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社会形态演进的一个工具

张姝艳，闫楚弼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随着近些年深度学习算法的创新发展，其应用领域也在飞速扩展，现在已经成为包括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哲学、控制论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人工智能研究正如火如荼，人们在享受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之时，也有一些人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感到不安，产生了“机器是否会替代人类”“机器是否会消灭人类并创造自己的社会形态”等诸多疑惑。国内外一些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对此表示了担忧：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以人类社会主权国家为依托的法律机制面临“死亡”[1]；
由计算机算法构成的人工智能会将人类驱逐出所有的就业领域，它会获得像人类那样的地位[2]；
人工智能隐蔽性的算法权力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一系列不利后果，消解人的主体地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诱发伦理危机；
等等[3]。总之，人类在地球上的主宰地位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将受到挑战。

我们无法预料人工智能是否会像科技电影《黑客帝国》那样发展成为地球新的统治者，但是必须承认人工智能对今天社会发展所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更需要理性思考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五形态说”是否还能够适用？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决定了未来社会形态的走向？因此，本文将运用唯物史观，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和发展现状，试图揭示其与社会形态演进的关系，为探究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人类社会提供新的视角。

人工智能既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媒介，充当着实践中介和实践客体的作用，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人类劳动实践的对象化产物。随着超级计算机、大数据处理、深度学习算法等高新技术的快速进步，人工智能在当下信息时代掀起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作为人类的智能化工具——人工智能展现出有别于社会发展历史中其他科学技术的一些新特征。

第一，人工智能赋予机器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人类都是人属下智人种类，“在认知革命以后，虽然智人的基因和环境都没有什么改革，但是智人还是能够迅速改变行为，并将新的行为方式传给下一代”[4]。这种行为方式的转变得益于智人获得了语言能力，并且在认知过程中创造了人类历史文化，随后在智人的代代相传中学习能力不断进化并超越了其他生物物种。人工智能技术赋予机器各种算法的学习能力主要分为浅层学习和深度学习两个层次。浅层学习主要有“无监督学习”“监督学习”“强化学习”等类型，一般专注于且只能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属于“限制领域人工智能”或“应用型人工智能”，也被称作“弱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使用了更多的参数，模型也更复杂，从而使得模型对数据的理解更加深入，也更加智能。人们一般认为深度学习是通向“强人工智能”的钥匙，即一种可以胜任人类所有工作的人工智能，也叫“通用人工智能”或“完全人工智能”[5]。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计算成本不断下降和计算能力不断上升，智能机器在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迈进的同时，其自主学习能力也会不断增强，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人类。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研发的围棋机器人(AlphaGo)，通过深度学习算法的自主学习和训练后，连续打败了世界冠军李世石等数十位围棋高手，为此，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能力感到震惊，这代表着智能机器在围棋领域的数据学习、处理和计算能力完全超越了人类[6]。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人工智能赋予机器人自主学习能力并不等同于机器人会主动学习，这些智能机器人自身没有人类实践的自主能动性，他们只不过是当人类发出学习指令后在既定的算法程序下可以进行学习和训练而已。

第二，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部分简单重复的脑力活动。如果说人类历史上发明的一系列工具和技术，如农耕文明的铁器、近现代以来的蒸汽机、望远镜等都是用来替代人类的体力劳动并提升劳动效率的，人工智能技术却打破了工具和技术这一传统功能印象。李河将这些替代人类体力劳动的工具和技术称之为“身外自然”技术，它们对人类来说只是“人体感官延长”，是自然人体的“代理者”并非“替代者”，而只有将人类的“身体自然”作为改进对象才能形成替代。他认为，将人的“身体自然”替代为“他者”的技术路线有两条：一是以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该技术的人体应用是以自然人的身体和大脑作为“替代性”改进对象；
二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它致力于用与人的自然智力相匹敌的“他者”，即智能体来替代人的“身体自然”[7]。对于这两条替代技术路线，前者侧重的是依靠生物学相关技术对人类肉体内部进行改造从而实现“身体自然”生理上的替代；
后者则更侧重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思维的外在模仿从而实现“身体自然”智慧上的替代，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类脑力活动。现实已经证明了人类的部分简单复杂的脑力活动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在YouTube视频网站和苹果Siri语音助手上，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美联社使用Wordsmith写稿机器人每季度写出3 000多篇公司财报，德勤已经使用自主研发的财务机器人来处理财务数据、监控客户的信用风险等。这些事例表明，未来人工智能将会逐步替代人类简单重复的脑力劳动，甚至随着技术更加成熟，能够替代的工作领域将会不断扩大，从而带给人类社会整体性变革。

第三，人工智能为实现人机共融提供了机遇。马克思认为，机器——“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
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8](P197-198)。在资产阶级推广机器和分工的过程中，人的劳动被异化了，“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9]，机器与工人之间仍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人机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彷佛就要被打破了。脑机接口技术(Brain Computer Interface，BCI)是目前人工智能较为先进的技术应用的典型案例，它主要是依据编程成型的算法来接受人脑发出的电波，从而在对电波快速解码运算之后将人类的意念转化为具体指令来执行。Francis等认为，斯坦福大学以弗兰克·威利特(Frank Willett)为首的研究者开发的一套皮质内脑机接口系统，可以从运动皮层的神经活动中解码瘫痪患者想象中的手写动作，并利用递归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解码方法将手写动作实时转换为文本，其准确率可以达到99%[10]。不难想象，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成熟，不仅可以在医疗卫生领域帮助残疾患者实现个体智能融合而“重获新生”，而且也可以在制造行业使智能机器与工人实现群体智能融合来提升社会生产力，从而引发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型。毫无疑问，无论是个体智能融合还是群体智能融合，都是在技术层面实现人机协同工作，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将智能机器作为人的意识延伸来协助人类提高工作效率。人类在人机共融条件下处于主体地位，但是人机共融是否能够打破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条件下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这在新的经济形态下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三次比较重要的社会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主要是得益于在原始部落时期，“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游牧部落“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于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11](P179)。随着“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手工业和农业的多样化生产制造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专职劳动，“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11](P182)。农业和手工业分离以后，不同部门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除了满足自身日常使用还需要通过交换来获得其他生活必需品，“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这标志着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11](P185)。在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有些学者将由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所构成的广义文化部门的出现，看作是又一次社会大分工——第四次社会大分工，并将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部门的出现称为第五次社会大分工[12]。按照技术社会的演进逻辑来说，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与这五次社会大分工联系比较紧密，可以将其划分为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有学者也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然而，人工智能能够推进第五次社会大分工的继续深化吗？这种分工能将人类推进到智能社会吗？这应该取决于人工智能是否符合社会分工的演进规律。

第一，先进生产力是推进社会分工深化的基本前提。“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3](P587)，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并引起了社会分工的变化。生产力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3](P520)例如，人类学会了制造并使用铁器，从而加速了农业部门的分离；
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工业革命时代，机器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创造了新的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在机器高效的生产效率冲击下，工人从传统的手工劳动转为对机器设备的操作。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几乎覆盖了与机器相关的任何领域，它所蕴含的生产力已经改变了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方式，社会分工也将会在生产力智能化中迎来新的变动。基于人工智能赋予机器自主学习能力的特点，智能机器可以自行学习和分析市场大数据来自行调控产品的设计、生产及规模，可以实现无人操控全天候高效运转，如同谷歌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将对交通运输行业带来革命性变动一样。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曼哈顿有13 000辆出租车每天载客47万次，它们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6-18公里，每3公里就有1.4名乘客，乘客平均需要5分钟才能搭乘上出租车，然而，未来由智能手机控制的9 000辆无人驾驶汽车将有能力把时间由5分钟降到1分钟以内。假定利润率为15%，出租车服务成本大约每1.6公里4美元，而未来无人驾驶汽车成本只有每1.6公里0.5美元左右[14]。随着无人驾驶汽车对安全操控技术不断深度学习，与人类司机在疲劳驾驶时容易出现打盹、看手机分散注意力等潜在危险相比，人工智能在汽车操控中的安全系数明显更高。这样，未来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行业融合不仅能具备高效且成本较低的运输能力，而且会提高安全系数，那么司机可能成为被淘汰的职业之一。人工智能不仅在传统交通运输行业引起变革，而且在医疗卫生、网络服务等行业都可能催生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引起社会分工的深化。

第二，人类需求是推进社会分工深化的不竭动力。在人工智能替代人类部分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下会引起需求结构的变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就必然“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生产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8](P90)。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时代，人类主要是以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为主；
当生产力水平足以保障基本物质需要之后，人类开始产生诸如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随着个体的多样化需求不断产生，小规模、个性化的柔性生产与服务部门开始逐步替代传统的工业化生产部门。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算法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所展现的替代能力让人们看到了走向高效便捷、舒适智能社会的可能，人们迫切希望让智能机器人尽可能替代自己的单调、重复、繁琐的工作，从而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将通过工业软件实现快速自动编程，由程序控制工业机器人在品质、交期、成本保持一致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生产线在大批量生产和小批量生产之间任意切换[15]。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满足人类对繁重体力劳动的替代需求，而且可以满足替代个性化的柔性生产需求。Huang与Roland提出了一套人工智能工作替换理论，认为目前服务行业的工作主要需要机械以及人的解析、洞察和情感等技能来协同完成，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按照时间顺序逐步替换服务行业的机械和分析功能，原本属于人类的分析技能将会不再重要，洞察和情感的“软”技能对于服务行业的员工则越来越重要[16]。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逐步在服务行业的广泛应用，人们在享受智能化服务的便利之后，也会产生更细化的服务需求，这将加速人工智能对原机械和分析服务的替换，为此可以引导服务行业就业向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人类情感技能服务方向发展。所以，在人工智能催生高度智能化服务新需求下，具备人工智能的生产机器将会加快对人类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的替代速度，从而引起社会分工的深化。

第三，市场交换是推进社会分工深化的必然要求。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人机共融发展将会助推以信息为基础的市场交换占据主导地位。毫无疑问，市场的存在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商品交换又会反作用于分工，因此交换和分工互相发生影响”[17]。但是，在发生了以航空航天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等为主要标志的技术革命之后，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得到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信息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以信息技术为基本手段，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经济，以信息产业为支撑产业的新型社会形态”[18]。原有市场主要是以物质产品和货币为导向，以物质流、货币流为主要交换方式来影响社会分工，但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信息资源为导向的信息流交换方式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在某些领域物质流和货币流的交换却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在此背景下，信息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从事收集、加工、交换信息的劳动者数量及其专业素养在不断提升，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创造的生产总值比例不断提升，甚至在一些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表现出超过实体制造业产值的态势。信息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工智能发展的海量数据远超从前，人工智能处理数据的能力将会远超信息社会中的其他工具。特别是在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基础的市场交换平台，人机共融作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特点，从事大数据行业的劳动者与智能机器的协同合作可以极大地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从而提供给市场商家和客户更加快捷和准确的商品交易服务。以电子商务平台为例，人工智能已经在智能场景搜索、智能会话、定位商品受众群体、追加销售、个性化商品推送、自助购物等方面为市场商家和客户提供了高效便利的服务支持。

从世界视域来说，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特别是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甚至还在逐步探寻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但在一些人工智能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整个社会已经呈现出迈向智能时代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将这种趋势称为“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共进”的时代[19]。总之，目前人工智能尚未突破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部门的第五次大分工，也就是信息社会的发展界限，但不难看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引起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需求和交换等方面的变动，这种变动已经推动社会分工深化并产生了许多智能社会的新特点，可以预料，人工智能将推进社会分工不断从量变走向质变，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迈进智能时代。

按照技术社会形态演进视角，无论是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定义为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还是知识时代，学术界对人工智能即将带领我们迈进智能社会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实，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今天，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呈现出许多新特征，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作为人类劳动实践的对象化工具，归根到底还是受制于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3](P524-525)。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所处的具体社会形态。“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3](P622)我们要明白人工智能就像机器一样，作为人类劳动实践的对象，它自身并不会天生自带哪种生产关系，而是要将它放在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中去看待。人工智能的确能够推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进而逐步催生智能社会新形态，但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它与不同经济范畴的结合会衍生出以下两种社会形态的可能性。

一方面，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将会实现“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结合，在未来智能社会中逐渐变成一种人的新的“异化”力量。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能够促进社会生产效率全面提高，在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追求下，工人失业状况将更加严重，他们会逐渐变为人工智能的附庸。“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20](P554)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调和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所造就的“过剩人口”与工人失业问题尚不能解决，在智能时代这种排挤恐怕会越发严重，就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或智力。”[13](P739)如果说，普通机器能够替代人类的诸多体力劳动，那么，未来人工智能甚至可以替代大部分人类的脑力劳动，这也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终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20](P258)，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当人工智能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时，其核心技术也必将会被资产阶级牢牢把控在手中，工人在资本主义技术堡垒的捆绑中会与人工智能产生越来越大的专业知识技能鸿沟，人工智能赋予智能机器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也会使工人们的工作技能甚至是生活技能面临退化危机，最终使工人异化为人工智能的附庸和奴隶。其次，在未来受资本主义宰制的智能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形态将会转变为“数字穷人”或者是“无用阶级”。在未来智能社会中，人工智能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将会迅速拉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知识鸿沟。信息、知识取代土地、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智能时代的资源、财富和权力正日益集中到资本所有者和技术精英手中，马克思所揭露的工人——智能时代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数字穷人(处于数字鸿沟之弱侧，缺乏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的文盲、技术盲等)”——的相对贫困、无力、低贱等异化现象则愈加严重[21]。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中，一旦实现“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结合，“数字穷人”在受资产阶级支配的人工智能挤压下，自身能够参与到的社会分工越来越少，技术性失业和财富流失问题越发严重，社会贫富差距和知识鸿沟也将被迅速扩大。当社会生产力足够发达时，“数字穷人”不进行生产活动，整个社会也能够提供足够的基本生活保障，整个无产阶级都会变成赫拉利所描绘的“无用阶层”。当这些创造人类的本质力量——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以后，这种对人的否定就超越了马克思当年所痛斥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就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的那样，“现在世界大多数人都与全球体系的逻辑毫无干系，这比被剥削更糟。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22]最后，未来社会可能会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本身相结合，掌控技术和资本的资产阶级可能会突破人体生物基因界限，实现“超人类”的新形态。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提出了“奇点”理论：“奇点将代表我们的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融合的顶点，它将导致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23]由此，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很有可能在未来使人类打破生物基因的限定，人类大脑和身体会在与智能机器融为一体之时达到这个“奇点”，从而开启人机共融的崭新纪元。在未来智能社会中，人类可能通过人工智能结合生物基因、医疗技术等将自己改造为超越普通人的“赛博格”。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实现这种人机共融的机会，占据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又占据甚至垄断技术，处于弱势群体的“数字穷人”只能够逐渐被这些“超人类”所淘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恐怕也要让位于“资本为王”的社会法则，无产阶级想要再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积累来缩减阶级之间的鸿沟恐怕也会成为无稽之谈，阶级矛盾则会更加尖锐，最终极有可能会激发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来打破这种“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结姻。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工智能技术归全民所有，信息和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为全民共享，当社会生产不以利润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满足全人类的需求为主要目的时，智能社会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首先，在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会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提供了基础。虽然，目前我们尚未进入智能社会，但是现在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人工智能在和机器的结合中所创造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有了巨大提升，可以想象，进入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全方位融入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也将会创造出远超现在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来满足人类社会的各种需求，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其次，人工智能会将人类从那些异己的劳动枷锁中逐步解放出来，使人类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在未来智能社会中，高智化、自动化的机器设备将会使人类从一些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解脱出来，社会化生产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不再用于资本积累而是用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求，那么无产阶级就不需要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生活产品，从而有了更多自由时间和自由意志来自发地参与社会劳动，就像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13](P537)再次，智能社会中高智运转的技术设备和智慧工具为实施灵活性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20世纪 70年代初，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看到苏联执行计划中存在的低效、缓慢的弊端以后，试图用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结合建立一种“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分散型决议支持系统，来支撑国民经济的决策和管理，但以失败而告终。当然，在新一代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专家看来，阿连德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并不完全是其政治理念的失败，而是技术的失败[24]。艾登·梅迪纳(Eden Medina)指出“赛博协同网络”只是一个不成熟的产品，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和信息处理设备并不足以支撑整个智利的信息处理，是这种系统的不稳定性导致了最后的失败[25]。质言之，在计算机设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足够发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人机共融的模式对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的信息进行高效的收集和处理，并采用相关的经济结构模型来进行快速模拟运算，能够及时为决策部门提供市场数据并进行有效监控和预测，可以极大地提高决策的灵活性与准确性。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对象化，其自身具备了赋予机器自主学习能力、替代人类部分简单重复的脑力活动以及实现人机共融的技术特点。当然，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人工智能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不断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推动以信息部门为核心的第五次社会分工的深化。与此同时，也要理智地看待未来人工智能在和不同的生产方式结合时会演变出两种社会形态的可能性。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结合会导致人工智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异化力量，无产阶级会转变为“数字穷人”和“无用阶级”的形态，社会将会发生尖锐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实现了人工智能公有化，那么它将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一定的技术条件，使我们看到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当下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给我们迈向社会主义新征程带来了新的推动力量，我们既要警惕技术和资本联姻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更要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飞跃机遇，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