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海外分校的全球同构和本土融入——基于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经验研究

杨体荣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 100871）

高校境外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推动高校境外办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多个发达国家将建设大学海外分校视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市场化的重要途径[1]。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冲击之下，仍有不少大学坚持推进海外分校建设，足见大学海外分校在高校及国家对外开放中的战略地位。在大学海外分校的建设中，“全球—本土”这对矛盾集中反映了高校境外办学中的复杂实践与丰富经验。多所大学海外分校在成功应对全球化张力和本土化融入的挑战后，走向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不少海外分校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遭遇失败。本研究通过探索世界一流大学跨境办学的经验，为我国同类型高校跨境办学提供镜鉴。

（一）文献综述

自21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实现了较快发展，多所一流大学在境外建立了分支机构。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中，高校境外办学为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外经贸合作与推动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2]。然而与快速发展的高校境外办学实践相比，办学对象国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复杂多样，现有研究缺乏对高校境外办学经验及相关问题的深入调查和分析。现有研究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国内关注高校境外办学实践问题的研究。该类研究以实践问题为出发点，以促进实践发展为落脚点。刘宝存等[3]的研究指出，高校跨境办学监管模式按照法律监管框架可分为无监管型、自由型、相对自由型、自由向限制转换型、限制向自由转换型、严格限制型等六种类型。不同高校的境外办学应当依据所在国家的监管模式进行灵活调整，以适应发展需要。该研究是理解境外办学的监管背景、实践要点和发展需要的一项有益探索。周谷平等[4]的研究指出，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呈现不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办学过程中面临大学身份模糊不清、办学资金筹集困难、招收数量难以满足发展需要、师资来源渠道不稳定等主要障碍。身份定位、办学资源、学生招收与教师队伍建设，是海外分校发展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领域的发展直接影响海外分校的办学成效。蒋凯等[2]的研究则指出，高校境外办学存在资金资产出入境困难、办学所在地法律法规和政治风险两方面的障碍。我国高校境外办学仍处于发展初期，需要母体院校和我国政府在资金资产和办学风险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以应对办学中的资源不足和经验欠缺等挑战。

第二，国内聚焦发达国家高校境外办学经验的研究。苏洋等[5]的研究指出，世界一流大学海外分校的发展具有地理位置呈现“欧美（英美）输出、亚洲输入”占主导、办学融资方式多样化、实行董事会（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研究生层次的应用型专业为主等特征。世界一流境外办学的布局与模式，是我国高校境外办学过程中需要系统比较分析的对象，其中潜藏着海外分校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有需要规避的风险和陷阱。国外大学海外分校的战略管理存在折中主义和全球整合—当地响应两种模式，战略管理的关键要素是目标定位、市场选择、课程设置与师资建设[6]。此外，国内研究者还探索了美国[7]、英国[8]和澳大利亚[9]等国家高校境外办学的发展模式及相关经验。

第三，国外聚焦高校境外办学实践问题的研究，重视实地调查与跨文化分析。威廉·蒂尔尼（William G. Tierney）等[10]的研究指出：大学海外分校的建立反映了提高母体院校经济收益和全球知名度的愿望；
在向全球推广的过程中，海外分校不但展现出母体院校的组织文化，更在适应本土发展的过程中融入和吸收了所在国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分校办学的各个方面都涉及跨文化问题，应对跨文化挑战、发挥多元文化优势对高校境外办学的成效尤为关键。史蒂芬·威尔金斯（Stephen Wilkins）等[11]对海外分校外籍教职员的调查分析指出，海外分校外籍教职员面临融入本土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挑战，海外分校应当在招聘和职前培训中加强对外籍教职员的专业支持。杰洛恩·休斯曼（Jeroen Huisman）等[12]的研究指出，海外分校的发展需要应对全球与本土间的持续张力，在制度的双重嵌套中，海外分校将因地制宜地选择和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因来源国和所在国在高等教育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海外分校的发展面临着全球化与本土化过程中多种形式的张力，同时也衍生出多样的应对策略与发展模式。

伴随着海外分校的全球扩展，国内外相关研究探索了海外分校跨境办学中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国内研究更多从来源国的角度出发探索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实践及其经验，同时缺乏对发展状况的实地调查。因此，从所在国的角度出发，结合实地调查分析一流大学跨境办学的最新发展，契合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和文献综述，本研究提出“澳大利亚一流大学在马来西亚跨境办学时面临全球与本土间的什么张力”这一核心研究问题，聚焦张力的本质特征及海外分校的应对。本国特色与世界标准的关系是一流大学建设中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其背后是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和张力[13]。我国一流大学是当前我国高校境外实体办学的主要力量，通过海外分校形式开展境外办学实践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和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澳大利亚是开办海外分校的先驱，已有12所海外分校的开办时间超过了10年，形成了一系列在输入国相对成熟、有效的办学经验，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典型[14]。马来西亚是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海外分校引入国，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东南亚区域开展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关键对象国。因此，选择澳大利亚一流大学在马来西亚开展境外办学的案例进行分析，既能够深入认识高校境外办学的代表性实践，又能够为我国高校扩展境外办学探寻经验。

国际著名组织社会学家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指出，组织的制度可以分为管理、规范和文化-认知三个维度，组织的运行可从这三个维度加以分析[15]。管理、规范和文化-认知维度的制度呈现了组织运作时的制度基础，跨境办学的海外分校通过不同维度的制度来应对全球化与本土化间的张力，同时这些张力推动海外分校进行相应的制度变迁。管理制度是直接引导和约束组织运行的制度，例如海外分校的办学规定；
规范制度则是自于全球和本土层面的规范，特别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影响海外分校运行的认证制度；
文化-认知制度以共识为基础，聚焦影响海外分校运行的社会文化-认知特性。在具体设计中，本研究围绕一流大学海外分校建设中的“全球—本土”矛盾，通过实地调查和资料分析，将海外分校建设中的运行实践解析为制度建设中的管理、规范和文化-认知维度，从而在具体制度的建设与变化中探讨海外分校如何应对全球发展与本土融入间的张力。

围绕本研究的问题和上述分析框架，研究者对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以下简称MUM）进行了参与式调查，获得其学校运行的直接经验，并对校内工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受访者共计12 人，其中包括校级管理者2 人、院级管理者3 人、普通教职员工5 人、学生2 人。笔者借助质性研究分析软件NVivo完成对访谈文本的分析。

本研究选择MUM 作为研究案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MUM 办学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该分校创建于1998年，是经马来西亚政府邀请后由国外大学设立的第一所分校[16]。第二，MUM 办学成绩突出。2020年，该分校共有来自全球78个国家的8400 余名学生，其中国际学生占比约为25%；
教职员约900名，其中有36%属于国际教职员，83%的学术人员拥有博士学位[17]。第三，院校品牌影响力大，莫纳什大学是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知名大学。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对莫纳什大学的学科评估，该校商业与管理研究、药学与药理学、教育与培训和护理学等都是世界排名前50 的学科[18]。这些学科目前在马来西亚分校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MUM 在药学和药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建立起了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和相应的院系[19-20]。第四，本土化发展程度与社会评价高。该分校取得有效平衡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的成果。MUM依托学科与地理位置的优势，加上突出的国际化研究力量与合作机会，形成了本土和区域特色鲜明的科研活动局面。

（一）核心与边缘：两套制度的互动关系

MUM的管理采取两套制度嵌套的模式，处于办学中心的教育活动采用澳大利亚的管理制度，外围的基础设施等则采用马来西亚的管理制度。在教育活动上选择以澳大利亚模式为主，反映出海外分校建设中向来源国管理制度靠拢的过程。海外分校在教育上以来源国制度为主的做法，是来源国高等教育制度在全球扩散，同时也是引入国高等教育制度走向全球同构的过程。海外分校跨境办学不同领域管理制度的嵌套与组合，是海外分校办学权力划分的直接反映，折射出所在国与来源国在高校境外办学中的典型合作模式。在以MUM为中心节点的场域内，澳大利亚的教育制度和马来西亚的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制度得以重合，但是两者在场域内的核心或边缘位置不言自明。

海外分校跨境办学选择以来源国教育管理制度为主、以所在国基础设施管理制度为辅的互动模式，主要是基于合作的两个国家及其院校对高等教育跨境流动的定位，特别是所在国对来源国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换言之，所在国需要通过上述互动模式保持海外分校的教育水平及品牌影响力，以增强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MUM 的合作双方在创建分校之初就确立了办学的合作模式，分校由莫纳什大学和马来西亚双威集团共同持有[21]。对于以澳大利亚管理制度为主的发展模式，MUM 的一名校级管理者在受访中谈道：“我们必须同时满足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管理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理以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的相关规定为准。但是在教育方面我们根据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标准来运行。”大学海外分校需要根据来源国和所在国的管理要求进行办学，这是保障其教育水平和品牌影响力的制度基础。其中，稳定教育教学及人才培养在海外分校中的核心地位，是MUM 在马来西亚办学的重要经验。

（二）隶属与独立：管理制度的主要矛盾

不同制度间的关系是海外分校办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两套管理制度间的良性关系是海外分校实现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是在海外分校办学的具体实践中，两套制度的互动引发了办学问题。以澳大利亚模式为主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MUM 在协调两套制度运行的过程中难以把握同母校的距离，致使在权力与资源的分配上出现冲突。MUM 是一所隶属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分校，由院校两级主要责任人负责其运行，具有相对的办学自主权与独立性。对于海外分校的运作而言，兼具独立性和依附性的关系对海外分校的日常运作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具体来说，MUM 在决定校园内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核心事务上具有自主判断与决定的权力，相应的机制能够保障其决策权及其行使。该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受访的院级领导就说道：“我们在由各学院院长等组成的高级管理机构下设置了学校教育委员会和学校研究委员会，他们负责全校的教育和研究事务。当我们准备开设一个新学科或一门新课程时，我们会遵照莫纳什大学的‘莫纳什大学新课程开发程序’开展工作，最终交由学校教育委员会决定，这个委员会还会确保我们的课程开发适合本土的需要。”海外分校在母校的管理制度下设置了分校的教育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为分校本土化办学提供了制度支撑，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但是在依附于母校办学的同时，类似于MUM 这样的大多数海外分校需要自负盈亏，实现财务上的独立，这将会造成办学的压力。MUM工程学院的一名院级管理者在受访时说道：“我们在这里没有政府支持，只能是靠自己，所以学院院长或者学校校长是直接负责人，实行问责制。而我们的收入都来自学生的学费，所以一旦出问题，就不能找别的借口，直接负责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MUM 名义上的依附或隶属并未带来实际上的资金支持，自负盈亏的压力让他们必须在教育的公益性和成本之间寻求平衡。此外，复杂的制度嵌套关系还影响着海外分校办学的人才培养等核心活动，甚至危及海外分校享有的学术自由。MU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级领导谈道：“我之前讲授过一门世界政治入门课程，我在课上谈到了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我们讨论了宗教起源、世界历史，学生们很感兴趣。我们有很多来自中东的学生，马来西亚学生会在课上发表他们对于巴勒斯坦的看法。第二年他们就说要把课程从清单上剔除，因为在澳大利亚有很多富裕的捐款人，他们对此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大学的发展容易遭受资本和市场的裹挟，在捐款人的影响下，母校无法忽视海外分校办学中的“异常现象”，但是过多的干预将会影响海外分校办学的自主权。诚如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专家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所说，这样的分校实际上并不是分校，其营利特性明显，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22]。

除管理制度外，影响海外分校发展的还有规范制度，例如基于跨境办学合作方普遍期望的质量认证。在规范制度的影响下强化本土元素，是海外分校境外办学过程中适应发展压力的关键策略。MUM 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品牌为依托，但其办学主要依赖所在国的学生与资源，需要不断探索本土发展的“软着陆”。像MUM这样的分校，不仅要满足本土学生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还需要扮演磁石的角色，吸引其他国家的学生到马来西亚留学[23]。本部分内容将集中关注来源国和所在国的两类规范制度对海外分校本土化发展的影响。

（一）不可讨价还价：质量规范的约束作用

质量规范对海外分校办学的约束作用，表现为两类制度互动时以母校制度为基础，但是通过不断探索办学实践与本土制度的融合，提升本土化发展水平。在办学实践中，MUM需要应对来自澳大利亚母校的全球化办学压力，在跨境办学的过程中严格遵照母校对高质量教育的要求办学。调查发现，“无差别学位”（来自访谈资料，访谈文本编号202012FA）是一个重要的本土概念，即海外分校颁发的学位和母校颁发的学位没有差别。向海外分校的学生提供无差别学位，凝结了学校品牌背后的期望和责任。在访谈的过程中，多名受访者都提到，MUM提供的学位是“莫纳什大学”的学位，并不会加上“马来西亚分校”的字样。这一实践是为了表明MUM 提供的教育并没有因为是分校而降低质量标准。MUM 一位受访的校级领导解释道：“学生会得到一个莫纳什的学位，和澳大利亚莫纳什的学生拿到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学位上不会写着‘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来自母校的规范制度是跨境高校来源国对海外办学的基本认识，为海外分校维持办学质量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是正如上述受访者所说，海外分校需要在课程内容等核心领域持续推进本土化发展。

对马来西亚政府的相关要求和规范做出积极回应，即是MUM 实现本土化发展和增强办学合法性的核心策略。MUM 对母校的一流大学品牌具有较为稳定的、一致的认同，体现为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坚持母校的办学规范，致力于成为一流大学全球化发展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MUM不断在办学的核心领域探索本土化发展策略。例如，该校负责学校学生、质量保障和治理等方面工作的校级领导说道：“我不能说应对政府的管理会降低一些标准，但这的确可能将我们引向一个与澳大利亚的标准不相符的方向，而这是我们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办学是有原因的。我们提供的是澳大利亚的高质量产品和高质量学位，但发生的地点是马来西亚。”海外分校的管理者深谙遵守规范制度对维持和增强跨境办学合法性的意义，但是同时也深知跨境办学不能是对澳大利亚教育的简单照搬。海外分校在全球化办学体制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本土化元素的比例，在课程内容和规划等环节实现突破，寻求本土化办学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遵照更高标准执行：本土化发展压力的化解策略

在一流大学落地马来西亚的办学过程中，海外分校具有区别于国外留学、入读本土公立及私立高校的优势，特别是在国际化学习体验和相对较低的学习费用上。然而本土化发展也为海外分校的办学带来了多重压力，应对压力的表现显现出海外分校办学的韧性。MUM 的办学受到马来西亚政府高等教育荣誉认证的影响，有利于MUM 的本土化发展，特别是在招生等方面。MUM 是马来西亚所有海外分校中第一批获得自我认证资格的高校之一；
在马来西亚教育部2017年的高等教育评价（SETARA）中获得6星评级，是海外分校中唯一得到该评级的高校。在被问及自我认证资格对MUM 运行的影响时，该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院级领导说道：“自我认证资格给予我们很多自主权。例如，在开发新课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自我认证的资格，所以不用像其他不具备这一资格的大学那样，每一个新课程都要去马来西亚教育质量认证局申请质量认证。这（自我认证）已经完全嵌入了已有的结构和程序中。”通过类似规范获得海外分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海外分校的办学优势，维持其全球化发展水平突出的办学模式。

海外分校所在国的办学环境不一，对海外分校设定的规范不尽相同。在应对本土化发展压力的过程中，海外分校采取的策略各不相同，MUM 在该方面的办学经验是严守母校标准，适度持续探索本土化发展策略。MUM 在其发展规划方案中指出，维持MUM 在教育卓越和创新方面的公认地位，保障高等教育部6星评价的一流评级，是发展规划中的首要任务[24]。从MUM 的办学反馈看，MUM 收获了来自马来西亚政府的相关管理者、学生及家长、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评价，对其教育质量高于大多数马来西亚本土高校持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实际上，引进发达国家高质量高等教育，是马来西亚政府推动境外办学过程中保障海外分校办学质量的一项基本判断。类似的办学反馈能够促进MUM在办学实践中严守母校的标准，在办学的各个核心领域按照母校的办学模式探索本土化发展道路，化解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

海外分校通过不断调整组织发展中的全球与本土元素，形成了凸显品牌特色的文化-认知制度。文化-认知制度在海外分校境外办学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既凝结了高校境外办学经验的核心内容，又为高校境外办学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在协调全球与本土的过程中，海外分校仍然面临着突出的身份定位及相应定位下的发展挑战。

（一）我是谁：跨国高等教育中的身份政治

文化-认知制度影响的首要体现是对MUM 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对组织身份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大学海外分校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策略。对海外分校的领导者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将学校看作是全球性存在，而不附属于任何限定的地理空间[25]。在海外分校运作的过程中依据自身需求丰富身份定位，并在海外分校运行的不同环节选择性地强调不同身份，是海外分校以有利于自身的身份定位争夺发展资源的广义政治过程。笔者通过访谈发现，MUM校内对于自身的身份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并且突出这种认识中自身身份与其他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差异。一名受访的校级领导就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存在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或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而只有莫纳什大学。我希望我们能够被视为一个全球组织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全球品牌的话，那我们就会像别的大学一样。”另一名校级领导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校长常说我们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在亚洲的平台。在我看来，我们不只是莫纳什大学在马来西亚的分校，而是在整个东南亚的分校。”在对外宣传等组织运行的环节强调其国际化、一流大学的品牌，是增强组织合法性的一项举措。在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场域中，以MUM 为代表的高校代表着来自发达国家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教育质量上具有更高的社会认可度。但是海外分校的发展面临着资金和师生流动等方面的严峻挑战，需要通过世界一流大学的身份为学校发展赢取更多资源。

海外分校的身份认同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内外部的影响渐进变化的。具体来说，MUM从一开始即强调其海外分校的合法性，随着本土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学校的学生规模和学院数量都实现了显著的增长，也具备更好的条件去建设一所国际大学。莫纳什大学在布局马来西亚分校的时候受到了澳大利亚整体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影响，“马来西亚第一所海外分校”的优势也为其合法性增光添彩，对东南亚的区域影响力日益增长，凸显澳大利亚对于建设跨区域教育合作机制的投入与认可[26]。

（二）有什么：以国际文化引领的日常实践

MUM 对自身国际大学的身份认知与其校园文化相互影响、彼此建构。MUM一面通过自身的国际身份和特性来融入更大的全球网络，另一方面也借此加强自身嵌入马来西亚本土发展的范围与深度。

对全球与本土发展的协调首先突出体现在员工的招聘、培养和发展上。MUM的人才招聘参照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标准执行，面向全球开放。无论新招聘的教职员是否为马来西亚国籍，他们都可以利用MUM作为国际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网络与资源，开展国际化研究工作，并将这些研究的内容融入教学中。MUM 具备明显优于马来西亚本土高校的薪资待遇和学术环境，但是在招聘的过程中要与周边国家或城市竞争，例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MUM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院级领导说道：“刚开始招聘的时候，一些应聘者在意向工资那一栏写的都是澳大利亚的标准，让我们看了很惊讶，现在他们逐渐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当我们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比较时，工资的确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这造成了MUM 教职员流动率较高的问题，尤其是在像工程学院这样一些规模较大的学院（来自访谈资料，访谈文本编号202012FA）。面对招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职员的需求，MUM会通过培养毕业生留校任教、招聘毕业生返校任教，以及从本土高校中聘请学术影响力较高的研究人员等方式解决发展难题，并实现增强本土联系、节约办学成本等多重目标。

MUM的文化-认知制度中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办学实践是课程、专业与学位的开发。受访的校级和院级管理者、学术工作者，多次强调其教育质量与澳大利亚的校区保持同样标准。在贯彻质量标准的过程中，MUM的教员对分校所拥有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表现出较高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此时的包容性、多样性被视为国际标准的内涵。一名受访的校领导说道：“想象一下，你能够有一个中国的老师在马来西亚用澳大利亚的课程来教授财政，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当你遇到学术上的文化差异时，我认为这里的课程会更有趣……很多人谈论国际化，谈论全球共同体。但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人们只是说说罢了，而不是将它实践到生活中。没有在运行的意义上实现国际化，那我认为认知就是一个问题。”充分发挥世界一流大学品牌的影响力，开发海外分校这一全球化学术机构的多样性，在马来西亚的本土情景中发挥出全球多元文化彼此互动的作用，是构建海外分校独特的教育生态不可缺少的条件。

国际特性还体现在MUM 校园生活与环境的诸多方面。笔者发现MUM的学生凭借国际化的教职员工、管理制度和教育体制，以及同样十分重要的国际同伴，融入高度国际化的发展环境中。学生们平时参与的研习活动和户外调查等，都因为这些制度和人员结构上的优势而获益匪浅。除此以外，其校园建筑的装饰、校内食堂等与学生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均注入了多样的国际化元素。这样的组织运行方式，展现出海外分校作为国际大学的差异性制度优势。

我国高校的境外办学仍处在起步阶段，发展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确切的阶段性特征[2]。为推动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围绕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背景与政策环境展开分析，探讨其中存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进而深化对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经验的认识。

（一）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发展特征

从背景来看，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发展正处在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加大力度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高校境外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对构建高水平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持续扩大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中，一流大学的境外办学在数量上稳步增长，分布和办学类型越来越多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一流大学的海外分校成为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协调对外开放和自主发展，在通过对外开放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自主发展能力[27]。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及经济社会建设中，高校境外办学发展背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参与境外办学的高校数量和类型持续增长，境外办学将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提升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能力做出更大贡献。

然而与不断改善的发展环境相比，我国高校的境外办学在政策体系建设方面还面临诸多制度性和结构性困境。第一，有关高校境外办学的政策体系尚未完善，缺乏对高校境外办学的有力指导。尽管我国有关学术团体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于2019年发布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为高校境外办学提供了实操性较强的政策指引[28]，但是境外办学在我国高校发展中的地位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致使高校在推动境外办学的过程中容易受到高校主管领导变动、资源投入不稳定、配套政策缺位或执行不力等因素的影响。第二，高校境外办学涉及资金资产出境、教师出境和跨境招生等多个领域的政策，现有政策的结构僵化，难以满足推动高校境外办学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与蓬勃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相比，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政策基础薄弱，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较低。高校境外办学涉及教育、财政、外事和安全等多个公共部门，需要各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并在相应的政策中明确权责，以推动各领域政策的互动和融合，形成境外办学政策的合力。第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境外办学的维持和扩展面临深刻挑战。现有境外办学机构的发展面临人员流动大幅度下降、经济发展受阻所导致的资金资源短缺等障碍，计划新开展的境外办学机构则需要应对国际环境的大变局，重新调整境外办学的实施计划。

（二）本研究的启示

澳大利亚一流大学在建设海外分校的过程中注重全球网络与整体国际影响力的开发，其海外分校运行同时受到两国相关制度要素的影响。在组织层面，海外分校办学重视对澳大利亚管理模式尤其是教育质量标准的遵循，依托专业认证与政府评价开展招生宣传和本土化办学实践，对自身国际化定位与特性形成准确定位。对于中国一流大学在新时代扩大和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的办学实践而言，该典型案例具有如下启发意义。

其一，在协调本土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以本国的教育标准为主轴。一流大学海外办学难免面临两套制度的冲突，在应对矛盾的过程中应当以本国的教育标准为主线。从具体调查来看，引入国政府通常期望海外分校能够发挥其高质量教育的吸引力，看重的正是跨境办学高校所代表的国际化高等教育及其全球影响力。以本国的教育标准为主轴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而是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依据学生学习需求和特点对课程进行调整，维持跨境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并不断提升本土化发展的效能。

其二，发挥国际认证标准和引入国政府评价体系的作用，增强海外分校办学的合法性，进而为海外分校办学提供更多保障。谈及本土化的成功发展，获得引入国政府的官方认可，是跨境办学的高校获取和维持合法性的关键步骤。这将进一步增强海外分校办学的合法性地位、增加选择入读学生的数量及资源供给。我国高校通过孔子学院的形式到境外开展合作办学，缺乏国际认证和引入国政府的官方评价，致使办学的合法性较为薄弱。海外分校的办学，特别是在增强合法性的扩展阶段的境外办学实践，需要借助国际认证标准和引入国政府评价体系的作用，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和国际竞争力。

其三，培育国际特色鲜明的组织文化，确立自身在国际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定位。凸显国际特色的组织文化是海外分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海外分校与本土公立、私立高校进行差异化竞争的策略。引入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不但通过海外办学的分校增强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实现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等建设目标，还通过海外分校建立同来源国的教育合作关系，扩大其自身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范围。因而需要举办特色鲜明的海外分校，而非简单复制母校的办学模式。海外分校的具体办学需要依据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和所在国的实际环境，明确海外分校在国际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制定个性化的发展战略与实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