用情况的抽象思考,那种导致我们忽视语言实践细节和差异的远距离瞭望……正是综观式的表现所要避免的。通过一种综观,我们对语言实践的理解达到完全的清晰,从而使哲学问题完全消失。

第二,不提出任何理论、假设和解释,只对语言的用法进行描述。形而上学和科学共同的地方在于都力图通过建立理论、提出假设来给语言实践以某种解释,而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的语法考察却不是科学考察,既不想为语言的语法奠定基础,也不打算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或完善语词用法的规则,更不会去构造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某种“理想语言”,而只去描述语言实践的本来面目,洞悉我们的语言如何工作。就是说,这种研究只是“靠集合整理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而不是“靠增添新经验”[6]52,因为哲学问题不是经验问题,也不是事实问题,而是陈述我们经验的方式问题;只是理解摆在我们语言实践面前的东西,而并不力图发现隐藏在语言使用背后的东西,因为语言实践的某些重要方面摆在我们面前而容易被我们忽视,却经常产生到它背后探寻其本质的冲动。所以“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既然一切都公开摆在那里,也就没什么要解释的。而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6]55。

第三,避免被语言表达形式的理想所误导,将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语言表达形式的纯化、拔高、理想化其实是语言实践演进中起作用的一种自然趋向(越来越抽象、使用大概念、跨类综合等等),但也可能是我们误解了逻辑和理想在语言中所扮演作用而助推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一趋向在形而上学偏见中达到极致,它驱使我们给思想罩上一层光轮,从探寻语言的本质中形成超级概念之间的超级秩序,让我们立足于无法前行的光滑冰面,使语言处于不做事的空转状态。语言只要在生活实践中被正常使用,即便发生误解而需要解释和澄清,也不至于导致纠缠不清、梦魇缠绕般的哲学问题,因为“只有在语言休假的时候,哲学问题才会产生”[6]22。维特根斯坦呼吁：“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吧!”[6]51光滑的地面上矗立着形而上学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它们虽来自语言表达形式蛊惑我们的智性而产生的哲学问题,但其本身有着植根于我们的深度。维特根斯坦引导我们所做的正是摧毁这些伟大而重要的偏见,让形而上学概念真正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使语言实践的地基干净敞亮。

要在这些原则指导之下开展语言实践的语法研究,须用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新方法。从哲学上去把握语言实践所使用的方法既不应是形而上学的概念思辨,也不该是科学的实验方法。维特根斯坦哲学之令人难以理解不只在于其揭露形而上学根源的反哲学立场,而且在于其从事语法研究的独特的哲学方法。一方面,揭示语言实践本来面目的这种语法研究可以看作广义上语言分析哲学的一部分,旨在通过语言表达方式的替换而使语词的用法更为清晰,或通过“发现或发明中间环节”而促使我们“看到联系”,终而达至对语言实践的综观[6]54。但是,另一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却又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分析哲学家,他既不同意建立可以与其他分析哲学家名下的理论相提并论的意义理论,也没有贯彻始终的统一的分析方法。

在他看来, “哲学家诊治一个问题，就像诊治一种疾病”。“没有单独一种治疗方法, 但确有哲学方法, 就像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法。”[6]99,56因为哲学上的每一种胡说都具有自己特定的根源, 所以要让我们的理智从这种胡说中解脱出来, 就需要以特定的方法发掘它的根源, 从而使我们的不安得以消除。

尽管维特根斯坦认为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法”,难以尽述,但我们还是可以将他的这些治疗法归结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方法是进行举例分析。个例无疑是最为具体的语言实践触点,包含将人、语言、世界连接起来的最基本的语言要素。语言实践个例的分析避免了使用大概念进行抽象断定,避免了歪曲家族相似概念所包含的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却可以看到语词使用的很多细节,语词的含义在生活之流中的演变轨迹以及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做具体的事情。关于各种事物之间、人们各种活动之间的联系,维特根斯坦叫我们“必须把所发生的事情的诸种细节收入眼帘;必须从近处考察这些事情”[6]29;“不要想,而要看”,去看它们之间“粗略精微的各种相似”[6]35。他在《哲学研究》中不断进行个例分析:购买“五个红苹果”事项,建筑师傅A与其助手B之间不断扩展的交流,儿童学习语言的种种情景,B根据A的命令写下特定的数字符号,人或另一种生物阅读时的情况,如此等等。这些例子有些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有些是维特根斯坦特意设想的。通过这些个例分析,让我们看到人类语言实践的典型事例、具体环境、生动情景和周边情况,从而对比澄清哲学家是如何在某些细节中误解了语言语法而产生哲学问题的。

第二类方法是使用类比。在整个语言实践的考察中,维特根斯坦使用的最重要类比莫过于将语言与游戏加以类比,从而形成“语言游戏”概念,由此说明语言的活动性、多样性以及语言活动之间的相似性。在他看来,语言和游戏一样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都以各种方式与我们的活动紧密交织,因而“语言和游戏的类比……为我们投下一道光线”[6]43。维特根斯坦为说明语词功能的多样性,还把语词与工具箱里的工具加以类比[6]8;为说明人类语言的完备与不完备,将我们的语言类比为一座老城[6]10。为了反对哲学家们寻找语言的共同之处的本质主义思维,他将语言与家族加以类比,形成其后期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家族相似”。他认为,各种语言实践之间根本不是因为存在某一共同点而被称为“语言”,而是以很多不同方式具有亲缘关系和相似关系,其相似之处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网络[6]35。类似这样的类比还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对我们理解语言的本性的确很有帮助。

第三类方法是开展对话。从《哲学研究》以及几乎所有后期著作中可以发现,维特根斯坦总是在问答中展开问题探讨。是在自问自答,还是与一个设想的对话者进行辩论,倒往往不容易分辨。但是,无论如何,这种问答方式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写作,好处是避免了超级概念的抽象论证,契合生活之流中的语言实践,难处在于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困难,不容易断定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观点所在。维特根斯坦并不着力论证,也不急于得出结论,而是“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由此形成散漫的哲学札记和风景速写,用以启发读者自己去思考[6]1-3。这种商议的、漫谈的写作方式跟传统的哲学写作极为不同,却符合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治疗功能的理解,因为哲学误解往往产生于语言实践的某些源头,需要通过精微曼妙的语言描述手术,小心细致地加以辨识和诊治。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性质和方法的理解迥然不同于传统哲学,这是他的哲学难以令人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未受到人们充分重视的焦点之一[10]ix。他认为,我们只有小心谨慎地辨析我们实际使用的语言的语法,理解人类语言在生活之流中的实际工作,缓慢解开被哲学家们误解的那些扭结,哲学疾病才能得以治疗,我们才能远离哲学问题的困扰而得到真正的安宁。

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中,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践考察对此做出了独有的贡献。正如在海德格尔有关此在的前生存论结构中,“实践的源始性与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一样,后期维特根斯坦强调遵守规则首先是一种实践活动,从而成为“实践转向的另一个思想来源”[11]48。

当然,如上所述,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实践的考察绝不限于对遵守规则的讨论,所涉及的是他的整个哲学转向,是对我们所熟悉的传统哲学(包括他自己的前期哲学)“所有伟大而重要的东西”的彻底摧毁[5]53。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困扰于一堆哲学问题而形成种种形而上学的迷雾,这些哲学问题是哲学家们误解我们语言的作用方式而让语言空转的结果。通过回归人类的语言实践,详细辨析哲学问题的产生根源和由来方式,可以发现“一大团哲学的云雾凝聚成一滴语法”[6]241。不管是通过对传统哲学家的某一问题进行语法研究而获得的特定治疗,还是通过这些研究而获得的对语言实践本来面目的总体理解,维特根斯坦所开展的都是一项以不同路径为我们的实践哲学注入巨大活力的伟大事业。

第一条路径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产实践考察的语言维度。强调哲学的实践性而不是理论性,可以看作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一贯立场。不同于前期的地方在于,后期维特根斯坦不再在日常语言之上建构理想语言,以便发现语言与世界的共同结构,找到可说与不可说、有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而是关注生活之流中的正常语言实践,以此揭示哲学问题的产生根源所在。哲学的实践性由此变得更为突出。他尽管并不像马克思那样去关注物质实践,但他跟马克思一样强调包括使用语言在内的人类活动的社会历史性。他接受马克思的影响而发生“人类学的”转向,并反过来为马克思生产实践的探讨注入语言之维。将语言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加以探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沃洛希诺夫(V. N. Volosinov)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工作(1929)。60年代意大利学者罗丝-兰蒂(Ferruccio Rossi-Landi,1966)热心于将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哈贝马斯吸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基本立场,以语言哲学为第一哲学,以普遍语用学为主要的方法论支撑之一,建构自己的交往理性理论,更是影响巨大。如果想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哈贝马斯无疑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12]45。马尔库什(Gyorgy Marcus,1986)在《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一书中批判了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诠释学对语言的错误解释,却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并认为在马克思的生产实践概念和人的自我创造范式中语言发挥着中心作用[13]226。

第二条路径是引发英美哲学对人的行为和心灵相关联的语言探索。在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实践考察以及心理学哲学研究的影响下,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开展对人类理解现象以及与行为关系的深入研究,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对人的意向行为以及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细腻分析,哈克(P. S. M. Hacker)甚至依照维特根斯坦哲学精神对人性进行新的阐释。在这些以及其他英美哲学家的联合作用之下,“20世纪后四分之一的时间经历了分析哲学家的趣味从有关意义和指称问题向有关人的心灵问题的深刻转变”[14]218。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于推动这一转变可谓功不可没(当然目前心灵哲学的研究路径多大程度上与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心理学哲学相异,则是另一个问题)。要能够在人的心灵和行为的理解上有所突破,就必须走出笛卡尔以来的封闭沉思以及心理学的客观测量,在人的社会行为中考察身心统一的人类实践活动。另外,关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践研究多大程度上助益了那种强调行动、效益和实践重要性的实用主义的复兴,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追溯的问题。

第三条路径是“语言游戏”及其相关概念引起大陆哲学对语言实践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实践的语法考察不只在英美哲学中引起传统哲学问题的转型和新哲学问题的研究,而且在大陆哲学中也极大地促进了对语言实践的研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完成自己的《真理与方法》之后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对话中促进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的融合,进一步将语言置于当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是较早使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概念批判传统宏大叙事，一并建构后现代知识形态的哲学家,由此引起法国哲学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极大关注。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则是将后期维特根斯坦(当然包括奥斯汀、斯特劳森、塞尔等人)哲学运用于现象学并做出开拓性研究的重要人物。在20世纪末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的融合趋向中,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维特根斯坦横跨两种文化传统,所处理的哲学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远非狭窄的分析哲学所能涵盖。阿佩尔(Karl-Otto Apel)认为,《哲学研究》对语言游戏的深入挖掘通向一般“可理解的”人类行为,因而“我们在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晚期著作之间所作的实质性遭遇才有了一个出发点”[15]27。我们期待这一遭遇从表面的相似和接触而走向两种哲学传统深度的融合。

总之,“语言实践”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揭示语言本性并发掘哲学问题根源的重要概念,而且重要的还在于,他对语言实践的考察并不只具有消除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消极功能,还具有重新认识人类语言本性并建构人类认识基础的积极功能。这双向功能对现代实践哲学的振兴究竟会起多大作用,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