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选家视域中的小山词

梁 丰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小山词》在明人的接受视野中占有一席之地，然学界鲜有探讨。将其置于明代选家视域中观照，可为晏几道词与明代词学研究提供较别致的视角。

明初，文学创作以儒家道义为准则，非家常日用、非“鸣盛”之具的词被边缘化，叶盛《书〈草堂诗余〉后》即称：“盛幼时，先叔父家见此书，手之不置。先叔父见之，斥曰：‘童子未读书，何用得此？’即夺而藏之。”[1]318这代表了明前期大多数人的观点，因而自明朝建立以来，词坛进入近百年的沉寂期。在此期间，词乐遗失，歌法失传，如同王骥德所言：“宋词见《草堂诗余》者，往往妙绝，而歌法不传，殊有遗恨。”[2]489至明中期，词坛开始复苏，但由于唐宋词乐音谱失传，作词者又需要一定的规范以为填词之门径，故以唐宋词为选编依据的词谱孕育而生。

现存明代最早的词谱是周瑛编选的《词学筌蹄》，自序云：“《草堂》旧所编，以事为主，诸调散入事下，此编以调为主，诸事并入调下……圆者平声，方者侧声，使学者按谱填词。”[3]391-392选编者以《草堂诗余》为底本，对之进行改编，分调编排，并为各调配上图谱，意在引导学者按谱填词。林俊《词学筌蹄序》认为“词日多而调日广”，而音律渐失，旧词选并未强调律谱，遂使读者难以做到“被害管弦，按欹板法，不得以己意损增”之规范，而《词学筌蹄》就是为了教人规范填词。周瑛所选的《小山词》三首，即《蝶恋花》(庭院碧苔红叶遍)、《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木兰花》(秋千院落重帘暮)，皆和律谐婉，以此为三种词调的填词范式。

较周瑛稍晚的张綖编撰了《诗余图谱》，其体例较《词学筌蹄》更加完备。张綖明确提出选词标准是能为后人提供填词谱法且音律婉约者，如《凡例》所言：“词调各有定格，因其定格而填之以词，故谓之填词。今著其字数多少，平仄韵脚，以俟作者填之，庶不至临时差误，可以协诸管弦矣。”又言：“今所录为式者，必是婉约，庶得词体。”[4]472-473张綖选录六阕小山词即《临江仙》(斗草阶前初见)、《两同心》(楚乡春晚)、《少年游》(绿勾阑畔)、《少年游》(雕梁燕去)、《秋蕊香》(池苑清阴欲就)、《解佩令》(玉阶秋感)，皆非《词学筌蹄》所选。这6首皆是音调协婉之词，并且能为后人提供具体的谱法。《两同心》《解佩令》是由晏几道创制的词调，《秋蕊香》《临江仙》《少年游》是晏几道创作的同调异体词，句式韵律别于前人同调词。《凡例》曰：“图后录一古名词以为式，间有参差不同者，惟取其调之纯者为正，其不同者亦录其词于后。”[4]473张綖明言于一调一谱之下，陈列数词，反映同调异体的现象。就6首小山词而言，谱中有3阕为图谱之依据，以另3阕为他例，此举亦是为了尽可能给填词者提供多种词体范式。蒋芝《诗余图谱序》即称：“谱法前具，图后系词，灿若黑白，俾填词之客索骏有象，射雕有的，殆于词学章章也。余素非知音，玩斯图也，稽虚待实，无不尽意。”[4]471对其所选词之谱式颇加赞赏，并以为非知音者皆能从中获益。谢天瑞直言是编为“初学之入门”与“初学之标的”，其序曰：“予素潜心乐府，粗之音律，虽不能继往圣之万一，而将引初学之入门。谨按调而填词，随词而叶韵，其四声五音之当辨者，句分而字注之，一一详载。凡有一词，即著一谱，毫无遗漏，以为初学之目标。”[4]470由此亦可知，张綖选录的6阕小山词是他所认为的能为初学填词之范例者。《诗余图谱》在明代影响深远，有力地促进了小山词的谱式化，以及明中后期选家对小山词的普遍认可与接受。

继张綖《诗余图谱》之后，《文体明辨·诗余》与《啸余谱·诗余谱》两部词谱颇具影响，他们都是对《诗余图谱》的补充与完善。选词标准一如张綖，即以婉约为宗，为填词者提供谱法。《文体明辨·诗余序说》云：“诗余谓之填词，则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至于句之长短，虽可损益，然亦不当率意而为之……今采诸调，直以平仄作谱，列之于前，而录词其后，若句有长短，复以各体别之……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5]164-165此观点与张綖《诗余图谱》暗合，明显受到张氏影响。所选7首小山词相较于《诗余图谱》，未选《两同心》(楚乡春晚)，另增《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与《生查子》(金鞭美少年)两首。《啸余谱·诗余谱》选录的小山词与《文体明辨·诗余》相同。《啸余谱》直接点明“按谱填词”的编写旨意，《凡例》曰：“今之诗余，即古之乐府也。诗余兴而乐府亡矣。今之诗余，尚不合度，况乐府耶？仅按谱填词，以俟世之有意于乐府者。”[6]6程明善接受晏几道对词体的认识：“《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将“词”与“乐府”视作同一体系，然乐律渐失，时人词作犹非合度，故编纂《诗余谱》以便于按谱填词。据清人田同之《西圃词说》说：“自国初至康熙十年前，填词家多沿明人，遵守《啸余谱》一书。”[7]1473《啸余谱》是明代词谱集大成者，其影响主要在清代。

总之，在“乐亡谱立”的明代词学背景下，编选者以“按谱填词”为主要意图，以和婉协律为词体标准，选取部分可为谱式的小山词，以为初学填词者之门径。这种选词理念影响了明中后期的词选者，他们以音律谐婉为词体本色，以词调长短为顺序编排选词。

明代词选本的兴盛自嘉靖年间，较词谱稍晚，词选本的编刻者受到了早期词谱影响，尤其是《诗余图谱》。张綖“婉约为正”的词学理念主导了之后数十年的词选编修，所谓“婉约”指声律谐婉可歌。《诗余图谱》所录多为宋词，选家选词亦偏重宋代，他们翻刻并修补宋代词选本《草堂诗余》。《草堂诗余》是南宋书商因应歌需要而编辑的词选，极富韵律性，符合选家的审美标准。

明版《草堂诗余》大多不复宋刻本之原貌，传播较广的是顾从敬刊刻行世的《类编草堂诗余》，刻本署名为“宋何士信辑，明武陵逸史编次，开云山农校正”，选词443首，然而此书“比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8]533“顾氏所据，殆非宋刻，不过依何本重编之耳”[9]683。也就是说，该词选是在旧本《草堂诗余》基础上的重编与添补。此版本按照词调长短编排，为突出词体之音律性。何良俊在序中云：“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即《草堂诗余》所载，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晏叔原诸人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者也。”[8]533这说明词体应该具备婉丽流畅、柔情曼声、摹写殆尽的特征，并把符合特征的小山词视为“本色当行”，所选《小山词》4首，《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生查子》(金鞭美少年)、《蝶恋花》(庭院碧苔红叶遍)、《木兰花》(秋千院落重帘暮)(1)《类编草堂诗余》将另外两首词《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探春令》收录为晏几道词，然《如梦令》为秦观词，《探春令》被宋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录为无名氏词，暂不列入统计范围。《蝶恋花》(卷絮风头寒欲尽)、《蝶恋花》(欲减罗衣寒未去)两阕，《类编草堂诗余》录为赵令畤词，未列入此次统计，然今存各版本《小山词》，皆有收录，当为晏几道所作。，皆是此类作品。

继而又有《草堂诗余续集》(或作《类编续选草堂诗余》)者，据卷首标注为长湖外史编选(2)张仲谋考证为嘉靖、万历年间的“徐常吉”，见《明代词学通论》之“《草堂诗余续集》编者‘长湖外史’考”部分。。相较顾从敬刻本，《草堂诗余续集》补充了6首小山词即《点绛唇》(明日征鞍)、《点绛唇》(花信来时)、《浣溪沙》(午醉西桥夕未醒)、《浣溪沙》(家近旗亭酒易酤)、《南乡子》(渌水带青潮)、《蝶恋花》(梦入江南烟水路)。黄河清序云：“李后主之‘秋闺’，李易安之‘闺思’，晏叔原之‘春景’……以此数阕，授一小青娥，拨银筝，倚绿窗，作曼声，则绕梁遏云，亦足令多情人魂销也。”可见，其选词标准一如《草堂诗余》之“柔情曼声，摹写殆尽”，并且同样以小山词的短调为主。

著名词学家陈霆、张綖、杨慎也都补刻或评论过《草堂诗余》，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亦参与了《草堂诗余》的点评，大多尊崇《草堂诗余》的选词理念。

杨慎点评《类编草堂诗余》并进行修订删减，其诗话称：“《草堂诗余》旧本，书坊射利欲速售，减去九十余首，兼多讹字，余抄为《拾遗辨误》一卷。”他对所选《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与《生查子》(金鞭美少年)有评价，评论“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曰：“工而艳，不让六朝。”评论“牵系玉楼人，翠被春寒夜”称“可怜人度可怜宵”；
评论“消息未归来，寒食梨花榭”曰：“言消息未来梨花谢，尚未至也。”[10]274，290“艳”体现了“婉丽”，后两则评论反映了“柔情”，是本色当行语。之后，又录《草堂诗余》所遗者补选入《词林万选》《百琲明珠》，任良干《词林万选序》云这：“取其尤绮练者四卷，名曰《词林万选》，皆《草堂诗余》之所未收者也。”[11]560“绮练”强调语言绚丽华美，所选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生查子》(远山眉黛长)、《诉衷情》(长因蕙草记罗裙)、《少年游》(离多最是)、《采桑子》(年年此夕东城见)(双螺未学同心绾)(红窗碧玉新名旧)、《西江月》(愁黛颦成月浅)这8首小山词都是语言明丽之作。《百琲明珠引》称：“声音之有词也，贯珠也……本于性情……若乃规明珠之在握，游象罔以中绳。”[12]787选择《南乡子》(渌水带清朝)与《泛清波摘遍》(催花雨小)两首小山词，声律谐美，可见该选本仍是延续《草堂诗余》的审美准则即婉丽柔情，只不过更突出“婉丽”。

张綖《草堂诗余别录》是根据宋本《草堂诗余》删减而成，序云：“歌咏以养性情，故声歌之词有不得而废者……当时集本亦多，惟《草堂诗余》流行于世，其间复猥杂不粹。今观老先生朱笔点取，皆平和高丽之调，诚可则而可歌。”选录一首小山词即《生查子》(金鞍美少年)，评论称：“虽少年语，尽有佳思俊逸，颇类太白。”[13]1097，1103肯定此词的情思意趣与优雅潇洒的语言。该词格律精工，词情蕴藉，属于张綖一贯推重的婉约之作。

李攀龙注释点评《草堂诗余》的本子有《李于麟先生批评注释草堂诗余隽》《题评名贤词话草堂诗余》，丘兆麟序《草堂诗余隽》云：“遏云绕梁之歌、霓裳羽衣之制。”[13]1125亦表明《草堂诗余》乃婉丽之音。李攀龙对晏几道词的评价亦侧重婉丽情深，如评《生查子》(金鞭美少年)曰“刺心疏眉之词……自是闺中景，自是闺中情，种种可掬”[13]1147，认为晏几道词情景兼胜，论《蝶恋花》(庭院碧苔红叶遍)称：“上有目遇之而成色的景象，下有耳得之而为声的风情。”[13]1191即该词描摹殆尽，色彩明丽，情趣深浓。

王世贞点评《草堂诗余》称：“以丽字取妍。”并明确将小山词视为“词之正宗”，云：“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14]6920即“婉娈近情”“柔靡近俗”是词体本色，小山词兼备，故为正宗，可以说是此时期大多数选家词学观念的总概括。

总之，在《草堂诗余》的笼罩下，编选者侧重选择小山词中婉丽流畅、柔情曼妙者，以展现他们所谓的“婉约”之词体本色。但是晏几道在众多宋代词家中，并不是《草堂诗余》系列选家的关注重心，这与晏几道作词师法唐代有关。

《草堂诗余》一统词坛的格局率先被万历年间的《花草新编》《花草粹编》两部词选打破。《草堂诗余》以宋词为主，唐五代词被一定程度的忽视，而选家吴承恩与陈耀文把视野转回古雅的《花间集》，以《花间集》《草堂诗余》为唐词、宋词的代表，取之为名，编词选《花草新编》《花草粹编》，两部词选是以符合选者视域的“花草范式”而编纂的词选。

吴承恩《花草新编》成书时间较早，序云：“选词众矣，唐则称《花间集》，宋则《草堂诗余》。诗盛于唐，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妙绝无伦。宋虽名家，间犹未逮也。宋而下，亦未过宋人者也。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感，而含思难谐者乎。”[15]118从中可以探知，吴承恩认为以《花间集》为代表的唐五代词成就在以《草堂诗余》为代表的宋词之上，而今《草堂诗余》流传广远，《花间集》鲜见，原因是“宣情易感，含思难谐”，即《草堂诗余》言辞通俗浅显，以宣泄情感为目的，易于动人性情，而《花间集》言语古奥，思深意蓄，需要读者仔细揣摩其中内涵，可谓“《花间》无俗调，《草堂》入数阕而外悉恶道，语不耐检”[16]，两者所代表的是通俗与古雅的不同审美特征。选词原则即“丽则俱收，《郑》《卫》可班于雅颂；
洪纤并奏，《郐》《曹》无间于齐秦；
仍复批评窃比于郑笺，原本上希于卜《序》”[15 ]118，意谓是选包罗万象，大小长短雅俗兼收。显然选源较《草堂诗余》广泛，选词标准也比它宽容，这主要是《花间集》以“雅调”之面貌重新进入接受视域而导致的。今存《花草新编》为残本，不见全貌，只知残本中选录的小山词数量已经远超《草堂诗余》所选。该书与陈耀文《花草粹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7]。

陈耀文自序《花草粹编》明言此书编撰与吴承恩有关，曰：“纳交素友淮阴吴生承恩、姑苏吴生岫，皆耽乐艺文，藏书甚富，余每得之假阅，辄随笔位序之。久之遂成六卷。”[18]1而且序中词学观点“诗盛于唐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妙绝无伦。然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固知宣情易感，含思难谐者矣”与《花草新编》所言近乎相同，选词标准“丽则兼收，不无有乖于大雅；
文房取玩，略窥前辈之典刑”[18]1亦与《花草新编》雷同，“因知是书或为耀文聘请吴承恩、吴岫所编，或为耀文用承恩新编稿本增辑而成”[9]684。李蓘序云：“盖自诗变而为诗余，又曰雅调，又曰填词……当其初变词也，彼唐末宋初诸公竭其聪明智巧，抵于精美，所谓曹刘降格为之未必能胜者，亦诚然矣……朗陵陈晦伯博雅操词，好古兴叹，乃取平生搜罗，合于《花间》《草堂》二集为十二卷，曰《花草萃编》……而为雅道之一助也。”[18]2即唐末宋初诸公之词最为精美，也就是说“花间范式”之词更胜一筹，又称之为“雅调”“雅道”，表明该书选词重“古雅”。从《花草粹编》所选前15位词人的主体词风亦可看出陈耀文喜好含蓄婉雅之词(3)前15位为柳永、周邦彦、晏几道、冯延巳、张先、秦观、程垓、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温庭筠、史达祖、周敦颐、李清照。。从其对唐五代词人冯延巳、温庭筠，以及具有花间南唐遗风的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19]、张先之词作大量增补，亦可知陈氏注重古雅的唐音范式。

《花草粹编》收入小山词107阙，约占《小山词》存词数的40%，在本书收录词数位列第3，仅次于柳永、周邦彦，该书收录100阕词以上的作者仅这3位，足以见得陈氏对小山词的偏爱。小山词虽然被《草堂诗余》的推崇者视为“词之正宗”，但绝非是《草堂诗余》系列选家的最爱，晏几道并不列在《草堂诗余》收录词人词作前10。而陈耀文却选录了上百首小山词，说明小山词符合其含思婉雅的审美理念。晏几道《小山词自序》称：“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20]602意谓自己的词是西蜀、南唐诸词人的延续，与他们情意相通，而这种情意正是今人不能够感同身受的。吴承恩与陈耀文都认为《花间集》不若《草堂诗余》流传广泛是因为“含思难谐”，而晏几道有意破解“难谐”与唐五代词心意相通，故而得到二人的青睐。《小山词》确实如晏几道所愿，比肩花间与南唐词，北宋黄庭坚就称之：“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21]413南宋杨万里直接把小山词与《国风》相媲美，言之“好色而不淫”[22]4353；
陈振孙曰：“叔原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23]618元代王礼称：“自《花间集》后，雅而不埋，丽而不浮，合而不开，急处能缓，用事而不为事用，叙实而不致塞滞，惟清真为然，少游、小晏次之。”[24]402亦把小山词视为《花间集》之承续。同时代的毛晋《跋小山词》云：“诸名胜词集删选相半，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嫋嫋，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晏氏父子，真足迫配李氏父子云。”[25]105亦将《小山词》与《花间集》、南唐李璟李煜词相媲美。这些言论与陈耀文的主观意愿相符，无怪乎陈氏对小山词情有独钟。同时陈氏还特别注意《小山词》的长调，收录了《泛清波摘遍》(催花雨小)、《六么令》(雪残风信)、《六么令》(日高春睡)、《满庭芳》(南苑吹花)4阕，此异于以往词选偏重小山词的小令。陈耀文词选对小山词在明后期的传播，以及清代小山词的接受高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吴承恩与陈耀文将视域回归唐五代，增加选录唐五代词人以及宋初受“花间范式”影响较大的作家之词，这在小山词的选录上反映得很明显。此举一定程度上弥补“草堂”选家选词的局限性，为明末词选提供了借鉴。

晚明时期，社会思潮开放，词选发展到顶峰，内容形式更加丰富，所选之词体现了历史选汰的经典化过程[26]。在至情论的引导下，文学主张宣扬性情，有的选家延续《草堂诗余》《花间集》之风，侧重辑录其中的“缘情”之作；
有的选家有意识地打破一统词坛的格局，不再局限于某种特定词风，而是认为能够将“性情”摹写极致者，即是本色当行，注重词之艺术性与抒情性的高度融合。

茅暎继续为《花间集》《草堂诗余》张本，辑录选评《词的》，序云“窃以芳性深情，恒藉文犀以见；
幽怀远念，每因翠羽以明……新制连篇，时有缘情之作”[27]468，强调词之“缘情”。凡例曰：“幽俊香艳为词家当行，而庄重典丽者次之。”[27]470是对二者词风的助推。收录五首小山词《生查子》(金鞭美少年)、《点绛唇》(花信来时)、《临江仙》(斗草阶前初见)、《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木兰花》(秋千院落重帘暮)，皆被以往的选家所选录，是符合《花间集》《草堂诗余》审美标准的经典之作。其中对《临江仙》(斗草阶前初见)评价称：“终不似写闺中语，柔媚撩人。”[27]506茅暎所谓的“闺中语”当指浮俚淫邪之语，晏几道称乃父晏殊“不作妇人语”，自己亦不为之，“柔媚撩人”意谓柔和妩媚、动人性情，符合《词的》的选词旨趣。

陆云龙择取《花间集》《草堂诗余》中新奇雅致者，去浮艳俚俗者，编撰《词菁》。序曰“《菩萨蛮》为《乌啼》《子夜》之变，盖青莲以绝代轶材，裂羁靮，另辟词家一径，大都以精新绮丽为宗，故相沿英妙……试取《花间》《草堂》并咀之，《草堂》自更新绮者，特其中有欲求新而得误，似为吴歈作祖，予不敢不严剔之”[13]5073，突出了二者的巧致者，注重词体艺术构思和情境营造。所选小山词《点绛唇》(花信来时)、《蝶恋花》(庭院碧苔红叶遍)、《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3阕并没有跳脱出“《花》《草》重围”，但是评选视角异于前人，侧重其精巧的意境创造。评论“天与多情，不与长相守”(《点绛唇》)称：“与不与间，无限悲恨。”评论“日日露荷凋绿扇，粉塘烟水明如练”(《蝶恋花》)称：“景异。”[13]5074，5076

沈际飞点评《草堂诗余》与《草堂诗余别集》，却对其发出质疑的声音，他突破“花草范式”编选《草堂诗余别集》，欲“标新领异”。序云：“《诗余》之有《别集》，有味乎言别也。夫雕章缛采、味腴搴芳，词家本色。则掀雷扶电、瞋目张胆者，大雅罪人矣。而不观颢穹之軯如轰如，闭阴纵阳者乎？”又眉批云：“晓此数段才足近词之情穷词之变。”[28]这说明沈际飞的视野比《花间集》《草堂诗余》选编者开阔，认为豪放词亦有特色，反映的是一种别样词情。他自称“于致”“于时”“于体”“于风”“于材”取别。且看他选取的小山词《六幺令》(绿阴春尽)与《两同心》(楚乡春晚)为历代《草堂诗余》所无，两首为中长调，以往选者大都认为晏几道的小令才是精品，此乃“别”。他评《六幺令》云：“十韵都可矜许。”又云：“隐跃。”又称该词“款密竭情”。评论《两同心》(楚乡春晚)曰：“不是明月较可，还是自家儿意味不同。”又曰：“藻拔。”[28]“隐跃”“藻拔”就其辞藻而言，结合沈氏其他论述，可知独特的辞藻艺术源于晏几道个体性情。

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以性情为选词宗旨，孟称舜为之作序曰“故作词者率取柔音曼声，如张三影、柳三变之属。而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皆以为豪，而不入于格……余窃以为不然。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同本于作者之情……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动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29]3，认为只要是“极情尽态”的词作，就是本色当行，而非婉约为正、柔音曼声。这样的选词标准显然不同于《草堂诗余》与《花草粹编》。从《古今词统》所收录的25阕小山词来看，有13首词不包含在《花草粹编》的107阕中(4)《古今词统》收录，《花草粹编》未收录的13首小山词：《临江仙》(斗草阶前初见)(梦后楼台高锁)；
《蝶恋花》(初捻霜纨生怅望)；
《鹧鸪天》(醉拍春衫惜旧香)(小令尊前见玉箫)(小玉楼中月上时)；
《玉楼春》(旗亭西畔朝云住)(采莲时候慵歌舞)；
《阮郎归》(粉痕闲印玉尖纤)；
《浣溪沙》(日日双眉斗画长)；
《六幺令》(绿阴春尽)；
《愁倚阑令》(凭江阁)；
《虞美人》(疏梅月下歌金缕)。，对“《花间》《草堂》而起，故以《花草》命编”的词选《花草粹编》之“反叛”昭然若揭。这些不同于《花草粹编》的词作皆是性情之词，而且语言较简淡。“春思”“忆旧”“春情”等是选家添加的词题，即表示小山词为情词；
所选词不乏至情至性之语，如“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临江仙》)“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编选者对小山词的评价也侧重至情，以及晏几道对至情的展现手法，如评《少年游》(离多最是)曰“前段两比，后段赋之”，说明晏几道表现离情的手法，上阙用云、水比离情，下阕直接叙述离情。评“梦魂”二句曰：“末句见赏于伊川，所谓‘我见犹怜’也。”评《木兰花》(风帘向晓寒成阵)曰：“便是七处征心之法。”即全方位展示主人公的性情[29]226，262，280。虽然编选者减少了小山词的收录数量，但是从整部词选来看，小山词所占的数量比重并不低，《古今词统》共收录隋至明代词人486家，词作2 023首，平均每人入选4首，晏几道的词有25首入选，已经远超平均数，且收词数达20首以上的词家不多，可见编选者对小山词的重视。《小山词》的创作宗旨就是“情”，如其《自序》所云：“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20]602编选者在选词《思远人》之后附上此序，可知他们对小山词抒发性情的肯定。晏几道是性情中人，黄庭坚即称“磊隗权奇，疏于顾忌……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又指出晏几道之“情痴”曰：“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21]413性情中人所写的性情之词，得到以“性情”为旨趣的《古今词统》编选者的嘉赏，自在情理中。《古今词统》选录的小山词确实能代表《小山词》的典型风貌，反映了晏几道的独特个性，为小山词的经典化作出贡献，后世品评次数较多的小山词几乎没有超出《古今词统》的选词范围。

潘游龙《古今诗余醉》的编选要旨亦在于“情”。自序称：“词则自极其意之所之……理为真理，情为至情……忠孝之思，离合之况，山川草木，郁勃难状之境，莫不跃跃于言后言先，则诗余之兴起人，岂在三百篇之下乎……余乃为比事类情，寻为次第。”[30]6编者将诗余比之“诗三百”，强调动人性情之作用，并选录至情之词为是编，该自序甚至没有提出他本人对于《花间集》《草堂诗余》的看法。而他人为该词选撰序，亦强调性情，不提及二者，陈珽玉序云：“诗之有余，犹诗之有《风》也，《雅》则清庙明堂，《风》则不废村疃闾巷，三百篇要以道性情而止。然无情，则性亦不见……是从来忠、孝、节、义，只了当一‘情’字耳……故诗者，情之余，而词则诗之余也。”[30]3将诗余与“诗三百”媲美，认为都只当“情”字。《诗余醉附言》曰“溯未有文字之先，文字藏性情间。既有文字之后，性情沁文字间……束于格则情不能畅，思不能溢……盖《诗》三百篇递，创格诗余，可谓情文之至矣乎？何怪先生之沉酣千兹也”[30]4，指出潘游龙陶醉于诗余之至情，故编选词集。在“《花间集》《草堂诗余》争妍”的明代，编选者似乎不愿局限于前人视域，欲以一己之意愿编撰词选，他并不认为《花》《草》是词体的范式，词体的范式唯“性情”而已。且他重复谈及《诗》，以诗余较之，显然将词诗视为同等地位，“以情为真情，诗为真诗”。该词选收录小山词16首，打破明代词选以词调长短顺序为主的编排体例，改成以选词的主题内容为依据编排。选者给每一首小山词添上词题，有“春宴”“春情”“春恨”“春景”“深秋”“远归”“别恨”“离别”“西湖”等，而且词调名写在词题名之后，这淡化词体音乐特性，突出了词之主体情感。《小山词自序》所谓“叙其所怀”“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感物之情”可从词题中直观看出。

总之，晚明选家选词注重“性情”，逐渐突破“《花》《草》重围”，模糊婉约与豪放的风格界限，淡化词体的音乐特性，有意识地抬高词体地位，所选录的小山词大都是体现《小山词》整体风貌的精品，是被后世所公认的经典之作。

明代选家视域中的小山词随着明代词学思潮的变化而发生转移。由于词乐亡佚，选家将合乎声律规范的小山词纳入词谱，作为后世填词者的范本。早期词谱的编纂理念影响数十年“婉约为正”的词坛主流观点，以婉约“宋调”为准则的《草堂诗余》系列选本一统词坛，所选小山词都为婉丽流畅之作。之后，选家有意突破《草堂诗余》系列选本的单一标准，视域回归古雅的“唐音”，扩大了以“花间、南唐”为宗的小山词选录。晚明时期，选家主张“性情至上”，偏好晏几道的真性情之词，所选录的小山词堪称经典之作，后世品评不断。明代选家视域中的小山词之变化亦反映了明代词学演进的轨迹，两者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