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联三版比较研究

吴 頔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苏联曾出版了三个稿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就“I.费尔巴哈”章而言，具有原则性创新的，1922年至1991年苏联只出版了这三个版本。,分别是梁赞诺夫(D. Ryazanov)版[1]、阿多拉茨基(V. Adoratskij)版以及巴加图利亚(G.A. Bagaturija)版[2]。作为最早的版本(梁赞诺夫版,俄文版1924年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德文版于1926年出版)、最早的全卷版(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以及巴纳页发现后的新版(巴加图利亚版,1965年发表于《哲学的诸问题》杂志,次年发行单行本),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甫一出版便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充当了学界解析历史文献、 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文本参照。

不仅如此,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自身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本文基于梁赞诺夫版、 阿多拉茨基版以及巴加图利亚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试图从形式、 目的、 思想三方面揭示: 第一, 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出版形式上的客观差异; 第二, 不同版本背后, 编者的主观目的与意图; 第三, 在此基础之上, 评估不同版本中内含的思想逻辑。

首先,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最大的不同在于,梁赞诺夫和巴加图利亚只是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而阿多拉茨基则是首次正式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卷。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完整的两卷结构,第一卷的标题为“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第二卷的标题为“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两个标题均为阿多拉茨基后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自《德意志意识形态》面世的近百年来,在国内外诸多机构与学者出版的文本中,只有阿多拉茨基与MEGA2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文,其余都仅限于第一卷的第一章。此外,就仅有的两个全文版而言,除却“I.费尔巴哈”章,两者的结构与内容几乎一致, 可以说, 阿多拉茨基的全文版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 MEGA2也无出其右。

第二,国内外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与思想内容的讨论基本集中在第一卷的第一章, 且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言, 重要的思想内容也多集中于此。

因此, 在展开对三版对比的具体论述之前, 需要划定一个界限: 本文接下来对梁赞诺夫版、 阿多拉茨基版以及巴加图利亚版的讨论主要基于“I.费尔巴哈”章。

其次,在具体的手稿编排顺序上,梁赞诺夫将序言放置在了正文的开头。紧接着是标号为{1}ab的手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誊清稿和底稿的高度类似,所以梁赞诺夫放在此处的实际上是两稿的混合。接下来是论述“德国的批判和自身的物质环境关系”的手稿{2}abcd、论述“历史科学”的{1?}cd以及提出“现实的个人”的{5}abcd。在这之后,进入到主手稿部分,除却遗失的【29】和【36】—【39】,主手稿呈现为【8】—【72】连续编号的整体。在主手稿之后,则是论述分工与所有制的{3}abcd和{4}ab。可见,梁赞诺夫对手稿顺序的呈现基本遵照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编号,并没有介入手稿的内部顺序之中,只是试图厘清几大手稿之间的承接关系。然而相较于梁赞诺夫版,由于阿多拉茨基彻底打乱了手稿顺序并对内容进行了拼接和重组,因此纯粹试图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编号对阿多拉茨基版进行梳理根本无法进行。而巴加图利亚遵循的也是手稿的时间顺序,在主体的编排上,基本与梁赞诺夫一致。不过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不同:首先,与梁赞诺夫版相比,巴加图利亚版的{1}ab使用的是誊清稿,而非底稿和誊清稿的混合。其次是讨论分工和所有制的{3}{4}位置,梁赞诺夫认为手稿上的“3”和“4”标号并非是马克思的笔迹,因此将这部分的内容放在文本的最后, 并不与正文内容相接, 而巴加图利亚则将这两张手稿放在{1?}cd之后, {5}之前。

最后, 相较梁赞诺夫, 巴加图利亚多了三张巴纳(Bahne)页,分别是编号为【29】的纸张以及马克思编号为“1”和“2”的两页, 在对这三张的处理上, 巴加图利亚将【29】放在了主手稿之中, 弥补了主手稿的缺失, 而马克思编号为“1”和“2”的两页则被放在了{5}之后, 主手稿之前。

最后,在出版面貌以及手稿本身编辑痕迹的呈现上,三版并没有显著差距。从本质上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之所以是“手稿”,不仅在于其未完成性,还在于粗糙性与复杂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手稿由一个印张对折成四页依次写作而成,并且在每页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并非是平滑的,而是具有诸多删除、补入、修改和评论痕迹。然而在具体的出版形式上,三版均采用了阅读版的出版方式,即以单一叙述的模式,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异稿和补入部分直接插入正文中,或者以脚注和附录的形式将马克思恩格斯改写与删除的部分标注在文末。在出版结构安排上,三版都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立体性,而只是将其统一简化成平面化的文本,并且马克思恩格斯笔迹的差异也没有在文中展示。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些方面的忽视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具体的文本写作细节与复杂思想建构过程无法直观呈现于文本之中,此后直到1974年,广松涉(Hiromatsu Wataru)才首次在其所编辑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3]中正式以分栏的形式呈现手稿的原貌、以不同的字体标注马克思恩格斯修改痕迹等。

任何文本中都对象化着作者(编者)的主观意图。作为“特殊”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革,还有不同编者的主观目的。正如卡弗(Terrel Carvel)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版本政治史》中指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工作不是只有“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死事实’的整理”[4]2,而更应该“探讨许多不同的编辑以他们所做的方式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因、动机和热情”[4]2。因此,对于不同版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文本怎样呈现?”固然重要,“文本为何以这种形式呈现?”“这种呈现体现了编者怎样的目的?”同样重要。纵观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明显可见两种截然相反的努力:一是梁赞诺夫和巴加图利亚试图将《德意志意识形态》打造为“客观性”和“开放性”的“学术化”文本;二是阿多拉茨基在对原始手稿的主观“解构”与“建构”基础上的“大众化”尝试。

对于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言,“客观性”意味着完美而准确地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客观样态。从上文中也可以看出,在对手稿顺序的处理上,梁赞诺夫基本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顺序。不过,梁赞诺夫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客观化”再现,不仅是为了在文献学的意义上首次恢复这一文本的原貌,更为重要的是强调客观性之上的“开放性”。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梁赞诺夫必然对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然而梁赞诺夫却拒绝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手稿的编辑出版上。在梁赞诺夫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及其所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各个学科可利用的、公开的思想资源,因而任何试图“染指”和“垄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实际上,无论是“客观化”的编辑,还是“开放化”的呼吁,梁赞诺夫无非是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任何权威解读之间划定一道界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留下余地。同样,作为对梁赞诺夫版“回归”的巴加图利亚版亦是如此。

然而,梁赞诺夫与巴加图利亚对文本可读性的忽视以及过于学术化的编排,不可避免地“导致《德意志意识形态》仅供马克思学的精英编辑和使用”[4]3。在这个意义上,当梁赞诺夫和巴加图利亚强调“客观性”“开放性”与“学术性”的时候,不得不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客观性”变成了另外一种“主观性”,“开放性”沦为了“狭隘性”,而“学术性”也使得《德意志意识形态》困在了学院之中。与梁赞诺夫和巴加图利亚相反,阿多拉茨基关注的重点一直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遗产究竟该如何为大众所熟知。比起“学术性”,阿多拉茨基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大众性”。

在阿多拉茨基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思想资源并非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地,《德意志意识形态》应该成为每个普通大众的“思想武器”。因此,在手稿的编辑上,为了打破梁赞诺夫版“佶屈聱牙”的内容、追求文本的可读性,阿多拉茨基试图“通过将没有完成的手稿的构思以及推敲的指示积极地运用于文本的编辑”[5]130,在对手稿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基础上,以全新的具有编者主观意图的逻辑框架为主导,力求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呈现为逻辑一致的著作。事实上,比起梁赞诺夫版和巴加图利亚版,阿多拉茨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确实更像是一本“书”,并且是一本可供工人而非学者阅读的书。郑文吉曾指出,在促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方面,阿多拉茨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起着各种普及版、选集,以及各种外语翻译版的底本的作用”[5]124,最初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收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便是翻译自这一版本。在这个意义上,比起梁赞诺夫和巴加图利亚在学院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坚守,阿多拉茨基普及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似乎更具“开放性”。然而,阿多拉茨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剪切、重构不仅违背了文献编辑的原则,具有浓郁的主观主义色彩,并且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阿多拉茨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成为教条主义的代名词,在出版后不断遭到各国研究者的诘难。

任何文本的研究,重点都并非在于以数字符码的形式再现原始手稿结构上的调整或纯粹论述文本在出版形式上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从思想逻辑的角度精准定位这些调整与变化;同样,对编者主观意图的探究,也并非只是在“背景”的意义上阐述一段思想史,关键在于揭示,当这些主观意图对象化进文本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思想表达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对于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最终必然要回答:在不同的呈现形式以及编辑目的的影响下,手稿本身的逻辑结构是否发生了偏差?更进一步,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表达了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梁赞诺夫版与巴加图利亚版基本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原始顺序, 只是在{3}abcd和{4}ab位置上具有争议。因此,对于这两版而言,只需对{3}abcd和{4}ab进行单独考察便可明晰问题。首先来看{3}abcd和{4}ab的具体内容,在{3}和{4}的开头,马克思指出,“民族间的关系以及民族内部的关系,都取决于生产与交往的发展水平,而生产与交往的水平,则与分工密切相关,这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1]100。需要指出的是,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分工与经营方式,并非仅是在客观技术层面的组织架构,而且还是个人与“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100。接下来,马克思从抽象理论的论述进入具体历史的分析,详细论述了对应不同分工阶段的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的具体内容。

就梁赞诺夫而言,将论述分工与所有制的部分放在文末,除了上文提到的字迹的原因外,还在于{3}abcd和{4}ab的内容与主手稿的结尾({92}b)有一定内容上的联系。在主手稿的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总之:分工,[…?…]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土地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等级的所有制。手工工场所有制。工业资本。”[1]99虽然并没有一一对应,但是{3}abcd和{4}ab对不同所有制内容的论述可以视作上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出关键词的具体展开。

巴加图利亚则将这部分放在了前面,使之与前后文部分对生产与交往的论述相联系,构成对生产与交往的历史发展形态的补充。在巴加图利亚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3}abcd和{4}ab上接{1?}cd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第4页]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7。不仅如此,“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一定的活动方式、他们一定的生命活动种类、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的生命活动怎样,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8。而分工与所有制的具体内容便是对现实的人的“经验确认”以及这三个“一定的”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而在分工与所有制之后,紧接着就是{5}a的“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2]11-12,这可以视为对上文内容的总结,在短暂地进入历史的分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开始理论的建构。

可见,由于{3}abcd和{4}ab手稿内容本身的弱理论性,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组成,而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材料补充和确证,因此在文本的逻辑上,无论是将{3}abcd和{4}ab放在开头还是结尾,甚至同广松涉一般将其视作缺失的【36】—【39】插入主手稿之中,都有一定的道理,从内容上来说并不突兀。

至于阿多拉茨基,在主手稿之前,阿多拉茨基版与巴加图利亚版几乎一致。而就主手稿的内容来说,尤其是对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手稿【8】—【29】来说,阿多拉茨基确实对手稿顺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消解生产话语的实质内容。阿多拉茨基版的第一章正文内容由“1.历史”(阿多拉茨基后标)正式开始,而这一部分对应的手稿顺序为【11】—【17】、【17】【18】的部分栏外新稿、【18】的部分内容、【19】、【18】的部分栏外新稿,【68】的部分内容。虽然内容混乱,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具体论述: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及最后“倒霉的意识”这五大方面并没有“缺胳膊少腿”。就缺失和调整的地方而言,比如被阿多拉茨基塞进下文的【8】和【9】,也并非是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正面描述,而是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基础上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相应的,在“1.历史”之后,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相继包括了【21】部分内容、【22】、【24】—【28】、【8】—【10】、【20】……可见,虽然阿多拉茨基对文本的介入是巨大的,但是这种介入不是结构性的,也没有彻底打破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框架。阿多拉茨基确实对手稿进行了主观架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原貌,然而阿多拉茨基的剪切和拼凑并没有同广松涉指责的那般“肆无忌惮”,从本质上来说,阿多拉茨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依旧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几十年来对阿多拉茨基的指责和批判,更多的也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而非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后者而言,卡弗也曾指出,“虽然阿多拉茨基建构的‘I.费尔巴哈’章可能比梁赞诺夫版本更‘连贯’和更具可读性,因此更适合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但这从这个版本中并非只能得到某种特定的解释”[4]37。

综上,无论是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还是巴加图利亚,他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尽管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然而从本质上都是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逻辑的产物,因而不会影响研究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把握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