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尤里·洛特曼*

□ ［匈牙利］卡塔琳·柯罗

内容提要 尤里·洛特曼是享誉世界的符号学大师，也是一位以俄罗斯文学史为专业的语文学家，主要研究兴趣在18 世纪和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本文尝试重新界定洛特曼的学术生产力，进而重新评估他在国际学术图谱，尤其在文学研究图谱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文章从六个方面探讨洛特曼学术生涯中文学研究和符号学研究的内在联系：1.协同效应、综合知识和模式的影响力；
2.文化史的灵活语境；
3.方法论意义的部分-整体关系：渐进螺旋式阅读；
4.文学符号学的内在开放性；
5.跨界的创造本质；
6.文本边界倍增和描写。

总体看来，洛特曼的比较文学学与符号学相互促进。应重建洛特曼学术影响的国际接受史，展示其学术影响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表现出的受限性和不均匀性。

就其所受教育而言， 洛特曼是一位以俄罗斯文学史为专业的语文学家，主要研究兴趣在18—19 世纪俄罗斯文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由这一事实开始，评估洛特曼的文学研究，判断他的影响，首先必须还清文学科学元历史的一笔旧账，这就需要重新界定洛特曼的学术生产力， 重新评估他在国际学术图谱， 尤其在文学研究图谱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洛特曼去世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首先将洛特曼视为一名学者， 以学者身份去深入其为人个性， 重建洛特曼学术影响的国际接受史， 展示其学术影响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的受限性和显著的不均匀性。①阿特尔·布莱姆提出了一整套论点，解释“洛特曼为何未能在英美获得更广泛的承认”②。他指出，正如安娜·玛丽亚·洛鲁索所说：“从一开始，其斯拉夫背景就起到了消极作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洛特曼学术的传播， 直至今日依旧如此”，洛特曼的声誉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俄语研究领域，对“洛特曼文化和符号学一般理论的重要性”③缺乏应有的重视。

一方面，应当注意到，洛特曼关于艺术文本的两部传世名著翻译得很早， 这两部著作的俄语版出版不久， 洛特曼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已经在不同的著作和评论中得到了创造性的阐释。④当时欧美学界所看到的主要是洛特曼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导向的理论，没有深入洛特曼学术研究的“腹地”， 没有接触到其广泛的诗歌和文化史研究基础， 正是这些诗歌和文化史研究将复杂而精巧的文本阐释和文学史研究引入人们的关注之中。

后来，《思想的宇宙》（Universe of the Mind）⑤广为流传， 对各个学科所产生的影响远比文学研究要广泛得多。原因之一是这部著作话题集中，然而无论是在理论框架上，还是在文本解释上，这部著作都与文学文本研究渐行渐远。

21 世纪初，如果要质疑洛特曼文学研究的影响， 首先必须回到俄罗斯文学文化领域来评估这一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把洛特曼对文学研究的影响限制在“斯拉夫领域”范围内，20年前布莱姆就对这种做法已提出质疑， 应该对洛特曼在俄罗斯语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给予应有的国际承认。⑥在这个国际文化空间中， 洛特曼的研究成果包括阐释中世纪（古俄语）、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⑦，阐释普希金⑧和卡拉姆津⑨的全部作品，以及众多俄罗斯诗人的抒情作品；

洛特曼对特定文学史时期的体裁和文化史做出深入研究， 为俄罗斯文学史研究的新概念做出了贡献， 这一贡献再也不应当遭受忽视。

任何一个研究普希金、卡拉姆津或果戈理的学者都不能不考虑洛特曼的文本解读和文学史研究，应该意识到洛特曼在俄罗斯语文学界的巨大影响。

无论是俄罗斯文学研究遗产的创造性发展过程，还是代表多方面文本对话的新文本解读趋向，都与洛特曼对多元世界文化体系动态发展过程的理解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富于洛特曼色彩的后元文本研究，无论体现于普希金研究，还是体现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 都以实践证明了洛特曼文化理论观点的力量。与此同时，洛特曼富有成效的文化吸收与消化提醒我们，俄罗斯文学和文学语文学是洛特曼的主要研究领域。

正是在这一领域中，文本和文化动态现象得到了研究，他在《斯拉夫文本研究应用》（As Applied to Slavic Texts）⑩中所提出的观点最终成型于 《文化符号学论纲》（Theses on the Semiotic Study of Culture）这篇传世名文。

因此，在俄罗斯语境中重新解读洛特曼，不仅要考虑他的俄罗斯学术来源（俄罗斯形式论者、巴赫金等，以及整个塔尔图符号学派集体），更要考虑他的文学学术与当今世界范围内俄罗斯语文学的关系，这是未来客观描写的学术史之必然。

进一步探讨洛特曼对于文学研究的启发力量，有必要讨论其他三种现象：协同效应、综合知识和模式的影响力。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些都相互关联。朱莉亚·克里斯特娃将20 世纪60年代的法国学术背景及其（后）结构主义取向与那一代人的智思活动联系起来，洛特曼是其先驱之一。⑪克里斯特娃呼吁人们注意学术演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历史共时性，她指出“洛特曼详细阐述了艺术作为‘派生模拟系统’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她自己提出的互文性概念平行呼应。

”⑫应当注意到科学史上，志趣相投的想法或思想往往同时出现，彼此呼应，结构主义（结构符号学）作为一种整体范式的出现也体现出协同效应（synergy）。⑬从长远来看，协同效应通常会形成综合知识，由异质、有时有争议的要素组成，其变体具有表现个性特征的潜能。⑭这种“整体性”知识在其内部具有多样性，尽管如此，可以呈现出轮廓清晰的科学范式。本着这种精神，要考察洛特曼符号诗学的影响，不能仅仅考察他的结构符号学著作对于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同时需要考虑（后）结构主义诗学的综合影响，包括捷克结构主义、美国新批评、普通结构符号学等等。漫长的学术演化过程中，每一次学术经验都有助于整体知识模式的形成。

这与洛特曼学术遗产来源本身的复杂性相一致，部分原因是通过创造性接受，洛特曼学术思想已经与其他定义明确的文学/文化理论框架融为一体。首先，应强调洛特曼和塔尔图学派对俄罗斯形式论的积极（再）阐释，包括与捷克结构主义理论传统的对话。⑮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所留下的遗产， 蒂尼亚诺夫在艺术体系向功能性本质过渡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⑯意味着其文化元文本——巴赫金思想、维戈茨基思想，构成了属于20 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般理论话语”，具有综合特征，森津将其表述为“俄罗斯理论”⑰，“一方面包括文学和艺术，另一方面包括哲学、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科学现象”⑱；
除此之外，还可以添上俄罗斯新康德哲学根源⑲及其现象学含义。

与此同时，洛特曼不止一次地强调了拓展遗产范围的重要性——某些情况下， 其意见相当尖锐， 引起争议——体现出来自弗雷登堡、日尔蒙斯基、维谢洛夫斯基等人的遗产。

衡量洛特曼著作对于文学科学的影响力，还有第三个方面， 源于他整个文学学学术生涯的模态建构能力，本文下一部分将提供简要概述，试图把握洛特曼对于“创造性开放”的关注。

我们的目的是把握这种倾向， 明确区分其在研究方法和文学意义生成原则界定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展示其在两个领域中的存在。

对这种同位结构的阐释可帮助读者理解， 为何阅读洛特曼的著作最终会成为文学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一意义说，本文与洛特曼著名的《文化符号学论纲》 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恰如《论纲》所言：“科学调查不仅是研究文化的工具，也是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⑳这就阐释了为什么洛特曼所确定的文化所有基本特征都表现在他自己的文学学学术中， 构成宽广的符号域（semiosphere）。㉑符号域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建模和阐释意义的创造过程， 同时也代表了整体学术活动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因此，洛特曼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强大的力量，内在包含着创造性开放，显现为一种研究方法论特征和研究对象特征， 向后代发出邀请，延续开放的形式。

正是出于这一点， 研究者认为洛特曼全部学术思想具有内在连贯性。㉒遵循朝向创造性开放的方法取向和分析取向， 以及洛特曼文学批评内外一些基本概念的阐释，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洛特曼理论遗产中一些最具生产性的元素最终发展成符号域概念， 这方面一则著名的例证是文本和文化的空间概念化， 其中包含概念自身的传播和发展（例如中心、边缘、边界、越界、支配、等级、部分-整体、进化、转译、动力学等）。

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洛特曼的早期文学研究， 要么出现在理论层面（关于艺术文本的结构）， 要么通过文学文化之科学阅读模式的方法论加以证明。

不应当说在文学研究领域， 洛特曼理论思维的生产力范围不断紧缩，应该坚持认为，开始时用结构符号诗学语言所解释的东西逐渐获得了更为抽象和普遍的概念，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符号域概念， 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特征描述与许多其他重要的符号学和符号化概念共同发展。

因此，洛特曼理论中抽象、普遍的概念自然而然产生出跨学科效应， 适用于阐释文学文化内外的各种现象。如果确实这样，那么绝对有必要牢记洛特曼的文学研究， 这些研究是日后抽象理论和跨学科应用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应该记住的不是洛特曼在文学作品解读方面的具体成就，而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特征，因为它与研究材料具有同构性。

要简要概述洛特曼文学研究的一些关键目标，有赖于洛特曼本人提出的一个挑战性观点， 根据该观点，“文化作为语言研究，以及这种语言的文本总数，自然会引出教学问题”㉓。问题是，洛特曼的文学学术，以及用他的语言所写成的文本，从效果上讲，能教给专业读者什么。

这个问题需要在对象层面（对文学文化的理解、从文学文化中获得的知识）和元层面（达到这种理解的过程，换句话说，科学方法论）上得到回答。本文下一部分将提到一些与一般文学研究的某些领域或方面相关的观点和领域。

这些领域，例如阐释学、接受理论、生成诗学、叙事学、可能世界理论等，都明显具有吸收洛特曼思想的潜力；

本文最后一部分将分别讨论两个主要和复杂的影响范围。

洛特曼阅读和阐释文学时从很早开始就设定方法论方向，或者暗示具体文化背景。

20 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洛特曼致力于探索艺术文本的概念界定，视其为复杂系统，寻找艺术文本作为复杂结构的概念界定。在这一过程中，语境也在理论上成为明确的研究问题。然而，在洛特曼关于文学史的大部分著作中，与文学解读相关的文化语境的各个方面隐含在文学史研究所选择的视角框架内，也就是说， 无论是对小说家或诗人的文学作品的阐释， 还是对作为一种文学文化范式的整个时期的描述，都要问一问某个特定主题是如何提出的。

20 世纪60年代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再证明了展示具体文学史过程，或是解读文学作品，都隐含着大量的文化语境。

一篇重要的早期文章可以作为第一篇参考文献。㉔这篇文献的核心是《伊戈尔远征记》的故事起源，洛特曼在这篇文章中清楚地触及了中世纪俄罗斯和18、19 世纪的社会思想史和政治心态， 并评估它们在理解一个文化时代对另一个文化时代的接受方面的重要作用。

发现特定文化背景， 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辨别特定文学风格系统，或者发现文类变化的历史背景。与之类似，要区分基辅时期世俗文本中俄语“chest”（荣誉）和“slava”（荣耀）两个词，就要对特定时期内符号化和非符号化形式的历史文化行为背景做出阐释。㉕古俄罗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概念以宗教世界观为背景。㉖洛特曼关于18 世纪俄罗斯文学那篇著名文章在标题中已经包含了“在18 世纪俄罗斯文化的背景下”㉗这样的文字，文章涉及那个时代的文化意识，生活与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文化模式，以及作为传统的文学。

另一篇文章中，洛特曼讨论18 世纪诗歌文化背景的同时，也讨论了作为哲学体系的伦理和革命斗争的战略模式。㉘

文化语境可视为系统，文学既是一个系统，又包含着自身的子系统（具体文本、语料库、时代文学特性、作者诗学、文学传统），其阐释离不开其他系统（意识形态、哲学、社会政治趋势、历史运动、伦理、行为模式、文化组织、符号化抽象形式等）。将文学现象视为一个系统加以仔细考察——进一步说，考察文学个性、作品、一般结构、一个时代诗歌的特征等， 重要的是文化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从简单因果链条的角度，而是从广泛的功能中表现出来的动态变化的角度考察其相互作用。动态变化既可以投射到语言内部，也可以投射到语言外部的关系上，“通过具有语言外部特征的超系统”㉙来实现文化所决定的等级结构。

毫无疑问，洛特曼早期文学研究虽然主题多变，但都可以追溯到一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方法， 其基础是符号系统相互关系中意义的涌现过程， 这一过程依赖于局部-整体关系，在文化的层级关系中组织起来。

人们可能会认为，洛特曼在20 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结构诗学在方法论上具有“双语性”，它对于结构-符号概念的表达既体现于显性形式（以理论为导向，同时有意识地探索新的方法论文化，从而产生客观而精确的科学元语言），也体现于隐性形式（以文学史为导向，伴随着结构符号学方法的出现）。㉚这种双向方法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洛特曼的学术特色， 在20 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洛特曼继续讨论俄罗斯文学史和理论，尤其是其中与文本和文本性相关的重大问题，两种分析语言都包含文本阐释。

文学文本处于文学史和理论（显性或隐性）的交叉点，在表述和重新表述的过程中相互投射。洛特曼在他的研究中，通过提升科学阅读的“螺旋”，将文学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 不断扩大理论性和经验性体验的疆域。

这一科学阅读方法类似于洛特曼在《论语言和文学结构概念的差异》一文中提到的“螺旋”，洛特曼在文中反思阐释动力学， 揭示了在部分与整体相适应的过程中，部分与整体相互预设、相互决定，双向语义投射体现于文本阐释的各个阶段，如今这已经界定为语言接受结构的具体特征。㉛单词（或细节）的结构语义和文学文本作为整体的意义在系统重现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最终落实到相同的文本元素上。

这种方法论原则，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可以参照“阐释循环”加以解释，绝不代表自包含的封闭循环。要界定整个文本的语义世界，必须持续地回归单词（或者部分和细节），揭示可被解释为语境的不断更新的内部结构方面。一个词的语境越多，该词的语义就越丰富。这一过程中，该词的一般意义（多种语境中可辩别的多义特性）转变为多价语义特性， 这是阐释过程中内部结构语境不断扩大所带来的结果。

这就要求该词在语义上越来越个性化，克服歧义性。

文学结构越复杂，作为内部微观结构语境的总和，该词的文学语义就越丰富，多层次性也就越明确。㉜该词的各个语义方面（在多个内部结构语境中得到界定） 将在复杂的艺术意义中找到自身的位置，㉝意义和系统的交叉点同时也是语义——符号创造力涌现的高密度点。

洛特曼在上述文献中阐明了非常明确的原则， 将文学文本的阐释界定为对创造意义动态过程的理解， 洛特曼将这一过程形象化为一个渐进上升的螺旋， 其方法论出发点是局部与整体的脉动，也就是说，就其符号学性质对语境的隐含意义加以阐释（对同一能指不同指称条件加以界定），识别语义化内在过程所对应的外在艺术形式，从这一角度对语境加以考察。

洛特曼主要关注俄罗斯形式论者所说的文学性。㉞在洛特曼的研究中文学性体现为创造文学意义的符号学条件。在这里，可以将这种现象重新命名为“符号文学性”㉟。符号学文学性范围的界定及其具体实践可视为当下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问题之一， 对于理解文学文本中语义单位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要辨别出文学作品中的各种“语义事件”并加以分类，必须考虑到各种能指-所指配置参数，考察对象包括构成、视角、句法结构、抒情诗歌和散文文本的音位组织等，同时也要对话语过程加以考察，借助于各种类型的文学叙事学和话语诗学， 将文学作品视为语言成就而加以考察。

语篇连贯、语篇衔接也可以成为重要问题，对于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相关文学研究子领域研究加以补充（参阅文学语篇语言学）。要确定能指-所指配置参数，不可避免要同时界定读者的角色。读者创造阐释，既是作品语义形象的内在构成部分，也是篇章诗学（叙事学）意义上的外在接受点。

洛特曼学术在方法论上体现出互补性， 部分趋向于整体，隐性和显性符号概念化交替出现，不同概念术语既精密区分， 又借助于共同的观念相互接近，理论取向和经验取向相互补充。洛特曼学术讨论特定/局部问题和整体方法之间的对话，既有具体文本的分析，又有文化背景的概括，从而为卡尔·艾默尔马赫所说的“整合文化学的符号学变体”㊱的多学科文化符号学研究铺平了道路。

洛特曼的文学科学的“综合性”表现于以下一些特征。

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学科复杂性本身就要求采取跨学科视角，综合各方面研究，包括概念和方法论的跨学科复合知识。起初，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来自语言学、哲学、逻辑学、数学、控制论、信息论、文学和文化研究，具有互动性的概念元素日益跨越学科边界，日益突破单一研究对象的限制，日益走向普通符号学。㊲关于文学文本在文化中的语境化，其综合性表现为在复杂的文化交流空间中讨论文学，文本和文化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类比性， 这种类比性为通过不同形式的文化记忆阐释整体综合过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 洛特曼文学符号学的整体性与其开放视角实则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不断寻找讨论文学文化现象的新语境， 用不断扩展和丰富的知识探索文学文化， 这一学术研究方法的内在连贯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正因为如此，如果试图对洛特曼文学研究的主要时期做出清晰划分，结果必定模棱两可。目前，洛特曼最早三部著作的内在有机联系已经得到证实。㊳洛特曼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文学史学家，㊴文本和文化的空间性质㊵在多声部符号域㊶的概念中系统地得到重新阐释。过去人们认为文学文本中的语义具有对等性， 洛特曼的研究则揭示出，取决于位置在中心或边缘，文学文本的语言表现出非对称特征， 从而在文学文本研究中排除了对于对等性的过度依赖。

在洛特曼对文学文本性质长期系统的研究过程中，文本生成的概念似乎与基于代码的“意义文本”南辕北辙，后者体现了“成套”的现成信息。

文本生成将接受者转化为“历史学家”，他必须借助于（诗歌和小说文本）多个系统中尚未存在的或未知的代码去激活意义生产过程， 也就是说理解过程也需要创造力。

文本生成是动态文化功能的核心机制， 这一观点构成了洛特曼结构符号学诗学的中心， 也是他寻求与创造力相关的文学意义涌现的稳定内核。㊷从这个角度来看，洛特曼的文学研究代表着生成符号学诗学——这个术语的意义比生成诗学的概念要广泛得多， 它既受到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启发，也吸收了生成诗学的原则。㊸舍格洛夫和热尔科夫斯基将其界定为“表现性诗学”㊹。洛特曼的文学符号学从一开始，就将创造性与语义动力学关联起来，从开放性角度进行阐释。㊺洛特曼不断重新表述，挑战了机械阐释，也挑战任何由结构主义跳到后结构主义简单转变的看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洛特曼文学符号学逐渐涉及转译概念，对这一概念的依赖日益加深，㊻并在文本内部或文本之间共享其动态特征。洛特曼的阐释性元文本也可以视为思想和概念在阅读螺旋中不断更新和转译。

转译提出了“跨界”（transgression）问题，导致语义创新，洛特曼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解读为阐释边界/界限的跨越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他阐释了普希金的作品是如何以特定的方式将文学期望和违反规范置于中心， 其诗意不是要克服具体的文学文化传统，而是要克服文学条件性，从而超越任何一种固定的（仪式化的）形式，创造出直接真实生活的幻觉。㊼

吊诡的是，要克服文学的条件性，却可以通过强化文学条件复杂性来实现， 由此产生包含冲突要素的多元体系， 没有哪一个要素可以成为最终的权威条件。

洛特曼对冲突和矛盾兴趣浓厚。㊽其所代表的并不是在阐释中形成简单的结构主义焦点，㊾而是通过多元化的思想得出最终解释，这意味着互补性，同时也意味着创造性语义变形（交叉和跨越）。

另一方面，这一观点与文学条件性的问题化有关，文学条件性被语义“自然”化，即非文学现实所克服（在诗学框架之内）。

在这条轨道上洛特曼开辟了一系列灵活的研究视角，可发展为“可能世界”现象的文学和哲学研究，㊿或者对虚构和视觉化形式的更深入研究。

跨界行为证明了一个关键标准， 以评估情节中主角人物的自由范围。

跨界也作为事件的符号学要求，如“人物角色跨越语义场边界的转移”。文学人物作为“情节创造”的功能与俄罗斯小说的特殊性有关，从果戈理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不是人物状态在变化，而是内在本质在变形显现，或者改变了周围的生命力量”。

这种潜在性与小说的开放性相契合， 与民间传说（尤其是童话）不同，小说广泛引入所属时代的文本外社会和日常符号材料，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大量情节机会。从这一点出发，洛特曼对普罗普模式在小说叙事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批评， 提出了反对某些叙事学方法的争论性立场。小说中，不可预见的组合也可能通过象征性对象出现， 洛特曼文学符号学中的情节成为一个显著扩大的概念， 解释了从单词语义到最复杂的文化符号的各种不同元素， 所有这些元素都通过诗意游戏转化为情节事实。

通过各种形式的文本互动和变形， 也就是所谓互文性，动态重新安排文本边界成为可能，包括文本-元文本、文本中的文本、文本内化等，为创造力提供了无限制的开放性， 使文化产生出范围无限的交流文本类型。

社会文化行为模式被视为文本意义上的传统，艺术家传记可视为扩展的行为文本模式， 上述一切也可以视为洛特曼自身的生活模式。艺术家创作文学作品，整个人生——比如普希金的一生——也可能以艺术文本形式出现。因此作为身份建构的个人，前所未有的个性可能会由作家塑造（“卡拉姆津创造卡拉姆津”）。这种方法使文学评论家在“考古”之后，重建传记主人公在其灵魂中创造的完整人格理想。正如鲍里斯·叶戈罗夫所说，《卡拉姆津》一书的结果是一部“灵魂的传记”。

文学研究的创新出现于跨越文本边界的一系列交叉点上：已实现和未实现（但潜在）的文本的交叉， 实际存在或假定存在的文本和重建文本的交叉，传记文本（作为文本外的生活）和诗意文本（艺术作品、文本内的）的交叉，外部文本和内部话语（在这种情况下，将信件视为体裁变体）的交叉，历史作为传记或史学文本以及历史作为艺术文本的交叉。

洛特曼的著作中，重建小说与他关于《卡拉姆津》的所有其他著作，包括他的论文，都在一个符号域中发挥作用。文学/文化文本之中以及之间，边界的转移导致文本身份的改变，这就需要一种开放式多重描述， 足以遵循各种结构和意义生成过程（例如， 文本层次或读者的期望及其违背，参见接受美学的理念），这也适用于共时状态的倍增，从而形成动态过程模型。

本文最后部分概述一些主要观点， 以评估洛特曼在文学研究中的现实影响力和潜在影响力，应特别关注两个复杂的领域：比较文学和文学符号学。两个领域都将文学动力视为研究重点（包括文学演化问题、世界文学空间中文本互动问题、意义涌现和诗歌创新问题等），在阐释方法论中都突出了关系性现象。传统上，关系性被视为结构主义方法的显著组成部分， 然而实际上关系性则是任何比较研究的基本的操作工具。关系性的功能在于，基于对等和投射，同时识别共时条件和演化阶段，识别文学现象或意义发展过程，在新旧阶段和意义之间划分界限。

洛特曼的思想在这两个复杂的文学研究领域中具有旺盛生产力， 或明或隐地分享了相关的比较方法论观点， 也证明了他的文学整体“结构符号学”方法具有强大的阐释能力，作为阅读和解释的一般模式， 其意义远远超出狭隘的结构主义分析技术范畴。

洛特曼将文学视为文化符号域的一个重要部分。文化被视为一个更大的符号域，具有无限范围的潜在相互作用的内部边界， 在不同的层级上界定各种类型的亚符号域组织。其中，符号过程动力学的解释不能与中心和外围位置分开，为“文学作为世界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世界文学作为系统、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网络”。所涉及的理论方法论框架提供了超越“民族文学”作为中心范畴（“大系统”中的一个关键单元）的手段，将“文学出现”问题视为“霸权危机”。从系统内和系统间的角度考察“主导系统”的转变可以依据的模型，在连续性中依赖“阶段的线性序列”逻辑，并分析与不可预测性和爆炸性有关的事实。洛特曼在这一领域的立场可能出现在理论方法要素的复杂背景中， 其中包括佐哈尔和特拉维夫学派、“布拉迪斯拉瓦学派的交叉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等。

克里格坚持，在计算“当地对外来干扰的反应模式”时，必须在世界文学互动的描述中包括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对目标文化整体内核心——边缘关系的符号学处理的描述，就要像在源文化中一样。

如果认为两种文化都有其多重内部不对称性， 可能会导致对世界文学空间中文学影响力传播和接受机制的更复杂描述，这不能局限于对霸权或其变化的简单解释， 因为过程无法预测（另见与后殖民诗学的相关性）。

这种在比较框架内对文本互动的解释意味着文学进化概念化，即文学史。

与此相关的是，文学研究中最深入的研究领域是互文性， 它的阐释性成就显著影响并不断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和写作， 并日益倾向于跨媒介研究。

在上述研究领域， 洛特曼的学术遗产最为活跃，必须列入当代文学符号学的主要问题。许多研究著作将文学符号学理解为文学研究或普通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甚至是亚分支学科，或将其概述为一种阅读方法。

此类方法往往对经验文学文本做出分析，或详细阐述理论假设。对文学符号学的学科身份做出准确界定， 这已证明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尚未达到完善的状态，一个重要的步骤是采纳皮尔斯符号学理念， 在此背景下拓展新的发展方向。

当前另一种趋势正在文化符号学中发挥作用，将文学研究扩展到跨媒介研究。

上述两种趋势代表着重要的探索领域， 使我们能够理解文学文化的复杂性， 根据当代符号学的这些成就，洛特曼的文学研究仍然是热门话题。本着旨在“调和”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精神，有迹象表明，对洛特曼文学符号学做出评估也可以引入更为广大的阐释空间， 在那里可以实现这种协调。在皮尔斯对“阐释项”的理解中，可以辨别出这种重新评估最有成效的来源， 这可能会引导研究者去理解更为复杂的平行关系。

洛特曼的多语言动态的文学批评符号域邀请人们，在或可预测，或不可预测的方向上，设想其未来的发展。

注释：

①⑪⑫Julia Kristeva， “On Yury Lotman”， PMLA， Vol.109， No.3（1994）， pp.375～376.

②Artur Blaim，“Lotman in the West：
An Ambiguous Complaint”， in J.Andrew and R.Reid （eds.）， Neo-formalist Papers：
Contributions to the Silver Jubilee Conference to Mark 25 Years of the Neo-formalist Circle， Amsterdam：Rodopi， 1998， p.333.

③Anna Maria Lorusso，“Jurij Lotman”， in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Literary and Critical Theory， 2019，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0221911/obo-9780190221911-0074.xml.

④Ann Shukman， Literature and Semiotics：
A Study of the Writings of Yu.M.Lotman，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77；

Ewa M Thompson， “Jurij Lotman’s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Context”，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21， No.2（1977）， pp.225～238；

Roland A.Champagne，“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s of Culture：
Literary Theory and Yury M.Lotman’s Semio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9， No.2 （1978）， pp.205～210；

Joan De Jean， “In Search of the Artistic Text：
Recent Works by Lotman and Uspensky”，SubStance，Vol.6/7，No.17（1977），pp.149～158.

⑤Jurij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trans.A.Shukma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⑥Valentina Polukhina， Andrew Joe and Reid Robert（eds）， Literary Tradition and Practice in Russian Culture：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 Amsterdam：
Rodopi， 1993.

⑦Mariia Pliukhanova，“Jurij Lotman on Old 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72， No.4 （1994）， pp.601～608；

N.J.Crowe，“Jurij Lotma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35（1994），pp.277～284；

Lina Steiner，“Toward an Ideal Universal Community：
Lotman’s Revisting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Romantic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40， No.1（2003）， pp.37～53.

⑧Irina Reyfman，“Jurij Lotman’s Pushkiniana”， Slavic Review.Special Issue：
Aleksandr Pushkin， Vol.58， No.2（1999），pp.440～444；
David Bethea，“Of Pushkin and Pushkinists”， in D.M.Bethea， The Superstitious Muse：
Thinking Russian Literature Mythopoetically， Bos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09， pp.185～204.

⑨J.G.Garrard， “Karamzin in Recent Soviet Criticism：A Review”，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11，No.4 （1967）， pp.464～472.

⑩⑳Juri Lotman， Vyacheslav Ivanov， Aleksandr Pyatigorsky， Vladimir Toporov， Boris Uspenskij， “Theses on the semiotic study of cultures （as applied to Slavic texts）”，in S.Salupere，P.Torop and K.Kull （eds.），Beginnings of 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Tartu：
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2013， pp.53～77.

⑬Marina Grishakova，“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in David H.Richter （ed.）， A Companion to Literary Theory，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Ltd.，2018， pp.48～59.

⑭M.V.Konstantinov，“Ponyatiestruktury Ju.Lotmanai R.Barta”， Вiсник Днiпропетровського унiверситету 1（2016）， pp.92～98.

⑮主要是雅各布森和穆卡洛夫斯基，参见Juri Lotman，“Yan Mukarzhovskiy - teoretik iskusstva [Jan，the Art Theoretician]”， in Ju.M.Lotman， O strukturalizme.Raboty 1965-1970 godov， eds.I.A.Pilshchikov， with N.V.Poselyagin，and M.V.Trunin，Tallinn：TLU Press，2018， pp.356 ～390；

Juri Lotman and Oleg Malevich， “Prilozhenie.‘Issledovaniya po teorii iskusstva’ Yana Mukarzhovskogo v dv-ukh tomakh（sostavistruktura）”，in Ju.M.Lotman，O strukturalizme.Raboty 1965-1970 godov， eds.I.A.Pilshchikov，with N.V.Poselyagin，and M.V.Trunin，Tallinn：TLU Press，2018， pp.350-355；

Igor Pilshchikov and Mikhail Trunin，“Vokrug podgtovki i zapreta russkogo izdaniya rabot Yana Mukar-zhovskogo pod redakciej Ju.M.Lotmana”， in Ju.M.Lotman， O strukturalizme.Raboty 1965-1970 godov， eds.I.A.Pilshchikov， with N.V.Poselyagin， and M.V.Trunin，Tallinn：
TLU Press， 2018， pp.315～349.

⑯Juri Lotman， “Lektsii po struktural’noy poetike [Lectures on Structural Poetics]”，in A.Kosheljov （ed.），Ju.M.Lotman i Tartusko-moskovskaya semioticheskaya shkola，Moscow：Gnozis， 1994， pp.17～263.

⑰Sergey Zenkin， “Vvedenie”， in S.Zenkin （ed.），Russkaya teoriya：1920-1930，Moskva：RGGU，2004，pp.7～10.

⑱Peeter Torop，“Russian Theory and Semiotics of Culture：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Bakhtiniana：
Revista de Estudos do Discurso， Vol.14， No.4（2019）， pp.19～39.

⑲James West， “Art as Cognition in Russian Neo-Kantianism”，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Vol.47，No.3/4 （1995）， pp.195～223.

㉑Juri Lotman， “On the Semiosphere”，trans.W.Clark，Sign Systems Studies， Vol.33， No.1（2005）， pp.205.

㉒Kim Su Kvan， Osnovnyye aspekty tvorcheskoy evolyutsii Yu.M.Lotmana.Ikonichnost’-prostranstvennost’-mifologichnost’-lichnostnost’， Moscow：
Novoe literaturnoe obozrenie， 2003.

㉓Juri Lotman， “Problema ‘obucheniya kul’ture’kaktipologicheskaya kharakteristika”， in Chemu uchatsya lyudi.Stat’i i zametki， Moscow：
Centr Knigi-BGBIL im M.I.Rudomino， 2009， pp.18～32.

㉔Juri Lotman，“‘Slovo o polku Igorove’ i literaturnaja traditsiya XVIII-nachala XIX v.”， in O russkoy literature.Sta’i i issledovaniya：istoriya russkoy prozy，Saint-Petersburg：Isku sstvo-SPB， 2005， pp.14～79.

㉕Juri Lotman，“Ob oppozitsii‘chest’-‘slava’v svetskikh tekstakh kiyevskogo perioda”， in O russkoy literature， 2005，pp.84～94.

㉖Juri Lotman，“O ponyatii geograficheskogo prostranstva v russkikh srednevekovykh tekstakh”，in O russkoy literature，2005， pp.112～117.

㉗Juri Lotman，“Literatura v kontekste russkoy kul’tury 18 veka”， in O russkoy literature， 2005， pp.118～167.

㉘Juri Lotman， “Otrazheniye etiki i taktiki revolyutsionnoy bor’by v russkoy literature kontsa XVIII veka”， in O russkoy literature， 2005， pp.211～238.

㉙Karl Eimermacher，“[Metodologicheskie aspekty nauch noj dejatel’nosti Ju.M.Lotmana （50-e i 60-e gody）”， in Znak， tekst， kul’tura [Sign， Text Culture]， trans.S.Romashko， Moscow：
Rossijskij gosudarstvennyj gumanitarnyj universitet， 2001， pp.325～348.

㉚Juri Lotman，“Literaturovedeniye dolzhno byt’naukoy”，Voprosy literatury 1（1967）， pp.90～100.

㉛㉜Ju.M.Lotman，“O razgranich enii lingvisticheskogo i literaturovedcheskogo ponyatiya struktury”，Voprosy yazykoznaniya 3（1963）， pp.44～52.

㉞Boris Eichenbaum， “The Theory of the ‘Formal Method’”，in V.B.Leitch（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trans.L.T.Lemon and M.J.Reis， 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01，pp.1065～1066.

㉟关于这个术语的介绍，请参见Katalin Kroó and Peeter Torop，“Text Dynamics：
Renewing Challenges for Semiotics of Literature”，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46， No.1 （2018），pp.143～167.

㊱Karl Eimermacher，“Ju.M.Lotman：
Semioticheskij variant integrativnoj kul’turologii”， in Znak， tekst， kul’tura， trans.S.Romashko， Moscow：
Rossijskijgosudarstvennyjgumanitarnyj universitet， 2001，p.349.

㊲Karl Eimermacher，“Semiotika i literaturovedenie”， in Znak， tekst， kul’tura，2001，pp.96～114.

㊳Mikhail Gasparov， “Predislovie”， in A.Kosheljov（ed.）， Ju.M.Lotman i Tartusko-moskovskaja semioticheskja shkola， Moscow：
Gnozis， 1994，pp.11～16.

㊴Maria R.Mayenowa， “Lotman as a Historian of Literature”，Russian Literature，Vol.5，No.1 （1977），pp.81～90.

㊵Jola Škulj，“Literature and Space：
Textual， Artistic and Cultural Spaces of Transgressiveness”， in J.Škulj and D.Pavliĉ（eds.）， Literature and Space：
Spaces of Transgressiveness， Ljubljana：
Sloven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2004，pp.21～37.

㊶Winfried Nöth，“The Topography of Yuri Lotman’s Semiosphe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18， No.1 （2015），pp.11～26.

㊷Bogusław Zyłko，“Notes on Yuri Lotman’s Structur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Vol.18，No.1（2015），pp.27～42.

㊸关于生成诗学的重新阐释，参见Suren Zolyan， Yuri Lotman：
O smysle， tekste， istorii.Temy i variatsii， Moscow：Yazyki slavyanskikh kul’tur， 2020.

㊹Yury Shcheglov and Alexander Zholkovsky， Poetics of Expressiveness：
A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㊺Nataliya Avtonomova， Otkrytayastruktura：
Jakobson-Bakhtin-Lotman-Gasparov， Moscow：
ROSSPEN， 2009， pp.203～268.

㊻最初是内部和外部重新编码， 参见Ewa M.Thompson，“Jurij Lotman’s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Context”，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21， No.2（1977），pp.225～238.

㊼Ju.M.Lotman，V shkole poeticheskogo slova.Pushkin，Lermontov， Gogol， Moscow：
Prosveshchenie， 1988， p.47.

㊽对洛特曼这方面的评论，参见Sergey Kibanik，“‘Yev geniy Onegin’ ili ‘Yevgeniy Lotman’， ili mif o ‘Poetike protivorechiy’ v pushkinskom romane”， Kul’tura i tekst， 12（2011）， available online：
https：//cyberleninka.ru/article/n/evgeniy-onegin-ili-evgeniy-lotman-ili-mif-o-poetike-protivorechiy -v -pushkinskom -romane （accessed 16 January 2021）.

㊾V.T.Faritov，“Semiotika transgresii：
Ju.M.Lotman kak literaturoved i filosof”， Vestnik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419（2017）， pp.60～66.

㊿Lubomír Doležel， Heterocosmica：
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