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内涵阐释、生成机理与厚植理路

邱雨，刘勇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 沈阳 110136；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对‘一国两制’坚信而笃行，‘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就会充分显现出来”[1]。当下学术界对“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究竟何为“一国两制”制度自信？“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如何生成？如何厚植“一国两制”制度自信？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内涵丰富，我们很难从单一维度对其就实现清晰界定。对其内涵的把握需要综合多维度的分析。

(一)要从制度理论与制度实践的对立统一中加以把握

制度理论与制度实践的对立统一构成“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由低级向高级跃迁的动力源。首先，要把握制度理论与制度实践的对立。二者对立，并非意指二者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更多地是指二者存在某种落差。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一国两制”制度理论，它源自其制度实践，“一国两制”制度实践构成了“一国两制”制度理论的现实基石，因而，这就导致“一国两制”制度理论有可能落后于“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然而，“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也表征着“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的应然状态，它需要为“一国两制”制度实践提供体现长远目标性的理论指导，故“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也有超前“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的可能。无论是滞后抑或超前，“一国两制”制度理论都无法完全精准反映“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的具体实际变化。不过，“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与“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的这种对立，它本身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经过程。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与“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的矛盾也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矛盾的普遍性，深入分析“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与“一国两制”制度实践之间存在对立的方面，有效破除“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与实践之间冲突矛盾的因素，才能使理论与实践真正走向统一，也才能使“一国两制”制度自信从局部的、浅层的感性认知不断升华为整体的、深刻的理性认同。第二，要积极推动“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与“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的统一。“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与“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相统一，它表达的是“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与制度实践之间相互适应、相互推动与协调发展。它是“一国两制”制度运行的理想状态。“一国两制”制度理论与实践能否实现有机统一，要依循一定的参考标准。对于“一国两制”而言，要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作为评价标准。具体来说，就要看是否能充分体现“一国”的原则以及推动“一国两制”实践地区的长期稳定繁荣。惟有以此为标准，不断在制度理论与实践的相对立中推动统一，才能使“一国两制”美好的制度图景更加有效地转为现实，我们也才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反思，进而实现对“一国两制”制度自信本质内涵的深入认识。

(二)要从制度守正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中加以把握

“一国两制”的制度守正，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产物的论断。国家并非从来就有，它的产生跟社会发展存在紧密关联，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只要是阶级社会，就必然存在阶级对立以及冲突，因而必然产生国家。而在目前港澳台地区，由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它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与冲突。因而，“一国两制”理论主张在港澳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依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漫长的过渡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还存在着它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再加上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具体国情的限制，因此，国家形式仍将长期存在。其二，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论断。“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2]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和交换关系是国家意志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两制绝不可能是平行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是统一国家的非主体部分，因此，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必须是有限度的自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国家的主体，统一国家充分体现无产阶级以及广大民众的意志。

“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为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传统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创新发展。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调整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以及权力分属问题所采取的形式。国家本质决定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有单一制、复合制两类。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注重国家集中统一性以及主权单一性。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仍属单一制国家类型，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制。第一，这种单一制是在同一主权国家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环境下的单一制；
第二，“一国两制”下港澳台地区享有的权力超越一般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可见，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发展。

“一国两制”的制度守正与制度创新充分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一国两制”制度自信，从应然状态来看，它应当具有持久性。通过守正与创新，“一国两制”充分展现了它的科学性以及强大生命力。它能使民众能够充分认可这一制度，并长期信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要想充分把握“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内涵，也重视从制度守正与制度创新的相结合的维度。

(三)要从信念要素与信心要素的互构分析中加以把握

从宏观的制度自信结构要素角度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构成了制度自信的观念支撑；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构成了制度自信的心理基石。

“一国两制”制度自信是制度自信的重要构成，结合“一国两制”的具体特点，我们认为，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处理祖国统一问题开创性的信念、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处理祖国统一问题理性务实性的信念构成了“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两大信念”支撑。首先，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理祖国统一问题开创性的信念。“一国两制”在人类历史上是一大创举。它是迄今在世界上一项独一无二的重要制度安排。尽管古往今来，有些国家或社会存在一定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差异，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同时允许少数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实例却绝无仅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基于国家统一的目标，允许港澳台地区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便构成了一大信念特色。其次，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理祖国统一问题的理性务实性的信念。一是，“一国两制”以国家统一作为政治性价值目标。历史上许多国家追求统一背后有着经济利益动机，“一国两制”当然重视统一对于国家发展的经济价值，但它更加注重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作为意识以及观念之统一，换言之，体现在“政治价值”层面。二是，“一国两制”所主张的是主权回归、国家统一，注重一个国家的整体性，，而非文化、民族、地理环境等的一致性或整体性。三是，“一国两制”注重港澳台地区长期稳定繁荣，与大陆地区共同构成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价值追求。由于对中国梦的信心是宏观制度自信的心理基础，它注重发展，因此，对于“一国两制”制度自信这一较为微观的制度自信而言，其心理基础，需要从港澳台地区各自发展本身、港澳台与国家整体发展的关联性的角度来探讨。我们认为，对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港澳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稳定与繁荣的信心、对未来实现完全统一之后的台湾长期稳定与繁荣的信心、对实现完全统一之后的两岸四地共同推进国家发展进程的信心，“三大信心”构成了“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心理基础。

笃定信心而产生信念，“三大信心”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理祖国统一问题开创性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理祖国统一问题理性务实性的信念在奋斗目标上的生动化、具体化表达。只有增强“三大信心”，才能为“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两大信念”提供牢固的心理基础。坚定信念能增强信心。“两大信念”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国家统一与发展问题的基本观念倾向以及行为价值导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实践，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处理祖国统一问题开创性特色、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处理祖国统一问题理性务实性特色必将不断彰显，进而持续增强“三大信心”。所以，信念、信心互构贯通，共同表征着“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内在结构中的深刻内涵。

把握“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生成机理，对于我们如何厚植这一自信，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一国两制”制度自信起源于“一国两制”可触的实践成果

“一国两制”制度自信是思维的产物，是人们在所处的“一国两制”社会现实条件及环境限定下的能动生成。“一国两制”在物质现实中进行实践的过程中，也在思维观念中塑造“一国两制”制度自信。而这种自信也会伴随“一国两制”制度实践不断满足人们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得到深化。“‘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要想不断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根本就在于，“一国两制”制度实践要取得丰富成果，只有取得丰富成果，才能有效满足人们丰富多样的利益诉求，进而充分展现“一国两制”的说服力。因此，可见取得丰富的“一国两制”制度实践成果，是“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生成的基本前提。

香港和澳门是当下“一国两制”的实践地区，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事物都要看清其主流与支流，不能以片面性的前提得到普遍性的结论。近年来，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港澳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同时，“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都是“支流”，但从总体上看，“一国两制”在港澳地区实践二十余年，维持了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取得的实践成就有目共睹。取得的成就构成了“一国两制”制度实践的“主流”。

由于“一国两制”制度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而这些成果可以通过“实证化”“具象化”等多种科学、具体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来，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显著的优越性以及旺盛的生命力，雄辩地展现了“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说服力、解释力。

(二)“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生发于“一国两制”清晰的观念图式

“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它虽起源于“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可触的实践成果”，但不止步于此。它还需对“可触的实践成果”所呈现的诸多浅层认知进行深化，通过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而在思维中构筑起一国两制“清晰的观念图式”，这样才能促进“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有效生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深入总结“一国两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特别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层面，对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作了系统的制度设计与战略部署。全会《决定》第一部分把“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 个显著优势之一，进一步确认了“一国两制”的重要地位。《决定》第十二部分聚焦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应当坚持什么、完善什么，主要有两大关键点：一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把准治港治澳的正确方向，凸显原则性与方向性的问题；
二是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制权的制度，不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凸显完善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可见，《决定》通过对原则性与方向性、完善性与发展性的不断凸显，使我们能够体会到一国两制制度图谱的体系恢弘性、逻辑严密性、内容丰富性，为我们在理论思维中生成对“一国两制”清晰的观念图式，进而生发对其的自信提供了重要基础。

(三)“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坚定于“一国两制”深刻的逻辑必然

“一国两制”深刻的逻辑必然，是进一步对“一国两制”清晰观念图式进行的深层凝练与逻辑抽象，为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提供了深厚的理论依据。“一国两制”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遵循其生成的一般规律，它深刻的逻辑必然集中体现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之中。历史逻辑着眼于中国历史实践经验总结的角度，分析“一国两制”提出的合理性[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实行类似“一国两制”的情况并不鲜见。

譬如，西汉的藩属体制下，“番国” 和 “属国”皆与适用通行于中枢的 “封国”体制大有不同，呈现统一“天下”内不同“国”制的局面。此后，从王朝更替规律看， 凡汉族建立的政权一般多采取羁縻政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多经历过 “胡汉分治” 到逐步为汉文化同化的过程。如唐代曾设立856 个羁縻府州、6 大都护府，实行“中华夷狄、爱之如一”的政策。可见，历史上的中国，在中央实行统一地方制度于国家主体部分的同时，始终允许对边疆地区因其民族、宗教、社会传统的因素而保持特殊治理模式。

]。理论逻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侧重于分析“一国两制”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家统一主张的坚持与发展；
实践逻辑着眼于社会现实、现实发展的角度，它侧重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大视域之下，分析“一国两制”提出的现实必要性。从三大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把握“一国两制”，既能够说明“一国两制”是对中国历史实践经验总结所形成的必然结果，是历史思维的具体运用，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蕴；
也能够印证“一国两制”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以及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创新性制度体系；
还能够体现“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实践所创造的重要政治实践成果，它作为一大富有想象力的国家政治架构设想，在过往发挥很大作用，并将长期发挥作用。总之，“一国两制”制度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以及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一国两制”深刻的逻辑必然，从本源意义上为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明确了深层依据。

了解“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丰富内涵、掌握其生成机理，对于“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探究的终点，我们的价值目标还在于如何使全党全社会始终坚定这一自信，这就需要我们厚植这一自信。

(一)可触实践成果的精彩叙事：形成对“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认知共鸣

要想在全党全社会厚植“一国两制”制度自信，首先，必须要注重“一国两制”可触实践成果的精彩叙事，让全党全社会对“一国两制”可触的实践成果产生充分的感性认知，进而形成强烈的认知共鸣。其一，要讲好一国两制“可触实践成果”的具体故事。一国两制“可触实践成果”具体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上，因此，“可触实践成果”的具体故事叙事，要着力聚焦“一国两制”具体实践中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的故事。其二，要讲好“可触实践成果”的延展故事。延展故事的讲述能够使具体故事叙事得到更加全面而有效的传播，起到带动效果。“可触实践成果”延展故事，具有多向度性。港澳回归以来GDP 成长、港澳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港澳民众生活水平提升、港澳与内地共同繁荣，都有诸多延展故事素材可以挖掘。其三，要讲好“可触实践成果”所折射的“一国两制”制度故事。“一国两制”所取得的实践成果与“一国两制”制度的有效实践紧密相关，讲好“一国两制”制度故事、传播好“一国两制”制度好声音，是使全社会充分认知“一国两制”制度内涵的题中之义。“一国两制”制度故事的讲述，要聚焦制度的“起源故事”、制度的“发展故事”、制度的“新时代创新故事”。其四，要讲好“可触实践成果”所体现的“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可触实践成果”的取得，折射出了一国两制所强调的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的巨大优势；
彰显了“一国两制”鲜明的坚守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导向；
体现了“一国两制”根据现实需要不断丰富发展的与时俱进性。一国两制“可触实践成果”的精彩叙事，要讲好以上制度优势。

(二)清晰观念图式的有效揭示：增进对“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理性认同

“一国两制”清晰观念图式，体现“一国两制”系统化、科学化概念体系在理论思维中实现了有效建构。若欲在全社会厚植“一国两制”制度自信，还需要实现清晰的观念图式的有效揭示以增进对“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理性认同。首先，要实现“一国两制”观念图式的生动描绘。“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严密、结构完整、逻辑清晰，宣传工作要抓住“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这一政治前提，引导全社会正确把握“一国”与“两制”的逻辑关系；
需要勾勒出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的总体实践框架，引导全社会把握全面管制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效结合、坚强后盾作用发挥与自身竞争力提升有效结合的重要作用；
需要描绘祖国完全统一之后，“一国两制”对于台湾同胞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充分尊重性，展现“一国两制”对于祖国统一后台湾的发展与稳定的巨大优势。其次，要实现“一国两制”观念图式的深度解码。“一国两制”观念图式蕴含逻辑化、系统化的理论样态，因此，清晰观念图式的有效宣传，需要进行深度解码。第一，要深入揭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内容各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要深化“一国两制”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全面管理权和高度自治权有机统一的学理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发展“一国两制”的观念图式。第三，要重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理论样态的宣传。一方面，要发挥重要学术刊物的作用，积极刊登深度解码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将重要的学术成果实现话语转化，变学术性话语为通俗化话语、大众性话语，提升大众对“一国两制”理论样态认知的自觉性与有效性。

(三)深刻逻辑必然的透彻阐析：养成对“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坚强意志

“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形成之后，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仍有可能发生变化或动摇，因此，必须要持续加以巩固，其中最为根本在于养成对“一国两制”制度自信的坚强意志。要想使全党全社会形成强烈的信奉意志，必须要全党全社会有效把握这一制度理论深刻的逻辑必然性。一方面，要重视受众视角。倘若全党全社会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的基本方法，那么，透彻阐析的效果也会大大折扣。对此，需要特别加强全党全社会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因为“一国两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它深刻体现了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逻辑必然性的阐发，也必然会涉及相关基本原理。只有全党全社会提升了对上述相关原理的认知度，那么才能增强“一国两制”深刻逻辑必然有效阐发的实效性。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主体视角。第一，在阐释思路上，“一国两制”深刻逻辑必然性的阐释主体，既要重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有机结合维度的阐释思路，也要重视每一具体维度深入阐析思路；
第二，在阐释重心上，“一国两制”深刻逻辑必然性的阐释主体，要聚焦“一国两制”理论产生的逻辑必然性、当下适用的逻辑必然性、未来长期发挥作用的逻辑必然性三大核心基础性问题的深层学理剖析；
第三，在阐释表达上，“一国两制”深刻逻辑必然性的阐释主体，要注重阐释的严谨性、准确性，避免出现话语“缺口”、常识性错误以及知识漏洞。因为在阐释过程中，任何话语“缺口”、常识性错误以及知识漏洞，都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阿克琉斯之踵”，进而影响阐释主体在受众中的外在形象，削弱阐释主体对“一国两制”逻辑必然性阐释内容的受众说服度，以至于对“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坚强意志的养成形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