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中东欧合作背景下中匈投资路径研究

佟璐，何方杰

(1.华北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
2.华北理工大学 匈牙利研究中心，河北 唐山 063210)

在中国强调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创建10年来，双方贸易额增长近85%，年均增速8%。2020年，受全球疫情的影响，中国—中东欧贸易逆势增长，贸易额逾1000亿美元。中国—中东欧合作密切，除了传统行业的紧密合作外，数字经济及绿色经济领域也得到了拓展，正在逐步实现合作的高水平、高质量。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缓解，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也将进一步发挥作用。通过厘清中国—中东欧合作的现状后，深入探究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与匈牙利的投资问题，探索出一条两国合作的高效投资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11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拉开了“16+1”合作序幕，2012年召开的首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正式提出“16+1”合作框架。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匈牙利成为第一个与中国政府正式签订“一带一路”协议的欧洲国家。2017年5月，匈牙利总理应邀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匈双方均认为，进一步深化中匈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一致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并且在访问期间签订两国战略合作的声明，在各领域进行深度合作，此声明标志着中国和匈牙利全面合作的开始。2021年，两国合作更上一层楼：签订《关于推动双边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谅解备忘录》《关于加强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合作领域驶向纵深。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正在对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伴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打击了国别投资中各个主体的信心。从政府主体来看，欧盟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发布外商投资新政，增加了政府在安全和反垄断领域监管的权限，收紧外商投资，这实质上对营商环境造成不利影响[2]。从企业主体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威胁，成本被迫提升，投资活动成为需要谨慎考虑的扩张行为，当务之急仍然是保持现金流和生存问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匈牙利进行投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探究后疫情时代两国的合作路径，显得至关重要。

(一)中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现状

自从2017年匈牙利和中国达成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两国的合作不断加深。[3]中国对匈牙利的投资不仅在规模上，同时在领域上都有所突破和发展。但由于新冠疫情对对外贸易的打击，中匈之间的经济合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由表1可知2012—2015年间中国对匈牙利的投资增量时有回落，2015—2019年间中国对匈牙利的投资呈现出稳步增长的状态，并且在其他中东欧国家中增速和存量位居前列，这也和中东欧合作的背景紧密相关。[4]可以看出当中国“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前期中国对在匈牙利进行投资是试探性的。但随着匈牙利的对外政策完全由“全球开放”转变为“向东开放”，中国对匈牙利在政策方向上持积极态度[5]。于是中国对匈牙利全面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2017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在2019年到达投资的最佳状态。2020年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流量呈负数，这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受两国疫情的影响，中国对匈牙利的投资受到了一定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能由于新增股权和债务工具为负值等因素造成。通过对投资流量和投资存量的对比分析可得出：尽管2020年的流量出现负值波动，但投资存量仍然保持在高位，这说明对基本面的判断和分析没有改变，中匈投资的长期价值性得以凸显。

表1 2012年-2020年中国对中东欧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单位：万美元)

表2 2016-2020年中国对匈牙利直接 投资情况(单位：万美元)

图1 2016-2020年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情况(单位：万美元)

(二)中国企业对匈牙利投资现状

通过投资形式寻求中匈企业之间技术与产业的契合点，符合两国发展的根本利益。[6-7]目前，我国企业对匈牙利投资的主要形式包括股权投资、收并购、绿地投资和承包建设产业园区或工厂等[8]。从投资的主体来看，早期主体主要为国有企业，为在中东欧扩展市场或瞄准技术迭代升级，又如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并购重组当地老牌企业，例如宝思德，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在匈牙利主要投资企业一览

随着两国合作与经贸往来提上新高度，中国企业所覆盖的行业与主体日益丰富。从行业来看，商贸物流、通讯电子、生物化学、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中国公司也逐步从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转向直接建厂或园区等周期更长、服务价值更长远的投资方式，并找到自身能为当地市场带来独特优势的资源禀赋：如华为在5G通信领域的技术、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专长等。投资地域上，大部分企业集中在首都布达佩斯或附近地区，工业生产基地亦集中在当地政策扶持力度大的专门经济区。经营情况来看，多数项目都能按步推进，但也有项目因外汇打款延迟、当地政策受阻等因素目前投产进度滞后(如安徽丰源)。事实上，在2020年，匈牙利继续保持我国在中东欧第一大投资目的国地位，全年总计10个中资项目落地。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对匈牙利投资现状具有投资方式多元、两国产业互补、高新技术优先等特征，但从行业之间的纵向比较来看，中国在匈牙利投资企业的合作关系尚不紧密，甚至出现一定竞争关系或产业不交叉。

(三)投资关键驱动因素

1.中国在诸多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当前，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我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及推广落地。同时，对于匈牙利来说，使用前沿科技和创新技术是为本国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样也能为匈牙利快速发展经济并提高国际地位。所以这对中国企业抓住匈牙利所缺乏的科技能力，通过项目建设、注入资金、完善教育等手段帮助匈牙利发展前沿行业的建设，以提高匈牙利未来发展的能力。

2.贸易增长带来的互补效应

已有实证分析结果指出：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双边贸易对中国对外投资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这说明贸易增长对投资属于相互依存的关系[9]。匈牙利作为中国企业通往欧盟及整个欧洲市场的桥头堡，其市场扩展的吸引力、良好的工业基础构成了深度投资合作的条件。2021年，中国—中东欧双边贸易总额1240.2亿美元，同比增长29.7%，在逆全球化势头抬头的当下足以印证合作关系的可持续性。

(一)被投资国内部风险

匈牙利国内的风险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监管、就业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目前，匈牙利国会内共有7个政党，包括2个执政党，欧尔班于2010年当选总理后，继续连任了12年。对于匈牙利来说一个政党执政如此长的时间则会形成执政党一家独大的趋势。实际上这种一家独大的状况很可能催生政治腐败，民粹主义和滥用职权。经济监管方面，根据2020年5月颁布的最新法令，外国投资者收购匈牙利战略性企业须向创新与技术部报批。部长将在收到申报40天内做出决策。审查内容主要包括产权收购(包括股权收购、增资、公司合并和分立、可转换或债券的购买、使用权转让)是否将损害或威胁匈牙利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收购行为是否会威胁社会基本需求的供应；
外国投资者是否被调查参与违反任一欧盟成员国的安全和公共治安活动，是否有进行非法或犯罪活动的风险等。由于和欧盟各国投资类型的接近——主要集中在制造和物流行业，这对于近些年来进入匈牙利市场的中国来说并不利好。需要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在打开市场方面也会面临重重难题。再次，从人口结构来看，匈牙利人力资源相对匮乏，每年有近3%的人口正在逐步锐减，劳动力紧张导致同期工资增长超过三分之一，这增加了企业的支出，并且，迫于移民政策的紧张，使其很难将邻国的劳动力转化为实际的劳动资源。

(二)被投资国外部风险

1.欧盟对中国的限制

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尽管中欧经贸额在全球疫情中逆势增长，但欧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打压和防范的力度却也在不断加大。欧盟通过立法方式抬高门槛、设置障碍。2021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针对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政府补贴的条例草；
12月，欧委会又提出一项所谓反经济胁迫的新政策工具，意在给中国贴上“经济胁迫”的标签。这些政策限制和欧盟不友好的态度对中国来说都有可能对匈牙利投资产生影响。

2.俄乌战局等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

2022年2月底以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进行“去军事化”特别军事行动，这将对欧洲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再添阴影。根据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与匈牙利今年出口规模同比下降2.54%，其中进口总额下降7.7%。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会传导至投资领域：例如，俄乌冲突导致中欧班列受阻，运输不畅，运输成本被迫提升，导致中国在匈牙利投资的诸多物流产业园区运营效率受到冲击，供应链成本被迫抬高；
战争带来的农产品、大宗商品等价格上涨也给匈牙利市场的供给要素造成不利影响。又如，欧盟委员会提出第六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包括石油禁运等措施，但匈牙利、斯洛伐克等成员国认为此举将对本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坚决反对对俄实施石油禁运，该方案至今未能获得通过。因此，匈牙利对俄罗斯的石油资源的高依存度，若通过该方案，将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限制制造业、运输业等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

数字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备受关注。结合2021年中匈两国签署的《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拥有世界范围内最为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及最大的用户规模，同时诞生了一批互联网公司和新的数字经济业态。诸如线上教育、娱乐、金融、医药、无人零售等行业和新模式，在缓解疫情带来的涉及数亿人的经济社会秩序的重大冲击，以及可能导致的次生问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领域中资企业存在比较优势，将成为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发展关注的重点。可以利用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出海成功的经验，并结合匈牙利移动端市场国产品牌高普及率等特点，作为中资企业扩大对匈投资的切入口。

(二)探索绿色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

新冠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同时正加速改变着经济运行模式，特别是一条全新的低碳路径。例如疫情期间迅速普及的各种“新常态”——居家办公、无接触服务、减少出行等。根据中匈2021年签署的《关于加强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涉及新能源开发、光伏发电、电池及电动车，两国在绿色经济领域发展空间巨大，例如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中机考波什堡100兆瓦太阳能电站已并网发电、中国新能源车品牌比亚迪投资建厂并运营顺利等。同时，两国可以根据自身战略和产业资源，探索新的绿色经济投资合作路径，与我国正大力推进的“双碳”目标契合，中匈两国可以探索碳交易市场、低碳贸易合作、绿色债券、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新的合作路径。

(三)丰富吸引投资模式

尽管疫情叠加内外部不确定因素使得近两年投资流量出现波动，匈牙利官方在推进两国投资领域仍充满热情。其官方投资服务机构包括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IPA)、匈牙利出口促进局(HEPA)和匈牙利工商会。其中，匈牙利出口促进局在中国南京设有创新中心，于2022年开始展开多种形式的招商引资活动。例如，线上或线下的项目信息推介、路演、行业交流等，这些活动旨在推进中匈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中匈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国际人才培养交流、中匈企业投资并购、商业贸易往来的专业机构。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技术合作交流大会、匈中信息技术云洽会等。未来，两国可依托这一平台，丰富吸引投资的活动形式，充分发挥两国企业、高校等主体对接交流的积极性。

(四)加快政府合作，注重同欧盟信任机制维持

无论是基于匈牙利内部不稳定因素，还是国际关系与利益博弈，中国和匈牙利政府之间的合作要本着友好互助，互利共赢的原则进行。和匈牙利政府开展更全面、更深层次的合作，通过更密切的关系寻求有利于中国投资的政策。中国要依托“丝绸之路”的政策积极寻求与中东欧其他多个国家地区或机构之间的合作。争取和他们开展多层次有深度的合作，深化“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形成多边合作机制。同时，也应认识到，目前我国在“17+1”等合作框架下进行中匈投资，与欧盟对接的深度和广度并不紧密，这将带来信任和安全审查方面的问题[10]。例如，2017年欧盟对中国承建的匈塞铁路进行财务可行性和合规性审查。下一步中国可推动《中欧投资协定》重启，借此达成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东欧国家的协同发展，破除投资制约的隐性壁垒。

通过梳理中国和匈牙利投资合作的背景，即我国“一带一路”建设、“17+1”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完善等与匈牙利政府“向东开放”战略不谋而合，并结合中国及中国企业在匈投资现状、特征与驱动因素：总量和规模提升空间仍然较大，行业覆盖正在朝向多元化发展等。基于现状对内外部展开了投资风险的分析，试图梳理出一条未来中匈两国切实可行的投资路径：第一，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
第二，探索绿色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路径；
第三，丰富吸引投资模式；
第四，加快政府合作，注重同欧盟信任机制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