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逻辑阐释

韩慧莉 方 颖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 410083）

逻辑是指思维演化的规律和规则，也是分析问题的一种科学方法。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有其特有的生成路径和演化规律，从逻辑视角对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进行阐释有助于系统、全面地理解其理论内涵并灵活指导治理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立足中国社会矛盾和发展现状，将“人民至上”观点贯穿始末，提出全新的社会治理理念、治理重点落到基层社区、打造社会治理智能化平台、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等重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原创理论体系。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特色鲜明、理论成果丰硕且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结构，从其逻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方面展开研究，解读习近平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逻辑结构，有助于全面且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魅力。

2013年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社会治理”概念，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却深层次体现了国家更加优化的顶层设计、遵照社会运行规律综合考量后的伟大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界定“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1]社会治理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一环。科学精准的治理方法，柔性且弹力的治理手段，充分表明了中国制度的温度和人性化，这背后所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客观要求和社会治理实践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适应社会变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绩，但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全方位优化的改革和创新，发展重点从单纯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延伸到各领域协调发展，切实推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进化的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注重基本民生保障问题，满足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的需求，尤其重视社会治理问题，强调在国家日益富强的同时，要确保社会发展与之协调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国家经济有了质的飞跃，社会开始加速转型，社会发展已经从追求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在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求之后，人民的社会意识也开始觉醒，个人对自我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身份、价值产生新的认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参与、监督和责任意识。国民追求的不局限于经济基础的富足，自由自觉的思想觉醒后，对社会发展要求出现质的飞跃。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国家兴衰成败在于制度，人民群众平安幸福来自社会局势安定。任何制度的生命力都在于执行落实，社会安定和谐重在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之治”的基石。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着眼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领域等诸多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有关于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阐释，在应对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治理思想。治理主体由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换，治理方式从刚性有余的管理手段开始过渡到刚柔并济的法德共治，建设“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不可逆的潮流。

（二）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现实需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发展的总依据，在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小康建设过程中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是要保住已有的成绩并获得更大的进步就必须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真正让人民在细微处、实际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强烈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高远、实事求是地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奋斗目标，由此社会治理也进入现代化新阶段。我国正在经历人类史上最具规模的现代化转型，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大既是发展的优势，也可能是阻碍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过去的发展对社会建设、社会生态以及社会秩序的重视远远不够。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发展的需求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推动社会治理向现代化转型，强调要经济、社会两条腿走路，强化社会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导致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着重健全公共安全，为人类生存发展和经济变革提供基本保障。[2]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可为其他一切现代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想要稳健前行，必须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主与自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社会治理问题上交出了人民满意的答卷，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开启现代化新征程，要致力于将中国式社会治理方案推向国际、影响世界。

（三）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关切

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要在变局中谋求稳定发展，种种现状表明要完成社会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就意味着社会治理也要积极应变，勇于面对许多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时代新变化，诸如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态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现、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及由信息技术主导的社会转型等。这些前所未有的新危机、新挑战以及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相互交杂，导致社会治理难度升级，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是一次大考。全球性问题加剧是世界各国在当前时代无可避免的挑战，应对时代发展和社会问题要不断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缺点和短板，将社会治理理论转化为社会治理实际效能。西方自由主义崇尚“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与社会置于对立立场，西方国家自我标榜自由民主社会，并借此诋毁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恶意抹黑中国的社会治理成果。我国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打造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全新治理模式，这是党的治国理念的巨大飞跃和执政能力的伟大提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社会治理是将公共基础和民生保障的事务放权给人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本位，切实维护人民权益。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中国是迅速应对处置和疫情防控措施最有力、最先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和人民生活回归有序状态的国家。改革创新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突发事件暴露了社会治理实际存在的短板，但也推动了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和完善。疫情防控的网格化和层级化推动了基层和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明显增强社会治理系统化和精细化；
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应用于疫情监测防控，有效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增强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不同组织机构、不同行业在抗疫中联动合作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中国成为全球在疫情中最快最先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的事实，足以证明其制度的优越性以及社会治理体制和体系的成功。

“社会治理”最早源于西方国家理论的特殊语境，主张在社会秩序构建中实行高度自由民主的公共管理。在中国，随着时代发展，社会治理理念发展经历了从社会控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历程，虽然社会治理理念近几年才上升为国家意志，但是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一直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习近平社会治理理论形成的先决条件是优秀的思想沃土和长期积累的实践总结，是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的赓续发展，是多元文明共生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升华。

（一）吸收和发展西方的治理理论

社会治理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末，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社会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社会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3]欧美国家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多元的分散主体达成多边互动合作网络的治理结构，治理策略上注重法律底线、机构监管和经济惩罚有机结合，重视社会治理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等。欧美国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已经比较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社会治理实践起参照作用。[4]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专门阐述过社会治理理论，但是在很多著作中都涉及社会治理的主体、原则、目标、方法等相关内容，形成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体系。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社会是以人为主体而建立的相互交往和运动发展的产物，所以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的职能机构，社会主义社会要建设成为民主与自治的社会。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自治才能真正确保人民主权，在社会治理中强调顺应民心、发扬民主精神，为把握社会治理规律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社会是由国家、社会、人民协调共治的，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愿望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方向，人的能力发展与个性解放是达到有效社会治理的条件也是目标。“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6]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人人自由平等要在社会保障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

（二）创新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哲理思想

“治理”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且意蕴丰富。尧舜时就有治世的思考，当时提出治理黄河的主张，强调自然经济适应和改善自然环境的治理理念。夏商周时期，习惯法内容主要侧重于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治安管理等，是最初的社会治理的实际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治理”一词，诸子百家将其用于抒发治国、理政、平天下的抱负，包括提出“德法并行，法治为首”的治理思想，树立规则意识从而实现有序的社会关系，以法规条例为框架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治理实践活动。儒家提倡“道德教化，仁为核心”的德治理念，中国历来重视价值理念和道德习俗，中国人素以“炎黄子孙”自居，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节操、读书致仕的人生追求，无不体现中国人融入骨血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集体参与意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社会与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家国天下的价值追求是构建团结友爱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从“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再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发展过程，指出民为天下安定的根本，揭示出社会治理要以民心为出发点，以民意为立足点，将人民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和基础。[7]“协和万邦求同存异”的大同思想体现中华民族对路不拾遗的和谐社会孜孜不倦的追求，“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睦邻友好相处状态是社会治理的美好设想。“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实现绵延发展，突出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荣辱与共的治理观念。中国是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发展历史积累的丰富哲理思想都是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的养分，在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中散发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碰撞的光芒。

（三）吸取和转化“社会管理”的经验教训

由于阶级统治国家的内在特点及经济实力落后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国社会在以往的建设中，从社会控制到社会管理的历程都处于一种潜在的被动地位。过去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带有强烈的“国家中心论”色彩，习惯性地将社会管理等同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采用自上而下的政府单一主导的方法，过度依赖行政化手段，具有鲜明的强制性、控制性和命令性特征。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8]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工业时代，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以行政手段和方式为主解决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问题，通过社会管制的方法化解社会矛盾能够迅速有效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管理目标，但是长期来看也导致社会问题解决过于依赖行政权威、社会组织活力不足、社会建设缺乏自生动力等一系列内在问题。不可否认，在某些特殊的发展阶段，国家在上层建筑层面加强对社会的制度管理和政策实施，在构建良好社会秩序推动全社会的管理和建设方面整体效果斐然，但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以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细节问题，仅仅依托行政力量是很难实现的。长此以往，社会、社会组织、社会民众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政府和行政部门也不堪重负，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面面俱到。“社会并非单纯作为一个领域的取向和逻辑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维度，是一种独立的主体。”[9]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就要吸取艰辛探索出来的经验，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唤醒社会、群众、政府以及不同组织的社会治理主体意识，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独特优势。传统的社会管理突出“怎么管”，当下的社会治理突出“为什么管”以及“谁来管”的问题，要实现自治自管、自我实现，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善治路径。

纵观社会治理发展进程，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产生时间较早，但自由民主口号下的社会稳定形势堪忧，公民治理、公共权力运行不过是政客笼络人心的政治谎言。新时代对传统民生思想批判继承并吸收借鉴别国经验教训形成的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正是对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理论升华。[10]研究工业化现代化社会治理路径，形成独特的社会治理思想既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续发展，对世界各国治理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有借鉴价值。

（一）价值取向：承袭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

人民群众平等参与社会治理，机会均等、成果共享、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是社会治理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的根本政治立场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独创中国特色的民生主义和社会治理新路径，建设平安健康、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就是要涵养人民的社会治理主体意识，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是人民生活的首要场域，人民是社会变革的直接推动者，人民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质而言都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1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始终将人民摆在首位，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将中国的人口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群众可以参与社会建设、监督治理过程。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满足人民全面发展的需求，社会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治理的本质就是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治理必然以人民利益为旨归，把握群众最关注的利益问题，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同享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利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地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又使全体人民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有更多获得感，有利于构建和平稳定、健康有序的社会。社会治理落到实处就是最大的民生福祉，社会治理不仅要实现当下的发展，更要考虑到人类繁衍和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治理是与世界人民一道，打造命运共同体，携手全人类为人类自由自觉发展作出贡献的治理过程。“以人民为中心”既是社会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奋斗目标。中国致力于打造人民作主、人民共治、人民共享的社会治理局面。

（二）理论特色：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整体态势

顶层设计与细节指导统筹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总思路，鼓励各基层组织积极总结归纳综合治理实践，深入调研和总结制度设计经验，形成系列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成果在全国推广，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效。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中关于社会治理的论述占据重要地位，从“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到“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谋篇布局中把社会治理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治理重点聚焦于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基础和生活战略部署，社会治理的重心不断下移到公众生活的基层社区。实行权力下放，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地将社会治理的主动权移交基层社区和广大人民，并且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基层社会治理有序推进。

乡村振兴与治理难题同时兼顾。城乡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通过精准扶贫举措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但乡村振兴事业还在不断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是重中之重，深入调研农村治理体制问题，实行网格化管理将治理举措落实到各个方面，增强农村区域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我国处于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时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加强城市常态化治理，狠抓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因地制宜根据发展现状提出符合地域特色的针对性治理方案。推进社会治理就是要解决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基本民生问题，打牢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后盾。

实际需求与时代特色有机结合。网络化智能化正在重塑社会生活，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背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网络社会兴起的虚拟化互联网空间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社会关系重建、社会结构调适要求社会治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全方位精细化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政府主导转为协调共治，治理的目标在于夯实民生基础，完善民生保障，紧跟技术发展。社会治理的内容、范围、手段不断延伸，引入信息技术，重视网络治理、数字化治理等方面，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和重重围困。我国结合古今中外治理经验和社会实践发展现实需求走出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道路，具有鲜明的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随着社会技术进步，人民对社会发展的关注面越来越广，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期望不断更新，所以要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满足人民对社会发展的需求。

（三）实践路径：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以党的领导为导向，关键是创新，根本核心是人，落点在基层社区，目标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会。社会治理需要制度、机制、政策等多重复合运转，党的领导、人民主体、依法治理不是孤立运作而要发挥合力效应。

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体制创新。党的领导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主心骨，社会治理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发挥导向作用，引领全局，协调各方。近代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都得益于党的领导，矢志不渝跟党走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的伟大事业，涉及的利益和领域非常广，必须坚持党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制定长远可持续的实施方案，完善社会治理的社会协商机制，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实际上是人的社会自我治理，人是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力量，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具有较强的自发性、自立性和自助性。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充分激发公众的积极性和提高群众参与度，公共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社会心理服务和社区治理等都是民众生活的重要板块，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有助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法治社会的实现必须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12]社会治理方式上要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法安天下德立民心，社会生活需要法律和道德约束，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行为也需要法律保障。在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和依法治理三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