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衣之游”对谢灵运文学创作的影响

王 召 杰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25)

“乌衣之游”是晋宋之际一次重要的文人游集活动，与以往游集活动不同，“乌衣之游”首次将参与者限定在谢氏子弟之中，由此具有家族文学活动的色彩。谢氏家族作为显赫一时的文学世家，有着悠久的文义赏会传统，自谢安起就有“谢太傅寒雪日内集”的记载，还留下了“未若柳絮因风起”的文学佳话。开展文学活动是这个华丽家族维护名誉的手段，谢混领导的“乌衣之游”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在数代人的努力之下，这个家族曾涌现出谢混、谢灵运、谢眺等文学大家，而谢灵运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从家族的角度思考谢灵运的文学创作，有助于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更全面地看待谢灵运。因此，作为一场家族内的文义赏会，“乌衣之游”背后有着怎样的含蓄意味、对谢灵运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对整个时代的文学风尚转变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史料留存不足，首先要对“乌衣之游”的时间和内容进行一定的梳理，以期能对“乌衣之游”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乌衣之游”背后隐约的政治意味及其对谢灵运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乌衣之游”的时间界定

“乌衣之游”最早见于《宋书》卷五十八《谢弘微传》：

(谢)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1]1591

学界目前对“乌衣之游”的时间颇有争议。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种观点：其一，晋义熙二年(406)。张可礼在《东晋文艺系年》中系于此[2]700。丁福林也持相同观点，认为谢混《诫族子诗》约作于今岁前后[3]50。其二，元兴元年至义熙元年(402-405)。该观点以萧华荣为代表，他根据谢琰去世，谢混应服丧两年的时俗将“乌衣之游”上限定于元兴元年，又根据谢晦、谢灵运离开建康从政的时间将下限定在义熙元年[4]118。其三是义熙三至五年(407-409)前后，该观点以曹道衡、沈玉成为代表，主张以子弟是否都在建康为据[5]226。

本文趋同第二种观点，对时间上限的推测以元兴元年为主，谢灵运大概是402年开始参加“乌衣之游”，彼时他十八岁，正是芝兰玉树的年纪。按照萧华荣的推测，义熙元年，灵运二十一岁，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始入仕途(其从兄谢瞻、从弟谢弘微亦于是年任琅琊王大司马参军)，“乌衣之游”结束[4]118。但本文所讨论的谢灵运诗文创作并不限于此。一是此间诗文流传不广、亡佚甚多，文本不足；
二是因为本文倾向于将“乌衣之游”视为一场延续性的文人游集活动，伴随着谢氏子弟的离开建康，“乌衣之游”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或许完结，但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则影响了谢灵运此后的文学创作，他在这之后与“乌衣之游”主要人物频繁的诗文互动就是明证。

(二)“乌衣之游”的内容

尽管现存“乌衣之游”的材料很少，我们仍可从史书的蛛丝马迹以及残存的诗作中推测其大致内容：

其一，文义赏会。“乌衣之游”首先是一场文义赏会，那么对于文义的讨论必然是其主要内容。据上引《宋书·谢弘微传》可知“乌衣之游”的参与者至少有谢混、谢瞻、谢灵运、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人。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几人中与乌衣之游诗作相关的有：谢混《游西池诗》《诫族子诗》《送二王在领军府集诗》《诗》(逯钦立在《宋书·谢弘微传》中所辑残篇)四首；
谢瞻《游西池诗》《答康乐秋霁诗》《于安成答灵运》三首；
谢灵运留有《赠安成》《答中书》《答谢咨议》《赠从弟弘元》《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五首。尽管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其他三人没有乌衣之诗流传下来，但“乌衣之游”是晋宋之际一场重要的文义赏会当毋庸置疑。

其二，商较人物。谢瞻《诫族子诗》是对这一情况的最好注解：“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沉隽……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通远怀清悟，采采标兰讯……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蔺。”[6]935在这首诗中，谢混对族中的五个子弟都进行了品评与规劝，并发出了“风流由尔振”的希冀。

其三，清谈玄理。《南史·王惠传》载：“陈郡谢瞻才辨有风气，尝与兄弟群起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7]629李雁《“乌衣之游”考述》认为：“此事时间不详，以‘兄弟群从’一句推测，当亦属‘乌衣之游’，灵运或在其中。这件事情还证实了谈玄辨理也是‘乌衣之游’的一个重要内容。”[8]晋宋之际，文人雅集多有发生，兰亭雅集就是谈玄辨理的一场重要游集，若此，“乌衣之游”作为一场文义赏会应该也难以避开玄理的讨论。

其四，宴饮歌咏。谢灵运《答中书诗》就回忆了“乌衣之游”时与族人学习儒史典籍，欢乐宴游的情景：“伊昔昆弟，敦好闾里。我暨我友，均尚同耻。仰仪前修，绸缪儒史。亦有暇日，啸歌宴喜。”[9]1宴饮歌咏的文学游集中，这个由宗族血缘组成的文人群体情谊更加深厚，宗族情感也进一步得到了认同。

(三)“乌衣之游”的政治意味与谢灵运宗族情感的形塑

文义赏会之外，“乌衣之游”背后也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丁红旗《“乌衣之游”考》详细论述了“乌衣之游”的政治内涵。他认为：“‘乌衣之游’实际上是在谢氏势力一度受到遏抑、衰歇时，以其展示的才华及文化底蕴来树立家族声誉，而寓有与王氏对抗之意。”[10]这在谢灵运的作品中已有体现，其《述祖德诗二首》中的“远图因事止”和序中的“君子道消”就隐约表现了谢氏家族所受到的掣肘。可以说，“乌衣之游”是谢家面对周遭的倾轧之后借助文化的抗衡，表明家族的文化底蕴与实力、提高家族声誉、巩固家族地位的自救之举。谢混《诫族子诗》对子孙“风流由尔振”的希冀中本身就寓有政治内涵。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谢灵运生于会稽始宁。在他出生前后这四年间，他的曾叔祖谢安、伯祖父谢靖、父亲谢瑍、祖父谢玄等相继陨世。沉重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显赫一时的家族，他们不得不面对家族顶梁柱的凋零与谢玄一脉一代单传所带来的恐慌，于是忍痛将被寄予厚望的谢灵运送往钱塘杜治天师道教徒杜明师家中。据钟嵘《诗品》所载：“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郡。故云客儿。”[11]50谢灵运出生后不久便被送至钱塘杜治，十五之后才回到建康。也就是说，由于家族长辈相继陨世以及寄居钱塘的经历，在谢灵运成长的过程中，家族中的主要男性失位、缺席，而谢混的出现弥补了这样的不足。史书载谢混“唯有儿女”，因此谢混对子侄是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尤其寄予谢灵运厚望。

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异同。”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宋书·谢瞻传》)[1]2079

谢灵运自恃才高，好臧否人物，自然常得罪人，如果谢家此时仍权势滔天，这或许反倒成为一则风流韵事。然而谢混却劝其收敛锋芒，这其实也隐约暗示了谢家此时的处境。谢混的“因材施教”显然起到了作用，一向孤高自傲的谢灵运竟然“言论自此衰止”，可见谢混对谢灵运的教育是很成功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乌衣之游”也承担了家学的功用。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提到：“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兵技医日，龟策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或平生之所浏览，并于今而弃诸。”[9]276所谓六艺九流自然非谢灵运在钱塘杜治天师道世家所能习得，只能是来自谢氏家族的家学。正如陈寅恪所言：“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2]131我们有理由相信谢灵运的文学才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学，乌衣之游是谢灵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离开童年的乌托邦钱塘杜治，在乌衣之游中不断培养起对家族情感的认同，终于由“客儿”开始萌生出主人翁的意识，重新审视祖先的功业，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开始承担振兴家族的重任。

比较分析，谢灵运诗文写作至少有三点显著受到“乌衣之游”的影响：变革玄言诗风与山水诗写作；
述德意识与宗族情感；
仕隐矛盾。

(一)玄言诗风的变革与山水诗创作

玄言诗始自西晋末期，盛行于东晋，内容以玄言哲思为主，这也构成了玄言诗歌的困境，即缺乏情志表达，“淡乎寡味”。在变革玄言诗风的文学发展中，谢混是一个重要人物，“乌衣之游”就是变革这种诗风的重要阵地。尽管今所存谢混诗歌甚微，我们不能一窥其诗歌全貌，但晋宋时人对谢混的评价足以证明谢混在玄言诗变革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檀道鸾认为玄言诗风的改变始于谢混：“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之。”[13]262沈约则提出：“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1]1778他虽不认为玄言诗风变革始于谢混，但也承认谢混的关键作用，认为谢混对玄言诗做出了极大改变。至钟嵘时，对玄言诗风革新的历程做了更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玄言诗风的变革始于郭璞，谢混是中间的关键人物，而谢灵运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11]17

无论当时的文论家怎样看待玄言诗的发展，对于谢混在变革玄言诗风中的关键作用，已是共识。除了文论家的认同，创作于乌衣之游时期的《游西池诗》也是明证。这首诗被历来的论家当作是第一首山水诗，也被看作是玄言诗风转变的标志之一。

悟彼蟋蟀唱，信此劳者歌。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游西池诗》)[6]934-935

此诗前六句言自己游览的喜悦之情，中间八句描写山水美景，后四句抒发议论。可谓景中含情，情中有议，虽用庄子典故但已基本脱离玄言诗的语言特征，整首诗歌都充满了个人情志，对山水的体悟也不再以谈玄论理为本，而是基于情感。尽管诗歌并非全力刻画山水，但其中写景的成分已十分明显。当然，东晋后期的玄言诗就已有山水描写，但目的仍是体味玄理，此诗则表现出对个人情感的抒发，山水游处出现了诗人的影子，这在以往玄言诗中很难见到。在这首诗中谢混用了“游”“越”“经过”“眺”“徒倚”等动词来表现诗人自身与山水的交互，这与谈玄辨理的玄言诗有很大不同。谢灵运的山水诗正很好地借鉴了这一点，也是其之所以能被称为山水诗的原因所在。在他的山水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执着的诗人在山水中的流连，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与山水交会，情感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登永嘉绿嶂山》)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登池上楼》)

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登上戍石鼓山》)

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

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从斤竹涧越岭西行》)[9]62-102

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随处可见诗人与山水的交会：他侧着耳朵聆听波声壮阔，极目远望山路崎岖，攀着石头掬起飞落的泉水，爬上树梢采摘新鲜的嫩叶，累了就倚靠着茂密的松树休息，休息好了又拄着拐杖继续前行……这些对诗人自身与山水缠绕在一起的描写与《游西池》诗中诗人主体的出现十分相近，诗人自身对于山水的情感或隐或显地表现在诗歌中。

此外，从结构上看，《游西池》的结构大概可概括为“纪行”——“写景”——“抒情”，这很难不让人联系到谢灵运的山水诗。如果说谢混的这种结构还是偶然为之的话，谢灵运的山水诗则大规模运用了这种结构，他的山水诗结构大体都可归纳为“纪行”——“写景”——“抒情”的三步走结构，极少例外。与《游西池诗》如出一辙。

可见，谢混作为“乌衣之游”的领头人，其诗风对谢灵运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谢混在玄言诗风变革过程中扮演的是“破”的角色，那么谢灵运则在山水诗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立”的角色。没有谢混的过渡，也就没有谢灵运爆发式的山水诗书写了。

(二)述德意识与宗族情感

六朝时期，皇权旁落，门阀制度不断强化，高门世族形成浓厚的家族观念，世族子弟均以维护家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谢灵运自幼寄居钱塘，尽管也受家族教育影响，但“乌衣之游”对他的影响较家族教育影响更为真切、深刻。他在诗文中频频出现的述德意识，与“乌衣之游”中形成的群体认同与宗族情感密切相关。

《撰征赋》中，谢灵运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表明谢安和谢玄的谦退品格和不世功勋，不免使人联想到其创作义旨。谢灵运何以要在本应大肆颂扬刘裕的赋作中如此祖述祖先功绩？这与其浓厚的述德意识与宗族情感密不可分。他不仅在赋作中大肆宣扬祖德，更坦然表达自己的救世理想，希望能够“率骏民之思效，普邦国而同归”[9]169，所谓述德正是他在家族衰落之时维护家族利益的需要。此外，他的《述祖德诗二首》更直接表达了对谢安、谢玄功德的赞颂。正如孙尚勇所言：“《撰征赋》和《述祖德诗二首》的目的都在于自我标榜和褒扬谢氏家族，谢灵运对于家族文化的此番集结式文学表达，适应了易代之际的个人和家族需要。”[14]

谢灵运的赠答诗也与“乌衣之游”关联甚广，他的赠答诗对象多为“乌衣之游”时的族中子弟，可见“乌衣之游”培养了谢灵运与族中子弟的深厚情感。在赠答诗中，他盛赞族中子弟的美好才德、称颂谢氏宗族的昌盛繁荣以及表达自己对宗族情感的珍视，如：

时文前代，徽猷系从。于迈吾子，诞俊华宗。明发迪吉，因心体聪。微言是赏，斯文以从。(《赠安成》)

毖彼明泉，馥矣芳荑。扬晔神皋，澄清灵溪。灼灼吾秀，徽美是谐。誉必德昭，志由业栖。(《赠从弟弘元》)

于穆冠族，肇自有姜。峻极诞灵，伊源降祥。贻厥不已，历代流光。迈矣夫子，允迪清芳。(《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9]30-38

这些赠答诗都不约而同地在开头大肆铺陈描写族中子弟的美好德行与家族的繁荣，表现出很明显的宗族情感。可以看到谢灵运在极力营造出名门望族的繁荣景象，以此来获得群体认同，展示谢氏家族在文化上的自信，这些都有利于巩固谢氏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与“乌衣之游”中谢混“风流由尔振”的希冀颇为相关。当然，篇首述德并非谢灵运的独创，六朝述德诗整体都有此类倾向，但在赠答诗中大量使用此模式谢灵运则是代表人物，这与其赠答对象多为亲族子弟有关，他在诗歌中的遣词用语之间常常表现出自己的宗族情感。如《酬从弟惠连》一诗，是谢灵运为答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一诗所作。有研究者指出，此诗谢灵运并未使用“赠”“答”等词拟定题目，而是用了“酬”字，尽显对谢惠连的亲近与爱重，这与六朝赠答诗中屡屡出现的“仰呈”“奉酬”“仰赠”等表示尊卑远近身份关系的词语有很大不同[15]。此外，二人诗歌互款中，一个盼归，一个临行迟迟，骨肉亲情感人至深。这侧面印证了“乌衣之游”中所培养出的宗族情感在谢灵运生命中占了很大分量，是他极为珍视的。

(三)仕与隐的矛盾

谢灵运的一生挣扎于仕与隐的矛盾中。“进徳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虽是强自排解的谦让之语，却揭示了他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后之论者常将谢灵运的生命悲剧归因于缺乏政治眼光，批评其并无出色政治才能，抑或是仅凭“(灵运)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1]1754一语就断定谢灵运醉心于山水无意仕途，这或许揭示了某些片面的事实，却并不一定接近最真实的谢灵运。事实上，从第一节“乌衣之游”的分析中就可看出，谢灵运接受了振兴家族的重任，因而在诗文创作中极力维护家族的荣誉。

出生于谢氏家族鼎盛时期的谢灵运，在成长过程中却面临着家族的衰颓，故在“乌衣之游”中接受了士族子弟身上的责任。回想祖辈“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9]116的壮举，处在时代政治漩涡中的谢灵运是十分挣扎的，他迫切想要实现祖先北伐的遗愿，故而在《撰征赋》中他力主北伐，渴望驱除敌寇，使天下统一，这正是其思想中仕进的一面。面对这样的谢灵运，我们很难说他没有政治理想。然而，正如祖辈的“远图因事止”一样，谢灵运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政治困境，在历史的洪流中仅凭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尽管他做了一系列的尝试，通过《撰征赋》《述祖德诗》《谢康乐公封表》等作品述德以维护家族利益，整修家族庄园以重振祖业，表达政见以强调自身话语权，甚至对将自己视为“二宝”的刘宋政权提出反抗……但是出身寒族的刘宋政权与世代相承的谢氏家族天然就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一方面害怕陈郡谢氏恢复东晋的权势，因此不给予其实权，处处打压；
另一方面又需要借助谢氏家族在士族中的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对于谢灵运只是以“文义处之”，这样的远近拉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谢灵运心态的失衡，使得他在仕与隐、进与退的漩涡中不断挣扎。

但即便是最后醉心山水的隐居曵游，我们也可以看到谢灵运与先祖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隐居山水并非谢灵运政治失意时的独创，而是自谢安处就流淌着的家族血液。《晋书·谢安传》记载：“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16]2072谢安年轻的时候就拒绝出仕，而是隐居东山、吟咏山水。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也吸引了谢安、谢玄的参与，他们在这场雅集中创作了四首《兰亭诗》。相较于王羲之等人同题之作，谢安、谢万之作已经能够在体悟玄理的描写中注意到引发玄思的山水了，可见谢灵运醉心山水的基因实则自先祖处就已有之。谢玄在政治抱负受阻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是“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9]118，灵运在仕途无望的困境下做出的选择则是“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9]27，都将山水作为了自己的归处。不难发现，无论是仕还是隐，谢灵运的选择都与祖先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不能说不是谢氏的家学所致，而“乌衣之游”是谢灵运接触家学的一个黄金时期。

晋宋之际文人雅集层出不穷，从“竹林之游”到“兰亭雅集”再到“乌衣之游”乃至谢灵运的“山泽之游”，都是谈论晋宋文学无法避开的重要事件。而“乌衣之游”在其中又有着其他文人雅集所不具备或不占主导地位的特性——家族性。“乌衣之游”的参与者是纯粹由血缘与宗族关系连结的人物组成的，它首次将文人雅集的范围限制在了家族范围内，是构成谢氏家族文学创作的关键一环。

在谢灵运的诗文中，我们常常见到家族固有的文学表达，如“岩高白云屯”就脱胎于谢混“白云屯曾阿”。这种传承在之后的谢眺身上也可以找到明显的例子，如其“白日丽飞薨”就本自灵运“白日丽红皋”、“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就本自谢灵运“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这些家族用语细微之处的相互借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族文化对于个人文学书写的影响。“乌衣之游”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

从家族性来看，它凝聚起了族中的主要子弟，并且由文学才能突出的谢混引导。他们一起切磋文义，有助于提升创作水平。在家族血缘的维系下，谢氏族人或多或少都有着山水文学的基因。家族内部“以玄对山水”的传统，也促进了山水诗的形成。没有之前几代的积累，很难有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巅峰。谢氏家族力倡玄风，自谢鲲起就形成了“庄老心态”的名士家风。《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谢氏家族清谈辩论的场景，这些辩论表现在文学上就促进了玄言诗的发展，而玄言诗中关于山水的描写也成为后世山水审美经验的来源。可以说，在玄言诗风兴盛的年代，谢氏家族构成了玄言诗创作的中坚力量，而随着玄言诗的发展陷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困境，谢氏家族的文人又扛起了变革玄言诗风的重任。在谢混留存不多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努力摆脱之前玄言诗“体味玄理”的写作目的，使诗歌的关注目标又回到诗人主体的情感中去。如果说谢混一己之力不足以改变这种诗风的话，“乌衣之游”正为谢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通过群体性的写作，他们努力构建出一种新的诗风，尽管这种诗风仍不成熟，但却为谢灵运山水诗的写作铺平了道路。因此，谢氏家族通过“乌衣之游”，促进了家族内部的文学继承与发展，实现了由谢安、谢玄到谢混再到谢灵运的文学嬗变。

从文人的群体作用来看，诗风变革自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但除此之外文学群体的推动也是重要一环。同题共作是晋宋文人雅集常见的创作模式，如兰亭雅集中的《兰亭诗》就有二十余首之多，宋公戏马台会诗也留下《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等多首同题诗作。“乌衣之游”也不例外，谢瞻就有一首与谢混同题的《游西池诗》收入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尽管谢瞻之作与谢混高度相似，有可能是同题误收之作，但至少可证明谢氏子弟在“乌衣之游”中曾就共同的题目进行过群体写作。这种群体性写作往往形成一定的整体风貌，有利于形成稳定的诗风。而作为当时声明煊赫的文学世家，谢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本身就具有文化引领作用，会引发其他人的模仿，进而形成一定的写作规模，进一步促进文学风格的形成。因此，“乌衣之游”实则是一场促进玄言诗风转变的关键游集活动。

综上，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的一个璀璨时代，个体文人和文学开始走向自觉，最终催生出群体的自觉。而随着文学集团的出现，文人之间的交游也越来越频繁，诗文唱和、群体写作、赏论文义等文人交往事件又反向促进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乌衣之游”作为晋宋之际谢氏家族的一场重要文学游集活动，对山水大家谢灵运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依托谢氏家族的文学引领作用，这种文学影响反映到整个时代的文学风尚，促进了玄言诗风的变革与山水诗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