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日本教习补遗与式微因由考析

孙长亮，孙瑛鞠

清末日本教习补遗与式微因由考析

孙长亮1，孙瑛鞠2

（1. 南通大学 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19；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日本教习是近代中国教育体系建构过程中应时出现的特殊群体，自1902年开始正式受聘清国，至辛亥革命爆发、满清覆灭历经十余载，渡清人数达至千人以上。他们在中国尚处萌芽期的蒙养院，各类初、中、高等学堂从事教育活动，教授多门近代科目，不过在日本教习与学堂间催生的各类龃龉、赴日留学生渐次归国、西方教育势力涉入及明治政府态度漠然等诸重背景的交糅下，日本教习最终由盛至衰退出中国教坛，成为影响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历史群体之一。

日本教习；
人数补遗；
离清因由

甲午一役，中国国势日拙，满清朝野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向来被轻视却又迅速崛兴的东隅小国，并由此踏上了一条以“西学为旨、日本为梁”的道路。此役之后，日本为抗衡西方，大肆渲染与清合纵的“东亚黄色团”概念，而此时的清廷中枢亦清晰地认识到赴日留学生已成为威胁自身统治的“乱党”之源，与其派出去莫不如请进来，诸重背景下，日本教习作为特殊的群体现身中国教坛，成为影响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力源之一。

1988年汪向荣著述《日本教习》问世，为学界日本教习系统研究之嚆矢。此后学界对这一题域的研究渐呈蔚然之势，概言之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着眼教习人数及执教信息的考证，如汪向荣、加藤恭子；
二是以某一省份或某一学堂日本教习的教育活动为切入点，这类成果最为丰富，如荫山雅博、陶祺谌；
三是聚焦日本教习在教授某一科目的概述，如周亚婷、汪帅东。①

在笔者看来，日本教习在空间上零散于中国各省，在时间上不仅签约年限不一，临时续约、中途解约等情况亦随即发生，这最终导致中日双方对其记载过于散碎，1992年以降有关日本教习信息的搜集与实证性研究出现断档，补遗性成果近接于零；
另外，针对日本教习退出中国教坛的经纬，部分成果虽有言及，但仅以少许通篇一律之行文概述，在日本史料的追挖方面则更为阙如。基于此，本文首先解明日本教习涉入中国教坛的背景；
其次补遗300名在清日本教习信息；
最后通过日方史料以“异域之眼”深入分梳日本教习退出中国教坛的因由。

清末新式学堂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兴办起来的，因学堂甫立，急亟解决的就是近代学科师资的匮乏问题，这为日本教习的出现提供了直接契机；
另外日本亚洲主义团体的鼓噪亦大大加速了该群体涉入中国教坛的进程。

1901年初，东亚同文会副社长辻武雄撰写《清国教育改革案》并委托清国驻日公使、日本驻清各地领事呈递于清廷重臣及各地巡抚、道台案几之上，该改革案详细剖析了西力东侵之现势，声称长此以往东亚黄种定会沦为西方白种的奴隶，同时建言清国应速速整治目前尚虚文轻实学的教育现状，而整治的要径之一便是延聘日本教习。[1]不久东亚同文会会员中岛裁之通过其师吴汝伦的关系谒见李鸿章，二人共同商讨清国教育的改革问题，商谈的结果是李中堂很快答应延聘日本教习2000名，并拜托中岛从中斡旋。[2]随后中岛陪同吴汝伦访日，并向早川新次转达清廷延聘日本教习之意，进而获得日本文部省的同意和支持。甲午战后虽然有零星教习渡清任教，但1902年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等受聘京师大学堂方始拉开日本教习正式涉入中国教坛的序幕，而后日本教习陆续赴清，1908年渡清人数攀至顶峰，后逐渐衰退，至晚清覆灭几乎全员归国。虽说日本教习没能达到当时双方约定的2000名，但千人群体陆续折返东海的场面亦可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汪向荣在《日本教习》中曾列表统计在清教习800名左右，后武安隆（《日本学刊》1992年6期）补充88名，近年来笔者在卷帙浩繁的中日史料查阅过程亦有所得，网罗新见日本教习300名，现整理如下（见表1）。②诚然如汪、武二老反复所指，所列教习不可能没有误漏，笔者虽几经查考，但仍难保无错讹之处，敬希补正。

表1 清末日本教习补遗一览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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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续表

续表

荣枯盛衰是一切事物运行发展的规律，日本教习在清教育活动亦然，但其盛衰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的历史个案，而是杂糅于中国教育近代化、近代日本发展走向、西方国家侵略等诸多链条之中。关于这一群体为何会退出中国教坛，除国内常以清末国势动荡、教育利权回收热、近代中国基础教育体系逐步完备等缘由概述外，我们亦可通过日方史料进行深层次探讨，据此笔者将从如下五方面进行阐析。

（一）日本教习相互倾轧，丑态百出

追究冲突之源，首先是有关薪俸高低的敌对情况时有发生，要么部分渡清新教习要求与前辈教习有同等待遇，要么前辈教习在保障后辈教习的利益时使后辈间有失公允。其次部分前辈教习为逢迎清廷抑或树立自身权威，常常驱使后辈，致其不满。[3]另外部分日本教习为了自身利益，在中国人面前不惜以贬低、中伤同僚为代价谋求其位。如1907年云南高等学堂教习江部淳夫与池田太郎声称自身学历高于河合绢吉，应给与多出河合50元的特别优待，学堂总办回复应以合同为准，二人因所欲不遂，动辄停课，监督郎承诜知修金不加，交涉必难解决，于是暗中加二人各50元，此事方才解决。[4]北京豫教女学堂经理服部繁子亦曾描述她在北京生活期间日本教习的不道德行为，据其回忆：“他们之间不断争吵，在中国人面前争执不休，这种情况在偏远之四川腹地亦时有发生，实在令人窘迫，如此做法已严重阻碍我邦海外事业的发展”。[5]

（二）日本教习与学堂之间龃龉丛生

迥异于西人，多数日本教习在表面上是逢迎中国人的，但部分日本教习无论如何伪装，其言谈举止间、课堂讲授时不经意的优越性与高傲感其实早已暴露无遗。如两广游学预备科馆教习牧田态度傲娇，课堂之上对人经常随便怒骂。[6]1905年贵州师范学堂教习冈山源六得知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的消息后，立刻纠集日本教习并函约学生一并庆祝，师范生刘琨等拒绝参加，后冈山以“函招不至，侮慢师尊”为借口，对刘等拳打脚踢。为此学堂与日本教习间“往复交涉，函牍盈尺”，毅然将日本教习悉数解聘。后避居日本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将此“甲辰贺胜事”之经过全文刊发，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

除态度骄横，日本教习与学堂间的薪俸问题亦有诸多矛盾。如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因服部升子授课态度不端，在与其商谈解聘事宜时，她竟放言聘期未满不能辞退，若强迫辞职，须由两国政府交涉，最后学堂无奈按照三年聘约付给薪俸。[7]被日本标榜为“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贡献者”服部宇之吉亦曾刁难校方，首月学堂将薪俸送往时，他以中国银价下落要索以日金伸算，学堂不得已又补足五百元差额。[8]后《新民丛报》对其鄙琐龌促之举进行抨击，称“大学堂为中国之学堂，不用中银更将何用，岛人根性可笑可怜，今无理求金，非师道而市道矣”。[9]

（三）渡清日本教习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1906年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白河次郎以“在清国本邦文武出嫁教师”为题，揭露了在清大量“伪教习”拉低了日本教习的整体名誉。日语“出嫁”，原指背井离乡外出务活之人，而文中将教习前附以“出嫁”二字，是因为白河认为众多日本教习渡清与当初日本役人去夏威夷性质无异，去夏威夷是用劳动赚取劳银，而去清国则是用口水赚取薪水。文中指出日本教习的薪俸系日本国内2-5倍，为谋求高额收入日人争先赴清。另外日本教习之威信扫地，其人格高低亦为要因之一。白河将部分日本教习称为“劣质品”，声称他们并非是清廷依赖日本文部省选拔出来的优秀者，而是通过在清日本商贩介绍充任教习，抑或是因在日本欠债、教科书事件的跑路者。[10]此外，少数日本女性竟打着渡清教习的旗号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出嫁，如1907年山口、太田等均以充任教习为由渡清，实则成为中国留学生之妾，日本媒体对这种有失国格的做法痛批不已。[11]

（四）西方在华教育势力渐趋崛起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在致美国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12]1908年京师的部分学堂已将日语剔除授课科目，翌年作为清国第一外语的日语被英语取代，众多学堂甚至将其降至随意科。美国、德国纷纷向清廷推销本国教习，同时对日本教习施以恶评伺机提升本国身价，[13]1907年6月2日美国报刊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攻讦“在中国自视学者的日本教习虽易延聘，但其学识浅薄，大多为不学无术之辈”。[14]日本政治学家高田早苗曾回忆美国为清国学生量身定制了丰富的学习内容，并同意将协助清国剿团匪之乱时所获得的赏金悉数返还，作为条件，清国需向美国派送留学生。[15]为此日本《教育界》发表社评称：“对清国教育而言，我邦一再受挫，近时美国热衷抚育清国教育，日本教习之地位已逐渐被美国人所剥夺”。[16]

（五）明治政府对本国教习漠然置之

日本亚洲主义者虽然一再鼓吹日本教习为实现殖民中国的先觉者，同时建议明治政府应劝诱中国延聘日本教习，但明治政府大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究其原因，日本在甲午战役、日俄战争中的节节胜利使得日本军阀势力异常强悍并逐步取得左右国事的权力。在军阀眼中，教育事业耗时长，与实际效果又并非成正比，远不及陆海军人奏效。1909年日本文部省所获的奖励金曾被冷嘲热讽视为无用，只因军人一度经历战争日本国民无人不奉之为神，而教育者根本无法与之匹敌。[17]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对日本教习少有保护措施，在清执教多年的日本教习青陵对此深有感触，“别国应聘教习者其政府亦给予高额补贴且施加保护，且合同期满归国后就可在本国政府得以重用。然吾国政府对在清日本教习无些许保护，归国时又被视为落后时势之愚者”。[18]

日本教习活跃中国教坛十余载，作为近代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与碰撞最为活跃的媒介群体，与留日学生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日本教习的在清教育活动，学界往往概言其效果是失败的。毋庸置疑，清末中国国势早已如疾风中之微烛，在近代教育体系建构的初创期，各类仓促兴建的学堂、纷繁错杂的速成之法无异于江心补漏，加之日本教习在智识上参差不齐、品行上良莠不一，人员变动屡见不鲜，他们必然无法、也没有能力去“挽救”近代中国教育的坎坷局面。不过作为近代中国教育的首批实施者与推动者，他们对授课形式的规范、教学组织的管理等都无一不是在规范教学，尤其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的起步与发展，与日本女性教习是分不开的。为此依笔者管见，日本教习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过程中有效果可不显著，但并非是失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亚洲主义团体一再宣扬日本教习是先行中国的征拓者，但实际上他们上没有接到政府的委任，下没有与日本教习进行直接对接，只是无休止的玩弄笔头功夫，其结果便是这些头顶“清国辅翼者”光环的日本教习，成为了西方教习的替代品与点缀学堂门面的装饰品，直至最后他们也没有摆脱“传送带”的称呼，想必除获取高额薪俸外，亦剩下唯有身处中国才能获得自诩“高于”中国人的优越感吧。

文化，不属于某一民族、某一国家，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亦是国家主权独立的精神支撑，治理国家、维系统治大可通过借援外力汲取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但却不能完全仰仗外力，至于如日本一般将自我文明化、利益化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做法，最终只能自掘坟墓。

① 针对日本教习题域的考察，较中国相比，日本的研究成果相对突出，不过由于缺乏中国史料的比堪互证，故而在教习信息考证方面错讹较多。两国主要研究成果如：汪向荣.日本教习[M].北京:三联书店,1988；
加藤恭子.20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国派遣[J].ジェンダー研究,2015(18):73-85；
荫山雅博.清末日本教习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日本:雄山社，2011；
陶祺谌.清末黔抚邓华熙对日本教习的聘用[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9):134-141；
周亚婷.清末在华日本体育教习的历史回顾[J].体育学刊，2016(1):53-57；
汪帅东.晚清日本教习新论[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1):51-56.

② 该表格力求从日本教习所在地域、学堂名称、工作时段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爬梳，教习姓名中部分有姓无名或不详，并非笔者粗疏，而系原史料如此，其主要征引文献为：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清国備聘本邦人名表》系列；
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M].东京：龙溪书舍，1976：（资料1）1-44；
近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会．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中国の部）[M].东京：龙溪书社，2002（文末参考文献所引日本杂志均析出自该系列，具体部与页用“括号：页数”表示），另史料中个别难以读取的文字用“●”代替）。

［1］ 辻武雄. 清国教育改革案[J]. 教育時論, 1901, 571 (1):133-136.

［2］ 中島氏対李鴻章の教育談[J]. 教育時論, 1901, 573 (1): 138.

［3］ 吉野作造. 清国在勤の日本人教師[J]. 国家学会雑誌, 1909, 23-5(19): 297-322.

［4］ 而非. 高等学堂郎监督之外交[J]. 云南, 1907(6): 131-132.

［5］ 東亜同文会. 続対支回顧録(下巻)[M]. 東京: 原書房, 1973: 749.

［6］ 黎照寰. 两广游学预备科馆[M]// 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史料存稿选编(教育).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815.

［7］ 富香海. 创立时期的奉天女子师范学堂[M]// 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5.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5: 123.

［8］ 潘敬. 京师大学堂忆述[M]// 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史料存稿选编(教育).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756.

［9］ 日本教习之金钱问题[J]. 新民丛报, 1903(28): 76-77.

［10］白河次郎. 在清国本邦文武出嫁教師[J]. 日本人, 1906, 448(18): 358-362.

［11］丰岡茂夫. 四川の新教育[J]. 教育時論, 1907, 782(1): 394.

［12］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3.

［13］日本教師の排斥[J]. 日本教育, 1907, 52(5): 334.

［14］青柳篤恒.米紙支那人の日本教育排斥論[J]. 同仁, 1907, 16(11): 120-124.

［15］高田早苗.支那人教育及学制問題[J]. 教育界, 1909, 9-3(4): 343-348.

［16］外人の教育[J]. 教育界, 1908, 7-4(4): 295-296.

［17］高良生. 清国に於ける日本教習の評判につきて[J]. 教育(茗渓会), 1909, 315(5): 226-229.

［18］青陵. 清国応聘者に対する世評[J]. 教育界, 1911, 10-8(4): 366-370.

Additional Remarks about the Japanese Faculty and the Reasons for Leaving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N Chang-liang1, SUN Ying-ju2

（1.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More than 1,000 Japanese teachers as a special group i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formally employed in China since 1902, 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o the demise of the Qing Dynasty, were engaged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modern subjects in primary schools,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nd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kindergartens still in infancy. But, due to variou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Japanese teachers and schools, students’ return from Japan, emergence of western education, and indifferent attitude of the Meiji administration, Japanese teachers finally retreated from the Chinese teaching circle, declining as one of the historical groups that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Japanese faculty; additional remarks; reasons for leaving China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末女子教育策略研究”（20BZS079）

孙长亮（1981-），男，吉林长春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东亚教育史。E-mail: kaiserscl@n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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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0627（2022）04-0114-11

（责任编辑 赵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