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翻译家》看伦理视角下译者的责任选择

滕 梅，宋 醒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电影《翻译家》①根据发生在1989 年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古巴与苏联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哈瓦那大学俄国文学教授马林受国家指派,参加了苏联核电辐射病人在古巴的秘密治疗计划，负责为古巴医生和核泄漏事件病童及其家属做翻译。骤然从平静安逸的象牙塔来到紧张压抑的医院，这项紧急任务彻底改变了马林的生活轨迹。随着柏林墙的拆除，古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马林的家庭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平衡家庭与翻译工作之间的关系？如何从现实的难题中挣脱？马林能否走出重重困境？本文将借助芬兰翻译理论家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以电影《翻译家》中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例，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剖析译者在面临责任困境时做出选择的过程。

随着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愈发密切，翻译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其影响范围愈发广泛，发挥的作用也与日俱增。陈志杰、吕俊[1]63认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责任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责任对象不断扩大，从源语和源语作者扩大到目的语读者与客户，再扩大至源语及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乃至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责任冲突，于是译者被迫要在多种责任和价值标准中做出取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的选择不可能完全根据其个人意志，还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译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情境以及翻译活动进行的具体环境、条件和状况等。因此，当我们深入剖析电影《翻译家》中译员马林的翻译选择时，就必须考虑到当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的历史背景，以及随后古巴金融危机爆发的社会情境，同时也不能忽视马林是在紧张压抑的医院从事翻译工作这一活动环境。本文所说的“译者责任选择”是指译者(包括口译员和笔译者)在面对责任冲突时根据不同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所做出的主动选择，译者的责任选择直接决定了他的翻译行为与翻译策略。

翻译作为一种具有明确目的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其中既涉及语言的转换，又关涉意义的传达，更关系到人际协调与交往，因此翻译领域对“伦理”的讨论从未停止。“伦”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指的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伦理”即人伦道德之理。[2]119在社会学范畴里，“伦理”指人在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循的规则与规范，而在学术领域，“伦理”则往往是指对道德标准的追求。翻译就是抉择，抉择需要依据，翻译抉择的诸多依据之中，伦理方面的思考不可或缺。翻译中体现了伦理思考，对伦理问题的思考也贯穿了翻译过程的始终。[3]48翻译伦理的内涵非常丰富，如有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的“尊重他异性”翻译伦理(respect for alterity)[4]，有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翻译伦理(function plus loyalty)[5]，有美国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提出的“差异性”翻译伦理(the ethics of difference)[6]，有澳大利亚著名翻译学者皮姆提出的“跨文化交际”翻译伦理(the ethic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7]等等。芬兰翻译理论家切斯特曼[8]则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勾勒出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大体理论框架，并根据现行主流翻译伦理思想归纳提炼出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规范伦理(norm-based ethics)和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这五种模式将翻译伦理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翻译活动牵涉的各主体行为的关系中。

简而言之，伦理是讲次序的理论，而翻译伦理就是关于翻译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个要素之间次序的理论。也就是说，“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选择将什么要素放在第一位，什么要素放在第二位等”[9]20。翻译伦理与译者的责任选择之间存在天然的有机联系，不同的翻译伦理导向不同的责任选择。译者在从事翻译(包括口译)活动时，必定会秉持某种翻译伦理，也会自然而然地做出符合该翻译伦理的责任选择。

电影《翻译家》中的主人公马林虽然并非专业译员出身，但他为患儿们以及医生、家属进行的翻译行为也完全可以用翻译伦理来解读。那么，在译者做出责任选择的过程中，翻译伦理又是如何具体发挥其指导意义的呢？

(一)忠实作者意图，重构原文风貌

传统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忠实”,即译者要忠实再现原文或原文作者的意图，这也是大部分译者心心念念、毕生追求的境界。切斯特曼[8]提出的再现伦理模式(ethics of representation)就是根源于“忠实”这个翻译理念，他认为再现模式重在一个“真(truth)”字，强调要将原文、原作者摆在第一位，这同翻译异化观所倡导的观念不谋而合。贝尔曼于1984年首次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他也是首个对翻译伦理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西方学者，自此翻译伦理开始逐渐成为翻译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贝尔曼的翻译伦理目标就是通过传介“他者”来丰富目的语的社会语言文化，在他看来，“译者应当给予原作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充分的尊重，尽可能保留原文风貌”[10]；
而韦努蒂[6]也提出了 “异化”翻译策略，即“翻译中译作应保存原文中的语言文化差异和特色”,切斯特曼把贝尔曼和韦努蒂的观点归结为再现伦理模式的代表。

在“再现伦理”模式指导下的译者必定会把忠实原文放在首位进行考虑，力求做到对原文作者负责、对原文文本负责。例如在电影《翻译家》中就有多处场景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忠实与再现：小女孩因核辐射罹患绝症，医生束手无策，只能给女孩打镇痛剂止痛，作为翻译的马林虽心中不忍，但也只能将病情如实告知女孩的母亲；
女孩的母亲终日醉酒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女孩病危那天，马林将医生的诊断一字不落地翻译给女孩的母亲听，劝她接受现实，去见女孩最后一面；
躺在病床上的男孩亚历克斯质问马林为什么他们要整日遭受病痛折磨，马林并没有糊弄敷衍，而是毫无隐瞒地将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讲给男孩听。由此可见，“再现伦理”模式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原作品，精准传递原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真实意图，从而实现译者重构原文风貌的使命。

(二)服务目标读者，满足客户需求

服务伦理模式(ethics of service)主要源自德国功能主义学派提出的功能翻译理论。从功能理论的角度来说，译者只要遵循客户的指示和要求并符合客户设定的目标，翻译也就达到“伦理正确”了。切斯特曼[8]这样阐释服务伦理模式：译者应当尽力满足客户的翻译服务需求，为客户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商业化翻译服务。在“服务伦理”模式指导下的译者要为客户服务，对客户负责，尽力实现客户所要求的译本功能，想法设法满足客户的需求。比如电影《翻译家》中的译者马林，他原本在哈瓦那的一所大学里任教，负责教授俄国文学，生活平静而幸福，切尔诺贝利重大核泄露事故发生后，他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去医院担任翻译。这所医院里住满了受核泄漏事故影响的受害者，而医院的古巴医生与受核辐射影响的苏联患儿及家长相互之间语言不通，马林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双方进行翻译沟通，来帮助患儿们接受治疗。在这个案例里，这些苏联患儿就是译者马林的主要客户，马林应当为他们提供合乎其心意的翻译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服务伦理模式为借口来摆脱其他翻译伦理的制约。上文提到过，服务伦理模式主要源自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而同为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的诺德却认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有时过于强调翻译目的。难道为了达到翻译目的，译者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诺德[5]提出了“功能加忠诚”(function plus loyalty)原则，旨在避免激进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误导译者、将服务伦理引入歧途。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忠诚”(loyalty)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忠实”(faithfulness/fidelity)，因为“忠实”指的是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对等关系，而“忠诚”则属于人际范畴概念，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与其他利益相关各方之间的关系，它要求译者同时照顾到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和翻译活动发起人。

其实，“译者自开始承接翻译任务起，就要对其译作负责；
翻译伦理的首要问题不是‘应该怎样翻译’而是‘应不应该翻译’”[6]。译者做出的一切责任选择都是以译者自身处于自由状态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当译者的选择是其自身自由意志的体现时，译者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对他的译作负责。电影中，最初马林对自己的新工作十分不满，他原本在单纯抽象的学术世界里自得其乐，被迫服从上级命令来到医院为患病儿童与医生、家属做翻译，他每天目睹病童们挣扎在生死线上，甚至要亲口把噩耗告知他们的父母，亲眼看着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日渐消逝，无数幸福家庭就此支离破碎。这份翻译工作带来的巨大无力感几乎把马林压垮，现实世界的残酷、痛苦与无情令他不堪承受，甚至几度想要放弃这份翻译工作。一次他向护士抱怨说这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护士则悲悯地看着他，回答道“那些无辜受难的孩子们也不想要待在这里，可他们没得选”。马林默然。命运何其不公，他开始试着去理解那些身染沉疴的孩子们，耐心与他们沟通，努力化解他们的悲伤。此后，马林在医院的翻译事业慢慢步入正轨，他发自内心地接受了这份翻译工作，并尽其所能想要对他的翻译对象负责。

当然，译者是不能完完全全凭着自身主观意愿来进行翻译活动的，他做出的一切责任选择都必然受限于自然和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受限于翻译活动的责任对象，同样也受限于译者自身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随着翻译趋向职业化、译作趋向商品化，译者进行的翻译劳动正在逐渐变为可供交换的商品，相应地，翻译实践活动也就随之逐渐成为一种劳动价值交换的形式”[1]，在这种发展趋势之下，译者有责任、有义务去避免翻译活动沦为任由权力与金钱操纵的工具，避免自身成为替权力与金钱代言的傀儡。

因此，译者在面对权势和金钱压迫时，除了选择直接拒绝翻译外，还可以选择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强化或弱化某些内容等各种手段或策略来隐晦澄清自身立场，也可以选择用前言、后记或者回忆录等多种方式来表明其真实态度。总而言之，一名合格的译者必须对自己的译作负责，尽力满足客户的翻译服务需求之余，应当在“要怎么译”“能怎么译”和“该怎么译”之间做好平衡与取舍。

(三)调停文化差异，搭建沟通桥梁

跨文化交际的交际理论发展为切斯特曼提出的交际伦理模式(ethics of communication)奠定了基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领军人物皮姆[11]提出，跨文化交际的交流理论致力于达到的翻译目的，就是让互为“他者”的文化双方深化彼此之间的跨文化合作。在此基础上，切斯特曼指出，有别于其他注重强调文本之间关系的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重点关注翻译语言的交际功能，也就是人际间的关系。电影《翻译家》中，马林接触的第一个患儿亚历克斯因为核污染辐射而身染沉疴。由于成日困在病房里不能与外界沟通，整日相处的医生护士偏偏又彼此语言不通，再加上无休无止的病痛折磨，亚历克斯逐渐从阳光开朗变得抑郁封闭，沉浸在巨大的灾难阴影里无法自拔。他渴望与外界交流，渴望像同龄人那样自由生长，他也因为这一切无法实现而愤怒绝望。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要在这忍受病痛之苦，不见天日？男孩关闭了心门，用冷漠和决绝来伪装掩饰内心的脆弱与恐惧。马林心里清楚，就像影片开头那个抢救无效的小姑娘一样，亚历克斯也是不治之症，也许注定无法逃脱同样的悲剧结局。但他从未放弃，仍旧努力引导男孩与医生护士进行沟通，帮助他打开心扉，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并且向男孩传达所有人对他的关心和爱护，试图让亚历克斯感受到人间的温暖。马林努力帮助亚历克斯与他人拉近距离的行为恰恰符合交际伦理模式注重人际间关系这一特点。

跨文化交际想要实现的目的是让合作双方各取所需、互惠互利，而交际伦理模式的目的亦如此，也是为了让不同文化双方都能在翻译这一过程中满足各自需求，而译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与“他者”进行交流沟通，完成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信息传递。比如电影虽然取名《翻译家》，但主人公马林其实并非一名专业翻译家，更多时间他只是在护士给患儿们讲故事时帮忙翻译，或是负责把孩子们的诉求及时翻译告知医生，以及在家长无暇顾及时帮忙安抚病童的情绪。尽一己之力去改善患儿们的生存状态，希望能让他们少受些病痛折磨。这些男孩和女孩正值花样年华，却不幸遭遇这样悲惨的命运，马林对他们又怜又爱，从一个被动接受上级指令的译员自发变成了孩子们的大朋友，医院里的人都戏称马林为“孩子王”。马林成功地为患儿们架起了一座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实现了翻译的交际对话功能。尽管马林的翻译手段尚不够成熟，翻译水平也不见得多么高明，但他的确实现了交际伦理模式所追求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效果。

在“交际伦理”模式引导下的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媒介，肩负着语言文化调停人的角色，其职责就在于通过各种必要手段促成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调停文化差异，促成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成功沟通。

(四)尊重目标期待，符合社会规范

1995年，描述性翻译规范理论的代表学者图里[12]把“规范”(norms)定义为“将一个社会的普遍通行价值观转化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适当可行的行为准则，具体说明哪些是符合规定的，哪些是明确禁止的，哪些是在具体行为中可以容忍和允许的”。但切斯特曼[8]对“规范”的理解和描述与图里相去甚远，他指出，规范伦理模式(norm-based ethics)中的“规范”是指译者要满足目的语读者对译作的期待，译作应当符合源语和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规范，分为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两种。其中，期待规范是指目的语读者对译作的行文风格、遣词造句以及可接受性等各个方面的期待；
专业规范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责任规范、交际规范与关系规范。责任规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规范，它要求译者接受了雇主的委托之后，就得忠人之事、履行职责。例如在电影中，哈瓦那大学俄国文学教授马林是受到了古巴政府的指派,参与到两万多苏联核电辐射病人在古巴秘密治疗的计划中，负责为古巴医生和核泄漏事件病童及其家属做翻译，因此他的一切翻译行为都必须遵循政府规定，也就是责任规范。古巴政府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之后向深陷苦难中的苏联人民慷慨伸出援手，在此基础之上，马林作为国家指派的翻译，也必须尽心尽责地履行相应职责，在为苏联病童们做翻译的过程中按照政府的要求尽力帮助他们。交际规范则属于一种社会规范，指译者有责任尽全力促成参与文化交际的各方都尽可能交际成功；
而关系规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语言规范，主要涉及两种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某种恰当的关系。此外，切斯特曼指出，翻译规范赖以存在的基础应该是价值观，继而提出了“明晰”“真实”“理解”“信任”这四种用以制约翻译规范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在“规范伦理”模式的指引下，译者的职责就是要确保译作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各种规范。

然而，现实情况中往往会出现诸多令译者进退两难的局面。例如译者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规范要求译者应当保持意识形态中立，可事实上在面对国家或民族利益冲突的时候，中立是很难做到的。“译者责任论”在外宣翻译行为规范中表现尤为突出和明显。在外宣翻译中，外事译员由于身份特殊，根本不可能完全中立或隐身。外事译员不同于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们除了翻译工作这个本职外，还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忠于祖国，竭力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阐明对外的政治政策，尤其是当涉及到地名、领土、安全、民族、宗教等攸关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敏感词或禁忌语时,译者应慎之又慎、再三斟酌。

另外，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各种规范并不符合译者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当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各种规范与译者个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形成了激烈冲突，译者大可以不盲从、不屈服于陈腐的条条框框，完全可以选择去坚守心中的正义，肩负起社会责任，站出来抨击制度的不公与人性的黑暗。由此可见，译者也不应该拘泥于社会文化对他们的错误期待，要勇于打破常规，挣脱桎梏，按照心中的道德理念与价值观念做出自己的责任选择。

(五)恪守职业操守，忠诚翻译事业。

纽马克[13]所提倡的“翻译职业道德”和皮姆[7]主张的“译者专业责任”，对于切斯特曼归纳提出承诺伦理模式(ethics of commitment)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纽马克把翻译看作“一种崇高的、求真的职业”；
翻译过程应“尽最大可能地保留原文的‘真’”。皮姆则选择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入手，针对不同形态的翻译活动，来具体探讨译者应当遵循的伦理。这样，翻译伦理问题研究就从“原文伦理”“社会伦理”转向了关注“译者伦理”，即译者这一职业本身的伦理问题。皮姆[7]认为，译者只需对其翻译职业负责，遵守行业规范和程序规则。

2001年，译界权威杂志《译者》(TheTranslator)第七卷第二期出版了名为“回归伦理(The Return to Ethics)”的特刊，切斯特曼在其专刊的文章《圣哲罗姆誓言》(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中，以誓言的形式，提出了九条译者应遵守的誓言，借此表述了承诺的伦理，以便规范专业译者的行为。誓言的内涵丰富，几乎涵盖了翻译职业的方方面面，包括“承诺严守誓约，真实再现原文，译文要通俗易懂，忠于职守，对客户诚实守信，促进文化间的理解沟通，公平公正处理翻译争端，正确评估自身能力，不断提高专业水准，力求完美”[8]等等。

电影《翻译家》中的译员马林经历了一个从被迫接受到主动承担责任再到最后发自内心热爱这份翻译工作的过程。马林临危受命，去给受核辐射殃及的苏联患儿做翻译，这份工作打乱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节奏，逼迫他直面无情的现实世界——不复象牙塔里的宁静祥和，医院里到处充斥着痛苦、创伤和泪水。白天在医院，马林亲眼目睹无数幼小无辜的生命在自己面前消逝却无能为力。病床上的患儿苍白孱弱，正值花样年华却整日困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们渴望像其他同龄人那样自由生长，渴望与外界接触沟通，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马林是他们了解外界的唯一渠道，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情感压力和精神压力像潮水一般快要把马林湮没。晚上回到家，家人却不能理解他的翻译工作，妻子责怪他花费过多精力在那些患儿身上，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以至于他们的儿子在一天深夜因无人照料而走失街头。而且，翻译工作的薪水微薄，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这点可怜的薪水远远不够马林养家糊口。是屈从于现实压力就此放弃翻译事业，还是遵从职业操守继续翻译下去？马林作为一名译者的职业忠诚度受到了巨大考验。

直到有一天，马林在医院病房门前见到这样一幕：病床上的女孩苍白孱弱、身形单薄，护士要上前注射吗啡，女孩的母亲却扑上去拼命阻拦。医生不得已请来马林给这位母亲翻译诊断，告诉她女孩身上的癌症已经扩散，无药可医，只能注射吗啡缓解疼痛。女孩还并不知晓命运的残酷，依旧向母亲撒着娇、嘤嘤呼痛。目睹此情此景，马林缓缓流下了两行热泪，他深知自己绝不能抛下这群患病的孩子另谋高就，那一刻他做出了自己的职业选择。面对重重压力，马林或许有过动摇、有过彷徨，但他最终却没有放弃，没有退缩，他选择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表现出一名译者应有的坚持和担当，这正是切斯特曼在圣哲罗姆誓言中表达的对译者的期望。

因而，“承诺伦理”模式从道德理念的层面上强调译者应该把翻译当作一项认真严肃的职业对待，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与誓言，对自己的翻译事业始终保持忠诚，力争成为一名有理想、讲道德、负责任的合格译者。

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涉及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的选择也是一种伦理选择。切斯特曼[8]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以及承诺伦理。再现伦理是基于对源文本以及原作者的忠诚；
服务伦理强调翻译是为客户提供服务，遵循服务伦理即代表要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交际伦理则与源文本或客户要求无关，重在实现沟通与合作；
规范伦理其前提是特定社会特定时间持有的伦理价值观形成规范，而信守规范伦理即表示按照社会认可的规范行事。他认为前四种模式各有缺陷，且它们分别强调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分属不同的基本伦理类型(服务伦理和规范伦理属于契约伦理，再现伦理和交际伦理则以功利主义伦理为基础)，因此它们彼此可能并不相容。于是切斯特曼又提出了承诺伦理模式，针对译者这一职业本身的伦理问题，他认为译者应致力于在翻译事业中追求卓越，恪守职业操守，履行职业道德。

大多数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伦理关系主要限于译者、客户和文本之间的专业关系，甚至只涉及到与翻译专业背景直接相关的事项，例如翻译质量、翻译忠诚、对客户的服务精神等。纽马克[13]提倡的“翻译职业道德”、皮姆[7]主张的“译者专业责任”以及切斯特曼[8]提出的“承诺伦理”都是在探讨译者这一职业本身的伦理问题，其中皮姆[7]将这一狭义的职业伦理概念与哲学上广义的伦理学概念相对立，他认为前者是建立在译者对客户、文本和职业的责任基础上，而后者是建立在对整个社会负责以及追求公正、公平的一般伦理原则基础上的，更具普适性。

具体而言，这就提出了翻译的伦理责任是否属于职业本身的问题，从而引出了研究翻译伦理时可能会忽视的一点：个人伦理。译者也是人，他们自身也有着一套系统的理念，这套理念即个人伦理，指引着他们做出选择。切斯特曼[8]认为个人伦理与职业伦理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可能扮演的任何角色，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在职业伦理领域之外的。职业伦理是从职业利益出发，是由翻译事业及其相关规范衍生出的伦理行为守则，而个人伦理则更具主观性，是以译者个人信念为中心，因此他指出译者的个人伦理可能会在他们做出责任选择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其遵循职业伦理。电影《翻译家》中的主人公马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接受翻译任务之前从未接受过专业的职业培训，算不上是一名职业译员，但在面对责任冲突与工作困境时，他遵循个人伦理所进行的翻译行为，仍符合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职业翻译伦理模式。

译亦有道，一名合格的译者应当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念，遵循职业道德规范，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面对责任冲突时，译者应当在个人和职业翻译伦理的双重指引下，凭借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高度职业道德做出责任选择，才有可能成功应对翻译活动中遇到的种种挑战和困境。

注释：

①电影译名“翻译家”为该片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映时所用，电影又名“心灵翻译官(台)/翻译员/联合国翻译员”等，笔者在此沿用“翻译家”这一电影译名。