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赢视阈下国家间战略互信研究

聂江山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共赢”与“战略互信”这两个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词语都不是既成概念，学者对它们有不同的解读。厘清二者的概念和关系是在共赢视阈下分析中印战略互信现状和提出增进战略互信举措的前提。本章首先研究共赢与战略互信的理论内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共赢

共赢，简单来讲就是：大家都得到利益。

利益是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指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利益根植于生产力发展，本质是一种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如今，共赢一词已经被运用于多种领域和场合，下至公司的营销方略、人际往来，上至国家开放战略、外交场合，共赢的出场次数皆不胜枚举。不同主体，不同领域的共赢，其内涵固然有差异。国际政治领域的共赢可以理解为：国家间交往中合作，共同获得利益或共同减少利益损失，共赢视阈是指用共赢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问题。

共赢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中国是国际政治领域共赢的倡导者、践行者。当今，共赢不仅有利于为我国发展和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更重要的是为国际冲突和争端和平解决创造了新视阈，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战略互信

战略互信是国家间在战略层面的相互信任，即交往中的国家，对对方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争取和捍卫本国利益所采取行动的积极预期。战略互信旨在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共赢。战略互信使双方在审视对方发展时，信任通过与该国的合作可以共同获利，进而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和确定的承诺。习近平指出，“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因此，战略互信意义重大。中国官方使用战略互信往往针对西方强国、大国，并主要是针对霸权主主义、零和博弈等的应对之策，期望通过正确客观地看待对方的发展，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共赢的理论价值

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大时代”。同时指出，目前人类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革命，取得政权，并最终实现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这样的“大时代”演进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列宁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他继承了“大时代”的划分方法，又提出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划分，并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能长期并存。同时他提出并验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率先在某一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实现”的论断。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大体上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划分，主要以意识形态划界，并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支持和推动共产主义运动。随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后，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中国逐渐摒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外交思路，开始以“共赢”审视世界，将互利共赢定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展开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短短几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共赢，“互利共赢”“合作共赢”“多元共赢”等词频频活跃于外交场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对外工作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蕴含了丰富的共赢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最新发展。

对西方传统国际政治思维方式的超越

当前，西方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往往有以下几种思维方式：一是“单赢”，即只顾自己利益，以本国利益优先，不管他国利益得失；
二是“我赢你输”，常见于西方国家在处理与被认定为对自己构成威胁国家关系时，也常被称为“零和思维”；
三是“共输”，指个别超级大国为遏制他国发展不惜以自损为代价；
四是“双赢”，但仍需计较各自获得的相对利益的多与少，常见于西方国家在处理自己与盟国关系时。

20世纪，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蓬勃发展，先后形成了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用以分析解释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实践，但三种理论的互相争论始终存在，因为无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更没有哪种西方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作为负责人大国，中国始终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走共同发展道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中国的对外交往以公平正义为准绳，以共赢为目的，与西方的思维方式迥然不同。原因在于西方的理论形成于十九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间关系难以跳出“安全困境”和“冷战思维”，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剥削掠夺的特质，各种理论只不过是为其剥削压迫他国找寻借口或披上善良的“外衣”；
而中国的外交思维方式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不谋私利而谋共赢，带有鲜明的共产主义特色。

目前，有的学者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称为“道义现实主义”或“道义理想主义”，但“共赢主义” 更让人容易接受。虽然共赢称不称得上主义还有待讨论，但彰显中国特色和理论自信。

共赢的实践意义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争取和平环境。建国以来，介于当时资社对立的国际环境和百废待兴的国内环境，我国采取过“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苏联的修正主义，中国与苏联交恶，出现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对外关系格局，但始终没有摆脱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外交特点。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要实现大发展，把握和平的战略机遇期，必须摒弃意识形态标准。凭借共赢的对外交往准则，中国改善了与周边国家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技术和资金，提升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威望。

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新方法。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遭受巨大打击，“历史终结论”一时间甚嚣尘上。苏联解体至今，资本主义阵营没有出现哪一国的政权无法维系，也没有哪一国的工农群众发起大范围的革命活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低潮中奋进。

展望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着强大生机。

21世纪，社会主义需要与资本主义‘共舞’，甚至共赢。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就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学习资本主义的优势，发展社会主义。当前，选择与资本主义国家共赢，并不是背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壮大自我，韬光养晦的不二选择。

为解决国际争端、实现共同发展开拓思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关系又以利益为基础，因此，国家间战争往往源自国家间利益冲突。世界上又很多国家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关乎国家利益，处理不好容易引发冲突，甚至战争。有时双方互作让步或者搁置争议，避免了冲突和战争，实际上仍然取得了共赢。同时，目前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如经济危机、气候问题和恐怖主义等无法由一国或个别国家独立克服，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当前，“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国与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闭关锁国谋求发展，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世界性危机前独善其身，国与国之间的本质是命运共同体，国家间的共赢点一定存在且不断丰富发展。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

理论依据

探讨共赢与互信的关系，首先要弄清共赢与互信何为第一性的问题。根据前面的定义，共赢的本质是利益，而利益的本质一种需要，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共赢的“赢”是指相关国家利益的拓展和维护，是国家的需要得到满足，并以物质利益为主要内容。无论是主权、安全还是经济发展等利益，都根植于一定社会阶段的生产力基础，因此，“赢”具有鲜明的物质性，属于物质的范畴。信任的本质是一种良好的预期，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加情感的诱导，属于思维范畴。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决定思维，因此没有“赢”信任就难以建立，而“共”与“互”对应，故没有共赢，便无互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经济基础，而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物质利益关系，因此利益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也不例外，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其在国际上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经济基础国际化的体现。国家利益是国际交往出发点。因此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家会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产生相应的需求，再根据需求制定相应的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涉及的领域较广，包括了经济发展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等。当两个以上国家交往时，会产生利益关系，共赢就是其中一种利益关系。根据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了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可以视为国际的上层建筑，战略互信可以视为一种国际的观念上层建筑。因此国家间利益关系对国际政治起决定性作用，当利益关系表现为共赢时，政治关系产生与之相匹配的互信。

综上所述，共赢是战略互信的实践基础。

实践路径

从共赢实践到战略互信是一个复杂、反复的认识过程，虽然共赢是战略互信的实践基础，但共赢并不必然产生互信。

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初级的，直接的；
理性认识是间接的、抽象的。毛泽东指出：“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理性认识的形成，源自复杂、反复的实践。国家间的信任，不可能一蹴而就，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互不往来的国家建立信任，何况将信任上升到战略层面，因此，战略互信必须经过国家间长时间的交往互动才能产生，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

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认知，源自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实践。国家间交往的初始阶段，国家的统治阶级或人民会在交往的实践中产生初步的感性认识，这种认识不足以建立信任。随着交往不断发展，时间向前推进，大量的感性材料产生。统治阶级或人民通过推理、判断等理性思维，形成对目标国家的认知。当国家间同时具备共赢的实践和统治阶级客观、准确的认知时，战略互信得以建立。

但因为认识的无限性，正确认识往往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反复的实践。因此“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到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间即使有了共赢的实践，却不必然导致战略互信。一些国家因特定的历史遗留问题或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影响两国相互的认知，阻碍战略互信的建立，导致战略误判或战略互疑。

注释

[1]参见百度汉语：https：//hanyu.baidu.com/zici/s?wd=%E5%85%B1%E8%B5%A2&query=%E5%85%B1%E8%B5%A2%E7%9A%84%E8%A7%A3%E9%87%8A&srcid=28236&from=kg0，最后访问日期：2021-4-23。

[2]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5.

[3]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N].人民日报，2012-2-17（02）.

[4]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24（02）.

[5]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问题研究，2014(05)：102-128+130.

[6]任剑涛.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J].党政研究，2020(02)：5-20.

[7]胡鞍钢.中国独特的“共赢主义”[N]. 北京日报，2015-03-30(021).

[8]聂运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低潮中奋进[J].求是，2013(21)：55-57.

[9]郭金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大意义[J].安阳工学院学报，2021，20(04)：1-3

[10]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5.

[11]《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N].解放军报，2020-12-16（01）.

[2]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五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402.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