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的内容、特质及价值

夏国永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社会矛盾日益恶化，恩格斯晚年正是在帝国主义大肆殖民扩张的紧张氛围中度过的。国内外环境的动荡不安直接影响着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此时资产阶级各类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的观点层出不穷。为了有力反击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诋毁，更为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从失去挚友的巨大悲痛中走出来，立足唯物史观深入研究国家理论。本文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回到恩格斯经典文本寻找其国家学说，在思想史和历史发展的交汇中理解和把握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的思想内容、特质及其价值。

恩格斯的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晚年撰写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包含了关于国家与社会、阶级、政治权力、生产等之间诸多关系的丰富内容，国内外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国外研究，视域宽广，内容丰富。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进行阐释性的解读研究，阿尔都塞、葛兰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述中认为，国家不仅是统治阶级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拥有领导权的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就要使被统治阶级有同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二是诸多学者对国家相关理论进行了多维度研究。理查德·拉克曼从国家起源角度，在《国家与权力》中论述了国家前史、国家的起源与未来等；
诺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在《我们的敌人：国家》中论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具有缓慢的腐蚀性和摧毁力。此外，还有西方学者按照文化分析、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和策略分析等不同思路对国家理论进行了研究，展现出精彩纷呈的理论争鸣盛况。

国内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管理思想、政府管理思想与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冯留建阐释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中蕴含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1]。王代月认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现实的科学判断，指出社会优于国家，从价值论上强调社会权力是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等社会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2]。其次，有些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消亡及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观点各有不同。像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坚持单因素国家起源论者刘娜娜，在论文《恩格斯晚年国家起源理论再研究》中认为，由于社会分工出现私有制，进而引起阶级分化，社会出现阶级矛盾与斗争，便产生了国家[3]。而坚持多因素国家起源论者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和有不同起源的途径。马丽丹、周长美在《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形成轨迹初探》一文中认为，恩格斯的《起源》指出国家起源的一种途径即“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而另一种起源途径在《反杜林论》中也有明确表述[4]。再次，个别学者研究了恩格斯晚年经典文本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国家理论，且大多是对《起源》文本进行阐释，如论著《人类早期历史的科学审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解读》。此外，还有学者基于多学科角度从国家正义、政党、人与政治关系、全球化、国家和政府区别等方面对国家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学界对恩格斯国家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已有研究成果也存在些许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多是侧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理论放在一起去研究，并更多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尤其在研究他们的国家观及其指导意义方面，多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文献进行研究，相对缺少对恩格斯国家理论作专题性的深入研究或整体性的拓展研究。同时，在现实层面，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且在不断遭遇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无序发展的生存难题和发展危机。加之西方自我中心主义、分裂性竞争思维与零和博弈的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等，引发了众多包括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强权政治、生态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和局部战争等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难题。除了一如既往从马克思国家学说中汲取破解世界治理危机和难题的理论，也需要从恩格斯晚年思想文本中富含国家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中去寻求能够破解现实问题的相关理论，深化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新时代中国正处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关键时期，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研究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对厘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体系的内在关系，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寻求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恩格斯晚年基于唯物史观创立的国家理论是探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路径，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和消亡等基本内容，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且对同时代及传统国家理论进行了批判与突破，形成了相对聚焦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视域和相对完整的国家学说体系，开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国家的产生源于其阶级矛盾

恩格斯的《起源》表明，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氏族制度渐进崩溃瓦解、出现私有制和阶级产生后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产生之前的家庭和氏族中发生了生产关系的结构变化，即个体劳动与公共劳动两类性质劳动日趋分离，产生了私有制和物品交换，使得恩格斯赞叹的“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5]108也不可避免地逐步瓦解并走向灭亡。私有制的产生和商品的交换导致富人与穷人的差别逐渐出现并不断扩大，使得阶级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成为矛盾对立的双方。这样使原来以血缘伦理关系为纽带建立的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为化解这种对立且又能保护占优势地位阶级的财产等既得利益，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第三种力量即国家来控制并调和阶级冲突。“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5]185-186可见，国家是在阶级冲突和调控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生产力、分工、私有制、利益和交往形式之间有着某种天然关联，因而它是阶级矛盾在历史发展中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

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恩格斯以希腊、罗马、德意志的古代史为例研究了三种氏族制度国家起源模式，从而呈现了各自不同的国家具体起源路径，揭示了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在西方学者中掀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论调，使得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遭受到一定的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特雷尔·卡费、诺曼·莱文、亨利希·库诺等。卡费认为“恩格斯放弃了马克思对摩尔根的许多质疑，并且直接将他的考察重点转向‘结论’，进而造成似乎是马克思和摩尔根共同支持‘唯物主义观点’这一事实”[6]133。卡费看到了恩格斯以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当作是历史中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也看到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某些观点的质疑与批判，但没有看到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手稿笔记阐述着与马克思高度一致的观点。莱文认为，马克思坚持人自身的生产在史前社会中是始终起决定作用的，当他看到恩格斯指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5]36时，便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在这一点上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显然，莱文错误地将“人自身的生产”与“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两个直接相关的概念给混淆起来，使之成为对立的双方了。

(二)国家的本质在于其阶级属性

长期以来，关于国家本质论问题有单一本质论和双重本质论之分。坚持单一本质属性论的学者认为，国家的本质是它的阶级性；
坚持双重本质属性论的学者认为，国家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性双重本质属性。这种纷争由来已久，但毋庸置疑的是恩格斯坚持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单一本质论，即认为国家的本质是它的阶级性，恩格斯思想的文本涵义也即如此。

恩格斯明确提出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认为国家是实现阶级统治与利益的工具，即该阶级运用国家公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并取得自身特殊阶级利益的实现形式。确切地说，“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186-187。所以，国家是社会分化为阶级并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调和阶级冲突需要时产生的，是作为社会“异化”的第三种力量存在着，显示了国家通过其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控制、调和、约束阶级矛盾，维持稳定的生产关系格局和社会秩序，其基础就是社会经济结构，国家自身表现为政治上层建筑，代表着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即体现着国家的阶级本质属性。“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5]188，“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5]193。

《起源》中“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5]132的论断，说明国家具有阶级性与公共性(或社会性)双重本质属性，并表述出了二者间的关系。事实上，这里与持单一本质论的学者的分歧就在于公共性(或社会性)是否为国家本质属性的问题。持双重本质论的学者认为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整个社会，社会公共事务的存在是国家产生的原因，它要履行公共职能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与此同时也就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本身的特殊利益。在恩格斯所生活的阶级社会中，这类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角度来说明国家具有公共本质属性明显具有牵强附会的色彩，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工具职能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事实上，通过改变阶级社会中占优势地位阶级的国家公权力为全民占有的社会公权力，在恩格斯晚年生活的年代里也是不可能达到的。恩格斯论述的国家职能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及国家的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559-560可见，国家社会公共性附属于国家阶级本质属性，是国家阶级性得以存在和维持的必要条件，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渗透着阶级性，这种公权力所体现的公共事务管理只不过是为实现统治阶级“特殊职能”的本身阶级利益而必须依赖的主要渠道的表现而已。同时，也要看到，恩格斯所说的国家的阶级本质也包含有作为“阶级”性质存在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争相霸占”的阶级斗争，国家的阶级贪婪本性“吞食”弱小存在的另一个国家，带来社会矛盾的更加尖锐和惨痛灾难，被列宁称之为“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这是国家作为“公共权力”阶级性的又一表现。另外，从本质的概念看，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所固有的并区别于他物的内部联系，具有唯一性、排他性，作为阶级社会的国家的本质也只能有一种根本性质存在。因而阶级社会的国家的本质属性只能是阶级性，而不可能再包括其他的本质属性，其他属性的存在也只能是作为阶级本质属性次一级的属性存在。

(三)国家的政治职能是其根本职能

学界关于恩格斯国家职能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国家有两种职能：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或公共服务职能)，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二是认为国家只有政治职能，社会职能是政治职能的表现之一；
三是认为不同性质的社会有不同的国家职能，社会职能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政治职能只存在于阶级社会。那么，恩格斯的文本中关于国家职能的阐释究竟是什么呢？

恩格斯确实阐述过国家承担着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相关的多种功能的国家职能，这成为一些学者持有恩格斯国家职能为“双重职能论”或“多重职能论”的主要依据。但事实上，这些认识都脱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这一认知前提。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阶级本质从根源上决定了国家的根本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其目标是维护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
其他社会职能(或公共服务职能)是为统治阶级更好实行政治统治而发挥作用的必要手段，相应地，这些社会职能与由阶级本质决定的政治统治不可等同看待，它们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这就是对社会职能的功能定位。恩格斯晚年关于国家理论的文本中有对国家职能思想原旨要义的论述：“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559-560这段话明确阐释了国家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或公共服务职能)的辩证统一关系。以阶级本质为内在根源的政治职能是国家的根本职能，执行着以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为目的的职能，体现出阶级专政的作用；
社会职能是国家为达到政治职能而进行的发展社会经济、维持社会秩序、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它表面上似乎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实际上时时体现着潜藏在社会职能背后的阶级性质，属于政治职能的附加功能，阶级性贯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为阶级统治服务。日本学者上野俊树从“国家的阶级本质”角度批判了双重职能论，指出：“在阶级社会，社会的公共事务是以阶级关系为媒介，或是作为阶级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展开的。”[8]253其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早已指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的，阶级性是国家最根本的性质，进而从内在规定的根源上决定了维护阶级政治统治是国家的根本职能和发挥国家政治职能的目标。为此，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无论国家如何促进社会生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7]666，它始终改变不了自身的阶级属性与剥削本质。随着氏族制度的崩溃瓦解和阶级社会的形成，逐渐形成的国家“具有了这样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7]527。这就排除了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和所谓的社会职能(或公共服务职能)并重的“双重职能论”或“多重职能论”，那些片面夸大国家社会职能而弱化其政治统治职能和片面夸大国家相对自主性而弱化其阶级本质属性的论调，就是现代人以当代多样性的国家事实来看待恩格斯的阶级国家职能，是对恩格斯国家职能理论的曲解。

(四)国家的消亡有其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的国家理论表明，国家和阶级同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和永恒存在的。综合国家起源、阶级性质和政治职能来看，国家必将随阶级的产生、消失而产生与消亡。“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5]190国家和阶级的产生、消亡都是历史的必然现象，都是生产力逐步发展且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促使社会经济不断得以发展并在达到某种高度时，私有制、阶级、国家又反过来会阻碍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时两者必然失去存在的必要，进入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社会具有摆脱国家驾驭的足够强大的力量时，作为阶级压迫和平衡各阶级利益工具的国家的职能政权势必随之被社会收回，届时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政治统治职能将不复存在，保留下来的是相对次一级的社会性(公共性)和社会职能部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格局将会消失，社会和国家将会合而为一并以社会的名义行使职能，国家回归社会。这时国家将以社会名义采取首个也是最后一个行动来占有生产资料，其后对社会关系的一切干预会自然而然地自行停止。恰如“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9]422，“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7]100。可见，国家的消亡是国家的政治消亡，其公共性(或社会性)和社会管理职能将被社会收回，继续在新的社会模式中发挥其职能作用。

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国家消亡理论展现了国家的性质及其未来发展。对于“国家如何消亡又何时消亡？国家是被消灭还是自行消亡”等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都有过这方面相关论述，但他们所指向的国家被消灭和国家自行消亡的内涵却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有其生灭的客观进程，国家消亡必然经历一个漫长曲折、艰难发展的过程，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阶级压迫和利益实现的统治工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包括以前的阶级社会国家只能是通过被统治被压迫阶级的暴力革命实现国家的消亡，这表明，国家是被消灭了；
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国家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因而国家丧失了阶级压迫的统治基础而自行消亡，当然这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建立的国家形态即马克思界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权形式，成了国家自行消亡的现实可能性力量。等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后，就会“把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取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5]101，从而使统治失去对象，使遵守起码的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生活规则变成人们的习惯。这样，就无需外力强加干涉，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职能就逐渐自行停止而走向消亡。同时，也要看到恩格斯所论述的国家消亡是从整个世界历史演进意义上来说的，而非单个国家意义上的自行消亡。这个过程是渐进性和自发性的统一，其中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将是实现国家消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坚信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两个必然”[9]413及“两个决不会”[10]3，积极采取行动，创造国家消亡的现实条件。

恩格斯国家理论的思想内容表明，国家发挥着阶级对立、冲突的政治调节功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国家终将随着阶级矛盾的解决、冲突的化解、对抗阶级的消失而自行消亡。从这一点来说，阶级社会的国家理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理论，有其内在的理论实质与发展逻辑。

(一)阶级性是其国家理论构成的根本特征

恩格斯晚年的国家理论是围绕“阶级”而书写的国家发展理论。恩格斯意识到没有比国家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是关系到全部政治生活的最根本性问题。纵观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内容可知，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进程及其国家的本质、职能等都是围绕“阶级”来阐述国家的相关问题。国家起源于阶级、阶级是国家的本质、阶级统治是国家的根本职能、国家最终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国家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都是附属其本质属性和根本职能而隶属于次一级存在的属性、职能。可以说，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实质就是其阶级性的历史逻辑展开，其阶级本质贯穿于国家理论阐述的始终。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并处于革命风暴的年代，恩格斯晚年著作中大篇幅论述了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斗争及进行社会革命的国家任务。因此，他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任务和运用唯物史观回击唯心史观哲学革命使命的思考，着眼于当时的历史任务从社会实践出发，综合考察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

通过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综合客观考察，恩格斯看到资产阶级及其民主国家都应是被革命的对象。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手中掌握着国家机器，始终处在有利地位，执行阶级统治和维护阶级利益的目的；
同时，国家作为“公共权力”阶级性的贪婪本性“吞食”弱小国家，造成国家之间“争相霸占”的阶级斗争，执行着资产阶级强盗逻辑的利益争夺战，带来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和惨痛灾难，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无继。因此，挚友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晚年继续独立承担起对国家问题的考察和研究任务，独自担任了欧洲社会革命运动的理论顾问和实践领导，热情关怀和密切关注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热忱投入和忠实捍卫他同马克思为之共同奋斗几十年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类解放事业，同时弥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系统化的空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对待国家的科学态度，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9]212，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所代表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9]402。在这里，资产阶级国家虚伪与贫乏的阶级实质被揭示，国家成了统治阶级获得占有、维护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其本阶级私利的强制机器，国家对于资产阶级是“真实的共同体”，对于无产阶级则是“虚幻的共同体”。为此需要借助国家这个共同体力量去摆脱颠倒的、异化的“共同体”，以此实现国家“真正的共同体”的根本转变，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实现。

(二)批判性是其国家理论形成的思维向度

国家问题是唯物史观形成中难以跨越和回避的重大问题，必须要科学回答关于国家的基本问题。纵观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多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国家，批判了以往阶级社会国家理论的荒谬性和唯心史观，批判了恩格斯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性的虚伪本质和趋向消亡的必然性。旧唯物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基本上是从唯心主义角度看待国家问题，各种抽象的国家理论充斥于现实生活中，国家问题成了他们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绊脚石”。如果不能超越资产阶级学者把之前国家问题搞得十分纷乱的狭隘视野，就无法形成代表工人阶级的新世界观。如费希特坚持认为国家是自由正义矛盾运动的化身，为理性王国的观念现实；
黑格尔提出国家就是“地上的神”等。同时，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也包含了对党内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击与批判，如保·巴尔特把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对立割裂开来，歪曲地视唯物史观为经济唯物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反对派的所谓“青年派”视历史唯物主义为套语、标签，宣扬机械论，呈现出庸俗化、简单化以及歪曲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恩格斯不得不拿起历史唯物主义武器有力回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污蔑和抨击，捍卫和发展国家唯物史观。

同时，恩格斯晚年所处的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成了镇压、剥削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机器，劳动和资本完全对立、贫富分化极为严重，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世界危机与日俱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生活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恶化，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生活困苦。因此，恩格斯为了唤醒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认清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和虚伪本质，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了国家问题，他从生产关系、劳动关系、阶级关系入手，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社会性(公共性)掩盖其阶级性、利用社会职能(公共服务职能)遮掩其政治统治职能，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职能和本身阶级特殊利益而对无产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阶级本质、贪婪本性的阶级剥削实质，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践中创造国家消亡的现实条件，进而鼓舞广大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开展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以暴力革命实现阶级国家的消亡，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三)人文性是其国家理论关注的终极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种前进、上升的且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其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恩格斯晚年利用所掌握的研究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实证史料和对马克思《古代社会》笔记摘录的整理，运用唯物史观探究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和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写成了《起源》等著作；
同时在写给倍倍尔等人关于唯物史观的几封书信中，恩格斯晚年也阐明了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关系。这样恩格斯国家理论真实诠释了“国家-社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发展经历着国家源于社会却高高在上、国家脱离社会却又驾驭社会、社会努力摆脱国家控制、国家最终回归社会的发展历程，“社会-国家-社会”的历史演进逻辑体现着“国家-社会”之间的深层次关系的发展特征，二者之间存在着从对立到共存互动、统一回归的发展过程，演绎着不同社会发展或者说国家演进的模样。

恩格斯国家理论表明，国家不是从来就有和永远存在的。生产力发展促使社会出现阶级、国家成了社会异化的产物、逐步瓦解了氏族制度，出现了奴隶制国家；
随着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带来了社会进步，一定程度上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改变了私有制发展形式，建立了封建制国家；
当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通过阶级斗争再次表现出来时，实现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依次更替，国家制度及国家形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并逐步使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获得解放，以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未来发展趋势上提出了“两个必然”，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人通过实践使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改变，“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9]195-196，阶级斗争成了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可见，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成为社会形态变迁的本质、国家更迭的实质，这时“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9]406，对此，“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9]304。于是无产阶级中占大多数的人民享有民主，而把曾一度视人民为敌人的剥削者排斥在民主之外，完成了民主形式的过渡和社会形态的更替。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扬弃、超越和对自身的扬弃，直至实现人类解放，自然而然也就进入到“自由王国”的社会形态。在这里完全实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时国家随之终结了作为社会异化产物的使命，重新与社会走向统一并回归社会。这正如恩格斯晚年强调的“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7]349。

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使一个在列宁看来“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楚的问题”得以真实而又简单明了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从生产力与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中揭示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消亡等内容，进而阐述国家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学说极其重要的理论突破。这正如列宁对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贡献时所指出的：“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11]50

(一)维护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价值内核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是时代思想结晶的精华，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又曲折发展的演进历程，是随着时势世情变化、思想意识发展而不断丰富开拓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国家理论，大都是基于对国家片段式考察，写出的多为论战性、评论式著述，但只要站在唯物史观角度进行宏观梳理其理论中的国家问题，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理论中有着一脉相承的国家理论思想。从理论贡献来看，恩格斯晚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国家学说，基于历史哲学角度，深入研究了摩尔根《古代社会》和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历史资料，创作了富含国家理论的著作与书信，铸就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新高度。其中《起源》一书是恩格斯晚年关于国家问题的一部系统完整的理论著作，揭示了国家的真实本质及其特征，使得较多剥削阶级思想家提出的“理念论”“神权论”“伦理论”“契约论”等诸多关于国家形成和本质方面的错误思想得以终止和阐释清楚，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理论贡献。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12]24，在这里被恩格斯理清楚说明白了。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时势世情对恩格斯国家理论不断地继承发展和开拓创新，主要体现在俄苏时期以列宁、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理论。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评价说：“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概述了国家——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结果——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的更一般的模式，最全面的阐述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中，这一文本后来意外地成为列宁讨论的起点。”[13]49

恩格斯研究国家理论所关注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深刻地探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职能和未来走向等主要问题。这些思想在恩格斯早期著作中都有过相关论述，如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及恩格斯独著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章。基于唯物史观视域，恩格斯首先在给“什么是国家”下定义时对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给予一定批判：“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5]186强调国家源于人们现实生产关系构成的市民社会，是社会现实性力量斗争的结果，始终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从经济视角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9]212，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现实的个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政治结构——政治上层建筑，其基础是社会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国家理论得以真正形成、发展、完善，直到晚年恩格斯代表作《起源》的发表标志着恩格斯国家理论实现了高度的系统化。

(二)验证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思想

恩格斯晚年思想是在对其前期理论的继承、完善、发展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的。恩格斯晚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全面、辩证地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和消亡等基本内容，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国家学说，有力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论证国家永恒性的谬论，创立了符合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利益的国家理论，尤其是以《起源》为代表的晚年诸多著作和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书信中深刻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国家思想，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恩格斯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其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生产与生活，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面找寻其中产生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而指出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曲折漫长的客观历程，国家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地方以社会异化的力量出现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实现的过程工具，并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改变，在“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推动下阶级消失，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自行消亡，人类社会最终进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对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一般规律性历史发展进程的揭示。

纵观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恩格斯以批判的态度看待阶级社会国家理论的荒谬性，尤其是尖锐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存在的虚伪本质，深入阐述无产阶级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所在，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内涵；
并指出在夺取政权道路上由完全的暴力革命的方式向力争通过资本主义普选权和议会民主制度的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转变，论述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的必然性及建立后解决私有制的方法由早期强调无偿剥夺转向强调有偿赎买等思想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突破。

(三)奠定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适用路径

恩格斯国家理论思想被后继者返本开新。列宁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恩格斯国家理论并在苏维埃国家建设中付诸实践，相关思想多见于他的《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著作中。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说过，阐述国家的《起源》“意外地成为列宁讨论的起点”。列宁基于他领导的俄国社会革命实践，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运用恩格斯国家理论思想有力批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滋生和积聚的机会主义思潮；
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概念，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本质，更加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和阶级本质；
在建立、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问题上，强调要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12]308-309；
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基本的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开启国家政权建设实践的新探索，如提出建立国家管理的专门队伍、保持国家管理机关相对稳定和加强监督监察，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等国家理论。之后，斯大林等人继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国家学说在中国的继承完善与创新发展。回到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发掘其国家理论思想、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建设发展实践，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需要本着实事求是解决中国国家问题的治理意识，系统学习和推进恩格斯国家理论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运用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革命方式取得了建立新中国的胜利。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经常变革的社会，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并不断带领人民走向富强；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正致力于推进国家制度走向定型的发展任务，但由于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全面辩证地看待国家的本质、职能等国家思想，需要着重关注“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14]，有利于正确分析和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正确分析判断新时代下国家的阶级性与公共性(社会性)、政治统治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社会职能)之间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现代国家的本质及其特征。广大人民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建设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主要职能也在转向为人民提供组织生产、发展经济、保障安全等社会公共性服务，彻底摒弃过去以阶级标准划分社会成员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的时代。

中国进入新时代，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正在发挥其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使国家的公共性与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得以充分彰显和实现，这也正是恩格斯国家思想所论述的国家社会公共性及其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发展逐渐增加直到完全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理论的有力展现，从而为社会积聚发展能量，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强调政治职能服务于社会职能，全面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积极回应人民的新期盼，拿出管用的实招硬招，用一项项惠民政策、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逐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见，在救国-建国-富国-强国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问政谋策、执政施策，用实际成效证明了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正如习近平在庆祝建党百年大会上指出的一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5]11。这些重要论断，充分展现了服务于人民的党的国家价值内核思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坚定了党的政治立场、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奋斗方向。

综上所述，国家问题是恩格斯晚年经典文本的重要实践考察对象：国家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由于生产力发展促使氏族制度逐步崩溃瓦解，社会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后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国家是阶级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实现的过程工具，该阶级运用一个政治国家所赋予的一切公权力管理社会公共性事务，国家的社会性或公共服务性附属于国家的阶级本质属性，是国家阶级性充分体现和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渗透着阶级性；
国家承担着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相关的多种职能，国家的阶级性本质从根源上决定了国家的最根本职能是政治职能，其最根本目的是实现阶级统治和维护阶级利益，其他社会职能处于从属地位，是为统治阶级更好实行政治统治而发挥国家职能作用的必要手段；
国家发展是一种前进上升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客观发展趋势，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其中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成为社会形态变迁的标志、国家更迭的直接动力源，人类社会在遵循“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发展规律时，通过不断地扬弃、超越，实现国家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演变发展，最终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也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将成为国家消亡的现实力量，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且积极采取行动创造国家消亡的条件，国家和社会走向统一，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将自行消亡、不复存在，但这是一个曲折、艰难、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恩格斯晚年论著中系统化的国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个阶段的国家理论不仅对前人和同时代的各种偏颇甚至错误的国家思想进行了有力批判和斗争，而且直接被继承和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实践，进而对当代中国正在探索创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发展实践起到不可代替的指导作用。尽管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的基本思想构成、阶级本质及由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所形成的历史演进逻辑等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已在对恩格斯国家理论的文本梳理与解读中获得了较为清晰的阐释，并形成了具有广泛共识的国家发展理念，彰显了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的时代生命力。但目前学界对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解读还欠完整和诠释观点有限等的研究现状而言，对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文本解读基础上的思想诠释仍存诸多待解的学理问题，如对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的文本阐释应着重关注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什么；
由于对恩格斯经典文本研究的粗糙，致使难以真实反映出原作者原语境表达的特定立场、观点；
文本研究中如何做好对文本的标识及其特征项的选取去推断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原旨要义，并以此为基础找出异同，进而得出创新性结论问题；
如何通过解读经典文本以解决恩格斯晚年国家理论发展与理论研究双重时代转向困境问题，这些问题仍需不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